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研究2002年 第3期
曹雪芹家族败落考(上)
曹革成
(北京文津出版社, 北京 100011)
摘要: 曹雪芹家族史是红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清代政治研究有一定意义。本文从曹雪芹家族败落过程这一视角,详细分析了引起败落的具体原和事件,从而有助于对红楼梦写作的背景和内容有更深的理解。
关键词: 曹雪芹;家族;案件;亏空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365X(2002)03- 0072- 08
曹雪芹家族(包括李煦家族)的败落原因,红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政治原因”,如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中所提:“好端端的曹家为什么于雍正五六年之际被抄呢”,是因为雍正皇帝的“政治打击”,曹家的败落是“横罹逆褐”。一种是“经济原因”,主要认为是盐政“方空”引起抄家而败落。然而,把曹寅到曹頫(其中包括李煦)的吏治细细的缕一遍,就会发现曹家和李家的败落并不能用“政治原因”或“经济原因”一言以蔽之,两个家族的败落既有皇帝的恩威失措、同僚倾轧,也有自己的渎职或失当。结记是渎职失当使曹家和李家的败落已成必然,即使康熙皇帝再执政几年,曹家和李家已经难保,并非是新皇帝单纯的“政治打击”。吏治“衰(腐)败”的曹李两家,正是新皇帝吏治整顿的对象!
其实,在康熙执政的最后20年里,曹寅时代的曹家和李煦家族是否还是“好端端”呢?细考史料,恐怕是要打上问号的。曹寅和李煦后期已是两头“困乏的骆驼”,曹李两家已是“捉襟见肘”,只是“骆驼比马大”,所以在外人眼中,织造府的曹家、李家“哪里像个衰败之家”? 而在曹寅心里则明镜的很,应了《红楼梦》里那句话:“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有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发出“树倒猢狲散”的哀鸣。
曹家的衰败实从曹寅后期已经显露。
确切点说,可以康熙四十六年冬做为曹氏家族衰败正式开场的序幕。“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僵时期,则是曹顒至曹頫时期。到雍正五年,曹家被抄,曹頫枷号,曹家走上彻底的“潦倒”之路。李家,也是康熙四十六年冬为标志, 真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而“树倒”则早了几年,雍正上台不久,即对李煦罢官抄家,成了曹家垮台的先兆。
从曹寅后期到曹頫获罪,江宁织造府的曹家主要经历了十个大案:一、织造府报帐案; 二、支助废太子费用案(或称允礽乳母之夫索钱案); 三、西花园工程费用追查案; 四、办理五关铜筋省钱案; 五、盐政亏空案;六、织造府亏空案;七、人参售卖亏空案;八、贡衣脱色案;九、御稻米案;十、骚扰驿站案。李煦家族除“西花园工程费用追查案”和抄家后发生的“骚扰驿站案”外,其他各案都有份。不过,李煦垮台直接原因则缘于伸手索要“采办人参”案。另外在罢官抄家后又查出“餽阿其那侍婢”案,此案把李煦送上了充发北疆的死路。
这些事件可以清楚看出,多是工作职责引发的种种“失误”,内容也偏重于经济。
但在专制社会里,经济从来是从属政治,一旦与皇权统治联系起来,就很难说它不带有政治色彩了。虽然“失误”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甚至是国家体制、皇帝干预造成的,这些却无法挽救具体的执行者。当自己职责上的漏洞大到无法补及,到了危及国家机器时,这种惩罚是不可躲避的。
这些事件,个别是孤立的,甚至可能是上司、同僚落井下石的冤案,更多的则是接续的,一案未结又生一案,而钱财亏空几乎贯穿始终,如一条黑线把各案穿了起来,显得格外扎眼。这样一案接一案,案中又生案,各案相互影响,险像环生,起着愈加破坏性的负面效应,真是雪上加霜,船漏偏逢连天雨。曹寅的死,实际是被多个案件追的招架难支而急死、忧死、累死。他的死恰是标志曹家已是骆驼一死,虽还有曹顒、曹頫苦心的僵持,其实败落已是定数,无力回天,垮台之日屈指可数。
曹李两家面对的各案中,盐政亏空案,历时多年,内容复杂,起落无定,牵涉面广,我们放在中间谈,先按时间顺序分析其他几个案例,看看曹李两家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不归之路的。
康熙老皇帝对曹寅和李煦很是倚重,视为耳目,这确实是事实,但是他对曹李二人在本职和兼职中的亏空也是早有警觉的。当他改换容忍和规避的态度,开始过问二人吏治,矛盾就在桌面上公开了。揭开曹李二人问题,标志曹李两家由盛而衰,是从一件外人不曾惊动,而要曹李二人自查的,姑且称它为“织造府报帐案”开始的。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冬,曹寅盐官任满回京复命。两淮盐政亏空由来已久,曹寅和李煦临危受命,轮流持掌盐政,几年里弥补盐政上历史遣留的亏空应说颇有成绩,回京复命理应得到皇上的嘉许。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康熙在接见时却问到了江宁、苏州织造府的各项费用。隋后就有我们现在已看到的曹寅等“随具折条陈织造事宜六款”。谁知此事到此并没有完, 第二年(1708)2月,康熙又要求:“除修理机房、船只、停支买办银两三件准行外,惟制帛、线罗、诰命,每年应用若干,工部现存若干,须核实再一併启奏”。到6月方有《曹寅、李煦奏陈织造事宜六款折》逐一详细的汇报。①此折中处处体现精打细算的原则: 能省即省,能革除就革除,能从“巡盐银内”余剩支出就从中支上可见这次惊动工部和织造府的查帐,在康熙那儿是有来由的。
这次查帐的起因究竟缘于什么,由于缺少当年的奏折无法靠实。从下面各案的分析看,迹象表明与怀疑他们从弥补诸如盐政亏空中移挪钱财“图利”,或弥补织造亏空费用有关。
总之,从查织造府费用帐这件事开始,曹寅和李煦即开始厄运悄悄临头,自此不断有惊动朝廷的事件出现,慢慢的新帐旧帐一齐摆上日程,令他们难以招架。
做为曹李一方是买的教训, (是否能记取那是另外一回事),做为皇上一方,心里必有想法(同时也警觉关注,此后多次敲点过曹李二人)。不久即有一个小插曲,可以看出老皇帝的心态。
康熙四十六年夏秋,江浙天旱欠收。转过年(1708年),康熙提出以漕粮平粜来稳定人心。5月,曹寅汇报淮商感恩,以售盐收入每10两用1两买江西、湖广的米载归平粜于市。同时表示“臣等与运道李斯亦同捐出银二万两,往来买米平粜,以鼓励众（下缺74页，软件转不了，不是因为加密问题，好像存的就是图像，[中]有3页这种的，[上]就74页，我先把[上]的这一页敲好，蓝字是我敲的，等着我考完试再敲中的那三页，过两天贴[中]，就先欠着^_^）心”不趁粮荒高价售米暴收渔利本是天大的好事，应嘉许才是，然而康熙却是这样的批示：“此法甚善，唯恐有一图利之意，即反为不美矣。”这弦外之音想是与织造府报账案相关联的。说明康熙对曹李二人已开始出现了信任危机。9月，曹李二人各有闻悉十八阿哥薨逝及允礽被废的请安折。康熙在李煦折上加批了：“凡苏州尔之所管匠人等，无用的小人之费用，都该察明。尔到京中面奏”。点出李煦额外支出（实为亏空）更加严重。
查账不久，时到9月，就出了涉及曹李两家支助废太子允（胤）礽费用案。
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至四十七年（1708年），当时内务府总管凌普（一写灵普）先后派人从曹李两织造府取银8万5千余两银子。凌普是允礽乳母的丈夫。1708年九月初四，康熙将太子废立拘禁同时撤了凌普。康熙在废太子诏里清楚指出：“朕知允礽赋性奢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伊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为贪婪，至使包衣下人无不怒憾。”②8万余两银子，其中4万两由凌普交给太监邓桢、高三卞：“各用银四万两，记有账目，又交广储司售存二万两”，另外还有二万两未查出下落。这件事是由胤礽被废牵涉出来的，康熙交给八贝勒允禩去办。
允禩因允礽曾奏自己的乳母之夫，“自此允禩与皇太子隧成仇隙”。康熙把涉及允礽的事交给他的死对头允禩去办，可证皇帝对此事的重视。八贝勒很卖力，通过审讯曹李两府家人，把几年里每笔银两来龙去脉一一查清，唯有两万两银子不知交由何人，9月23日就上了奏折，“请俟曹寅、李煦晋京时，问明交给何人，另行具奏”。康熙表示同意追查到底。④
