by顾真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1722—1735年），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改革。他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千百年来人们直接交纳的人头税改从土地税中征收，使贫穷人民不再有人口税的义务；他制定“耗羡归公”政策，把明朝以来的官吏私征火耗，制约在一定程度以内，以减轻税民负担，他推行“改土归流”方针，克服西南地区元明以来土司制带来的政令不一的弊病；他实施开豁贱民的政策，使沉沦数百年的贱民不再遭受不应有的歧视和打击；他还健全密折制度，清查亏空，设立军机处，制定主佃关系的新律令等政令。可以说他是勇于改革并取得相应成就的君主。他的改革内容，如题所示，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他的改革从施行之日起，直到今天的两个半世纪中，不时地为人们所议论。本文拟摆出这些议论的主要观点，加以再评论，以期正确地看待雍正帝的改革及其业绩，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肯定雍正帝是改革家
雍正帝在世时，人们对他的改革当然不敢公开诋毁，窃窃私议则时有发生。如针对经济改革和惩治贪婪官员，有人说：“朝廷惩盗臣而重聚敛之臣”[1]；说雍正帝“好抄没人之家产”，因此借打牌的名称，讽刺它是“抄家湖”[2]；指责雍正帝本人有“爱银癖”[3]。有的人不敢直接指责皇帝，则把矛头指向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臣，如怡亲王允祥、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等人，说他们“过于苛刻”[4]，“负国殃民”[5]。这些是雍正朝反改革派的评论，对改革持否定态度。
雍正帝死后，人们可以对他的政治作总结性的评论了，而且忌讳也不像他在世时那样多。
乾隆帝在即位半年之际比较乃祖乃父的政治时说：康熙帝“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雍正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6]肯定乃父针对康熙朝的“宽纵之弊”所进行的改革，批评实行中的过火行为，即对雍正帝的改革有褒有贬。
乾隆时知县牛运震给雍正朝广东巡抚杨文乾作墓表，认为雍正帝“乾纲英断，励精剔厘，中外风飞，雷厉管摄，震动八极”，所以才有鄂尔泰、杨文乾等督抚“刚正率属下，决壅锄奸，毋避豪贵嫌忌”[7]，对雍正推行新政作了讴歌。
嘉庆帝对乃祖的政治作了如下的概括：“世宗整纲饬纪，立政明伦”[8]，把改革作为雍正一朝政治总纲予以称道。
学者章学诚认为：“康熙末年积弊，非宪皇帝不能扩清至治”[9]，对雍正帝的改革推崇备至。
民国时期学人对雍正帝的改革发表的议论不少。
刘法曾在《清史纂要》一书中谓雍正帝“力矫康熙季年之倦弛，而一一提振精神，扶持纲纪，虽未免伤于苛刻，亦专制时代之雄主矣！”[10]肯定改革，褒多于贬。
柴萼在《梵天庐丛录》里写道：“清代史事，以康雍乾三朝为中坚，而雍正时之振刷尤为一代特色”[11]，对雍正朝的振新予以美言。
孟森对雍正帝的改革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指出“世宗承圣祖宽大之后，综核名实，一清积弊”；又评其人，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如世宗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12]
八十年代以来，评论雍正帝及其朝政的论著日增，于此仅列几部专著的观点。
冯尔康在《雍正传》里指出传主有“‘振数百年颓风’的革新思想”，并以专节的篇幅加以说明，他认为雍正帝在十三年统治中，“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又抱定改革的宗旨，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实行具有他的特色的政策。”而其结果是，“解决或试图解决历久相沿的弊政，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成吏治的相对澄清，造成国力的强盛和国家政局的安定，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所以说他是奋发有为的、对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君主。”[13]明确地认为雍正帝是有成就的改革家。
