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
南苑，又称南海子，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北京城南的一座著名的皇家苑囿。它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水文条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南苑座落于永定河冲积扇的前缘。历史上，这一带方圆百十里地势低洼，泉源密布。潴以碧海，湛以深池。北有凉水河、小龙河、南有凤河，清流潺潺；一亩泉、苇塘泡子、团泊、五海子、卡伦圈等湖沼，波光粼粼，“四时不竭，汪洋若海”。所以在明永乐年间“以禁城北有海子（今积水潭），故别名南海子。”（见《明一统志》）又因为南海子是上林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末就已经把南海子叫南苑了。“南苑车声穿碧柳，西山驰道夹青槐。”（见《天府广记》卷四十三第７１５页吴伟业《南苑》诗）由于这一带地下水源十分丰富，草木生长茂盛，为獐、鹿、雉、兔、麋鹿、黄羊以及狼、狐狸等野生动物创造了良好的生存和繁衍条件，所以自古以来这里就成为一区天然的狩猎场。
南苑之所以成为元、明、清封建王朝的皇家苑囿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它的形成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猎活动有直接关系。尤其的北京逐渐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国都后，为了满足封建帝王巡幸游猎和训练兵马活动的需要，这座历史上著名的皇家苑囿也就应运而生了。
南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辽代。早在中世纪初叶，西辽河上游一带的契丹族崛起，建立了大辽王朝。辽会同元年（938年）得燕云十六州，升幽州为南京，成为辽代陪都之一。城方二十五里，设南京道，称南海幽都府。大辽王朝经常在南京近郊进行渔猎活动，“放鹘、擒鹅”，时称“春捺钵”。同时，“阅骑兵于南郊”，训练兵马。大辽王朝在南京附近进行渔猎活动的范围很广，东至潞县（今通县），东南至 阴县（今通县境内 县）西之延芳淀，燕京城南郊等地，是辽主进行渔猎活动的主要地区。
金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诏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金海陵王为了满足自己的游乐需要，“禁中都捕射 兔。”（见《金史》卷五·本纪第五·海陵）而海陵王却常率近侍“猎于良乡”、“猎于南郊”（同上）。金章宗为了游幸需要，在中都城南曾建一所行宫，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春正月己未“以都南行宫名建春。”（见《金史》卷十一·本纪十一·章宗三）金章宗常“如建春宫春水”“猎于近郊”（同上）。史籍记载金章宗曾到大兴县黄村镇南天宫院一带进行射猎活动。金章宗时，还将近郊划分为若干“围场”分拨诸王射猎，“明昌元年二月丙申，遣谕诸王，凡出猎毋越本境。”（见《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一）“承安二年十一月甲辰，冬至有事于南郊。乙已，以薪贵，敕围场地内无禁樵采。”（同上）而且设鹰坊，“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见《金史》卷五十六·百官二）供帝王渔猎使用。这可能就是北京地区最早的皇家苑贿雏形。
元代时，由于蒙古族历来重视骑射，更把这一带当做游猎和训练兵马的重要场所，并开始营建苑囿，时称“下马飞放泊”。“曰下马者，盖言其近也。”（见《日下旧闻考》卷十五）下马飞放泊“广四十顷”（见《元混一方舆胜览》）。据考证其位置当在今丰台区南苑镇北、东高地以西、北大红门以南一带。元代时，大都附近还有柳林海子，北城店飞放泊、黄埃店飞放泊等。元朝统治者还规定“大都八百里以内，东至滦州，南至河间，西至中山，北至宣德府，捕兔有禁。”（见《鸿雪录》）把这一带开辟为供元朝统治者游幸、飞放之所。
据《元史·兵四·鹰房捕猎》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所谓飞放，就是封建帝王在侍卫们的簇拥下到湖沼纵放名雕“海东青”擒杀天鹅、大雁的狩猎活动。这种活动源于辽代的“春捺钵”。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正月辛卯“立上林署，秩从七品。”（见《元史》卷九·本纪第九）元至大元年（1308年）立鹰坊为仁虞院，是年秋七月“筑呼鹰台于州泽中，发军千五百人助其役。”（见《元史》卷二十二·本纪二十二·武宗一）元至治二年又在柳林海子建行殿，以备临幸。元朝时在下马飞放泊堆筑晾鹰台、建幄殿，“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中殿，瓦为之。曰幄殿者，猎而幄焉尔，不可以数数至而宿处也。殿旁晾鹰台，鹰扑逐以汗，而劳之，犯霜雨露以濡，而煦之也。台临三海子，水泱泱，雨而潦，则旁四淫，筑七十二桥以渡，元旧也。”