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玄烨(1654——1722年)，8岁登基，14岁亲政，69岁去世，在位近62年，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执政期间，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有关康熙帝的成败功过，历史学家及文学作品已有大量论述和描写，本文仅就康熙帝对清代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及所采取的政策作粗浅的论述。
一康熙朝佛教政策的制定
自汉代开始，孔子创立的儒学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康熙帝崇尚儒学，把朱子理学捧到了独尊的位置。康熙帝与其父顺治帝痴迷佛教不同，康熙帝对佛教及出家僧侣的态度表现得十分理智。他吸取顺治帝想遁人佛门，到佛教王国寻找解脱而贻误国政大事的教训，对佛教存在的弊端十分警觉，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以防范，以免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他非议历代帝王中的“崇尚佛老者”和“任用名法者”，尤以梁武帝迷于佛教，终因侯景之乱，饿死于古城；宋徽宗惑于道教，以至国破家亡，成为阶下囚的典故训诫臣下，认为“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①，断言“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②。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清代佛教政策及制度的确立。
严格限制寺庙和僧道数量。康熙四年(1665年)题准：“兴京、盛京及京师寺庙僧道，均遵旨建设外，其前代敕建寺庙各设僧道十名，私建大寺庙各设八名，次等寺庙各设六名，小寺庙各设二名。”③康熙帝严格规定了京城寺院的规模：第一，除朝廷批准新建的以外，决不允许私自增建寺院，即使是旧有的寺院，也不得改建或扩建，只能按原有的规模进行修缮。第二，每座寺院具体限定了僧尼人数，也就是说现有寺院只能在限定的人数内活动，绝不能扩增，如若违反规定要受到处罚。京城以外寺院仍然只允许自行修理，不得改建或扩建，但未具体额定每寺僧尼的人数。创建新寺宇，要占据百姓大量的田庐，使原有土地上的农民失去生活来源。寺宇建成后，铸像雕画，靡费甚巨，更要增加僧尼人数及供养他们的香火银、寺庙维修费等一大笔钱，这还需要信徒们捐献报效，购买田地以供赡养，致使民田渐少。如若游民充为僧人，还容易混入藏匿逃亡的罪犯、刑事不法分子等扰乱地方治安。这项制度的制定使清代佛教寺院只能维持原有规模，寺院是佛教发展的依托和基础，寺院和僧尼的数量都被控制住了，清代佛教发展的前景可想而知。
据康熙六年统计，全国直省敕建大寺庙6713座，小寺庙6409座；私建大寺庙8458座，小寺庙58682座，共计寺庙79622座。僧人110292名，道士21286名，尼8615名，僧尼道士共计140913名。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寺院的修建没有完全按规定执行，“向原行禁止，因日久渐弛”④。康熙五十年，康熙帝再次颁下谕旨：“著各督抚暨地方官，除原有寺庙外，其创建曾造者，永行停止”，“直隶各省，严饬地方官，概不许创造寺庙，该僧道官不时稽察，取具甘结呈报，并不得容留外来可疑人。如有故违，致生事端者，依律治罪。”⑤占用民田增建寺院，不仅加重百姓的负担，而且寺院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享有赋税的豁免权，寺院和僧尼数量的增加，即意味着国家税收的减少。清代除皇帝恩准修建的寺院外，在民间是永远禁止增建、扩建寺院的，各寺院住持要写保证书，送交相关衙署存档。一旦有违规现象被发现，不仅寺庙住持等要受处罚，所辖区的僧官也要受连带责任。因而即使是崇信佛教的雍正帝、乾隆帝也都遵循祖训，从未发生过大兴寺字建设的现象，至清末停科举兴学校后，很多寺院被改建成学校。
停止颁发度牒。度牒是僧尼身份的凭证，有此凭证可以免其徭役和赋税，因此历代统治者都严格控制度牒的发放。早在清入关前天聪六年(1632年)，后金政府就对僧人领取度牒作出过规定，只有“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⑥方能给予度牒。僧尼不许买民人为徒，或私收徒弟，违者一经发现将被处罚获罪。顺治朝放宽了度牒的发放，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僧道均免纳银，如有请给度牒者，该州县查复，呈报司府，呈礼部照数给发”⑦，僧尼不必交纳银两即可领到度牒，而且只要申请，礼部大都会照数发放。至顺治末年，正是顺治帝对佛教着迷之时，他再次下令强调“僧道度牒免其纳银，令各该抚详开年貌、籍贯及焚修寺庙，备造清册并送纸张投部，印给度牒”（8）。