此事具体结果如何，因缺少有关奏折不得而知，显然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如何看待此案的严重性，或说潜在影响呢？周汝昌先生在其《红楼梦新证》中给予了重视。但他的着眼点是从造成“亏空”原因出发，认为由此证明了他的一个观点，即康熙诸皇子以江南织造衙门为其取钱取货的“庄子”或“代办处”。仅胤礽一人自两织造取银即达八万五六千两之多，寅煦二人此种“支应之难”不难想见。这个见解是对的，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即暴露了两织造府与废太子间的紧密往来。这大概是出乎康熙意料之外的！八万余两银子，固然有勒索之嫌，但也有巴结之嫌。
康熙是深知地方官员巴结朝廷人员内情。四十九年他曾说：“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傀送于人，若加严讯，隐情无不毕露也，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这话虽是泛指，但对曹李两人给凌普银两一事，他却要认真“深求”，显然他关注他两个亲信的“隐情”。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5月发生索额图密谋圣祖“逊位”事件，已把皇帝和皇太子之间的矛盾曝光于众，使众臣子不知在其父子见如何是从，虽有“两处总有一死”的话头传播。对此，五十一年康熙有如下含威之语“或有多受朕恩，倾心向主，不肯从彼，宁甘日后诛戮者。亦有微贱小人，但以目前为计，逢迎结党，被朕知觉，朕即诛者。此岂非两处俱死之势呼？”⑤由此可见，在皇帝和太子之隙走钢丝是危险的事。然曹李两家如此对待允礽和凌普，显然不是“不肯从彼”。日后，若允礽登基，也不会遭“诛戮”。这难道不犯了大忌？
好在不到6个月，允礽又复立皇太子，康熙对老臣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把事压了下去。但是，这个事件无疑加深了老皇帝心中的信任危机，从事态发展看，确有这么严重。
支持废太子费用案发生后，两三年里，曹李二人轮流主持的盐政,弥补亏空初有成效后又滑坡,到康熙四十九年初,新旧亏空升至102万两。5月,康熙严伤李煦:“已后凡各处打点费用,一概尽除。奉承上司部费都免了,亦未必补得起盐差之亏空。若不听朕金石良言,后日悔之何及。尔当留心身家性命子孙之计可也。”这话当然也是说给曹寅听的。做为新任内务府总管赫奕,大概揣测到皇帝态度的变化,不久就有西花园工程经费一案追了上来。
查对曹寅修建北京西花园等工程费用一案,是从康熙五十年开始。这桩查案来由蹊跷,目前直接起因不得而知。盐政的亏空已成为曹寅致命的心病,康熙五十年底织造府又出现御用缎匹跳丝落色,表明本职工作也陷入混乱。曹寅的健康还出了问题,康熙四十九年大病一场惊动了皇帝。此时又把时隔20年前的工程提出重新查帐,无疑陷曹寅于难以招架的境地。
北京西花园工程,是曹寅在京任郎中期间主持建的。曹玺死后,28岁的曹寅任内务府郎中, 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二十九年4月,33岁的曹寅由广储司朗中兼任佐领出任苏州织造。曹寅只能在此期间主持西花园的修建工程。可以推测,当年这项工程应是曹寅一项重大的政绩,由此而放任苏州织造,开始了几十年“上达天聪”的生涯。顺便提一句,《红楼梦》里修建大观园的情节可能就是以西花园兴建为滥觞和原型的。然而时隔20余年,突然旧事重题,且由正变反。更奇特的是,查帐经办人放分司乌罗图不知何故,把整个西花园工程经费漏报了7万8千余两银子,给人以当年曹寅费用申报不实的假象,这就惊动了康熙。
乌罗图的报告是五十一年正月20日提交,时隔五年,康熙就批示此案交由“内务府总管亲查”,核对乌罗图的清查结果。乌罗图就是内务府的人,内务府完全可以事先核实他的调查,由此可以追问内务府在此案中究意想干什么呢? 他们显然是要让曹寅吃一下瘪。
曹寅当年抗辩的折子现在没有看到,但从康熙五十一年11月14日的《内务府奏曹寅家人呈报修建西花园工程用银折》中内容推知: 5月间,康熙同意曹寅自己将“除原任朗中,现放分司乌罗图奏报者外,倘有查算未尽,遗漏之处,著尔明白写出呈报。”曹寅此时又在主持《佩文韵府》刊刻工程,可能无暇分身交由家人陈佐等代办。到11月,我们才看到内务府奏报陈佐核算费用的折子。工程费用,经内务府核查乌罗图清查中少报了866余两,又经陈佐呈报,乌罗图又漏报了7万8余两,两项共7万8千余两。康熙震怒,认为不仅要严查乌罗图, 连原内务府总管保住也交“部严查议奏”。给了现任内务府上层一个颜色看。
这是一桩明显的冤案。而使康熙老子气恼的更应是,他的忠实亲信耳目曹寅已在此三个月前,即7月23日“病”死。曹寅的死与此案的清查应该说有直接关系。康熙知道西花园工程费用不成问题,应比正式报告要早的多。由此可知他任命曹顒接替其父担起织造重任,安抚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也把内务府上层与曹寅间的矛盾暴露出来,虽然从现有各奏折上从未清楚的表示过,研究者们似也不曾注意。
四十六年的织造府报帐案和五十年的西花园工程费用案,从另一个角度看,又都是给曹寅工作制造麻烦,让他分神,不得安宁,实无查出多大问题的案子,那么是谁在与曹寅(包括李煦)作对? 为了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曹寅承办铜筋, 改革经费获得“成功”的一案,或许就是诸如这些工作得罪了另一批即得利益者而遭报复?
康熙四十年(1701年),曹寅在主管江宁织造之外,又主动承揽了一件承办铜筋的重担。这批铜筋是清王朝交由湖口等十四关供应,再经商人采办运至京城,交由京城宝泉局、宝源局这类铸造铜钱的重要原料。
此职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能从中获得厚利的肥缺。过去朝廷一直交办商人经手,满足于一定的差价收入。
康熙三十八年年底,张家口商人王纲明等4人提出接办芜湖、淮安、扬州等六关铜筋。每年收铜筋224万千余斤,省银3万两交内库。三十九年3月,原经营木材的员外郎张鼎成兄弟三人提出接办崇文门、天津、临清等八关铜筋,每年收料133万4千余斤,省银2万余两。这样两处可多交内库5万余两,一定8年为期,预计共交内库40余万两。给皇上每年一下增加5万两“私用钱”,多么要观。谁料一年后,半道杀出程咬金。久已经营盐政和织造的曹寅,看出其中“蔽端”,于康熙四十年里突然上折,提出由自己一人承办十四关的铜筋,先向朝廷借本银10万两购铜料,以后8年,每年交内12万5千两,8年共交本银及节余100万两!
语出惊人。曹寅所报,每年是王纲明、张鼎臣两处总数的一倍半,8年朝廷就多收入60万两白银,此举惊动了康熙,也暴露了铜筋采办的黑幕。
康熙四十年5月16日,张鼎成兄弟上书辨称:“奴才等世业木商,每年获利不过二分。去年主上施恩,将龙江等八关铜筋,赏给奴才兄弟三人经营。奴才等初次接办铜筋,因不知内情,承办之时,大概计算”,因此给算少了。⑥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铜筋每斤作价是有定数的。况张氏兄弟接办前必然要细细了解经营此业的起码情况。而且可以推知,他们之前的采办人每年上交人库的银两只会更少。再如王纲明等人经营另外八关的铜筋已有一年多,并未补报其中漏掉的利润。所以若不是曹寅揭发,张王把持十四关,8年下来,他们吞掉的油水是惊人的。而他们背后,必有更多的要孝敬的“主子”。
经营铜筋的油水如此之大,张王两家(当然也是内务府)绝不肯吐出。这次张氏兄弟在申辨中比曹寅更激进,提出一年可省 14 万两银子,且十四关由三家各自承办。果然,铜筋的主管单位内务府,把天平斜向了张王,提出很堂皇的理由:“京师用钱关系既甚重要,如将十四关铜筋,完全交给曹寅经营,倘若曹寅自身贻误,因无人继续交铜,恐致有误铸钱。”这种考虑谁能说不慎重、不妥贴呢? 争论到此,曹寅占了下风。不料情节大开大阖,曹寅的弟弟曹荃出面替哥哥力争独办,且提出:“倘因主上钱粮甚为重要,不可交与我兄曹寅一人办理,则奴才曹荃既蒙主上鸿恩,派出差使,情愿协助我兄曹寅经营”。“如能更多节省,当再具呈节省,绝不致贻误,倘略有迟误,甘愿领罪”。由此可看出曹寅兄弟的感情绝不似《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关系。曹氏兄弟坚决反对三家分管,认为此弊病是“今若交给八人共同经营,人数既众,则不一定能多节省钱粮也”。⑦
曹荃的主张又遭到张王共同反对,聪明的康熙提出要曹荃“去信问曹寅”。致此,曹寅还能再争什么? 结果十四关分成三份,曹寅兄弟负责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五关,年征铜101万1千余斤,是三处中最少的。好端端一锅肥水让曹寅砸了。表面上显示了他对皇上的忠心。但从争办铜筋采办看,这里面还大有油水可得。就是曹寅的提案,起码还埋伏下每年至少一万余两的彩头,他完全可以用这些钱去补其他亏空。这回却让皇帝老子沾了大便宜,每年内库多收入7万余两银子。可是,换个角度,过去肥沾此利的同僚们会如何看待曹寅呢?
