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的自卑情结及相关问题初论
陈国生
《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
史学界对清朝的康熙、乾隆二帝赞美、褒扬之辞俯拾即是，却忽视了夹在两者之间的雍正业绩。实际上尽管雍正打击异己分子的手段过于严酷，使许多人无辜被杀，横遭迫害，但是雍正统治时期毕竟国力鼎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因此研究雍正帝既不能以“萧墙惨祸”、“杀戮大臣”来贬抑雍正帝的历史价值，也不能把雍正帝的成就简单地归结为满族处于上升历史阶段所致，而应该在研究他的经历、性格、才能、爱好、心理诸方面的基础上全面评判他的思想、行为、政策、功绩和失误。因此讨论雍正的思想、人格、心理对于正确评价雍正功过是非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极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奥地利著名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在其《自卑与超越》一书中写道：“当一个人面对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① 雍正一生最受指责的是他对兄弟、宗室、臣工的处理，这是因继承帝位而引起的残酷斗争。不管雍正的继位是否正当，② 但他对自己兄弟手足实在太残忍了，他的大哥、二哥被监禁致死；他最恨的八弟、九弟又被禁锢削籍，百般折磨，秘密处死；三弟、十弟、十四弟也遭永远囚禁；五弟、七弟之子均被削去世子、宗籍。宗室中或因不肯附从或因其他罪状而被杀被关、抄家流放者不计其数。这种过分的做法似乎出于篡位后过度恐惧所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社会上对这场兄弟阋墙，家庭惨变，暗下传布种种流言，说他弑父篡位，逼死生母，屠杀弟兄，淫烝父妃，卑鄙龌龊，大逆不道。正是由于世宗夺嗣登基，而又极尽手段谋弟害兄，这在封建礼制十分盛行的封建时代，对于一位帝王来说，这些都是颇伤大雅的，从而成为世宗一大心病。这样在世宗内心深处无疑会隐然存在一股自卑源泉。正是由于这一心理缺陷，使世宗表现出强烈的自卑感。
阿德勒认为，“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③清世宗由于在心理上具有明显的缺陷，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身份进行神化，把自己打扮成异于常人的神圣人物，将自己取得皇位说成是上天的安排。登极后，他三番五次在臣工面前宣称自己对皇位不感兴趣，故而在康熙时从不结党邀名，但宁静守分，敬谨孝顺于皇考之前，于兄弟中亦无私嫌，亦从无希冀大位之念，“朕赖皇考之恩，平安尊荣已四十五年。与此等不肖弟辈岂但并无仇隙，即些微一言之不合亦未有也”。即位以来，念皇考付托之重，于政事竭力勤求，自晨至昏，总无间断④。以此来证明自己继嗣大统完全正当合法，顺乎天意。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有做天子的命，他的属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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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卑与超越》第47、48页，中文版，作家出版社。
② 雍正帝嗣统是否属于篡夺，目前还没有充足的直接证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即雍正夺嫡是事实。
③ 《自卑与超越》第55页。
④ 史松《清史编年》卷4。
建道员戴铎曾请武夷山的道士算定了雍正是“万”字命①。当然世宗虽侈言天命所归．但
毕竟一惯使用机巧权谋，树敌滋多，故此常怀疑惕，内心亦常存惶惧，以致心态十分复杂。
这种经历背景和其地位处境极易使人沉溺于天人感应。除反复强调天佑之外，并易于接受并追求祥瑞之说，以谋取人际支持，在潜在意识中视祥瑞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雍正七年正月初六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去年十月二十九日万寿节，云南省城“五色卿云光灿捧日”。雍正特命宣付史馆，本月二十四日鄂尔泰及提督郝王麟升授世职，云贵知县、千总以上官皆予加级②。自此以后所谓庆云、河清、瑞雪、嘉禾、瑞焯、甘泉、麟凤之奏报，可谓终年不断，督抚名臣如田文镜、李卫、卢焯、高其倬诸人莫不例外地仿效鄂尔泰炮制诸色祥瑞以邀宠求荣，作为逢迎雍正的妙着。
世宗为使其自卑感得到补偿，除了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神化外，还有另一个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这就是“希望能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为四面八方景仰膜拜的对象”③。因此在雍正一生中总是富于强烈的争强好胜感和极其紧迫的时间感，总是不断地运动，不断地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的能力，整天匆匆忙忙，不得安闲。臣僚曾称颂他“竞日端坐，至黄昏秉烛之候，尚览悉庶务，批答奏章。皇上莅政之勤，从古未有也”④。白天在御门听政，接见臣工，批阅公文，灯下还得手批来自各方的秘密报告——朱批谕旨。在位十三年中，最少批发过两万六千多折，还有部本、通本十九万多件，他简直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雍正在勤于政事的同时，又不懈地用兵边疆。雍正六年，以武力平定阿尔希巴叛乱之后，又以大兵进剿青海蒙古封建主罗卜藏丹津。