此令的颁布，为出家人领取度牒打开了方便之门康熙朝，颁发度牒之门嘎然而止。因顺治帝痴迷佛教，为其欲坠人佛门，曾在官内掀起惊涛骇浪。青年时期的康熙皇帝以其父为鉴，从感情上疏远佛教，他曾说：“朕十岁时，一喇嘛来朝，提起西方佛法，朕即面辟其谬，彼竟语塞。盖朕生来就厌闻此种也。’，（9）康熙身边的近臣为防其重蹈顺治之覆辙，也向康熙帝讲述佛教徒乱政的典故。因而康熙十五年题准“直省僧道，停止给予度牒”⑩，还规定僧尼道士不领度牒私自出家者，一经发现，重责8O杖，赶出寺庙为民。这一规定从根本上限制了僧尼人数的增加，严格控制住佛教发展的规模。康熙朝若用逃亡僧尼的度牒顶替冒名者，被稽查后受之笞刑，要用小竹板抽打40下，度牒没收入官。该管辖之僧道官，以失职连带处罚，革职还俗。如若本户不及3人，及本人不满16岁者，不许出家。独子是不许削发为僧的，每户必须有子顶门立户，赡养老人，传宗接代。在封建社会，独子出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不仅违反者本人要治重罪，僧道官、所在寺院住持、知而不举者，罢职还俗，一并治罪。僧侣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阶层，被免除了普通百姓的多种应尽义务，如兵役、劳役、赋税等。历史上因逃避赋役，导致僧侣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佛教与皇权国家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曾多次发生毁佛灭法事件。康熙帝所采取的佛教政策，从制度上避免了此类事件的出现，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康熙帝对僧尼的活动也作出了种种限制。康熙帝曾在弘德殿听熊赐履讲经时说：“朕观朱文公家礼，丧事不作佛礼。今民间一有丧事，便延集僧道，超度炼化，岂是正理。”（11）所以康熙朝规定作道场只许在自家院内，禁止在当街设席棚、扬旖悬榜、僧道张伞奉持香帛绕街行走等活动。违者，僧人道士杖20大板，还俗为民，该管僧道官革职回家；其作道场之家，若为官者，交该部处罚，是百姓则以违禁之罪论处。还有僧尼不准外出化缘募捐，即使是在本寺院内，未经批准，也不能随便设募捐箱募化。凡此种种都有详细规定，尤其针对邪教可能利用佛教进行非法活动作出了严密防犯。针对民间“自称为神为佛，传布符水经版，煽惑愚民，以致聚众敛钱者（12），利用寺庙藏污纳垢，结党营私，“惑众聚会念经，执旗鸣金聚众拈香者”，（13）一律要治重罪。康熙帝对佛教采取的政策首先是严格限制寺院建设，未经清政府批准是决不允许扩大、改建和新建寺庙，继而又停止新度牒的颁发(康熙二十二年准盛京僧道给度牒、二十三年准台湾僧道以旧牒照换新度牒)，仅此两条规定就足以使佛教在清朝很难有大的发展。佛教史将清朝列为中国佛教衰落时期，康熙帝制定的佛教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雍正帝虽然崇信佛教，在禅学上有相当的功底，自称圆明居士，但他不仅遵循其父的佛教政策，还提出：“多一僧道，则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皿，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人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14）康熙帝从严控制寺院发展的佛教政策，在以后各代始终得以贯彻，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战火的破坏，寺院改建学校的兴起，佛教在晚清时期已处于全面危机的状态。
僧官的设置。佛教传人中国初期，由朝廷鸿胪寺兼管僧道事务，以后设立专门衙署负责其管理。明代在京设僧录司，掌管全国佛教，在全国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管理地方佛教事务。清代僧官的设置沿袭明代旧制，始设于天聪六年，由礼部祠祭清吏司附设僧录司进行管理，至康熙十三年才正式确定僧录司官职、品秩、人数、晋级办法。僧录司设正副印各1名、左右善世各1名，左右阐教各1名、左右讲经各1名、左右觉义各1名。正印从内务府副大臣中选出1名，奏报皇帝批准后担任；副印由熟诸经典的僧官充任，吏部给予凭证。左善世由右善世升补，右善世由左阐教升补，以此顺序递补，右觉义由候补僧官补授。僧官升补的具体事务由内务府办理，最后由礼部发给札文。候补僧官的选拨由僧录司主持，在北京挑选优秀僧侣，将其履历、学识水平等详情呈报礼部审核，由礼部统一出题考试。从中选拔精通佛教经典、品行端洁者10名或20名作为候补僧官，报送吏部备案，以后改由内务府全权负责选补。候补僧官不领俸银，遇有官缺即按事先排好的名次，依次递补，简化了任用官员的程序。僧录司衙署旧建于北京大隆善护国寺，后移至正法寺。