平心而论,此时曹寅处心积虑要拿到采办铜筋的营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弥补他在盐政、织造等不断显露出来的亏空。这一点应该说是瞒不过康熙的。可是康熙为什么不全力支持曹寅呢?是为了搞平衡?是怕曹寅因此更招怨于内务府同僚而实为保护手段?有一点很清楚,这时期康熙对曹寅还是极其倚重和保护的。8年后,即康熙四十八年二月,曹寅兄弟承办五关,每年交银4万2千余两,共交银31万2千余两,另有节省8千余两。不料内务府较起真来,曹寅应是到四十八年5月到期,因此“即咨令曹寅,将此款急速送交完结”。他们一面不依不饶,一面却又提出要曹寅接办下一个8年的采办任务。
内务府的两面嘴脸起着刺激曹寅的作用,结果连康熙也替曹寅说话了:“曹寅并未贻误,八年完了,今若再交其接办八年,伊能办乎?”⑧
与内务府斗气是小事一桩,但不让曹寅接办了呢?虽限于资料不全,无法得出圆满答案,但为什么从此事余波中可以看出些端倪。
曹寅不再承办五关铜筋后,“三旗商人纷纷具呈,请补曹寅之缺,接办铜筋,并愿照其节省银数节省”。⑨
内务府则提出五关铜筋“仍交给各该关监督,按照规定办理”,且“仍照曹寅节省银数交纳”。康熙是这样批的:“办铜之事,今即交与关监督,不可照曹寅等节省银数。著即节省三万两送来,其余一万二千余两,著留给各关监督可也。”10
原来曹寅等是将“船夫 价及各地杂项用费”中也省出万余两银子,这无疑乐了皇上而苦了各关人员。所以局面不可长期维持,挪开曹寅,归还地方一部分帐面上油水,显然又是一个平衡举措。曹寅在采办铜筋中无疑是一场整顿弊政的举措,但在康熙后期吏治腐败,只能起一个负面效应,加速了自己坍台的时间。
曹寅病死,其子曹顒接任,未几年又病死。他实际在处处弥补曹寅的各种亏空,既无多少工作经验,一上任就被李煦拖着应付各种危机,上任来是惶惶不可终日,一病而死实为解脱。一台唱不下去的戏,就由过继的曹頫硬着头皮往下演,迎来一片倒彩声。织造府产品屡出质量问题,说明曹頫不胜任此工作,在康熙朝里,他的位置就已岌岌可危。
为皇家生产织物,保证质量无疑是第一位的。从康熙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中,现存的曹氏的奏折中未出现过质量问题。而到五十年冬,内务府总管赫奕等参奏江宁织造府送织品中有跳丝落色,“令其补织赔赏送来”。这次江宁织造府共送织品2815匹,其中不合格仅12匹,比例虽极少,却是一个信号。说明曹寅晚年的精力已顾不上织造工作。过年7月他病故,曹顒接替后的织造情况不详。到曹頫接任进入雍正朝,短短五年中,不断出现质量问题。从所存奏折中可知: 雍正二年、四年、五年各被参奏一次。本职工作尚且不能胜任,难怪要被人为能力有限。
从奏折内容表明: 江宁织造府从曹頫接手后,苏州织造府从李煦下台后,杭州织造府因孙文成年老,三处织品质量大不如前。雍正四年正月皇帝下旨调查,结果三处织造都有份,除苏州新任织造胡凤翚因另案革职,曹頫、孙文成等都被“罚俸一年”,且照数赔补。到雍正五年,连皇上穿在身的“石青褂落色”,如果真是龙颜大怒不是咎由自取吗? 而难得雍正帝心细如丝,认为:“即是织造官员织得不好,倘库内缎疋有不落色者,便是挑选缎疋人等,有意挑选落色缎疋,陷害织造官员,亦未可定。”11
可见雍正清楚内务府与三处织造府的深刻矛盾结果是:“做皇上服用挂面,俱用江宁织造送之石青缎疋”,“逐一查看,俱皆落色”。事到如此,就是没有其他问题,单就此事,曹頫的江宁织造也坐不住了,可见免职下台只是时间问题。
本职工作出了如此大谬,一桩售卖人参的陈事旧案又出了漏子,几无阅历的曹頫陷入了比老练干达的曹寅当年还难堪的境地。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三月初六曹頫出任江宁织造,不满三年,康熙就交办他与李熙、孙文成一件在南方售卖官参的差事。
人参贸易是满族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初在关外向明王朝贸易或进贡,人参是一大宗,历来为清代各朝重视。康熙五十六年年底,因官商在北京一带出售貂皮和人参,无力先期投入过大而造成积压,康熙提意“往南省售卖”,“有无利益,著问曹頫具奏”。回答是:“貂皮现已过时,因南省地方潮湿,不易收藏”,而“人参送到南省,购买者多,确是有利”。另外又提出:“若独自承办,深不能胜任, 请派苏州织造李煦,与我共同办理”。“恐不能胜任”,出自无经验的曹頫之口,也说得通。但显然这也是曹頫背后的老臣李煦的意见,他又看到了可以生财弥补主要的盐政亏空的机会。
曹寅时代,如康熙四十八年3月,皇上就将库存人参除留2百斤外,“其余发交曹寅变卖,所得价银,俟伊冬季回京时带来可也”。12
这好像是偶一为之,以后未见此类事, 而且从寻问曹頫“有无利益”看,那次曹寅代售官参可能并不理想。曹頫这次, 朝廷将 1024 余斤芦须参由曹頫、李煦、孙文成三位在江南销售,并寄托希望:“若确有利,此后应售之参”皆交由此三人经办。第二年11月喜讯传来,三处共售得2万9千余两白银,“俱已送交江南、苏州藩库”。时隔三年,到康熙60年,朝廷又将2216余斤6种等级的官参,照上次例“俱交织造三处售卖”。相同定额3月交办, 4 月孙文成 738 余斤全部售出, 获银17271余两全部交库。8月曹頫也全部售出,相同的收入只交库8千两,称余额尚未取交。李煦处相同的斤数却一厘钱未交。拖到第二年10月,李煦仍分文未交,曹頫欠的9千余两银也未补上。康熙在10月23日的奏折上表示要严加追查。11月初,康熙病逝,雍正上台。李煦不再怠慢于腊月全部交齐。曹頫却拖到第二年7月补齐。至此,售参一事该画上句号。谁料雍正二年闰四月,在向新皇上汇报售参之事时,雍正偏偏如此发问:“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 早年售价如何? 著问内务府总管。”13
这一问,问出了大关节,发现三处织造此次售价,比康熙五十三年、五十四年、六十一年均贱。内务府的回音真是火上加油,雍正火了,认为“人参在京时人皆争购,南省价贵”才运去出售,“理应比此地多得价银”,岂有“反而比此地省者,显有隐瞒情形”。天威震怒,少不得兴师动众的去调查。翻出康熙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六十一几年各等人参售价比较, 总得来看,官参售价是历年下降的,最低年份是五十五年,而曹頫三处参价均高于此年数。个别参去低了,却因斤数有限无大影响。总之满打满算也只少收千两银子,故虽下文不详,但从曹頫、孙文成仍保住其职,说明其后果了。
此时值得注意的是李煦已经下台,他是雍正元年被割职的,下台的直接原因,几乎无人提及,却恰恰与官参有关。据雍正元年四月总管内务府衙门奏折说:“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臣衙门奏称:李煦因奏请欲替王修德等控参,而废其官,革其织造之职,请咨行该地巡抚等严查其所欠钱粮……”14
正如曹頫下台的直接原因是骚扰驿站,李煦下台的直接原因不是亏欠,而是“欲替王修德等控参”。这个“控参”估计就是雍正二年闰四月的《江宁织造曹頫等奏售参银两已解交江南藩库折》中“采办人参”之意。王修德即是此折中提到的“商人王惠民等”一类“采办人参”的商人。有一点可以肯定,“采办人参”看来也是“油水”非小的营生,故被亏空逼得四处伸手揽职的李煦,又盯住了这个“肥缺”,结果美梦破灭,堕入地狱,反把追查“所亏钱粮”提到日程上来了。6月李家被抄。第二年10月,也就是曹頫被追查人参贱卖案、织造补库案等,及被皇上训斥:“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之际,李煦家属及家人已在江南受被变卖折价遭遇一年了。李煦的今天就是曹家的明天! 盐政和织造府亏空要了曹家的好看。
注释
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9号(中华书局1975年3月版,第53页)康熙四十六年有关史实俱见此折。
②《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4。
③同上;卷二三五。
④同1,第54号。
⑤同2,卷二五一。
⑥同1,第12号。
⑦同6。
⑧同1,第61号。
⑨同1,第63号。
10同1,第64号。
11同1,第163号。
12同1,第59号。
13同1 ,第146号。
14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红楼梦〉与清初史料钩玄》,503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
满族研究2003年 第3期
曹雪芹家族败落考(中)
曹革成
(北京文津出版社,北京 100011)
摘要: 清代盐课“关系国赋,最为紧要”。本文介绍的是,康熙年间,曹寅和李煦二人主动请缨,接管两淮盐政,不自觉中竟走上了不归之路的情况。
关键词: 康熙、曹寅、李煦、盐政
中图分类号:C63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65X(2003)0320086210
清代盐课“关系国赋,最为紧要。”①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也就是曹寅在织造之外主动承办铜筋的第三年,奉皇上旨意,要曹寅和李煦“轮管盐务”。第二年夏又命先由曹寅“巡视两淮”盐政。②
当年10月,曹寅收到“束力印”,离江宁赴杨州上任,开始曹李轮流“巡视两淮”盐政的重任。但据嘉庆年间的《两淮盐法志》记载:康熙四十三年户部覆准:“两淮盐课事务,请照江宁、苏州织造郎中曹寅、李煦所请,令其轮流各兼理一年,笔帖式等,停其发遣”。③
由此可知,盐政事务或许真是曹李二人主动请缨,如同曹寅申请管理14关铜筋一样。曹寅和李煦接管两淮盐政时,盐政已经亏空。康熙四十三年,曹寅在《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还说得委婉:“积年以来委曲情蔽,难逃皇上洞鉴。”而从康熙四十九年二月户部的一个奏折知:由于“两淮从前积欠”,四十二年派曹寅接手时,朝廷借给他“一百万”来启动盐政主持④。据首任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在《盐院题名碑记》中称:“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可见两淮盐政已到了刻不容缓要解决的地步。由此曹李二人申请兼理盐政目的至少有三:一是清理盐政弊端,补上历史亏空;二为朝廷财政创收;三可贴补织造上的亏空。如同申请管理铜筋一样,岂料这回他们想简单了。曹李二人既是“临危受命”,又有“火中取栗”的冒险。不自觉中竟走上了不归之路,曹寅的性命搭上不算,还断送了曹李两家百年辉煌的前程!
