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遗诏有这样的一节文字：
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议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后遇此等事则加斟酌，若有应照旧例行。
这里表示要把从前的严政改为宽政，显然不是雍正的意思，而是新君乾隆的愿望。这个去严从宽，是乾隆改变乃父政治的纲领性主张，随后就以自己的名义，不断阐明这个观点。十月初九日谕王大臣等：“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他希望“君臣惟日孜孜，交勉不逮，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他认为乃父政治过猛，他必须以宽来纠正它。两个月后又对他的父祖政治作了评品比较，他说圣祖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从以后的主张和实施表明，弘历尊崇他祖父，倡导宽仁，反对乃父的严刻和近于急躁的雷厉风行作风。
基于理想的不同，乾隆对前朝政事多所指斥，把献瑞祥，报羡余，匿水旱，奏开垦，改土归流，更隶州县等事，说成“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对耗羡归公、改土归流以及农业上的各项政策表示了异议，并加以改变。即位诏中说督抚的报垦荒是欲以广垦见长，州县官想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其实并未开垦，“嗣后各督抚造报开荒亩段，必详加查核，实系开垦，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阎之累”。即位的前半年，迭下诏书，令江南、四川、陕西等地督抚减少耗羡成数。废除田文镜实行的契纸契根之法。元年三月驰黄铜之禁。六月将直隶营田交所在州县管理。七月停止实行老农顶戴之例，十一月改八旗井田为屯田。对于雍正朝为惩治不法绅衿而加强的管理措施概行放宽，元年二月把贡生员的杂色差徭一齐豁免，以示政府优恤士子之意。六月，将对生员欠粮、包讼等情事的处分，改宽、改缓。这也涉及到文化政策，前已说过，即位第三日驱逐道士，接着警告与雍正接触过的僧侣，不得在外招摇撞骗，否则以国法、佛法治罪。重申给予度牒方准出家的条令，以限制出家人数。又把侍奉雍正帷幄的僧人放出。对于报祥瑞表示厌恶，“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
对历次政治斗争及与其有关的文字狱，乾隆作了一些改正处理。即位的次月，指斥允禵之子弘春：“伊父获罪监禁，伊反以为喜。“弘春时为贝子，曾被雍正封为泰郡王。雍正囚禁胤祉嗣子弘晟，封其弟弘暻为贝子，乾隆指责弘暻”亦以监禁伊兄为快“。十月命九卿议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回归宗室问题，诸臣旋议旋改，莫衷一是，给事中永泰等遂参劾九卿不实心任事，乾隆看得明白，此事关系重大，廷臣难于定议，就宸中独断，将阿、塞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即承认他们为宗室，给以疏远皇族的待遇。至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下令恢复阿、塞的原名，允许归还宗籍。允禩集团成员阿灵阿墓前的罪碑，乾隆于元年十月下令除去，其本支原罚入包衣佐领，也令复入本旗本支。对年羹尧、隆科多两案中的人员，亦予宽大，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允许起复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文武官员，只是酌量降等使用。元年三月，以汪景祺作《读书堂西征随笔》是在出游秦中，与其在浙江故里的族属无关，令将其流放宁古塔的兄弟、侄子放回原籍，又以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子侄拘禁配所将近十年，也令释放回籍。对雍正宣布宽免得曾静、张熙，乾隆说不能曲宥，尽管雍正说过子孙不得以曾静反对他再加处分，乾隆还是把他们凌迟处死。对其他文字之祸，接受监察御史曹一士的建议，进行复查。曹一士的《请查察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的奏疏，对康熙、雍正两朝的文字狱作了生动的揭露：
比年以来
，闾巷细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私书，指摘章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鞠，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诉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一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罪逆，敢于明布篇章。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诘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
