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直以为雍正朝也是闭关的,误解我们四了,多谢大白为四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四开放海禁,通商贸易,较之其父其子,更有些倾向于重商主义,或许发轫于皇子时期的贸易得益颇丰,爱钱四所名非虚。
在向玉成的《清代华夷观念的变化与闭关政策的形成》一文中说,“直到雍正初年,政府对中外交往和贸易的政策仍较为宽松,雍正皇帝曾谕粤海关:‘国家之设关,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遗憾的是清初中外交流的局面因雍正驱逐传教士而全然中断。1725年,雍正下令严行禁教,驱逐在华传教士,清朝的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宽松政策宣告结束。这种政策首先是出于加强统治的政治目的,当然有其积极作用,但它却人为地隔断了中西交流。”
禁教对贸易也是有影响的吧,尤其早期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多为通过传教士进行。而商人主要出于获利目的,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贸易一般就能进行,然后根据谈判能力的大小,瓜分贸易得益,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贸易的自由化。而生产的专业化需要不断进步的科技水平为依撑,当时中国宫廷内已经出现一些精巧的机械设计,可是只是作为皇帝个人的兴趣爱好,而不是推广到工业生产,那么技术进步所能带来的进一步的生产专业化是否持续值得商榷,进而自由贸易的持续亦不很确定。
何况,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一向认为西方科技是奇淫巧技,既然不能从思想上接受世界的多元文化,那么实际应用中必然会对西方科技不屑一顾。禁教,是当时为加强统治计,可是客观上却阻碍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这不是雍正一个人的错误,而是固有的观念束缚和君主集权的制度因素所造成。到乾隆年间,制定了更加苛刻的闭关锁国的章程。1744年的《管理澳夷章程》是第一个成文的管制外夷的章程,防范外人来华,限制中外交往,由此,闭关锁国开始步出实质性一步。
虽如此,还是非常同意大白的观点,“雍正,也许非自觉的,他已经窥见了一点点欧洲启蒙时代建立起来的近代资本文明的曙光了”,在雍正朝,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兴旺,科技有发展,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局面最后还是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