康熙是深知盐政弊病的,而此时他已进入典型的老年政治统治时代,施政不急不躁,让国家机器缓缓转动。如前所引,对各种渎职行为“若加严讯,隐情无不毕露也,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所以他虽在四十二年就提出让曹李二人“轮管盐务”,却拖到四十三年10月才给束力印,让曹寅上任,明显是让原来上上下下参与盐政的官员、商人有个弥补回旋余地,不至闹出难堪的态势来。康熙也深知盐政的严重性,所以他在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上第一次提出:“凡密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并是第一次在曹李奏折上批了四个“小心”。可见盐政一职关系重大。（此处往下暂时欠3页，考完试找时间打上来）
10月初一,“卧病累月”的曹寅读到康熙9月初二的批文马上上了一个《设法补完盐课亏空折》,折中称:“今年两淮,荷蒙皇上特将两淮新征于李煦任内缓征一百万两,以此余力,即可以补纳旧欠。”四十八年10月至四十九年10月正是李煦任内。由于四十八年水患“产盐稀少”,所以在李煦任内,康熙特批“缓征一百万”盐课。可这只是减轻了当年的压力,亏空无形中又增加了100万。
康熙盯住两淮盐政亏空,发出一次次严厉警告。“两淮情弊多端”,显然已不是指曹李二人接任前的状况了,此时他们轮流接盐政已达8年之久!“亏空甚多”也不是单指老帐了,8年里的新亏空也很可观,所以才有5个“小心”,4个“留心”的告诫。康熙几次严厉提到风闻“亏空甚多”,果然是有人在告状,此人就是两江总督噶礼! 他欲参曹李二人亏欠两淮盐课300万两,被康熙制止了。康熙派人凋查,查实结果是曹李共欠180余万两。13
这大概就是五十年3月曹寅提到的尚该银190万两。14但这仅是曹李二人近年新欠的!康熙五十年2月,康熙在曹寅一场晴雨录的折上再次追问:“两淮亏空近日可曾补完否?”就主要指这190万两。曹寅回答说:到他四十九年10月接替李煦时,库存银286万两,曹寅接任后又征上90万两,尚欠190万两,其中90%能完成,曹寅谈了具体欠债情况和偿还能力。但五十年“新粮正杂带征各项,多于往年,需征二百三十余万两,连前商欠共银五百二十余万两”。从这里知,以前钱粮亏空已高达282余万,再加上盐课尚亏190余万,是472余万两,真是一个不少的数字,再加上当年要征的230余万两,就800余万两,虽已有库银376余万,但不算今年所征,仍有100万两的亏空。难怪曹寅也道出了要抽身退步的心里话:“两淮事务重大,日夜悚惧,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到此时,康熙也没有办法了,只有死靠曹李两个老臣:“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15
仅从措辞和口气看,康熙对曹寅的态度与对李煦截然不同。
康熙四十九年前后,有一桩命户部张鹏翮“察审江南亏空”案,不少红学家把“江南亏空”与“两淮盐课亏空”混成一谈,其实是两回事,所指亏空对象完全不同。只因与亏空案主曹寅等又有关,因此当成一回事了。
“江南亏空”案是怎么回事呢?
康熙四十九年10月一次御前会议上,张鹏翮汇报查明“江南亏空”是由“赈济、平籴、以及修等事”造成亏空。而康熙明了指出:是他“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且值蠲免灾荒,所征钱粮,为数又少,填补不及,遂致亏空如此之多,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11月,康熙对如何弥补“江南亏空”时,又有声明:“行查诚是,但亏空之由,皆因南巡费用所致,若不声明,反属不宜。”由此也可知,“察审江南亏空”是查因南巡造成的亏空,与两淮盐课亏空是两回事。三次南巡造成的“江南亏空”,“约共计五十余万”。
皇帝出巡,按制度讲,正如张鹏翮所说:“至于一切供亿,悉由内府储备,从无丝毫累及民间。”但这只是理论上的道理,连康熙也知道仅“纤夫一项,需用既多,伺侯日久,势必给与口粮工作,安得无费? 至于修造行宫,必然亦借用帑银”。可见“江南亏空”五十余万,不包括“内府储备”。但如《红楼梦》里所说:“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五十余万只是有帐可查的亏空。地方官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餽送于人”更不知有多少。而曹寅等接驾“自捐”和挪用库银也不会少,无形的亏空压力更大。康熙南巡的帐面亏空,户部提出由“于准、宜思恭应赔十六万”,其他“扣康熙四十八年至康熙五十三年各属俸工等银抵补”的建议,被康熙再三否定。康熙提出将“明后年天下钱粮,以次尽行蠲免”,因为“若留此亏空之项,以为官民之累,甚非朕宽仁爱养,嘉与维新之至意”。16因南巡引出的“江南亏空”案由此了结。
康熙四十九年8月李斯佺病死,两淮运使暂缺。10月底,曹寅和李煦联合上疏,推荐淮安府理事船政同知满都任两淮运使,认定他“辨事清理有方,催科有法,颇著勤敏,商灶爱戴;若得在任暂署,帮助臣等一二年,则积欠便可补足。”但康熙以内运使只用汉人,“两淮运使,甚有关系”为由否决了用满都,后命李陈常为两淮运使。康熙五十年6月,李煦申报“两淮运库,除旧欠中已经征收外,尚有一百三十七万两未完”,新来的李陈常因此不肯接收。曹李商议用三年时间催盐商交付67万两,他们“代商捐补70万两”。康熙一口回绝,批到“再推三年,断断使不得。”但从五十一年11月李煦的《旧任钱粮业已征完又接新任折》推知,康熙还是同意了。曹李建议:“官商分认,三年带征”。曹李二人各捐补23万两,五十一年,盐商应完成22万两。17
此后不见康熙催补亏空的折子。至五十一年初前后,即出现对20余年前曹寅主持修建西花园工程费用案,直到11月方结案,而7月21日曹寅病逝。7月23日李煦有《请代管盐差一年以盐余偿曹寅亏欠折》。奏折称,曹寅交代:“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两淮商欠钱粮,去年奉旨官商分认,曹寅亦应完二十三万两零,而无赀可赔,无产可变”。这样曹寅本人连织造府所欠共有32万余两的亏欠。李煦要求代管一年盐差,替曹家还债。康熙虽然同意了,却批出这样的话来:“曹寅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由此也看出曹寅和李煦的人品在康熙眼里是不同的。果然9月初曹顒的《奏曹寅故后情形折》中清楚点明:“特命李煦代管盐差一年”,但要曹顒“看著将该欠钱粮补完,倘有甚么不公,复命奴才折奏。”表明康熙对李煦的不信任,又无可奈何。让曹顒这个毫无主事经验的犬子接曹寅遗任应是有苦衷的,因为完全不必让他主持织造工作。
到10月13日李煦盐差任满,他认捐的23万两已交上,盐商应交的22万也完成了,当年销盐也“足额”完成。李煦办事的才干是不能小觑的。年底他的弟弟李炆被赐八品顶带。
康熙五十二年是李煦代管盐差替曹寅补亏一年,然5月以来雨水大无法煎盐,运盐脱期“迟延两月光景”,显然又不乐观。8月都察院上奏巡视两淮盐政,康熙任命李煦自己视察自己,可见用心良苦。在李煦心领神会的感谢折上,康熙不客气的批示:“尔向来打点处太多,多而无益,亦不自知。”
康熙的敲点后来果然应验。雍正二年,已经下台的李煦被揭出谄谀允禩案。康熙五十二年,李煦与允禩死党总督赫寿相依持,用银800两买5名苏州女子送给允禩。李煦又供认:“赫寿对我称扬阿其那(即允禩)的好处,并说阿其那对我极好,我做官亦是他的力量。”这里虽有迫供的可能,但走允禩的关系恐怕也是事实。允禩并不被康熙所喜欢,李煦又沾染太子党的争斗,难怪康熙对李煦多次警告,且口气十分严厉,结果李煦打点银两虽不多(这次才800两)却因巴结允禩,到雍正朝遭到清算,最终落个发配打性乌拉,不几年悲惨死去。
11月,杭州织造孙文成借参与江西龙虎山修整道观缺银两的机会,希望能接一任盐差。他提出非旦江宁、苏州织造府每年各余10万两银外,他杭州织造府也可结余10万两,共30万两用于三地纺织。且修整龙虎山道观所需1万8千余两也可从盐差中剩出。这个承接盐差的主意很可能是李煦出的主意,因为孙文成年事已高,又无管理盐差经验,他要接任,少不得由李煦在台后指挥,三处织造本为一体,在此充分表现出来。果然康熙立即否决,认为“断然不行,孙文成年纪已老,对曹寅、李煦也很无益。”有意思的是,康熙又批道:“朕降旨说的是修庙之事,即以三织造处所所余钱粮修建,如有不足,著向李煦取用数千两,如此很可能完成工程。”曹寅死前明明交代江宁织造衙门两年亏欠钱粮9万余两,又如何有余钱修建道观呢? 显然是李煦弄巧成拙,自己又背上了修道观的“数千两”钱数。谁知经内务府一查,康熙五十一年,江宁织造余银5千余两,苏州织造余银8千余两,杭州织造余银7千余两,三处共余银3万1千余两,完全可以支付龙虎山道观的修建。
同月,李煦代任盐差届满,所得余银58万6千余两。结果“所有织造各项钱粮及代商完欠”全部“补清”,还余3万6千两,真是出了奇迹! 多年积欠终于清了,由此也可看出盐差的油水确实大的惊人,亏与不亏似乎如儿戏一般全为人来操作? 所余3万6千两,康熙只要了6千两“养马”,其余要曹顒留下还曹家“私债”。
按说李煦还清曹寅旧债,两淮盐课亏空,又带出两个织造府一年费用,还有结余,是颇得朝廷青眼的事,谁料到12月竟被革职留用。事情原委虽不十分知晓,但从李煦的《谢革职留任并报商人赴慎刑司领银折》内容推知:似李煦授意两淮商人马德隆等打点清茶房的太监被查出。康熙亲自问到李煦,他竟不“据实启奏”。这回给了颜色看。又据康熙五十六年12月李煦《加户部右侍郎衔谢恩折》中有这样记载:“康熙五十二年清茶房太监分用余剩银两,奴才未经奏明,蒙圣主从宽将奴才革职留任。”18这个处分,对李煦和康熙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
