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从耶稣会士的书信那里得来的。
他说的“中国的报纸”就是邸报，而每逢年节，册典便赈济孤寡老人，这更是中国历代传统。康熙年至少每年一两次。董鄂被册立为皇贵妃的时候，顺治还大赦天下呢。要说特别，那个才比较特别，因为逾矩。
伏尔泰对中国的许多描写有夸大的成分，原因有二，一，雍正与路易十四、十五同时代，伏尔泰对法国政治心怀不满，但又仍摆脱不了对贤明君主政治的幻想，所以藉赞美遥远的东方的某位贤君讥刺路易。二，伏尔泰从耶稣会士的书信中偶然得知一鳞半爪，譬如雍正驱除教士等，十分仰羡（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法国教会政治腐败到极点），于是多加了几句溢美之词。
读伏尔泰，主要不能从这些细节上去抠，因为他主要是个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不是史学家，博物学家，风俗学家，他是借事儿说道理。孟德斯鸠是法学家，他对雍正就没那么多浪漫夸张的仰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