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虽然是康熙重臣，但是由于他的官职隶属于清代八旗的内务府系列，其人又是旗下包衣的身份，正史记载简略，民间史料又多杂沓，因此对于曹寅的研究首先是从搜集、整理大量的历史文献，考订曹寅生平的基本史实开始的。
1921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胡适，撰写了《红楼梦考证》，放在亚冬图书馆新式标点本《红楼梦》的卷首，同年底，胡适将《红楼梦考证》改定（改定稿写成于1921年11月，附于1922年亚东本《红楼梦》卷首）。由于《红楼梦考证》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红学史的主流位置，人们一般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视为“新红学”，视为现代红学的开端，此前的红学则为“旧红学”。实际上，胡适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正是从对于曹寅的研究开始的。从1921年的下半年顾颉刚先生将袁枚《随园诗话》中关于“曹雪芹和曹寅是父子关系”的记载用明信片抄寄给胡适先生起，到1923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辨》止，顾颉刚、胡适之、俞平伯三位学者在长达两年中的书信来往中交流《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从京师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晚晴簃等公私藏书楼和京沪两地各大书肆搜集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熙朝雅颂集（八旗人诗抄）》、《楝亭集》、《四松堂集》、《雪桥诗话》、《曝书亭集》、《有怀堂集》、同治《上江两县志》、嘉庆《江宁府志》等文献，对曹寅及其孙子曹雪芹的生平与家世做出了初步的考证，开始以实证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从而开创了《红楼梦》文献研究的新时代[1]。胡适之、顾颉刚等人借重于文献的搜集、发现，在红学史上第一次以丰富的文献资料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并对曹雪芹的身世和家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对于曹寅的研究，特别是《红楼梦》作者家世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由于材料的限制，尽管胡适在这些研究上出现了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判断，但是，胡适在“曹学”[2]的建立上毫无疑问是一个奠基者，虽然胡适没有提出“曹学”的概念，但是他在《红楼梦考证》中却提出了一系列“曹学”的基本课题，如曹雪芹与曹寅、曹颙、曹頫的关系，从曹锡远至曹頫的曹家历史，李煦与曹家的关系（后来的所谓“曹雪芹江南家世研究”即由这一思路展开），曹氏家族的祖籍问题，曹雪芹的生平、晚年在北京的行踪，等等。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曹学”领域中进行了不懈的研究，虽然不断有新的材料被发现，不断有新的结论被提出，但是后来者的研究总超不出胡适所划定的这一范围。
1930年前后，李玄伯于故宫博物院的懋勤殿找到了一个朱批奏折小匣，内有曹寅、曹颙、曹頫的奏折[3]。根据这批奏折，再加上尤侗的《良斋倦稿》，李玄伯对曹氏家世进行了新的考证，写成了《曹雪芹家世新考》[4]一文，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推断。第一，他提出曹氏非旗人而是汉人，并指出曹寅与河北丰润之曹冲谷为同族弟兄。他查阅了光绪《畿辅通志》、乾隆《丰润县志》，列出了丰润曹氏的世系图，在谈到志中《封赠门》有“曹邦彦以子森贵”一条时，他说:“邦彦或与寅之祖振彦为兄弟行耶？”从而提出了“曹寅实系丰润人而占籍汉军”的论断。第二，李玄伯从尤侗的《良斋倦稿》卷四《曹太夫人六十寿序》中得知，曹玺之妻姓孙，孙氏在丰润是大姓。据此他推测道:“曹玺妻里系虽不可知，或亦其同乡欤？”第三，曹寅只有一子曹颙，曹頫乃其过继之子。第四，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曹頫奏折，曹颙死时，其妻有遗腹子。康熙五十四年下距乾隆二十七年（1762），凡四十七年，又据敦诚诗句“四十年华付杳冥”，李文推测这一遗腹子“或即雪芹耶，且《红楼梦》中人物贾兰系遗腹子，而宝玉出家，亦有遗腹子，则此种推测，虽近于武断，然不为无理矣”。第五，曹寅有一女嫁与镶红旗王子，为康熙指婚。李玄伯进一步推论：“观此，则贾元春实有其人。曹氏虽无贵妃，然有王子福金（福晋）矣”。第六，曹寅有弟名宜，有侄名硕，有甥名昌龄。第七，曹氏与康熙关系密切，“曹寅在江苏地方，大小事件，苟有所闻，必立奏闻”。第八，曹寅死后，公项亏空，还有私债。第九，曹寅死后，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隋赫德继任织造之前，总督范时绎已将曹氏产业查封。这些产业后由皇帝赏给了隋赫德。第十，据隋赫德奏折，曹頫后来被抄家。对于曹頫的被罢免、抄家的原因，李玄伯认为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存在。根据隋赫德所奏曹頫代塞思黑藏金狮一事，他推测“曹氏或者为塞思黑党，则受宠四代之织造，忽然抄家，亦不为无因也”。第十一，曹氏亲戚李煦为山东人而占旗籍。李玄伯的这些推证，比起胡适的曹寅研究和曹氏家世考证来说，显然更丰富了许多。李玄伯该文的发表，在红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曹氏家世新考证的热潮，但大多数作者的基本观点都没有超越李玄伯，而在本事考证方面则走向了索隐。
1930年至1942年，故宫博物院的《文献丛编》，自第九辑起，陆续刊出了一批康熙年间（1654—1722）曹寅、曹颙、曹頫、李煦等人的奏折和康熙在这些奏折上的朱批。这批档案史料不仅对曹寅生平的考证和曹氏家世的考证产生了新的推动，而且也对索隐红学进一步的索解提供了文献上的新依据。可以说，“新红学”在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方面，每前进一步，都以文献的搜集、发现为基础。正是这种科学精神、这种现代学术品格，使“新红学”迥然有别于胡适之前或同时的索隐红学。正因为如此，胡适的考证一出，便为学界所普遍采信，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小说史，在谈到《红楼梦》的作者、版本乃至主题、续书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胡适的结论。但是，胡适从一开始就倡导的“贾、曹互证”，混淆了历史事实和文艺作品之间的区别，把“新红学”引向了歧途。