台湾学者庄吉发在《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一书中写道：“清世宗综核名实，是一个合理主义者。”他的政绩，“颇有表现，其主要成就，即在财政方面。雍正年间，改革赋役的结果”，“终于奠定清代鼎盛时期的经济基础。”[14]书题和论点表明，作者肯定雍正帝的改革。
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雍正帝“关怀民瘼，孜孜勤求治理。”又就雍正帝的历史地位，作出“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帝的整饬，满清恐早衰亡”的论断[15]，表达了他对雍正帝改革政治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以研讨《朱批谕旨》为契机，对雍正史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其倡导者宫崎市定在《雍正朱批谕旨解题》一文中，说雍正帝是“精力绝伦的英主”[16]，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杰出的独裁天子。另一位有成就的研究者佐伯富认为：“谚云，王朝基础多奠定于第三代，雍正帝为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之基盘，即为其所奠定，伊继御时年四十有五，正值春秋鼎盛之时，且非夙居宫禁，不谙世事，而于官场，皇族之积弊痼习早瞭然于胸，故甫嗣位即拟根除此等弊害”。[17]紧紧抓住雍正帝清厘积弊的改革论述他的历史，可见对其改革的重视。
雍正帝故世以来，清朝皇帝、官员及中外学者对他的评价是多角度的，是从他一生行事的各个方面去考察的，认识也不一致，有批评，有赞扬，有的批评多于赞许，有的则肯定重于否定。不管意见如何分歧，却有这样的一种见解值得注意，那就是认为雍正帝是锐意厘剔积弊的人，大力刷新政治，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人们在表达这种观点时，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不一，如人们爱用“整纲饬纪”、“综核名实”来评论他的政治。“整纲饬纪”，就是整顿朝纲，那是为改变纲纪不立而作的努力，换句话说就是改良朝政；“综核名实”，自《汉书》使用此词以表述宣帝的求实政治以来，多被人们用来表达政治改革的现象和历史。人们在说到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张居正等人政绩时，往往用“综核名实”表示赞许，评论者称雍正帝综核名实，无异是送给他一顶改革家的桂冠。评论家还用“振刷”、“奋发有为”、“奋力整顿”来形容雍正帝。不清厘痼疾，不刷新政治，就谈不上奋发有为，所谓“奋力整顿”、“振刷”云云，就是讲革除旧弊的，是对雍正帝的改革家称号的不言而言了。赞扬雍正帝励精图治，是英主，是就其改革家的实际历史而言，不肯定他的改革，这类评语也就落空了，所以这也是一种不言之言。总之，评论家们尽管使用的语言不同，而观点是一致的，即雍正帝是改革家。
二、对雍正帝改革内容的赞许
评论家们认为雍正帝是改革家，对于他的改革内容、政治实施，人们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一书里有两个条目，即“理足国帑”和“世宗不兴土木”，说雍正帝“综核名实，罢一切不急之务”，形成“国用充足”，仓庾富足的局面，“真善为政理”。而其本人“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昭梿认为雍正帝善于理财，开源节流，故而国富民殷。他从理财，也即经济政策方面表彰雍正帝的改革。相当多的人与昭梿一样，把注意力投向这个目标，请看：
乾隆帝继位时对乃父的改革有所挑剔，如对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政策不以为然，并要求臣下商讨是否继续实行这个政策。有少数官员表示希望恢复耗羡私征制度，但大多数人认为雍正帝改革得好，应当坚持。内阁学士钱陈群认为耗羡提解以来，“吏治肃清，民亦安业”[18]。兵部主事彭端淑声称耗羡归公是“万世不易之法”[19]。大学士和九卿讨论，公认耗羡私征是由来已久的弊病，“世宗宪皇帝俯允臣工所请，定火耗归公之例，将州县一切陋习皆为革除”，实在是“良法美意，可以久远遵行”；同时指出官员中有少数不同意见的，是“不揣事势”的偏见，不应采纳。在众人的说服下，乾隆也改变了看法，表示：“此事当从众议，仍由旧章。”这样才不“负我皇考惠民课吏之盛心”[20]。经过这一场辩论，愈加证明了雍正帝耗羡归公政策的“惠民课吏”的价值，而促成了后来的坚持实行。乾隆帝君臣以他们的行政实践肯定了雍正帝对耗羡私征的改革，这比一般性的议论更有说服力。