遭革职留任前,又有户部尚书赵申乔两个状单。一是《奏明追解江苏两织造欠解缎纱余银两折》。原来从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一年,江宁织造府从织解缎纱剩余工料钱达14万之多,苏州织造府四年剩余15万之多,“均系织造巡盐多得之银”。两处29万余两,拖至6载不肯上交户部。二是《奏明请追苏州织造亏欠办买青蓝官布银两折》。揭发苏州织造府从三十四年起,10年间,共欠解布111余万匹,领银35万8千余两,拖至今日,实为“欺隐之咎”。19李煦真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关于苏州亏欠办买官布银两的事,不知为什么拖到康熙五十四年6月,李煦才出面加以说明。欠亏理由之一是“历年原有因公挪用”。因何公事未点明,只说“万岁圣明,奴才不敢欺天”。好像康熙知道因何挪用。再则是织造府机户历年的“拖欠”。织造府买布,先将钱给机户,一遇荒年,棉花失收,市场价高,机户就要借下一年粮钱垫赔。至四十四年,内库布多停织,不再下发钱粮,结果下一年欠的无法补上。由此一年拖一年,或逃亡赖帐,亏空产生。李煦提出青蓝布已停织十年,内库谅已用完,不如恢复开机,这样新征补旧来还清亏空。康熙认为“这事难行”。确实难行,因为亏空已到了恶性循环的地步。至于两织造府解缎纱所余29万两拖着不还如何处理未见下文。奇怪的是这些“欺君”事实康熙处理起来手很软,反而有被李煦挟持的感觉。
五十三年3月李煦推荐盐道使李陈常署理两淮盐院三年。康熙当时虽批示:“此事非尔可言”,但后来还是采纳了李煦推荐。五十三年的两淮盐政又不好。淮盐还有160余万引当年不能全运,“必至下年四五月,方能掣完,历来如此,谓之套搭”。7月,李煦又惦着下一年的盐差,申请继续代管。他回顾10年与曹寅轮视淮盐成就是:“每年所得余银,供江宁、苏州现年织造钱粮,并备办差使,以及日逐盘费外,又代商人清补历年积欠。而两淮库项,俱已清楚”。他自己面临的困境是:“惟苏州织造衙门向有亏空,势遂不能兼顾。”李煦算了一笔帐:“巡盐所得余银,每年约五十五、六万两不等”。这些余银,除供江宁、苏州每年钱粮21万两外,前几年每年代补商人积欠23万两,每年尚余10万余两。今年商人积欠已补完,则明年起有余银34万余两。李煦希望再兼数年盐差,每年把23万两送交内库,其他10万余两,“应帮助曹顒办差银若干两”外,“臣当陆续补苏州织造亏空。”年已60的李煦显然利令智昏了,他一面把两淮盐课的余款底数彻底交代了,一面又幻想继续占有每年的10万余两额外补贴,难怪他总有打点之费用。而且既然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李煦代管一年就能补上各项亏空,那么过去为什么补不上自己的亏空? 另外五十二至五十三年的一年盐差,为什么还补不上自己的亏空? 康熙由此批到:“此件事甚有关系,轻易许不得。况亏空不知用在何处,若再添三四年,益有亏空了。”20
康熙的否决使李煦惴惴不安,度日如年。因为“钱粮亏欠,例必变产赔补,本身仍置重辟,此煌煌国法也”(由此也可知雍正朝对亏空的处理,不是雍正心血来潮,国法如此)。其夫人韩氏病重中不堪此种打击,8月初一命呜呼。李煦处事毕竟老辣,他8月21日上疏,借韩氏之口,希望能让儿子李鼎为皇上“当差效力”,以此试探康熙态度。其实8月12日,康熙出巡驻跸阿那达岭时,御前商议了曹李盐差的事。查实曹李管盐差10年中,“逐年亏欠钱粮,共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若将盐务令曹寅之子曹顒、李煦管理,则又照前亏欠矣。此不可仍令管理”。康熙指出:自从任用“李陈常为运使以来,许多亏欠银两,俱已赔完(说明还有亏空成按),并能保全曹寅、李煦家产,商人等皆得免死,前各任御史等亏欠钱粮,亦俱清楚。”由此任命李陈常为监察御史,“巡视两淮盐课一年”。
他的任务是:“其江宁、江苏织造两处地方应解银两,仍照曹寅、李煦旧额解送,所有赢余,俱著清补曹寅、李煦及众商人亏欠银两”。也就是说仍按李煦所请,55万余两余银中21万为两处费用所用,其他34万两用以补曹李及盐商等亏空。康熙极为大度网开一面,只是换执行人为李陈常。
10月初李煦卸任,“查造复命册籍”准备进京面圣,11月16日康熙在他请安折上批到:“前者尔所奏苏州织造亏空,并未言及江南亏空。近日方知江南亦有亏空,尔到京之后再问。”这“江南亦有亏空”,不知是否与四十九年察审的“江南亏空”有关,或是南巡亏空的余波。从后面事实看,可能是指江宁织造府仍有亏空。因为到年底查实江宁、苏州两处织造府欠银81万9千余两。其实,李煦摆不到桌面的烂帐很多,堵不胜堵,掩不胜掩,自然有他的难言苦衷,于是出一件对付一件,到了得过且过的地步了。尚不知李煦到京如何面对。时曹顒也正在北京,不幸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死亡。康熙很疼惜曹家,亲自过问,将曹頫过继,接任江宁织造。曹頫“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正月12日确认曹頫过继嗣职,正月18日,李煦就称:“奴才回南时,当亲至江宁,与曹頫将织造衙门帐目彻底查明,补完亏空”。可见此时江宁织造到底亏空多少还不清楚。
到7月曹頫申报曹寅以来的家产已很可怜,且“并无买卖积蓄”。这大概也是康熙垂顾曹家的原因。
康熙五十四年,李煦获御种稻子一石,于4月播种,7月收获,8月又种。此后历年有种。至雍正二年被查出御稻米案:“李煦历年所种获得早熟红稻三千石内,现除存有一千零六石八斗外,其一千九百九十三石二斗,曾为李煦用去。”结果被用者照米价折银,“并入李煦追赔银数内,一同追赔”。21
5月,巡盐御史李陈常申报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李煦主持的盐政只完成52万6千余引食盐,欠115万余引。李陈常接任后,又运出30万引,尚欠85万引。李陈常自有当年本身销盐数量,因此提出将李煦所未完成的销盐量,从五十五年起分作5年带出来,即每年代销17万引。户部只好同意,这样盐政又继续带亏空运作。
6月李煦申辨采办布匹亏欠由来,要求恢复生产官布,为得是可从内库得银两救急,遭康熙拒绝。12月,康熙在畅春园又议起曹李亏空事,由户部奉旨问清李煦,知“江宁、苏州两处所欠织造银两,共计八十一万九千余两”。康熙出面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这情由应包括他三次南巡中曹寅等接驾、应酬所耗银两。因此康熙提出亏空中的24万两,由李陈常一次性从两淮盐课结余之银代赔,剩下16万两要交户部,若“仍付曹寅(指他身前欠帐,实由曹頫代还成按)等,则愈致亏空,无所底止矣”。22也就是说当年淮盐课余是61万两(李煦曾说一般在55至56万两)。其中21万按规定为两织造府费用,24万用于两织造府补亏,余16万上缴户部。这样曹李二家亏空还有57万9千余两,仍由李陈常“以余银分年代补”。23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2月,李煦又申报当年曹寅死前所欠亏的37万3千余两,实际是26万3千余两,因为有11万两是盐商所欠,非曹寅所欠。时隔4年才申明为曹寅多报了11万亏空,名为曹頫母子,实际可能是当时遮饰自己的巨大亏空。因为从查实曹李亏空81万9千两,若曹寅实亏26万3千余两,则李煦实亏55万6千余两,是曹寅亏空的一倍!
此折上,李煦又参了李陈常一笔,说他将淮商应缴的11万两,擅自减3万余两。此时告李陈常是事出有因,原来此时已传出李陈常由廉变贪的说法。康熙五十三年李陈常为两淮运使时“居官好,无人不称道之”,一年应得的7万两羡余,李自动蠲免一年,“也取五千两”。而当上监察御史仅一年多,即“大改操守”。李煦奉旨密查,查出“原属贫寒之家”的李陈常已在家乡嘉兴秀水县“有好田四千五亩,市房数十处,又有三处当铺”,远远超过任织造几十年的曹家。
7月李陈常病死。10月决定让李煦再监察淮盐一年。李煦发现李陈常除正常盐课外,又在三处产盐之地索要银两共3万2千两。李陈常才任巡盐两年就变成了贪官。李陈常虽由廉变贪,但在两织造府的补亏上他是尽了力的,81万余亏空中,他补完了54万2千两,还有28万8千两待补。
李煦在李陈常任职时,就巴望兼职。闰三月,他代本织造府的乌林达那尔泰申请兼管浒关笔帖式就是一种试探。结果康熙批出:“各关笔帖式都裁了,此议无用。”实际是他想兼管浒关捞银补亏。
李煦又一次上任监察两淮盐课时,两地织造府还亏空28万8千余两。康熙用他也是死马当活马用,在10月李煦的感恩折上,康熙很不客气的指出:“此一任比不得当时,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诛矣。”李煦已到了带罪立功境地。就是说他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康熙的忍耐也已到了极限。李煦在此折上清楚提到了自己陷入的两大罪状:“罪莫大于亏欠钱粮,独宥奴才以不死;例莫重于赔补库帑,独赦奴才以免追。”亏欠钱粮是大罪,赔补库帑是国家律例,康熙一再给李煦补罪机会,到了雍正朝仍未完成,不被收拾又等什么呢? 况已67的高龄,精力、体力都无法胜任织造工作,下台也是必然之举。曹家的亏空实际上一直未补齐,就是说,垮台危险一直存在,就看何时因何事一并收场了。
注:
①嘉庆《两淮盐法志》卷首《制诏》,康熙七年谕。转引自吴新雷、黄进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14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
②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6、17号(中华书局1975年3月版,第53页)康熙四十六年有关史实俱见此折。
③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红楼梦〉与清初史料钩玄》,297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
④同3,382页。
⑤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优恤》一。同1,193页。
⑥同2,第19号、20号。
⑦同2,第21号。
⑧《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18。
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一《恩论》,同3,383页。
10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十《律令》,同3,320页。
11《李煦奏折》第52号、53号。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6年5月第1版。
12同3,381—383页。
13同3,442页。
14同2,第75号。
15同2,第75号。
16同8,卷244。
17同3,419页。
18同11,第323号。
19同3,433—434页。
20同11,第209号。