（见（《帝京景物略》卷之三·南海子）经过一番营建，下马飞放泊已经初具规模，成为元朝统治者大都城南的皇家苑囿。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诏改元上林署为上林苑监，“设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川衡、冰鉴及典察左右前后十署，”（见《天府广记》卷之三十一）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又下令扩充元下马飞放泊，四周筑起土墙，开辟了北大红门、南大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并命名曰南海子，使之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皇家苑囿。“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鹰台。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南海子。”（见《明一统志》）明朝统治者在南海子里大兴土木，先后修筑了旧衙门提督官署和新衙门提督官署，以及关帝庙、灵通庙、镇国观音寺等。“明宣德三年十一月，命太师英国公张辅等拨军修治南海子周垣桥道。七年八月，修南海子红桥等闸。”（见《明宣宗实录》）明正统七年正月，修南海子北门外桥。八年六月，修南海子红桥。......十年正月，修南海子北门外红桥，十二年六月，修南海子北门大红桥。天顺二年二月，修南海子行殿大红桥一，小桥七十五。”（见《明英宗实录》）到了明正德五年（1510年又以“上林苑虽育养禽兽供御之所，亦先朝以时狩猎讲武之地，不可废也”为由对南海子进行了修缮（见《御制灵能庙碑》）。同时，明朝统治者还在南海子里修建了二十四园，派海户千余守视海子中的獐鹿雉兔。“每猎则海户合围，纵骑士驰射于中，所以训武也。”（见《可斋笔记》经过历代明朝统治者大规模的修葺，南海子已经成为明代北京城南一座风光绮丽的著名皇家苑囿。苑中奇花异果，嘉树甘木，百草绿缛，群卉芳菲，禽兽鱼鳖，丰殖繁育。诗人们赞誉南海子是“燕京十景之一，其名曰南囿秋风”。
据史籍记载，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每年都要在南海子进行合围较猎、训练兵马。明英宗、武宗、穆宗等也常率文武百官出猎南海子。“天顺二年，上出猎，亲御弓矢，勋臣、戚臣、武臣、应诏驰射 ，献禽，赐酒馔，颁禽从官，罢还。正德十二年，上出猎。隆庆二年三月，上幸南海子。”（见《帝京景物略》卷之三）不过到了明隆庆年间，南海子因年久失修，已日渐衰落，“榛莽沮茹，宫幄不治”（同上）。新昌戴九玄《南海子》诗中写道：“城南海子四十里，大狩禽物此中是。树木环植周以垣，日获雉兔奉至尊。内官监守但坐看，四垣崩圮禽物散。树木斫卖雉兔空，白日劫盗藏其中”（同上）。南海子围墙被卢沟河水冲溃崩圮，苑中的树木也被盗卖，禽兽也因失去了栖身之所而四散奔逃，一派凄凉败落的景象。
清朝入主中原，即把南海子做为皇家苑囿重加修葺，名曰南苑。“南海子即南苑，在永定门外。元时为飞放泊，明永乐时复增广其地，周垣百二十里。我朝因之，设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春 冬狩，以时讲武。恭遇大阅，则肃陈兵旅于此。”（《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四）。在明朝南海子围墙的基础上重新推筑后新辟五门，连同明代的四座海子门一共九座。“南苑缭垣为门凡九，正南曰南红门，东南曰回城门，西南曰黄村门，正北曰大红门，稍东曰小红门，正东曰东红门，东北曰双桥门，正西曰西红门，西北曰镇国寺门。”（同上）清乾隆年间，又花费三十八万两白银依次将原来的土海子墙改建成砖墙，并增设了十三座角门。清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先后在南苑修建了数处行宫、庙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奉宸苑管理南苑等处事务。南苑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苑丞等二十七人，“掌征收南苑之地赋及管理行宫、寺庙等事。并设防御、骁骑校及门军、马甲等，掌南苑之门禁（《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南苑有旧衙门行宫、新衙门行宫、南红门行宫、团河行宫；有德寿寺、永慕寺、关帝庙、宁佑庙、元灵宫等寺观，以及晾鹰台、双柳树等苑内名区。经过数十年的精心营建，南苑中湖沼如镜，林木葱茏，鹿鸣双柳，虎啸鹰台，生机勃勃，与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遥相辉映。清初设置南苑郎中等专门官员及一千六百余名海户管理南苑事务，后双添设巡守南苑九门和四面围墙的官兵，安设了南苑庄头、苑户、果户等，制定了整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为保护南苑内的珍禽异兽，满足封建帝王围猎和供奉内廷的需要，清廷除严禁百姓涉足南苑射猎，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主要的是经常有苑内栽种树木，限制开垦地亩，以及经常清除南苑内危害珍禽异兽的食肉动物，如鹰雕、狼、狐狸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规定，凡在南苑内打得皂雕、虎斑雕、芝麻雕等，每只赏银一两；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奏准，南苑内打得狼一只，赏银五两。