孟森指出雍正帝在经济政策上的“创制”，一是上面说过的“定火耗，加养廉”，他对此有高度评价，认为决定施行这项政策时，“世宗见解实出廷臣之上”，而此政策一行，清理了财政，整顿了吏治，“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21]雍正帝的另一独创是“并地丁，停编审”。孟森认为康熙帝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是好政策，但因没有具体措施，“美意终将废阁”，而雍正帝决策施行摊丁入粮之法，就使美政得以实施[22]。
嵇璜等修《清朝文献通考》，讲到丁随地起，对它大为赞颂：“盖因地制宜，使有田之家所加者无多，而无业之户利益者甚大，恂良法而意美也”[23]。
上述诸人肯定雍正帝的经济改革已与他整顿吏治联系起来。对官员任用制度的改革也是雍正帝革新的内容之一，人们对此也发表了一些议论。
康熙中，鄂尔泰为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帝于元年（1723年）即不秩用为布政史。昭梿在谈到这一事实时说，雍正帝在继位前与鄂尔泰有个过节，前者要求后者给其办事，遭到拒绝，雍正即位后不但不记前嫌，反而认为他“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守法甚坚，”用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故加以信任而擢升[24]。昭梿以鄂尔泰的幸遇，歌颂了雍正帝待臣下心胸宽广和不记私怨启用贤才的精神。
清朝用人，原有资格、出身的规定，旗、汉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复职制的衙门里，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满汉大臣班次》中，称赞雍正帝命将兼管吏部、户部部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班位排在另一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25]。又在《三笔》中写到湖广总督杨宗仁题调广东文武官员到两湖担任知府知县，均为雍正帝允行，作者因而说：“倘施之今日，恐本官荐主并受讥弹矣。”[26]赞叹雍正帝不拘资格和满汉界限的用人精神。
雍正帝将山陕乐户、绍兴惰民、常熟丐户、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旦户等贱民开豁为良，这件事引起了许多评论家的兴趣。
俞正燮讲“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雍正帝除豁乐户的事，“诚可云舒愤懑者”[27]。
刘法曾认为雍正帝放贱为良的本意是铲除绅士压迫贱民的习俗，而结果使贱民得到脱离羁缚的实利，不能不承认它是“善政”[28]。
日人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讲到解除贱民名籍，是雍正帝的“移风易俗之仁政”[29]。
贱民人数虽然只占总人口的很小部分，但解放贱民是一件大事，故谈论雍正帝政治的人都不会忽略此事，且一般都慷慨地予以美词。
评论家对雍正帝改革的其它内容也不乏论述，这里从略了。本文在说明这些观点时，有意选择清朝人和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十年的论述比以前的全面、具体、深刻，但不胜罗列，且早期的研究已经反映了雍正帝改革的基本内容，后来的暂时可以不述了。评论家从雍正帝的这些新政，看到了雍正朝社会面貌的一些变化，证明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行者的雍正帝是位改革家。
三、在全面分析中考察雍正帝的改革
改革是雍正帝执政史的一部分内容，评价他的改革自然不能与他的全部历史分开。人们因为对雍正其人的看法不同，从而评定他的改革所处的历史地位也有了高低之别。
有的评论者全面肯定雍正帝，对其政治自是赞扬备至。钱陈群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他在《恭挽世宗皇帝四首》之一中咏道：“正位当阳日，忧勤念八荒。商书宜骏历，周礼最精详。天意原仁爱，王权有弛张。畏神兼服教，千载亿轩皇。”[30]歌颂雍正帝是仁政爱民的圣君。在这里不仅称道了他的政治，对他的为人和伦理道德也作了不言而喻的肯定。人言雍正帝刻薄，钱陈群则认为他是执法严明。他在雍正八年（1730年）给其弟钱界的信中讲，现在有些读书人不通典故，把人家执法行事讥为过刻行为。其实，既然要执法，就得严明，“安得为过刻耶！”[31]这是针对不满雍正改革的舆论而发表的评论，认为当今改革合理，不能盲目反对。陈康祺也是全面肯定雍正帝的人，如认为雍正帝继位就是遵从康熙帝的遗意，他惩治允禩、允禟等弟兄，是“大义灭亲”，因为那些人“图危宗社”，被处治是罪有应得[32]。
