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从利玛窦开始，一批欧洲传教士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好感，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的契合点，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他们获得了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代皇帝的器重和礼遇，传教工作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然而，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局面迅速逆转。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一部分传教士则斥之为不当。康熙末年，礼仪之争达到高潮。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遣特使多罗来华，发布禁条，实行干涉。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态度明确而坚定。但多罗却顽固不化，死硬对抗。教皇不顾康熙帝的反复声明，一意孤行，再次颁布谕令，强行禁止中国礼仪。康熙帝看了教皇的禁令后，愤怒地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康熙著西洋人带信给罗马教王特使多罗谕》，《康熙为罗马教王特使来华致在华众西洋人谕》，《康熙朱笔删改德理格马国贤上教王书稿》，《康熙为教化王特使嘉乐来华一事致西洋人谕》，《教王禁约译文》等文件，如实地记录了康熙帝对天主教从宽容到严禁的转变。
礼仪之争和教皇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虽然，终康熙朝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但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
所以楼上的说得没错,他们不可能成为教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