21同2,附录一第5号。
22同3,第455页。
23同11,第246号。
满族研究2004年 第1期
曹雪芹家族败落考(下)
曹革成
(北京文津出版社,北京 100011)
摘要: 清代盐课“关系国赋最为紧要”,本文接续前篇,介绍了曹、李两家管理盐政时出现亏空,在康熙年间得以幸免,而在雍正年间受到追究,从此两家败落。《红楼梦》正是对曹、李两家衰败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 盐政;亏空;败落
中图分类号:C63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365X(2004)01- 0065- 08
11月18日,李煦上《革除两淮规礼并催旧盐捆运出场折》。揭露并革除前面所提李陈常对三处产盐地额外索银的规礼。又因李陈常生病半年,盐政废弛,到李煦接任时,康熙五十四年的旧盐还有十余万引未出盐场。同日,李煦又有奏折,一是谈他清还亏空的设想:一年盐课的余银有57万7千两。除去供织造府钱粮占用21万,另余31万7千两。补完28万8千余两亏空,还能剩2万9千余两“解部充饷”。事到李煦手中似乎总能迎刃而解。他一次一次报喜让老皇帝高兴,而事后又总是不那么回事,让朝廷失望。另外他又提出一项措施。原来盐商是5月出盐,因“暑天捆盐,不至出卤消耗。”可缺欠是出盐太晚不利销售。李陈常因此改在二月出盐,出卤的消耗以每引多带5斤盐为补偿,现在商人议论愿在每引盐课中多加5分银,李煦认为多加的5分银中,淮南的133万引,每引所加5分银,共6万6千余两,李熙主张交纳朝廷。只是要求“盐臣衙门另有经解费1万6千两”留给他和曹頫做为“养廉之资”,康熙痛快的答应了。
曹頫自接任织造以来,可能要熟悉本职业务,除给他一件照看熊赐履之子的事外,盐政的事他没参与,江宁织造的钱粮又有二李替他提供,补亏空的重担全压在李煦一个当事人身上了。康熙五十五年3月有一件与曹家有关的事,可看出老皇帝对曹李两家的不同感情。当年茶房总管福寿病故,补缺的名单上不乏当差二三十年且一人除外都是满州子弟。康熙却让名单之外的曹寅侄曹颀接任,并批:“曹寅之子茶上人曹颀,比以上这些人都能干。”康熙刚刚过问曹寅子侄过继问题,偏将侄曹颀称为“曹寅之子”,谁敢挑皇上的错? 也可见他对曹寅的忠诚印象极佳,惦着他的亲属家人。而李煦多次找机会想把儿子李鼎推荐当差,康熙却连理也不理,对他们的态度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呢?李煦极能干。康熙五十六年,他提出把驻江宁的江防同知衙门迁到三江营扼制私盐活动,获得康熙赞许。二月初十他又有好消息,称当年的新纲之盐已经开运,他正在催促两淮盐抓紧“纳课行盐,以早竣一纲之额也”。康熙却如此看待:“后来看罢了,未必弄得整齐。”二月中旬,在李煦一个请安折上,康熙又问“今年钱粮如何?”盯得很紧。24日李煦回奏:今年额征钱粮195万余两,从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底,已征得50万,到四——七月产盐旺季,“夏秋之交,钱粮可以全完”。另外补亏的28万余两,“大抵六月内便可补足”。三月,李煦又提出亏空七月可补完,并要皇上出面制止湖广官员对两淮行盐商人的勒索,确保盐课完成。对李煦多年施行的先是后非,先喜后忧的做事手法,康熙早有提防,那句到时“未必弄得整齐”是深知其人的判断。果然到四月,李煦以两淮商人所求为由,“代题再借皇帑一百二十万两,商等认利十二万两,分作十年完纳”。折上提到在康熙四十二年,众商曾借过皇帑100万两(此事似指当年曹寅接手盐务时,朝廷借帑100万的“启动资金”——成按),从此“生意年年俱好,获利甚多”。并称“我们四十二年借的已完在库”。康熙在此句有夹批:“何尝他们完的,可笑。”对整个代题奏折,康熙批到:“借帑一事,万万行不得,再不要说了。”李煦此举意在何为? 总之透出不祥之兆。
到六月,李煦又为去年接任晚了一个月去争,提出按一年之计,自己当是到十一月中任满而不是过去规定的十月交接。此时就在争一个月的任期,想来一是多一个月就有多一个月的油水(说得好听是多挣一个月补亏空的钱),二是试探朝廷,希望有再接任一届盐差的机会。李煦一面“努力”尽差,一面又在其他方面下功夫,如进贡物品上,康熙在五月的一份请安折上就曾提到:“前日所进之物,件件都好,比往年强远了。”到七月终于有好消息传到康熙处:织造衙门积欠的最后28万8千余两已全部补上,另将淮南盐引增加的6万6千两一并交库。最后李煦又画蛇添足的点出一笔:“奴才今年任内补欠已完,而将来巡盐御史无欠可补,其差内余银,应行解部,合并声明。”作为年已63岁的老人,李煦颇显出一番天真。其实弦外音,还是在继续任用他是最合适人选。“差内余银,应行解部”已是多年未出现的局面了,舍李煦行吗? 康熙只批了:“知道了。好。”不久赐金扇和一方法 金砖片嵌石盒砚嘉赏。
十一月李煦将一年盐差余银31万7千余两,除补上织造欠亏的28万8千余两外,剩2万8千余两交库,到此总算把两个织造府的亏空似乎画上了一个句号。另外淮南盐引增加的6万余两银本应交纳库,后康熙提议解京费事不如先存运使库内,而到十一月初,康熙批示:“此项银六万两,且留尔处。明年若少欠些须,即将此银并明年再得不下二十万两,亦可以补完。”原来又命李煦再兼盐政一年,“未完银两,带销完纳”。李煦一人接了8年盐政,如他自己所说是“千古未有之事”。而皇上关心的是:“明年未完银,其数甚多,可以完否?”
曹李两地织造府积存多年的亏空到康熙五十六年终于全部补完。而淮盐的亏空其数尚多。所谓“未完银两”是指康熙五十四年积下的盐引,原定分5年到五十九年代销完,而康熙意在下年内即全部完成。老谋深算的李煦未加申辨,先接下职再说。十一月十五日,李煦提供了好消息:“不但本年一纲之盐已经赶运足额,且剩余盐数十万引,可供明年新纲捆运。”熟谙官场的李煦又给老皇上吃下定心丸。
十二月,为嘉奖李煦补上两地织造府积年亏空,授他户部右侍郎一衔,这样从康熙五十一年所受的“革职留任”处分无形中解除了。
康熙五十七年(1618年),正月内务府将官参交付三地织造府在南方售卖。此事后来成为他们倒台的一个因素。到八月,李煦开始申辨完不成当年盐课“具令完纳”的任务。因为丁酉纲本身盐课外,还要代出16万9千余引盐来,若再加上后两年应补的盐量,当年要增加盐50万引,非旦盐场生产不出这么多的盐,折算银两是50多万两,盐商也难以承担。所以他请求还是按原定的,到五十九年完成。他去年十一月所说富余盐产几十万引留于今年任务看来是不做数的,皇上又吃了哑巴亏。不过李煦和盐商们为沉重的盐课补亏确实也伤透了脑筋,一次次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饮鸠止渴。闰八月李煦上书借盐商之口提出两淮商人为西线战事愿捐银15万两。但要模仿前几年为瓜州河工两次捐银共24万两的办法:先由运库出解,再分5年补齐。康熙一口回绝,指出:“西边用银即可以发库帑,何苦五年分补,皆因奸商借端补亏之法耳。”明为刺商人,实揭破李煦。他在给曹頫一个不相干奏折上还提到此事:“前日李煦所奏借库银,捐西边一折,甚为不妥,恐病后鹃(鹘)突,被人哄骗,恐误银量(粮)。”李煦是否是因病老糊涂而被奸商哄骗,恐康熙心里也明白不愿点破,同时也是警告曹頫不要上当。
十一月李煦盐差任满。当年共有余银31万7千两交库。同时从去年以来,“因卤宽斤”,盐商每年还额外余银6万6千两,李煦表白“不敢私自入己”,两年共交13万2千两。其实即有这13万余两,那么为西边战事捐银15万两还要分五年补完呢?难怪康熙认为捐银措施“甚为不妥”,是“借端补亏之法”。李煦一面处处表功,表清白,一面又处心积虑钻营搞钱的办法,陷在一张自相矛盾的网里不能自拔。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秋,李煦任满。他虽一再表功,意在继续接任盐政一职,却未能如愿。接替李煦的是张应昭。他连任四年,直到康熙朝结束前一年。此人清贫为官颇得好名。乾隆十年奉旨入名宦祠。据吴振《养吉斋丛余录》记载:张应昭“尝官两淮运史,巡盐御史,承贪吏之后,整场廉隅,一尘不染”。可见后人皆知李煦、李陈常是“贪吏”。但张应昭上任四年显然并不顺利,接任不久即让李煦告了一状。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四月,李煦上奏朝廷,反映当年盐政不良。因为三月以来淮扬“天气多阴,场盐不能广产,故虽目下四月将尽,盐商之捆运出场者尚少”。另外,盐户煎盐,应将每日煎盐数查明,这样防止盐户把盐卖给私商。“今盐臣张应昭,煎数未查,又事不免缺略”。对此奏折康熙不予理睬。
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李煦看到淮安关钱粮归河臣督收,杭州关钱粮归抚臣管理,认为又是一个抓钱机会,不顾年老体病,提出要兼管苏浒监关墅的钱粮,自称:“病体全愈,料理织造,实有余用”,此时他已是66岁的老人了。兼管的目地,他说余银少时,“赏奴才作当差之用”,多时“当进献以佐公费”。其时他还包揽售官参、建扬州天宁寺等事项,因此康熙告诫他:“尔年老多病,当静养之事,方保残年”。又提到:“倘被苏州骗子所欺,悔之无及矣,名声也要紧!”显然老皇上还给他一个面子,种种巧立名目为揽钱的作法,化为“被苏州骗子所欺”帐下,其实呢?这期间,康熙对曹李两家后代都进行了考察。对曹顒,康熙评价是:“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是个文武全才之人”。由于曹顒突然病故,曹頫意外得到了织造一职。康熙在五十七年告诫他:“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到此”。这说明曹頫此时年纪并不大,而且也不胜任织造一职。按正常情况根本轮不上他占在此职位上,即是“特恩”也是例外,谁知反到把曹家害苦了。而此时,老皇上还要他“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奏闻大小事”。这实际也是考察和锻炼曹頫的洞察力和办事能力。