有的批评者着眼于雍正帝的为人，对他的改革虽也有所注意，但把它置于次要地位，从而降低它的历史意义。比如一九八○年版《辞海》“清世宗”条，讲到雍正帝历史的要点是：（一）“以阴谋取得帝位”；（二）“以高压手段对付与争位有关的诸弟”，害死允禩、允禟；（三）“康熙的亲信多遭贬斥；”（四）杀戳隆科多、年羹尧；（五）改变康熙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笼络政策，屡兴文字狱；（六）“用藩邸亲信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七）建立军机处，取消诸王对下五旗军队的统帅权，加强君主专制；（八）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九）推行改土归流措施；（十）平定清海和硕特部贵族叛乱，镇压准噶尔贵族骚扰；（十一）与俄国订立布连斯奇条约的恰克图条约。前六点讲雍正帝篡位、屠弟、杀功臣、用私人，是说他破坏人伦，刻薄寡恩，品德恶劣，是在伦理道德上做文章。这样首先使人对雍正帝有个极坏的印象，再讲他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诸事，人们也就很难重视他的改革事业，于是这些改革业绩遂被湮没，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地位。辞书不是以发表学术见解为宗旨的著述，但《辞海》“清世宗”条却概括了重视以伦理道德评价雍正帝的这一派的观点。又如前面提到过的柴萼，在《梵天庐丛录》中虽说到雍正朝的振刷精神，而更多的是讲雍正帝为人不端，诸如“性高傲而又猜忌”，任用非人；贩丝绸到苏州，结交江洋大盗；在藩邸铸剑，畏惧不敢用；遭宫婢、太监谋害，几至死亡等。这类观点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对雍正帝历史真相有误解和歪曲，像讲雍正帝任人唯亲，例子是重用鄂尔泰、田文镜、李卫，其实这些人都不是雍邸旧人，雍正帝因他们的才能和贤德才不秩拔擢的。这种误解是对雍正帝与这些人的关系没有考察清楚造成的。至于说雍正帝被宫女太监谋害，纯属子虚乌有之事，实在是小说家之言。改诏即位之说是有争议的观点，尚不能以定谳来看。事实尚未搞清，即对雍正帝的为人大作文章，实在不利于对雍正改革的深入研究。二是片面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多方面去考察，可以立很多评价标准。中国古人大多以伦理道德来衡量人，以之为大节，把事功往往视作小节。这种观点影响深远，流传至今，人们仍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它。在对雍正的评价中，这个观点的影响是存在的。重伦理轻事功，容易忽视雍正帝改革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比误解、歪曲雍正帝的某些史实更严重。
关于雍正帝伦理问题的历史真相，长期以来争论不清，有的研究者有鉴于此，不赞成过分强调伦理的作用，而侧重以事功评论雍正帝。樊树志的《论清世宗》一文，不纠缠于雍正帝的人伦诸事，说“专注于他的嗣位及整治诸王与年、隆朋党，勾画出一副阴险寡恩的脸谱，未免有点夸张失实的味道。”樊树志重视雍正帝的业绩，认为他“针对时弊，严禁朋党，整顿吏治，重视用人，强调务实”，所以“政绩卓著”[33]。对雍正帝改革的业绩作了较高的评价。
评论历史人物，应当看他的全部历史，把他的各个历史侧面放在整体的各自部位上，就容易看得清楚而作出恰当的评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对他的伦理道德和治绩，都不应当忽视，也需要认识伦理道德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如道德、沦丧，不仅是品德问题，亦必然影响他的事功。但在事功和伦理两方面，前者更重要。政治更多地影响当时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演化，并会在一个历史时期里起作用，所以对历史人物的伦理与事功两方面，我们认为更应当重视他的政治作用。至于对雍正帝的全面研究，确实应注意摆脱重伦理轻事功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加强对雍正政治史的研究，才可能把雍正改革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纠缠于他的搞不清楚的人伦上的疑案，忽视他的改革事业，这种研究方法实不可取。