1949年至1978年，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乃至于整个的学术研究方面，非常注重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执政阶层的意识形态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限定了“批判的武器”，规定了批评与研究的主题、对象、方法与结论。《红楼梦》的批评与研究也不例外，这三十年的绝大多数《红楼梦》研究的论著其实都只是围绕着政治意识形态主旋律的各种不同的变奏。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这种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地位，使得学术的自由讨论在这一时期局限在文献研究的范围内，反而促成了以实证方法为主要研究方式的曹寅研究和曹氏家世研究的长足发展。
这三十年的曹寅研究虽依然附着在对《红楼梦》作者家世的研究上，但是其独立的倾向却是越来越明晰。这一期曹寅研究的着重点仍然是放在曹寅生平的考证和曹寅家世的考证上，而对曹寅的思想与文学成就的研究，相对来说就要少得多。这时期的曹寅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新材料的不断被发现。1951年，箭伯在《上江两县志》里发现了有关曹玺、曹寅的传记。1955年王利器发现了《春柳堂诗稿》，1957年贾宜之发现了《浭阳曹氏族谱》，1963年8月17日至11月17日，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故宫博物院在北京故宫文华殿联合主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会上的展品有上千件，其中对曹雪芹家世研究有着直接意义的文献资料就有30多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市文化局在其组织的关于曹雪芹家世的调查中发现的一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抄本），对研究曹寅的祖籍有着重要的意义。距箭伯的发现二十四年之后，1975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新雷发现了蓝应袭等人撰修的《上元县志》卷十五的《曹玺传》，同时，冯其庸与李华发现了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里的《曹玺传》和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里的《曹玺传》。1975年和1976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分别出版了《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和《李煦奏折》两部有关曹寅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中，《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收录了曹家三代四人(即曹玺、曹寅、曹颙、曹頫)向当时皇帝所上的奏折182件（时间跨度为康熙十六年(1677)到雍正十三年(1735)，共五十八年），这些奏折生动地反映出以曹寅为中心的曹家三代四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反映出他们和清朝皇帝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同时也生动地传递出曹家由盛到衰的过程，这些文献资料的发现对于曹寅的研究和《红楼梦》作者家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949年至1978年这三十年的曹寅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关史实的新考定。1951年，余苍在《亦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探讨曹雪芹的家世问题，包括曹家的发迹史、曹寅的子嗣、曹颙与曹寅的关系、《红楼梦》的写作等等。余苍从满清八旗制度推断，曹頫是曹寅的嗣子。1953年，周汝昌发表了《红楼梦新证》，他从浩瀚的清人诗文别集、方志传记、宫廷档案、墓碑铭文等文献资料当中钩稽摘录了几十倍几百倍于胡适的资料，对曹家的世系、曹寅的一生和几门亲戚的荣枯盛衰有所发现和考定，该书在《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曹氏家世研究（“曹学”）以及脂砚斋批语研究（“脂学”）等方面提供的材料，绝大部分是过去的红学家未曾见过的或者未曾引起重视的。1975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新雷在对清代曹家在南京的事迹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乾隆上元县志》中关于曹雪芹曾祖曹玺的传记，后来又发现了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依据这两篇文章，吴新雷作出了一些新的结论或推断：（一）、曹家远祖是宋代的开国大将军曹彬，曹家的原籍是东北辽阳；（二）、曹玺的祖父曹世选是明朝沈阳中卫的地方行政长宫，颇有声望：（三）、曹玺的父亲曹振彦在清初时卫护多尔衰入关并立功授职；（四）、曹玺的妻子孙氏是康熙幼年时的保姆，曹玺因而得到康熙的宠信；（五）、曹玺担任江宁织造，表面上是替皇家管理染织，采办物资，而实际上负有更重要的使命，即帮助康熙皇帝了解江南的吏治民情，沟通满、汉之间的民族感情，争取明末遗民，搞好民族团结，以巩固康熙皇朝的封建统治；（六）、曹寅子承父业，继续做民族团结的工作，通过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等文化交往，广泛联络汉族地主阶级的各方面人士，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等等。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其庸和另一位“红学”研究者发现了康熙二十三年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的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和康熙六十年上元县知县唐开陶等纂修的《上元县志》中的《曹玺传》，在两相校对中，冯其庸发现蓝《志》抄录自唐《志》，只是校正了唐《志》的几个字。