他说的很痛快，很大胆。他同时要求检查从前各案有无冤抑，以后有妄举悖逆的，即反坐以所告之罪。元年二月，乾隆接受了他的建议。
乾隆这样变更乃父政事，引起很大反响，一种是表示欢迎，所谓“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一种是与此截然相反，极力反对。署理四川巡抚王士俊密奏，谓“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侍郎傅鼐亦有相同的看法。乾隆搞翻案但不许别人说，见王士俊奏折大为恼怒，命将他斩监候，秋后处决。对诸王大臣九卿没有及时参奏他，表示不满。乾隆继位之初的政策，引起一场小的风波，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乃父的政治。
然而乾隆也不是尽反乃父之所为，雍正的有些政策、措施，一无疑议地继承了，如奏折、秘密建储、摊丁入亩等制度。有的先予责难，然经过讨论，最后还是照旧实行。如对耗羡归公本不以为然，于乾隆七年会试时，以此策问贡士，又命九卿翰林科道及督抚等官各抒己见。大学士等复奏，认为耗羡提解是不可改易的办法，他们说：
耗羡归公法制尽善，不可复行更张，众议佥同，其间有一二异议者，皆系不揣事势，不量出入，但执偏见，断难施行之论。伏思耗羡一项由来已久，弊窦渐生，世宗宪皇帝俯允臣工所请，定火耗归公之例，将州县一切陋习皆为革除，惟将各该省旧存火耗提解司库，为各官养廉及地方公事之用，从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而小民无重耗之累，盖以天下之财为天下用，于国家毫无所私，诚为法良意美，可以久远遵行，应勿庸轻改旧章。
乾隆对这个问题再三考虑，终于认为：
耗羡在下，则州县所入既丰，可以任意挥霍；上司养廉无出，可以收纳馈遗；至于假公以济私，上行而下效，又不待言亦。则向日朕所闻者，未必不出于愿耗羡之在下以济其私者之口。传曰：法作于凉，其弊犹贪，弊将若之何？朕日以廉洁训勉臣工，今若轻更见行之例，不且导之使贪，重负我皇考惠民课吏之盛心乎？此事当从众议，仍由旧章。
完全改变态度，继续实行耗羡提解与养廉银制度。他如对升府州一事，把少数雍正间提格的府、直隶州降为直隶州和州县，但大多数未作变动。雍正末年的苗疆之乱，乾隆亲自参予其事，继位后指斥改土归流，但是又继续平定叛乱，维持了改土归流的成果，也就表明他事实上是同意改流政策的。还有的制度，为乾隆所取消，以后又恢复了。如乾隆即位，以西北两路用兵事毕，撤销军机处，将其应办事务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迨至谅阴期满，取消总理事务王大臣，又以“西北两路军需尚未全竣，且朕日理万机，亦间有特旨交出之事，仍须就近承办”，于是恢复军机处，命鄂尔泰、张廷玉、纳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人为军机大臣。
乾隆改变了乃父的一些政策，究其原因，是前朝政策确有调整的必要，如报垦荒变成了加赋，自然引起纳税人的不满。又如对不法绅衿严行管束虽是正确的，但这些人又是政府的基本支持者，关系搞得太紧张也不好。再如讲祯祥，崇佛教，纯系败政。乾隆为纠正弊端，弥补乃父的缺失，作一些改变，起到为雍正政治补口（上艹下且）的作用。再从形势看，放宽对政敌的惩处，历来是继承人的事情。在本朝认为很严重，有的也实在严重，但过了一个时期，时过境迁，已失去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现实意义，事情也就不那么严重了，就可以部分更改结论了。如雍正给鳌拜赐封号，这在康熙朝时不可能的。多尔衮死后被黜宗籍，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数年后请复其封号，顺治不允许，还把建言人流放到宁古塔。到乾隆三十八年，就为多尔衮恢复封号，配享太庙。以是观之，乾隆将允禩、允禟及他们的子孙复入宗籍，毫不足怪。乾隆变异乃父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有一股反对故君势力，反映到乾隆的头脑中，正如他自己说的，听了那些谋求私利的人的话，而他之所以听得悦耳，乃是自家上台，要立权威，故意与乃父唱点反调，以便得到某些人的支持。这种情景，朝鲜使者有所洞察和评论。他们说乾隆“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又说乾隆“政令皆出要誉”。乾隆确实有博取宽仁之名，捞取政治资本的毛病。当时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歌颂乾隆初政，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应当看到，乾隆改变雍正的一些政策同时，保留了乃父创行的主要制度，即改土归流、奏折和军机处、摊丁入亩、火耗提解与养廉银等制度，这些也正是雍正的基本政策和功业的所在，它们的得以维持下来，说明乾隆政治与雍正政治有继承性，一贯性。由此可见，雍正政治的出现绝非偶然，他适合了时代的需要，清朝统治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