把雍正改革放到雍正帝全部历史中去分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和外界客观条件的制约。雍正史中有些历史疑案，因资料不足难于论定。此外，受当时政治的影响颇大，如在清朝，不满意雍正帝的人多不敢公开、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往往通过批评模范督抚田文镜，曲折地表示对雍正政治的否定。民国初年反清排满，丑化清朝皇帝，人们更是津津乐道雍正帝的伦理道德，至于他的改革业绩当然不会成为议论的主题。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发展，雍正帝的改革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随之而增多。这些事实说明，对雍正改革的研究与政治形势有关，与研究者的思想方法有关。总之，要搞好雍正改革史的研究，一要有合适的条件，二要把它放在雍正全史中作重点的考察，三要防止过分重视伦理的倾向。
四、研究雍正改革史的意义
人们为什么研究雍正帝的改革呢？研究的成果表明，是要从雍正改革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以利于当世社会的发展。
乾隆时河南巡抚阿思哈给《河南通志》作序，说：“世宗宪皇帝整纲饬纪，通变宜民。”同时期问世的《清朝文献通考》的编修官就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一事，说他：“通权达变”，行“至公至善之计”[34]。这些乾隆年间的官员注意雍正帝的权变，即称赞他的变革精神。如果说他们还只是就事论事，不是为了宣扬雍正帝的革新思想，并非另有所指的话，那么后来人的评论就把这个观点升华了，达到了新的思想境界。嘉庆初，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蓬勃发展，清朝统治处于某种危机之中，人们寻找出路，希图使清朝摆脱困境。这时，章学诚提出改革的主张。他说康熙末年有积弊，靠雍正帝改革以清厘，乾隆季年与康熙晚期有相似之处，因此嘉庆帝与雍正帝面临相同的形势，雍正帝改革了，嘉庆帝应当怎么办呢？章学诚建议：“我皇上于祖述列圣之中，尤宜效法皇祖宪皇帝之所为”，只有这样，民累始可以悉除，“逆匪”自不难勘靖[35]。章学诚讴歌雍正帝改革是为了要嘉庆帝向乃祖学习，目的性很强。陈康祺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他关心政治，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希望于朝政有所裨益。他作《郎潜纪闻》，是为记录“练习吏治、兵制、河漕、盐法，寻求利病，锐意世用”的观点[36]。在该书“沈端恪公恩遇”条中，就沈近思与雍正帝的际会写了他的感受。沈近思在康熙朝以同知告病家居，雍正帝即位用之为郎中，一年后超升其为吏部侍郎。陈康祺说沈近思固然清廉忠谨有晋秩的条件，而雍正帝“任贤勿贰，破格甄劝若此，想一时百僚仰望，莫不感泣奋兴矣！”陈康祺没有停留在感慨雍正帝的不秩用人上，他进一步联系当时的现实说：“今循例迁除，且似河清之难俟，因循泄沓，弊实由兹，经国者盍思变计乎？”[37]他痛恨因循守旧，希望“变计”，即出现雍正帝式的改革。章学诚、陈康祺的评论雍正帝革新，目的很明确，就是学习雍正帝的改革精神，实现当代的政治变革。事实表明，清朝的那些赞颂雍正改制者，是主张政治上革新的人，他们宣传雍正改革，把它作为前进的思想动力，加以效法，以实现当代兴利除弊的改革。所以对雍正改制的研究，在当时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是清人的研究，限于将雍正改革当作说明作者观点的事例，并没有对它的内容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述。
清朝灭亡后，雍正帝改革的直接的现实价值自然地消失了，但并不因此失去它的研究意义，这是因为：
第—，雍正帝改革有值得肯定之处。雍正帝清除积弊，整饬吏治，改革赋役、行政制度，一定程度调整了生产关系，或多或少地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有其积极的因素，这就使后人足以借鉴。
第二，对于雍正帝的改革，经历了清朝、民国和社会主义中国三个时期的检验，其有价值的成分，时间越长人们认识得越深刻。雍正改革对后人革新的启发，至少可以归纳为：（—）不怕反对势力，坚持改革。雍正帝改革之初，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其中有他所信任的大臣，如吏部尚书朱轼、侍郎沈近思等。首先实行耗羡归公的山西巡抚诺岷、河南巡抚田文镜，创行摊丁入亩制的直隶巡抚李维钧，皆首当其冲地遭到攻击，他们要求雍正帝的保护。雍正帝对首事疆吏给予信任和支持，驳斥那些攻击改革的言论，惩办了个别的反对者，把改革坚决推行下去。（二）讲求改革方法。如只有改革的愿望，没有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就很难实施改革和取得好的效果。雍正帝深知这个道理，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如李维钧提出改变人口税征收制度的建议，雍正帝一面令大学土九卿讨论这个主张可否实行，一面要求李维钓制定方案，待到李提出具体的摊丁入亩办法之后，雍正帝认为可行，就批准实施了，实行后效果良好。