雍正七年更倾力惩治准噶尔，中经和通泊大战的惨败，至雍正十二年才取得光显寺大捷的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更是一如既往，始终贯穿一个“剿”字，据《贵州通志·黔事志》所载官方文件奏稿之统计，黔东南苗疆的改土归流，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三年八年间，历经大规模战争30余次，仅平定清江一带就经历了雍正七年两次，雍正九年一次，雍正十年一次。雍正十三年三次等七次大战，至于小战次数更不计其数。就是修身养性的佛界，身为俗民的最高统治者的世宗亦没忘记插上一手，自称深明“性宗之旨”，是佛教宗旨的权威解释人，成了精神教主，自号“园明居士”，“破尘居士”，著有阐述佛家思想的《集云百问》、《园明语录》、《拣魔异录》等书，选编僧衲语录《御选语录》、刊刻释典《宗镜录》诸书。他同僧徒频繁往来，直接干预梵宫事务，类似僧王，使自己身兼俗王与法王，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和神权的高度结合物。前代君主虽亦不乏拥有神权，利用佛教的，然而远不如世宗更广泛，更自觉，甚至还公开称“朕亦即是释主”⑤。他在《自疑》一诗中说，“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字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⑥。自谓是不着僧服的野僧，全然不顾皇帝之体面，将自己降为一般佛主。
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对自卑之感觉的应付乏力时，常常变得凶暴、残忍，以重新肯定自己的重要性。清世宗在短短的十三年里吏治极苛，政令峻急，刑法苛严，实行铁腕政治，诛戮宗室，打击异己分子，惩治贪官污吏，手段严酷，即位后便将允禵软禁景陵、允禟发配青海，允礻我革去郡王，永远圈禁，并大肆反对莫须有的朋党，将矛头直指年羹尧、隆科多诸有功大臣。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世宗经历了险恶至极的争立斗争，又背荷着篡位弑父杀兄害弟的恶谤，屡见亲贵臣工间的结党和叛离，从而铸成了其为人善心计，疑猜好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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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康熙五十五年。
②：史松《清史编年》卷4。
③：《自卑与超越》第47页。
④：《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五，雍正四年六月壬戌。
⑤：《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年正月十八日条。
⑥：《清世宗御文集》卷三〇《四宜堂集》。
动，喜怒无常，狭隘而易于走极端，报复心理特强的特殊性格。一个人的心态和心理功能的模式是什么决定的？荣格坚信，“是由在儿童身上很早就显露苗头的那些先天因素决定的”。①康熙在四十七年劝诫诸子和睦相处，共辅皇太子允礽时对几个儿子逐一作了评价，说“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大阿哥养于内务府总管噶禄处，三阿哥养于内大臣绰尔济处；惟四阿哥（雍正）朕亲抚养，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教育他遇事“戒急用忍”。②“喜怒不定”与“戒急用忍”指的是雍正的一个天生毛病，就是毛躁、容易冲动，感情用事，爱憎过头。毛躁对于一个人不好，对于想做天子的雍正尤其不好，所以当康熙旧语重提时，他回奏父皇说经父皇的教诲已经改正，而今已过三十岁，这个评语关系生平，请不要记在档案里，康熙接受了这个请求。雍正在结党谋位时动心忍性，真是戒急用忍，喜怒不形于色，他之所以讲禅学，大概也是用它帮助自己克服这个毛病，但是雍正做了皇帝之后，自我克制减少了，老毛病就不时犯出来，对于尚在宠信中的臣下，拉拢亲昵逾于常格，而一旦变为猜忌，则惩斥株连又往往悖于常理，他对一切政敌或潜在政敌的铲除不留余地，对一切不亲顺或被怀疑为不蒙顺的人物亦必诛逐净尽，除打击功臣年羹尧集团、隆科多集团和康熙朝遗留下来的诸皇子党外，把蒙养斋馆曾侍皇三子允祉读书，后又襄佐皇三子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父子戍边。③接着又向科甲仕人大开杀戒，雍正四年，进士出身的直隶总督李绂参奏监生出身的河南巡抚田文镜，说他在河南虐待进士出身的县官，而包庇没有大功名的知州。同时进士出身的韩林院检讨陈学海、御史谢济世亦附和李绂。田文镜反噬李绂等人搞甲人朋党，雍正对读书人讲究师生、同年、同乡很反感，认为是唐宋遗留下来的积习，应当清除，于是支持田文镜，说李绂诸人“结为太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把李绂投入监牢，谢济世充军阿尔泰山。并扩大打击范围。“言科甲出身之大员，如杨名时、魏延珍、郑任钥、汪漋、陈世倌及旗下举人张楷等皆为同年旧故，老师门生之牵扯、争执、偏袒、姑容，以沽名钓誉”，“此风不息，将来斯文扫地矣”。④科甲党本无从产生，雍正如此扩大化，实际上正是雍正党“要之以君之好恶为好恶，然后从知改其恶而迁于善”，“君臣一心，国之福也。传之万世，亦有令名”⑤的专制政策的具体反映。