虽然康熙朝规定礼部设僧录司掌管全国的僧侣事务，但在具体管理中是由礼部、内务府、理藩院分别负责。从《清会典事例>和清代档案中可以发现，在对僧侣事务的管理中，内务府实际掌管得更多更具体。首先，僧录司的“正印”是由内府府官员兼任的，官员的升补、候补官员的选拔都由内务府负责，因而僧录司的官员实由内务府控制和掌管。其次，很多官建寺院尤其是由皇家供养的寺院，银两的拨发、诵经的安排、寺院的修葺，以至住持的择选，大都由内务府相关衙署主持办理。历史上京城几次大规模修缮寺院，皇帝出巡所经地区寺庙的修建，或是一些大的寺庙修建工程，如五台山寺宇等的修建，大都由皇帝钦命内务府大臣负责。
二康熙出巡对寺庙的影响
康熙帝曾对大臣讲过：明朝末世，皇帝君臣之间互相猜忌隔膜，地方上的农民疾苦不能及时上达，以致最终失国，这真是个大教训。为了习武练兵，巩固塞外边陲，了解民情吏治，防止欺上瞒下，以使大清基业长期稳固，康熙帝在位61年，出京巡视近200次。康熙帝北到塞外蒙古，西至宁夏银川，东临盛京吉林，南巡江浙诸地，有时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度过，其中最著名的是他5次西巡、6次南巡、3次东巡、频繁北巡。自古以来佛寺和风景区似乎有着天然联系，我国著名的佛寺大多建在景色秀丽的名山胜水之间，有些寺院已成为其所在地的标志性景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极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众多虔诚香客和无数中外游人。康熙帝巡幸途中大多要到所经地方的著名寺宇游览拈香，并为一些名寺古刹书赐匾额。在康熙到来之前，地方官吏则要对寺院进行修缮和装饰，客观上保护了寺院建筑，提高了它的地位，有利于寺庙文化的发展。由于康熙帝的临幸，重修和粉刷一新的佛寺数量相当可观，有书称康熙帝为各地寺庙题写的匾额数以千计，但从《中国名寺志典》记载统计康熙大约只御题有几十块匾额。
五台山于东汉永平年间修建了我国最早的一座寺庙大孚灵鹫寺，与洛阳自马寺同为我国最早的两座官建佛教寺庙。唐代佛教鼎盛时期五台山共有寺院300多座，被誉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之后几起几落，至明末‘‘寺废僧残梵宇为墟”。据《山西通志'和《五台山县志》记载，康熙帝第1次西巡后立即拨巨款修建五台山寺院，显通寺、文殊寺、广宗寺、望海寺、法雷寺、灵应寺等众多寺宇都是康熙二十二年重修的，以后五台山又陆续重修和兴修了一批寺院。从康熙四十九年康熙帝最后一次西巡，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第一次西巡(雍正帝在位时没有举行过西巡)，中间相隔36年清帝没有到五台，五台山的寺院又多有损坏。
乾隆帝仿效其祖父6次登临五台山，使五台山寺庙得以不断的维修和扩建，再度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精华和典范。康熙帝西巡五台山不仅使五台山寺庙建设的发展再创辉煌，同时对宏扬佛教，通过佛教维系与蒙藏等民族的团结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五台山是四大佛教名山中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道场的佛教圣地，且又距蒙古地区最近，蒙族信徒朝拜者尤盛。康熙帝首次西巡时，将台内10座汉地佛寺改为喇嘛庙，这10座寺的和尚随之改为喇嘛，以后又陆续改建和新建了一批喇嘛庙，并规定凡遇有蒙古等地请求前往五台山拜佛的官员及喇嘛教高僧，均一面具奏，一面发给照票，令其前往。这一举措加强了五台LLL与蒙藏地区的联系，推动了五台山佛教的发展。
康熙帝六下江南，主要是为了视察河工、了解民情、维系民心，但也游览了沿途的名胜古迹。坐落在江苏扬州的天宁寺，建于公元400年前后，为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首。康熙帝六次南巡时都住在寺内，赐天宁寺匾额“萧闲”。扬州西北蜀岗中峰上的大明寺，始建于南朝宋大明年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前曾于此讲律传法，康熙帝南巡时赐予其匾额“怡情”。扬州高曼寺相传始建于隋代，以后几经兴废。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前由两淮盐商捐款重建，康熙帝御笔为其题写寺额“高曼寺”，康熙第三次巡幸时，盐商又在寺内修建了行宫，供其休息驻跸。镇江的金山寺以“白娘子水漫金山寺”等传奇故事而闻名遐迩，康熙帝第一次巡幸时即改寺名为“江天禅寺”。定慧寺是镇江焦山最大的寺院，建于东汉兴平年间，屡次更改寺名，康熙帝南巡至此为其赐名“定慧寺”，一直沿用至今。康熙帝将苏州的云岩寺(虎丘寺)改名为“虎阜禅寺”，御书亭镌刻着康熙帝的御制诗文，并赐御笔寺额。南京灵谷寺、杭州灵隐寺、天竺寺、净慈寺等寺院，康熙帝都多次驾幸过。