根据北京市文化局在其组织的关于曹雪芹家世的调查中发现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抄本）和这两篇《曹玺传》，冯其庸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如曹寅之弟子猷的名字的确叫“曹宣”；曹寅与曹宣不是孪生兄弟；（周汝昌旧版《红楼梦新证》称其为孪生兄弟）；曹颙字孚若；曹頫字昂友；曹寅首次至江宁织造署任事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曹玺死后开始的；曹世选名宝；曹家的远祖“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在随后进行的长达四年的研究当中，冯其庸发现了孔有德《降金书》的满文本，从而弄清楚了五庆堂曹氏的祖先曹绍中是孔有德的部下，并且是《降金书》的投送者；发现了康熙抄本《甘氏家谱》，并将其与《五庆堂谱》进行比对论证，从而弄清了五庆堂曹氏祖先曹权中的女儿确实嫁给了甘体垣，证明了五庆堂曹氏与甘家确系姻亲关系；冯其庸通过田野调查，还发现了五庆堂曹氏祖先在河北涞水县沈家庵村的家族墓地和墓基界石，从而确切无疑地证实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可靠性，证实了曹雪芹的祖先确与五庆堂曹氏是同宗，证实了他们共同的祖籍确是辽阳。冯其庸还通过查阅《清实录》，发现了其中关于曹振彦的重要史料，弄清了早在天聪时期，曹振彦已是多尔衷属下的旗鼓牛录章京，因而进一步弄清了曹雪芹的祖先与后金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旗籍。此外，冯其庸还在辽阳发现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曹振彦的题名，以及《重修玉皇庙碑》碑阴上曹振彦的题名和《弥陀寺碑》碑阴上五庆堂曹氏祖先的题名。由于这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使得我们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了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1949年至1978年这三十年的曹寅研究，最后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关新论著的不断出版。在众多关于曹寅研究和《红楼梦》作者家世研究的学术专著当中，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的这本《红楼梦新证》，“首创性与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紧密结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意义”[5]。1980年，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对于曹雪芹的家世研究（准确地说是“曹寅家世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重要分支。从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数十万字的宏编巨著专门探讨曹家家世问题。
如前所述，这三十年的“红学”研究，由于其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依附性，反而促成了以实证方法为主要研究方式的《红楼梦》作者家世研究的长足发展。这三十年来，特别是在70年代中后期“自传说”全面复活并成为《红楼梦》文化研究（包括作者家世研究、文本研究、版本研究、批评研究和实体文物研究）之主流的情况下，除对《红楼梦》的文本研究外，有关《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研究、版本研究、批评研究和实体文物研究，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对于这些研究之发展的叙述已经超出了本书的叙述范围。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特别是在对《红楼梦》的文本研究方面，陷入了一种怪圈，研究者们一方面猛烈地批判胡适从事“红学”研究的范式，另一方面又继续发展胡适的错误范式，继续遵循胡适从一开始就倡导的“贾、曹互证”的研究方法，继续混淆历史事实和文艺作品之间的区别，使得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文本研究，离学理上、本义上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远。
－－－－－－－－－－－－－－－－－－－－－－－－－－－－－－－－－－－－－－－－
[1] 参见胡适《胡适红楼梦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3月版，第2—122页。
[2] 最早提出曹学名称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他在《近代红学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曹学是研究曹家家世和曹雪芹本人的一门学问，它与红学互有联系，但又是各有不同侧面的姊妹学科，它是我国文学、史学、传记学园地的一朵新葩。曹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包括曹家家世情况，诸如籍贯、出身、官职、家族情况、曹家与清皇室的关系、曹家与江宁织造、康熙与曹寅、曹家败落原因等。另一主要内容为曹雪芹生平研究，包括名、字、号、生卒年、生活经历、佚著遗物和有关文物。
[3] 据说雍正皇帝一即位就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声言“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参见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此匣很可能就是当时曹頫缴交的江宁织造曹家的奏折和朱批。
[4] 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载《故宫周刊》1931年第84、 85期。
[5]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总序》，载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