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这个概念对应的是全忠了，这和全节是不一样的概念，如果是为新政权，比如冉冉升起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某个下午通过一电钮升上一大星星拉着4个小星，（好一辐太平御览图啊）那么就不能说贰臣有什么亏节，比如贺龙，那是国军的军长，比如朱德，那是在旧军队里起来的，PRC头几位副主席，算一算有几个没去国民政府里任职呢？十八集团军那可是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啊，可见不能以是否担任两个对立政权的职务就作为贰臣以供消遣。当然有人会提到，那被俘虏后的转变和主动反正是不同的情势，的确，但从客观情形上说，并不影响投身积极进步事业，所以要看转变后对社会的积极意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
另一方面来说，对既存的不良政权反抗，是非常必要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国82宪法序言“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这份我们熟悉的《宪法》序言的选段，就是对反抗旧社会压迫的真实高度浓缩体现。即使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对于抵抗权有高度的诠释，最早规定公民抵抗权的是177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权宣言，而相隔不到半个月的美国《独立宣言》则这样规定：“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同年公布的马里兰州宣言也对抵抗权作了相应规定。1789年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196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十七次基本法修正案中，增订了第20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任何意图排除基本法第1至3项之秩序者，在别无其他救济程序时，任何德国公民皆拥有抵抗权。因此可知，反抗一个暴虐不道的政权，不但是天赋人权，也是当今社会的趋势（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人民警察法》第33条：“ 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
那么仅仅从一种吃人的礼教（原文出自鲁迅《狂人日记》“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出发，就用一个落后的道德来去衡量洪大人弃暗投明的壮举，显然是不符合但是社会情形的，也不符合我们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八荣八耻中有“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祖国与政权不是同一个概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明政权显然是残害百姓的典范，以至各地起义频起，早已“获罪于天”）。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管子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顾炎武指出：“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所以为危害人民的政权服务，那是非常可耻的行经，而洪大人在这一关键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显然是实现了他的节气，也就是说洪大人的行为，是为了与落后反动危害人民的政权和组织斗争，为了建设更和谐更完美的朝廷服务，这样的行为，正体现了论语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当“天下无道也久矣”时,在归附的清政权后，洪大人兢兢业业，而列圣也是礼待有加，所以才有了以目疾自辞不许，接入京中恩养，再给世职以原任休致的结果，象这样符合圣人要求，甚至与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高度融合的人物，怎么能仅仅用万恶的旧道德来衡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