康熙帝虽然只巡幸过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但却拨巨款修葺了其它三大名山的寺宇。普陀山位于东海舟山群岛中部，素以“海天佛国”、观音道场著称于世。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到杭州时，为给皇太后祝禧，遣派使者到普陀山，拨银12万两，谕令重新整修普济寺大殿，更换护国永寿普陀禅寺大圆通殿屋顶为金色琉璃瓦，改称普济禅寺，赐额“普济群灵”，康熙帝御制碑立于普济禅寺御碑亭内。普济禅寺是普陀山规模最大的古刹，大圆通殿是寺的主刹，正位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塑像金碧辉煌，面容庄重慈祥，吸引着中国以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前来朝拜。法雨寺是普陀山第二大寺，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将“护国镇海禅寺”改名为“法雨禅寺”，并赐额“天花法雨”。康熙帝又御批住持性统的奏请，把南京明代皇官的九龙殿全部折迁至法雨寺，按原样重建为九龙圆通殿。这座高巍精美的大殿内顶龙盘拱，外盖琉璃瓦，成为闻名中外的佛教圣迹。四川峨眉山是佛教理想的意境象征，普贤菩萨应化说法的道场。报国寺是峨眉山规模最大的寺庙之一，建于明万历年问，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时重修，建筑规模宏伟，气势轩昂，正中山门上悬挂着康熙帝御题“报国寺”大匾。峨眉山上的洪椿坪有康熙帝所赐的“忘尘虑”匾额及对联；伏虎寺也有康熙帝赐予的“离垢园”匾额。九华山群峰竞秀，景色清幽，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回銮驻跸江宁府时，应奏请为化城寺题赐“九华圣境”匾额，并两次赠银4万两修葺寺庙。化城寺是九华山的开山寺，也是九华山唯一的一座坐北朝南、呈轴线对称布局的寺院。此外东北、蒙古乃至宁夏的寺院都留有康熙帝的足迹或墨宝，就连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想去而未去的湖南祝圣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
康熙帝拨巨款修缮寺院和为其题写匾额，到寺宇游览拈香，主要是出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清朝统治的政治需要而对佛教采取的扶助和利用政策。康熙帝为此曾将“隐遁于山林中的各宗高僧，一一迎至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人士”（15）。从宫中所存二件康熙朱笔谕旨中也可以反映出康熙帝的这一指导思想，第一件朱谕是康熙帝在巡幸途中发出的：“谕矍林：朕书心经一部，乃穷览寺所供，尔交与养心殿速速做完，赶在十五日之前到行在，勿误。特谕。”（16）这件朱谕说明康熙帝命令将其手书的心经交养心殿刊印后送到行在，作为珍贵的礼物恩赐给崇信佛教之人。宫中可作赏赐的物品不计其数，每次清帝出巡都要携带一些供赏赐之用。宫中也保存有很多康熙帝御笔心经和按其御笔心经印制的大量御制心经，宫中档案记载仅慈宁宫东斜廊柜中就保存址干册康熙御制心经。康熙帝却要按照穷览寺进献的心经，朱笔书写后命人火速送回京城赶做，又务必在十五日之前赶送到行在，足见他深知佛教的作用及其良苦用心。第二件朱谕内容是：“乌丝藏旧佛中最重者，莫过利嘛。利嘛之原出自中国永乐年问，宫中所造者为第一。又乌丝藏仿其形象，炼其铜体造者，亦是利嘛，颇为可爱，如今甚少。近日又仿利嘛，而十不及一。尔春间所进，乃汉人所造，非乌藏旧物。念尔久在大内，将大内乌丝藏仿造利嘛无量寿佛一尊赐去，尔可以为母祝寿也。”（17）康熙帝利用信众虔诚的崇佛心理，投其所好，将大内仿造利嘛无量寿佛赏赐给近臣，朱谕中字里行间透着极大的恩宠，以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康熙帝博览群书，佛学造诣很深，但他更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和高超的政治技巧。对著名佛寺的修缮，不仅保存了文化古迹，也是深得民心的善举。
三优礼藏传佛教为基本国策
自宋以来，藏传佛教已成为西藏，包括川、滇、青、甘等地藏族、以及蒙古、新疆一带广大地域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普遍的宗教信仰。黄教兴起后，与蒙古上层相结合，在西藏形成新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其特征是神权与政权的高度统一，实际上佛教已成为蒙藏地区政治的核心。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为了吸引蒙古族到后金所辖地区，加强自己的力量，采取了优礼黄教的政策，建立了不少寺宇，对投奔到后金的喇嘛予以特别优待。皇太极时期，五世达赖、四世班禅主动和后金政权取得联系。清朝入关后，必须首先巩固西北蒙古地区的防务，维持西南边陲的稳定，而尊崇佛教，信仰一致，是能令彼自然臣服的关键，因此清政府实行了“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扶持达赖、班禅，抚绥蒙藏人民的政策。