乾隆元年（1736年）又奏准，在苑内打得狐狸一只赏银一两。而且康熙、乾隆、嘉庆皇帝等为清除南苑内“狼暴”，每年冬日在南苑围猎时，都把狼、狐等食肉动物列为主要捕杀对象，称之为“打狼围”。由于采取了这些积极措施，对南苑内的珍禽异兽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经过数十所的经营，南苑内草木葱郁，百鸟翔集，珍奇的麋鹿在这里迅速繁衍。据清代史料记载，康熙皇帝每次于南苑行猎合围时，其他野兽不算，仅围中的麋鹿就达到几百头。由此可见当时南苑内的麋鹿数量已是相当可观了。
南苑不仅做为封建帝王游猎之所，而且经常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阅兵活动。“顺治十三年，定三岁一举，著为令。”（见《清史稿》礼志·大阅）此后清朝皇帝经常在南苑举行阅兵活动，主要地点在西红门内杀虎台和南大红门北面的晾鹰台两处。“康熙十二年，阅兵南苑，圣祖擐甲，登晾鹰台......阅毕，命树侯台上，亲发五矢，皆中的；复骑而射，一发即中。”（《清史稿》礼志·大阅）乾隆、嘉庆、道光等亦常在此检阅八旗兵阵。此外，为了行围的需要，在南苑还堆筑了三台山、大台子、二台子等土埠。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整饬武备，以御处侮，清政府增设神机营；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南苑旧衙门行宫北面建“营盘二十二座，瓦房五十九间，灰房七百十三间，土房三千六百四十六间，营门四十六座，濠墙四百二十四丈。”（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十六）神机营分为左翼、右翼及中营，共驻扎官兵一万四千余人。光绪年间神机营有马、步队二十五营。虽然有“威远”、“震宇”等响亮的名称，但因朝政腐败，武备不修，已是虚应故事，不堪一击。
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种群的北京贡苑的麋鹿种群，却连续遭到浩劫和不幸。1890年，永定河决口泛滥，北京城南一片泽国，南苑围墙多半倾圮，从苑内逃出的麋鹿、黄羊等被饥饿的灾民们捕食许多。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使南苑遭受一场空前洗劫。行宫寺庙被焚毁，鸟兽尽被射杀；在战乱中，南苑中囿养的我国最后一群珍贵的麋鹿也被抢掠一空，流落异国他乡。自此以后，南苑，这座有六百多年历史的皇家苑囿便一蹶不振，日趋萧条。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军武力威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国库空虚，内外交困，已无力再恢复南苑这座皇家禁苑，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二十三日成立南苑督办垦务局，将南苑内闲旷地亩招佃垦荒认种，以广生计。于是清宫太监、显贵、地主、商人蜂拥而至，圈占地亩，在南苑相继建起数十座封建地主庄园，他们雇佣了大批山东、河北等地贫苦农民为其耕耘播种，由此南苑开始出现了大批村落。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利用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的机会将北洋陆军第六镇派驻南苑。次年，又修筑了京苑轻便铁道。“一六森严两镇兵，分屯两苑卫神京。往来南苑尤称便，军用火车已畅行。”（见《京华百二竹枝词》）南苑又成为清朝末年在北京城南的一座屯兵重地。南苑市肆渐繁华，以万字地为中心，形成了今丰台区南苑镇的雏形。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二年九月，北京政府向法国购来‘高德隆式’四十马力、五十马力、八十马力飞机共十二架，以及工厂应用各种器具，建成南苑航空学校，隶于参谋本部，以秦国镛为校长。”理厂之始。南苑有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基地，又有京苑轻便铁道通往京城，使南苑的战略地位日显重要，成为北京城南重要门户。1922年10月冯玉祥将军任北京陆军检阅使时，率兵驻扎南苑；奉军、皖军、直鲁联军等军阀部队在南苑驻扎期间，使南苑旧衙门行宫和新衙门行宫遭到彻底破坏。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者向驻扎在南苑团河行宫的二十九路军某部发动突然袭击，在炮火中，又使团河行宫遭到严重摧残。1937年9月，敌伪大兴县政府由北大红门移驻南苑。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南苑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