有了好方法，可以防止某些人钻改革的空子，使改革能正常地进行下去。（三）警惕改革的不彻底性。雍正帝作为封建帝王，他的改革不可能触动根本制度，由封建制度而产生的—些弊端也不可能彻底革除。如只能以耗羡归公限制火耗滥征，限制官吏肆无忌惮地贪污，把官吏不合法的私征变为公开的合法的征收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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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史的研究表明，雍正帝是个改革家，但目前对其改革史的研究，尚不系统，不深入，有待于加强；深入研讨雍正改革史，既要避免纠缠在他的伦理道德和继位疑案问题上，又要把改革放在雍正全史的适当地位上；加强雍正改革史的研究，科学地总结它的经验教训，这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现时代，应当有它的特殊意义。
[1]《雍正起居注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条，原书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萧奭：《永宪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
[3]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24，五年九月己亥条，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1965年版。
[4]《雍正起居注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条。
[5]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7《内阁学士原任直隶总督临川李公传》，乾隆三十四年刊本。
[6]《清高宗实录》卷12，元年二月癸酉条，1986年影印本。
[7]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65，湘阴李氏版。
[8]《清高宗实录·序》。
[9]《章氏遗书》卷29《上韩城相公书》，1922年刘氏嘉业堂刊本。
[10]刘法曾：《清史纂要》第三章。
[11]柴萼：《梵天庐丛录》卷18《雍正朱批谕旨》，1926年刊本。
[12]《明清史讲义》下册，第三章，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庄吉发：《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15]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增订第二版。
[16]宫崎市定：《雍正朱批谕旨解题》，载《东洋史研究》15卷4号，1957年3月。
[17]《<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序》。
[18]《香树斋文集》卷4《条陈耗羡奏疏》，光绪二十年刻本。
[19]贺长龄、魏源辑《皇朝经世文编》卷27《耗羡私议》，道光间刊本。
[20]《清高宗实录》卷178，七年十一月乙丑条。
[21][22]《明清史讲义》下册。
[23]《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商务印书馆“十通”本。
[24]昭梿：《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25]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满汉大臣班次》，中华书局1984年版。
[26][32]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
[27]《癸巳类稿》卷12《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
[28]《清史纂要》第三章。
[29]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但焘译，中华书局1915年版。
[30]《香树斋全集·诗集》卷7。
[31]《香树斋全集·文集》卷7《与界弟》。
[33]《复旦学报》1979年第4期。
[34]《清朝文献通考》卷三《田赋》。
[35]《章氏遗书》卷29《上韩城相公书》。
[36]《郎潜纪闻初笔·序》。
[37]《郎潜纪闻初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