顺治九年达赖喇嘛率众3000人赴京觐见顺治皇帝，受到热烈欢迎，被册封为“西天大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授予金册、金印。至此，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并确定了达赖在西藏的宗教地位。以后历世达赖喇嘛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实质上将宗教管理权牢牢地掌握在清中央政府手中，顺利地完成了对西藏主权控制的沿续。康熙帝牢记祖训，把与蒙古结盟视为大清王朝不可动摇的基石，优容黄教，重视西藏，进而使各民族统一于中央政权之下，册封四大活佛是康熙帝实施这一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
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总领西藏喇嘛教事务，但喇嘛教在蒙古地区有强大的传统影响力，达赖喇嘛势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蒙古王公贵族与中央政府的交往，甚至喀尔喀蒙古向清廷的进贡，也常以达赖所给的文书为凭。新疆准噶尔部噶尔丹竟以达赖送他一个“博硕克图汗”的尊称为凭，而希望清政府予以承认。康熙帝为防止达赖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宗教势力，首先册封了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总领蒙古喀尔喀喇嘛教。一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是漠北蒙古的主要活佛，曾经师从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学习佛法。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怂恿支持下，发兵攻入漠北草原，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投奔沙俄的提议，依靠清政府反击沙俄的入侵，从而避免了发生民族大分裂的可能，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和支持。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帝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正式确定其总管喀尔喀蒙古政教事务的地位。哲布尊丹巴经常随侍康熙帝左右，积极为清政府奔走效力，以后历辈哲布尊丹巴转世均须经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取得合法地位。由于蒙藏地区政治形势复杂，疆域辽阔，黄教势力强大，为了边疆的稳固，康熙帝决定在漠南蒙古再册封一位活佛，使漠南漠北喇嘛教分而治之，哲布尊丹巴则专管漠北蒙古喇嘛教。
章嘉胡图克图是颇负盛名的大喇嘛，他的渊博学识、处事才能深得康熙帝的赏识，而他的主要宗教势力又在青海，不会在蒙古形成威慑力。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帝正式册封章嘉胡图克图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赏给88两8钱8分重金印一颗，总领漠南蒙古喇嘛教事务。清代得到‘‘大国师”封号的只有历世章嘉活佛，足见清政府对章嘉活佛系统的格外重视。康熙任命章嘉掌管理藩院喇嘛印务处，具体负责承办清廷交办的有关喇嘛教事务。康熙帝在内蒙多伦诺尔召集内、外蒙古48家王公会盟，创建汇宗寺，命章嘉总管。内外蒙古各旗均派一名喇嘛长期住庙焚修，汇宗寺逐渐成为康熙帝凝聚蒙古各部的纽带，同时清廷也可紧紧地掌控蒙古各部落的活动。康熙帝曾说：“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知有也。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疮疡，方用针炙，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自古以来，好勤远略者，国家元气罔不亏损，是以朕意不以生事为贵。”（18）绥远蒙古，使桀骜不驯的蒙古人归顺清朝，扶植喇嘛教，确立哲布尊丹巴、章嘉二大活佛系统分管蒙古政教事务，以确保塞外的安宁，是康熙帝的明智决策。