曹頫毕竟不谙官场,尤其面对宫内复杂的人事关系。康熙五十九年因承办官差不当,遭到老皇上的训斥:“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磁器珐琅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珐琅。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已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明)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即有别样差使,亦是如此。”差事甚多的原因恐怕是宫里、内务府的人发现曹頫少不经事,嘴软面薄好办事好说话,故纷纷向他欺来,而他不知承办是要有“旨意”的。不过,曹家重要家人也应指点少主人一下,莫非就应了《红楼梦》中恶奴欺主的故事?李煦也极力想把儿子李鼎推上去。康熙在五十九年对他进行了考察。一是四月传旨要李鼎送20盆月桂六月到热河。八月“又蒙圣恩准其随驾出口”参加围猎。其间康熙接见了李鼎。但到十月,李鼎回到苏州却再未被启用。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月,因康熙查问张应昭“声名不好”,“昂然自居清官”一事,李煦狠狠告了一状。称:“近见两淮官盐壅滞,私贩直达江、广口岸,以致商皆亏本,公私交困,皆由司鹾者恩威不立,疏通无术,是以怨声沸腾。”并贬低张应昭是:“迂腐书生,未曾历练,临事束手”,不“能决断”,还有笑柄传之两淮。“至其操守,亦闻不如前”。看来张应昭无能透顶,又给李煦一个机会。
康熙六十一年,张应昭被撤,换上了魏廷珍。下台的张应昭还被盐商程庭诬告“侵蚀加根课银”32万两,节仪4万8千两。三月等不到张应昭下台,68岁的李煦顶不住困境终于向康熙交了实底: 原来苏州织造府从康熙四十七年裁减缎匹生产量以来,每年拨银10万5千两,实际使用6万余两,余4万余两。这样从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间应有余银30万余两,岂料都被李煦偷偷挪用,“无术归还”。挪用的理由恰是“历年应酬众多”,(应了康熙五十二年就提醒的:“尔向来打点处太多,多而无益,亦不自知”。)及“家累不少”。事到此时,他还幻想再能管理许墅关差 10年,保证:“每年于正额钱粮之外,愿进银五万两,再补还存剩银三万二千两零”,等等。十年之后李煦已是近80的人,这个请命显然极不适宜。况亏空、挪用已成恶性循环,很明显,李煦坐苏州织造府的交椅显然长不了。此事不知康熙是如何批复的,目前见到的李煦后来几个月的奏折都是一般性内容,也未见皇帝的批复。但从李果写的《前光禄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苏州织造李公行状》中可知:“康熙六十一年,劳山李公亏织造库帑金四十五(万)两,上奏圣祖皇帝,请以逐年完补。”估计此事应在三月请赏管理许墅关差不成后发生的。下文如何不得而知,但老皇帝不死,罢官恐也在劫难逃。十月,又有内务府催逼李煦、曹頫交付所售官参银两事。两年时间李煦分文未交,又欠了近两万两的售参银。
十一月康熙病逝,雍正上台,曹李两家,尤其李煦如此狼狈的政绩,岂能不被“三把火”烧焚其中! 所以曹李两家垮台,并不因皇帝的交替,康熙再多活几年,罢官也已不可免。李煦人至老朽,吏治惨败,而曹頫是靠恩典接得班,少不经事,也只是维持对付而已。雍正的上台推新吏治,整肃纪律,只不过加快了这个垮台的进程。因此虽不排除政治原因,但具体到曹李两家来说,政治因素是极其次要的,稍有作为的皇帝也必需要换人马了。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上台伊始即要求整顿钱粮亏空。他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亏空并非只是“因公挪用”,主要是“上司勒索”或“自己侵渔”。由于康熙晚年“好生”疏于“典刑”,结果下面是“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地方长官“明知其弊,曲相容隐,及至万难掩饰,往往改侵欺为挪移。勒限追补,视为故事”。雍正指出了吏治腐败的广泛性和严重性,而且也句句印证在李煦身上。法不治众的局面让雍正也很为难,考虑“本应即行彻底清查,重加惩治,但念已成积习,姑从宽典,除陕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否则“从重治罪”。可见当时亏空已是当朝头等心患。
按照李煦似还有三年的喘息时间,其实不然。雍正元年正月元旦当天,新皇帝“颁发训谕直隶总督以下等官”,指出各方面的弊政,开始全面整顿。其中对盐政,他指出:“盐道一员,尤关国课,迩年盐法弊窦丛生,正项钱粮每多亏欠。一由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诛求无已,穷商力竭,不得不挪新补旧。上亏国课;高抬盐价下累小民。”再则盐商“用度奢靡,相仍陋俗,不知节俭”。他要求盐政尽情革除“陋例积习”“必思何以商,何以裕课,上供军国,下利闾阎,方为称职”。平心而论,雍正的全面整顿是正确的,问题提得准,抓住了要害,但要全面推行,铲除积习多年的弊端,温良恭俭良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李煦未等到三年宽范期就下了台,时间应该在康熙六十一年的十二月或雍正元年元月初几日。下台原因,据行状称,是康熙六十一年,李煦亏库银“上奏圣祖皇帝,请以逐年补完。今上即位,清查所在钱粮,覆核无异,温旨赦其罪,令罢官”。但据雍正元年四月初九内务府的奏折知“李煦因奏请欲替王修德等挖参,而废其官,革其织造之职”。而这份奏折是回复正月初十内务府提请严查李煦所欠粮,拘其家人查明家产的,由此可知李煦下台是在十二月至一月初。十二月雍正下令查钱粮亏损,元年元旦,下令整顿盐政。李煦一身烂账不勤勉职务思补,反而还觊觎官商挖参一职显然是昏聩到了极点!颇想有番作为的雍正上台伊始岂能容忍呢? 显然李煦的垮台根本不是政治迫害,而是咎由自取! 开始惩罚相对还算轻的,只令他补上亏空。在行状中也说“温旨赦其罪,令罢官,以家产抵十五万两,又两淮盐商代完库三十余万两,盖公视鹾时有德于商人也。帑金以清。”后来发配关东,那是发现李煦有与允 勾结新罪行以后的事了。
李煦亏空当时经多方查证,最后确定为38万两。到雍正二年,又发现他私吞红稻米1993余石,又被折成米价纳入亏空数。他的房屋赏给了年羹尧。南京和北京包括家人财产一共折银12万8千余两,这样尚亏空25万余两,如要他自己还,世代也翻不了身,结果正如行状所提是由盐商们替他付清了亏空。李煦的倒台虽说咎由自取,晚节不保,但他毕竟为清王朝卖命一辈子,让人有英雄气短,兔死狐悲之感。他的倒台无疑给曹頫和杭州织造孙文成都敲了警示钟。同时雍正也在关注曹頫和孙文成的吏治情况。当年派都察院御史谢赐履巡视两淮盐课。并从雍正元年十一月谢赐履汇报的内容知,在李煦出事前,朝廷即下令停止由两淮盐课支付苏州织造府银两,雍正元年六月又下令停止支付江宁织造府银两。但调查出的事实是:康熙六十一年在未接到朝廷“部文停止之先”,已两次给苏州织造府5万银两,这应“在于审理李煦亏空案内并追”。同样在六月前,由于未接到户部里颁文,已先后给曹夹页拨去了一笔4万两,一笔4万5千余两,接到停止拨钱文后即向曹頫追回,“竟不回覆”,事情拖到十一月还未解决。虽不知当时如何,但从雍正二年,曹頫一个恩准三年补库奏折,可推知曹頫是把此事摆平了,以致又可残喘几年。这一年杭州织造府孙文成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参与江西龙虎山道观修建工程,雍正元年十一月又“有捐修磬山之举”。雍正对此并不以为然。命他不许搞“假公济私之捐修”。十二月十九日他又指示当地官员浙江巡抚李馥:“向来奉差织造人员,往往自任捐修之名,而私向地方督、抚、司、道等官,假托上意勒令捐助,从中反巧取余利,以饱私囊。而于正项,又复克扣,借词某工用费若干,种种恶习,朕所深悉。”要求“将孙文成有无假托勒捐之处,密奏以闻”。现在未见密奏内容,但可推知孙文成尚未因此危及他的位置。
年初,关于张应昭被诬告科派加根银一案,雍正晓谕户部称:“商人欲以此项银两充饷,朕岂需此? 已交十三万余两,准其抵算往年商欠。其未完银二十余万两,尽行豁免。我皇考恤商爱民,若办此事,亦必如此归结也。至于众商历年所欠正项,关系国帑,著该部悉心确议定限征收。”据《永宪录》卷二载:两淮盐商正项积欠135万余两,“分三年带征”,并“裁督抚每年规八万二千余两,以抵补从前尾欠”。看来盐政弊端无法清除,仍是走以亏空补亏空的老办法。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又晓谕各省关差盐差等,历数正课外种种弊端不可不谓明鉴。正月初七,曹頫有折奏称:“奴才前以织造补库一事,具义咨部,求分三年带完”今被恩准。估计此事即是上年11月谢赐履要求曹頫提解8万余两归库一事的结局。曹頫在奏折中称自己“自负重罪,碎首无辞”,又称“奴才实系再生之人”,都说明事件的严重性,实有欺君之罪。但雍正还是放了一马,并批到:“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可证实对曹頫的处理与对李煦处理是有别的。此时的曹頫处境到了非常窘迫的地步,奏折中称:“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补一分亏欠,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这种可怜兮兮的话如果不是实情,只能遭新皇帝的恼怒。雍正能网开一面,反证曹頫确实家境困难,而不是欺妄之言。至于折中提到“家口妻孥”,有人认为“可知已生一子”。这“子”也难说是确指是曹頫有了孩子。因为他的原堂兄曹顒遗腹子也归他抚养。
但是,闰四月即发生官参售价比历年便宜追查案;五月下旨追查三五年内的大库存纱变色情况;六月又下旨将三处织造府送来的缎匹织物立即查收入账,销算钱粮。大概就是正月里或上半年里,雍正交派怡亲王来负责处理曹家方面的事项。他告诫曹頫:“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可见雍正已在关注江宁织造府,剪断了曹寅祖孙三代建立的任何关系网。怡亲王是雍正最信任的政治盟友,反过来证明他已对江宁织造府不信任和有所警惕了,因为三个织造府中,李煦势力已完蛋,孙文成已年老昏聩,唯有曹頫正年轻有发展的张力,又有上几代的根基,所以虽能力经验有限,但京城迫不急待要捞好处的各种新老关系只有加紧对他提出要求,甚至“恐吓诈”人,所以雍正一是给他撑腰,一是正告他:除怡亲王外,不许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否则,“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后来果然因骚扰驿站,“坏朕声名”,垮得家破人亡!