由于世宗继位不合法这一心理症结和民族自卑感。所以在雍正心目中存在繁多的忌讳，一旦人们触及了这个禁区，他就会变得十分残暴，采取过激补偿方式来排泄心中的自卑。雍正早年从学于大学士张英、尚书顾八代，学士徐元梦等人，并将清代考据学开创者之一的阎若璩请在自己府中，十分重视文人。他们既有声望，又有计谋，是其夺储的重要资本。一旦登基，他对文人便由虚心求救转为心怀疑虑，以致演成挑剔字句，大开杀戒的文字之祸。而世宗怀疑文人讥讪有意揭其短处是其密织文网的直接原因。他弑过父、杀过兄，系用阴谋手段登上皇位宝座的。因皇位系攘夺所得，便蓄意立威以自固。加之清朝又是由北方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自然存在一种民族心理缺陷，成为自卑情结，认为汉人民族意识一日不消灭殆尽，清廷一日不得巩固。而汉民族意识的阐扬者、传播者又是读书人，所以世宗这种篡位心理症结和民族自卑感又很自然地发展成为一种对文字的忌讳。就一般人而言，别人犯了忌讳，无非是恼怒，至多谩骂一番而已，但现在忌讳者却是一位操着全国臣民生杀予夺之权的天子。这种忌讳就变成了一个雷霆的爆发点，火山的喷射口。如果谁触到了世宗皇帝这个无比敏感的短处，就要招致杀身灭族的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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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荣格心理学入门》第l54页，中文版，三联书店。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
③④⑤：史松《清史编年》卷四。
大祸。文人吟诗作文，用字不慎即遭横祸。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词不当，而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雍正通过文字狱对异己势力进行无情打击，使得全国人人自危，“士子以诗文为戒”①，乡、会两试考官每因避忌采样，“必择取书中吉祥之语为题”②。制造文字狱是雍正一生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作为镇压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手段，如“吕留良文选案”；而且还成为加强君主集权的工具，案件数目众多，罪名苛细，并不单纯以文献内容获罪，如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查嗣庭的试题案、谢济世的注释《大学》案均系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硬加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是为了从根本上铲除年、隆朋党势力，汪景祺、查嗣庭和钱名世均系年、隆党人，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僚，查嗣庭攀附隆科多，受其荐举而任礼部侍郎。钱名世亦“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③。而隆科多和年羹尧又是内外配台保证雍正顺利夺位的至功之臣。为一家一姓的私利而参与密谋，当时虽信誓旦旦，事后必为主子所深忌，落得可悲下场，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年羹尧和隆科多都是康熙时皇四子党的重要成员，雍正皇帝的亲密助手，为了同敌对的政治集团作斗争，当然有许多难以见人的谋划。如果底细被捅了出来。当皇上的将无颜以对天下。雍正心里是很恐惧、很不安的。这从雍正三年他就年羹尧的奏折所发的一段谕旨中就可以得知，他说“朕藩邸门下之人向惟年羹尧、戴铎肆无忌惮。……朕深知藏铎行止狂乱而不置于死者，恐年羹尧等又加朕以杀戴铎灭口之名也，着问年羹尧。昔所批伊之名及朕之所行之事，所说之言，或戴铎向伊曾如何说，朕果有不可以对今日之臣庶者。年羹尧一一据实具奏，庶使天下人共见之。若一言一字隐讳，乃天诛地灭之人也”④。作为皇权在手的君主，用以市侩无赖的口吻，足见其恐惧、疑忌之重。随着雍正皇权的巩固，对曾参与密谋的年、隆必然更加提防，以致杀其灭口。王钟翰就说，世宗“天性险诈”，“世或以年恃功骄蹇，不缴朱谕，为致死之由，当属皮相之论。若深察世宗之为人，则年、隆之戮辱，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存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⑤雍正朝的重大文字狱多与世宗夺嫡有关，著名的曾静案亦卷入了这一敏感的政治风浪之中，从《大义觉迷录》来看，曾静的主要罪状是“遣其徒张熙授书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所谓诬谤之词系指世宗“谋父”、“逼母”、“杀兄”、“屠弟”等，并对世宗严惩年、隆不满。曾静获罪实由于此，而不仅仅在于宣扬吕留良“夷夏之防”的思想。就是吕留良、陆生楠，以“宣复封建”作宣传。本质上也是为了影射世宗即位后杀戮诸王一事⑥。如果让这些流言态意传播，捅出什么漏子来，那局面就难以收拾，因此．只有禁锢起来．才能保证“缜密”。雍正曾说：“臣不密则失身．君不密则失臣”，“隆科多、年羹尧辈皆以不能缜密，自取灭亡”。⑦显然世宗自己并不否认这一点。
世宗的自卑情结使得他以这种区区小过而纵无穷之诛的行政，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然而自卑情结并不一定成为人的调节机制中的障碍。事实相反，它可能而且往往是灵感动力的源泉。在阿德勒看来，“自卑感是每个人所共有的，补偿作用是推动一个人去追求优越目标的基本动力，在‘权力意识’的驱动下，常常变得奋发图强，力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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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高宗实录》卷十三，乾隆元年二月辛巳。
②《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
③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朝，雍正四年三月甲戌。