康熙末年，西藏地区局势不稳，在确定真假六世达赖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了安定人心，控制局势，加强黄教，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册封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后藏事务，并按照册封达赖之例，赐以金册、金印。从此班禅额尔德尼的名号正式固定下来，西藏有了两个权力相当，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宗教领袖。这样不仅削弱了达赖的势力，又可在达赖出缺的情况下，班禅主持全西藏喇嘛教的事务，稳固了清廷对西藏的统治。康熙帝为了牢牢地掌控西藏事务，于康熙四十八年在西藏设置了清廷直接派驻机构——驻藏大臣衙门，驻藏大臣由清帝任命，拥有自己的军队，以便对西藏进行更有效的直接控制。康熙帝通过对达赖、班禅两大世袭宗教领袖的确立，扶持喇嘛教政策的实施，达到了安抚西藏僧众、维护统治、巩固边疆的作用。康熙帝为藏传佛教确立了四大活佛体系，四大活佛转世须经清中央政府批准。清廷通过对喇嘛教上层的控制，巩固中央政府对藏蒙等地区的有效管辖。清帝对藏传佛教的支持，是它整个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但清朝前几代皇帝皆被藏蒙佛教信众认为是文殊菩萨化现为人王，治天下者，在西藏布达拉富供有康熙帝的长生牌位，上书“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许多史书上常直呼乾隆帝为。文殊大皇帝”，足见清皇室通过宗教信仰实现对藏蒙等地区统治政策的成功。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命在宫中设立中正殿念经处，简称‘‘中正殿”，隶属于内务府掌仪司，主管宫内喇嘛念经及造办佛像事务。中正殿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官南侧，原是帝后在宫内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康熙帝将其改建成藏传佛教区，并设专职机构“中正殿”统一管理皇室藏传佛教事务，而宫内其他宗教活动却从未有过此等待遇。康熙帝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和扶持，使藏传佛教在全国，特别是蒙藏和三j匕地区得到相当大的发展。
在个人对待佛教的兴趣上，康熙帝与清代其他几位皇帝相比，始终保持着十分理智的态度。他决不会做出类似顺治帝从笃信耶稣，继而迅速转为“狂热的佛教信徒”；雍正帝以“禅门宗匠”自居，干涉禅宗事务，裁决梵宫内部的思想纷争；乾隆帝不仅在宫内和皇家御园大建佛堂，连死后的地宫也被精心装饰成佛国天堂的事情。康熙帝对佛教的兴趣除了政治策略的使用外，主要表现在出版和书写佛经上。康熙帝“曾以满洲语、蒙古语、拉丁语、唐古语四体翻译心经”，并“编集‘圆觉'、‘金刚楞严》、《摩仁王法》、《法华楞伽》、《深密'、‘涅菜心地观)诸部般若等四函二十二经于内府出版”@。书写佛经也是康熙帝的一项爱好，清官档案记载康熙帝书写了大量的‘L-经、《金刚经》、《药师经》、《道德经》等经卷。抄写‘心经'，更可能是默写‘心经'，差不多是康熙帝每星期必做的“功课，这或许是他个人精神生活上的需要。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明智的英君，他理智地对佛教采取适度限制与有效利用相结合的政策，较好地处理了皇权与佛权的关系，为清代佛教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他所制定的有关佛教的规章制度，在清代大多得到较好的执行。康熙帝虽然对汉地佛教采取了限制发展的政策，但却修葺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著名寺宇，保护和保存了国家珍贵的历史文化古迹。康熙帝优礼藏传佛教而实行的有效措施，对巩固边疆地区稳定、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t①（2）（9）（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④⑤⑥⑦⑧⑩（12）（13）（14）‘清会典事例’第六册．卷212．中华书局l991年版。
（15）任继愈主绾‘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舨，第l9页．
（16）（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谕》。
（18）‘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19）全根先、张有道主编《中国佛教文化大典》第五册。青海人民出版杜1999年版。第2219页。
(作者吴兆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邮编100031)
(责任编辑王道瑞)
选自《历史档案》2005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