十月,又命两江总督查弼纳前往扬州会同塞楞额、李周望“清理曹頫亏空钱粮一案”。说明对曹家的处理已提到日程上来,虽不知具体结果如何,但可推知仍是令其宽限补赔,并未治罪。雍正三年(1725年)中下旨停止让曹頫等承造马鞍、撒袋等物件。原来过去由曹頫等“领用两淮盐差银两,制造送来,则地方遥远,且往来送收,难免生弊。“既浪费钱粮,且误时日”。此事对朝廷节省开支不无益处,而对曹頫来说则又少了一项补亏的来源。这年五月,原本是曹頫亲哥哥的茶房总领曹颀奉旨受赏到一处住房。曹頫身不由己的被过继到伯父曹寅家,从此灾难不断,不知他做何想法。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因三家织造府进奉的织品质量粗糙,份量不足,又被立案追查,到三月做出罚俸一年,补赔织品的结局。十一月,曹頫亲自到京送交补赔织品,此事闹了有一年之久。二月免去胡凤羽车苏州织造兼理浒墅关税务郎一职,由高斌接任。胡回京后夫妻自杀身亡。
六月要孙文成将历来丝价情况“详细开明奏来”。九月孙文成报了丝价情况。按理过去这类事都是向江宁或苏州织造府讯问。高斌刚上任,那么问曹頫也行。现在却避开他去问孙文成总是有一定原因。孙文成在售卖官参上是老实的,银两如数交齐。雍正元年查他是否以捐修为名敛财,看来也无其事。所以雍正四年底下令“将盐规银两,特谕赏给”孙文成,可见与曹頫有别。
雍正五年元旦在孙文成的谢恩折上,雍正石朱批:“受朕之恩,切勿倚恃,遂致胆大放纵。举凡尔织造所属一切人役,暨尔家人子侄辈,既木须严加约束,令其安分守法,大家学好;尤当崇尚节俭,不得以声色戏嬉戏为事。如此,则可永久保全体面矣”。这种告诫从反面看恰恰是各织造府所存在的问题,谁不“严加约束”,“安分守法”,谁就难“保全体面”了。二月,已被革职的李煦又被查出在康熙五十二年曾为阿其那买侍婢,下诏人狱。事牵已故的赫寿,其子宁保下狱。不久李煦由处斩改为发配打性乌拉,李家一支彻底衰败。三月初一,在孙文成为收到雍正的“特赐教诲”所递的感恩折上,雍正批道:“尔年已迟暮,趁此岁月,恪秉一诚,即以效忠,兼以造福,顾不美欤。”可见雍正并没有将孙文成与李煦一视看待。孙的离职势在必然,“年已迟暮”,退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与对李煦、孙文成态度又有不同的,是对曹頫的态度。从雍正五年皇帝对曹頫种种考评态度看,并不存在一个政治打击的因素。雍正及属下对曹頫的办事能力一直不满,但也并未因此简单了事,而是给他压担子考验他的能力,岂料在关键时刻出了骚扰驿站案,应该说是咎由自取。
雍正五年(1727年)是曹家关键一年。种种矛盾其实并没有不可避免的爆发,相反,按雍正本意,这一年恰恰是他关注曹頫,考验他办事能力的一年,谁知却突然翻船导致曹家百年基业的垮台。正月,就有两淮巡盐御史噶尔泰的密奏,称:“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几次,人亦平常。”雍正批示是:“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不成器”怎么办呢? 曹頫不是“遇事畏缩”吗? 雍正便交付他几件“口传谕旨”的事去办办。
二月二十一日曹頫到苏州向高斌传谕; 二十七日到仪征盐所向噶尔泰传谕; 三月二日在镇江向年希尧传谕。内容都是戒奢,整饬官风民俗。这几件事交办给曹頫,显然是让他不得“畏缩”。当年本应苏州织造高斌回京面圣,但五月中雍正传谕内务府点名要曹頫“将其应进缎匹送来”。这显然还是针对曹頫“遇事畏缩”,把“织造事务交于管家”处理而来的,让他多经事,多磨炼,自然也可能还“召进陛见”,少不了一顿面喻教诲。谁知这次进京之途却是曹頫的不归之路,转瞬成了灭顶之灾。
这年闰三月,雍正又发现身着的石青褂掉色,下旨查何处织造所进。六月查得是江宁织造所为,于是罚曹頫等人一年薪金。这对曹頫无疑是雪上添霜。秋,曹頫解运三处织造的龙衣等织品进京,途至山东长清县等处,“于勘合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显然他已经被亏空、罚俸搞得穷凶极恶不计后果了。结果事后被泰安知州王夔告到山东巡抚塞楞额处,塞又通报朝廷。塞楞额的奏折只是要求“请旨禁革”,即请禁止扰驿站,但十二月初四雍正批复要将勒索驿站的织造人员交吏部严审,而当时曹頫还在北京。
十二月十五日,下旨称孙文成“年已老迈”,命李秉忠接替,孙文成总算体面“退休”。而“江宁织造曹頫审案未结”,被革职由隋赫德接替。曹家百年荣耀富贵黯然收场。二十四日下旨,发现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令其赔补”。谁知曹頫“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看来曹頫早知颓势而私下做好了下台的准备,骚扰驿站只不过是下台的一个导火索。另外,换了新织造府主子,在京的曹頫家人更急于要通报江宁家里“转移财物”,这才出现二十四日下旨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的地步。
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范时绎接到谕旨,“将曹頫家管事数人拿去,夹讯监禁,所有房产什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固”。二月初二隋赫德上任。此时雍正已将“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俱赏给隋赫德。但对“曹頫家属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由于曹家迁回北京,因此才有北京“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房拨给曹寅之妻居住。据三月二日隋赫德《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頫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知,曹頫在雍正五年垮台的当年,非但补不上历年的亏空,而且又将当年的“上用、官用缎纱并户部缎疋及制帛诰敕料工等项银三万一千余两”亏空了。好在“外人所欠曹頫之项,尽足抵补其亏空”。另据此折载,曹頫“家人供出外有欠曹頫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只能补当年的亏空。那么以前的亏空如何补上呢? 据李煦的案例,一是家产田产折算银两,二是盐商抵付。曹頫家的田产、房屋远比李煦要少,折算银两也不会多,至于是否有盐商看在曹寅情分上出面顶付也说不定,好在曹家亏空比李煦要少得多,因为曹寅当时的亏空基本已由李煦等人代赔齐了。至于曹頫获罪后又发现曹寅接受过赵世显8千两,虽归在曹頫名下追缴,实际如何不得而知。现在仅知“员外郎曹頫等骚扰驿站案内,原任员外郎曹頫名下分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可见职内亏空或已解决,或不了了之,现在主要惩处曹頫的是“因骚扰驿站获罪”,刑罚是“枷号”。雍正五年曾谕内务府:“嗣后内务府左领人等,有应追拖欠官私银两,应枷号者著枷号催追,应带锁者著锁禁催追,俟交完日再行治罪、释放”。曹頫案于雍正六年六月审结,定刑枷号,催追赔银。到雍正七年五月仍在伽号,显然是执行着雍正的至交齐赔银再释放的旨意。结果到雍正十三年十月内务府遵照乾隆“八旗及总管内务府、五旗包衣佐领人等内,凡应追取之侵贪挪移款项,倘本人确实家产已尽,着查明宽免”的恩诏,曹頫才被宽免余银302两2钱。即七年时间他仅还141两。
曹家还有一件事可与李煦对比。李煦被抄家罢官后,由于亏空补齐因此可能获释沦为平民。因为雍正二年十月十六日的《内务府总管允禄等奏李煦家人拟交崇文门监督变价折》中称:李煦家属及其家仆等200余口本因在苏州变卖未成,决定解往北京,其中“有李煦之妇孺十口除交李煦外”,其他人都是变卖的命运。李煦家属能交还李煦,说明李煦已不在服刑之列,应是自由身了。但两年后,到雍正五年由于牵连为允 买女子案,结果差点定为死罪而流配关外。而曹頫获罪不久的七月,隋赫德发现江宁织造衙门左侧庙由寄顿当年塞思黑于康熙五十五年派人到江宁铸就的镀金狮子,因嫌铸得不好,交给刚接任织造的曹頫寄放庙中。此事却并没有被发挥,雍正只批了“销毁”两字。由此可证,曹家的垮台绝不是什么政治原因。曹家致命的厄运是从曹寅兼理盐政后开始的,从此越陷越深,矛盾激化,不能自拔。而康熙把毫无官场和办事经验的曹 ,特别是曹頫放在织造的位置上是用错了人! 这其中自有老皇帝的苦衷。他可能急于想通过李煦和曹寅后人把盐政亏空、织造府亏空弥补个大概,实也兼顾曹李两家的名誉,且不给众大臣留下用人失当的口实。但实际上反而害了曹頫,害了曹家。少不更事的曹頫如果仅仅吏治平庸,摆不平亏空,遭遇罢官,变卖家产抵债,就已很难维持一个平常人家的命运。而“骚扰驿站”则更铸成大错(关于骚扰驿站的严重性质,张书才有专文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再加上暗地里转移财产,罪上加罪,终于遭到灭顶之灾。用雍正的话来讲,就是“原不成器”又“背公营私”,岂能不垮台呢!由此我们看《红楼梦》,贾府被抄家的原因,恰恰也不是政治原因,也不是经济原因,而是雍正一贯提醒的:“受朕之恩,切勿倚恃,遂致胆大放纵。举凡尔织造所属一切人役,既尔家人子侄辈,既木须严加约束,令其安分守法,大家学好,尤当崇尚节俭,不得以声色嬉欢为事。”这段告诫孙文成的话换上告诫贾府的人员不正合适吗? 再看看冷子兴分析贾府末世处境的几个原由,不正是曹家在曹頫时代的真实写照吗? 由此可见,《红楼梦》正是对曹李两家衰败的深刻反思。当然原稿在“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之中,自传成分越来越少,故事情节越来越强,这正符合文学的创作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