④ 肖奭《永宪录》雍正三年六月。
⑤《清世亲夺嫡考察》，见《清史杂考》。
⑥《清史编年》卷四。
⑦ 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朱批。
取得成功”。①世宗正是通过自卑情结这股向上进取的力量，厉精图治，从而取得卓越的政绩。在这十三年里由于他勤于政事、锐意整顿，澄清吏治，革除许多相沿已久的弊政，从而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这十三年里，他组建了一个比较廉洁的政府，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这时人口增长，国力强盛，雍正六年府库存银六千万两，较康熙年问最盛时尚多近千万两，在这十三年里，他不仅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辖，平定准噶尔叛乱，而且在西南地区推广“改土归流”政策，使中央对西南的管辖达到了空前程度，国内空前统一。由于雍正的自卑情结，使得他在人君驾驭之术方面自有其独道之处，判断难免“以君心之好恶为好恶”，甚而耍弄权术，但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注意体察客观实际，因而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正如雍正自己所说，他“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王实对之不愧”。②世宗在十三个春秋里能做出如此重大政绩而成为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必须归因于自卑这种强而有力的情结。
然而世宗在成功之后，又产生优越感。一个人一心一意地追求自己个人的优越和权力，必然会形成一种自尊情结，从而变碍骄傲、专横、爱虚荣、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世宗虽然促成农业繁荣，但他却又存在急于求成，片面追求迅见成效，满足于臣下的迎合虚夸奏报的毛病，这突出地表现在奖励垦荒问题上，他一再强调“开垦一事与百姓最有裨益”③，并且督责全国省、府、州、县行政官僚系统以推动之，凡“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地亩多者，亦准令议叙”④。“水田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⑤。没料到，正是由于这一个“准令议叙”，各级官僚便视开垦一事为请功逞能揽取宠升的捷径，普遍“以少报多，希图议叙”⑥而世宗却一味陶醉于开垦成效显著，没作深入查究．其中隐蔽之严重虚伪。在户部年终汇奏，康熙六十年共有田地山荡畦地7356450顷余⑦，但到雍正十二年便一跃上升为8901387余顷⑧。十三年间在册土地增加155万顷余，竟占自古以来开垦土地数目的五分之一左右。这决不可能是实在的。
可见，在18世纪初期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塑造了世宗的自卑情结，产生了这样一位既有才能作为，又凶狠残暴；既仁慈英明，而又刚愎自用的君主，他的思想、行为和所制定的政策都无不与他的自卑情结密切相联，甚至他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鲜明地打下了这一自卑情结的烙印。环境创造了雍正的自卑心理，而雍正又在自卑情结的影响下，对国家政制、财制、文教政策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兴改，他无情地摧毁政敌，猛烈地打击朋党，严厉地整顿吏治，革除了康熙朝末年遗留下来的许多弊病，使清朝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上都有所发展，从而为乾隆的极盛奠定了基础。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皇帝的个性、心理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当然不是历史的主流，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总为势；但它对历史的发展决非毫无作用。这里存在一个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以及历史偶然性的客观作用问题。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运动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⑩我认为，这正是对清世宗自卑情结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影响的绝好注脚。
（作者：陈国生，陕西师大史地所博士；
责任编辑：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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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个性心理学》。毕中师大出版社．第256—257页。
②《清世宗“朱谕”》第九函。
④⑤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六《户部·田赋》开垦一：
⑦《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
⑧《清世宗实录》卷五〇。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马克思致路·库恩（1871年4月l7日）》。
录入：梓轩；校对：洗桐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