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小德兰爱心书屋。
地址： http://www.xiaodelan.com/BookInfo.asp?ID=5689 在耶酥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有许多这个时期在华外国传教士的书信可以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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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年10月16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在我们所处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叫我怎么给您写信?又如何给您描述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一幕幕悲惨情景呢?多年来我们所担心并无数次预言过的一切终于于最近发生了：我们的圣教在中国已被完全禁止，所有传教士一一除在北京的以外一一都被逐出帝国，教堂或被拆除或被派作渎神的用场；敕令已经颁布，基督徒必须放弃信仰，其他人不得信基督教，违者将被严惩。近二百年来花了我们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传教会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点燃全面迫害之火的最初的火花是去年7月在福建省福宁州福安县出现的。该地基督教徒由布拉兹·德拉西埃拉神父和厄泽皮奥·奥斯多神父管理，他们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不久前刚从菲律宾到达那里。一名信基督教的秀才对某个传教士不满，放弃了信仰，随之又串联了另外几名秀才，把自己的不满告诉了他们。他们联名向地方官递了诉状，其中有多项指控。从官员的命令中可以看到，这些指控主要是说欧洲人躲在幕后，却用信徒们的钱盖起了大教堂，教堂里男女混杂，还指定幼女当修女等等。无疑，最近几年来出现的这些做法其本意是好的，但这样做毕竟是对中国人习俗的无知或忽视：因为其他传教士一一不论是耶稣会士还是散布于这个辽阔帝国各地的方济各修会、奥古斯丁修会的神父们及外方传教会的先生们一一知道中国人非常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因此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因为鉴于中国人的特性，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问题上的失误更能诋毁宗教、使它变得可憎可鄙了。
福安知县收到诉状后无疑呈报了上级官员，因为他于农历五月十二13(即公历6月14日)接到了总督如下命令：
我获悉有人在您辖区中传播天主教，富人穷人纷纷入其彀中，无论城乡均有教堂。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些信教的青年女子被称为修女而不得结婚。布道时(教堂里)男女混杂，福安辖地上教堂竟有十五并六座之多。此种外国宗教蛊惑百姓，败坏我淳厚民风，后果严重，因此以禁止为宜，不得放任自流。为此我特发此令，望您收到后立即在福安全境张贴公布，禁止该教并画下各教堂图形后将其关闭。令各族长和地保将此令通告各地，以使人人遵守并立改前愆。今后若有胆敢违反此令者须依法严惩。聚众奉教者应录其姓名，捉拿归案，惩其罪行，不得姑息。各处教堂均需检查并登记造册。检查必须准确、可靠、真实，还应画下其形状，以便我决定将其改派何种用途。望认真商办此事并告我以商议结果、俾使诸事办得合理。此令须立即执行。
知县接令后迅速发布告示，张贴于城中各热闹去处。按中国惯例，他在告示中先转引总督命令，随之补充道：
我据此发布本告示晓谕大众以便进行检查。下级官吏须遵 照执行。五个区的地保应集中前往城内教堂，亲自认真察看它有几间正屋、几个房间、长宽各占地多少、剩余多少可用材料，并开列清单，予以保管，负责到底；清单应交我向上报告。需有官员检查多少女子当了修女。我命令各族长和地保立即准确探明情况，通知有关家长将其领回，不准她们继续留居教堂，否则便违反了我上官之命。望迅速遵照执行。
福安知县查明情况后向上级报告道：
卑职根据你们的命令，已就应予严惩之事发布告示，以使任何人都不能借口不知情由而继续胡行。我还派人张贴禁令，制止该教派活动。我亲自到建于Tchong-sse街的教堂做了检查，这项工程虽刚动工，但据所用材料和设计图样判断，费用至少要两三千两银子。若用这笔钱帮助可怜的百姓那该多好，可惜它用来为一个骗人的教派服务。这个教派破坏五常和真正的道德，破坏家庭和睦及良好的民俗，真令人痛心!
我在现场向地保及(该教派)头目们说明了你们为管好本省、维护习俗、美化百姓心灵而做出的努力，但负责建造该教堂的司书郭育新、举人Ou—Oh-entcho及其他某些人却大声答道，天主是万物主宰，谁敢不尊重、不敬奉祂呢?
我当即接过话头，问他们为何不敬奉已故的祖先?为什么在其父母去世后不依俗成礼仪祭奠?为什么他们中有不结婚的青年男女?为什么把我们尊敬的先贤视为恶人?对我所有这些问题，他们只答道，有一个传教的欧洲神父教他们上天堂之路，而那些礼仪既然在他们死后毫无用处，奉行它们有什么用呢?我问他们这个欧洲人叫什么名字、住在何处、是否有朝廷发的准其传教的票、我能否见他。他们说这个神父姓汪，深居简出，很难让人见到，也从不说是否有票。此种答复使我断定，这是些未经任何考虑就天真地入教的愚民。
正当我忙于执行你们命令之际，一个看门的衙役带给我一张匿名文书：他是在我发布的告示下面发现的。这份文书充满了傲气和粗野无礼之词，我生怕有辱你们耳目而不敢报告内容。
查本衙档案，我发现朝廷曾子康熙五十六年下令，(传教士中)凡有票者准其住于教堂，无票者应驱逐。此令已公布全国，系先皇帝善待来华洋人之举。但此令只准洋人依其律法在华生活，并未允许中国人信其宗教并听命于他们。此外，有票的洋人虽各有教堂，但每个省只能有一座，从未有人允许他们在福安小小一隅之地拥有十几座之多，而且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查我国典章，我发现私建庙宇是不允许的，若发生这种情况，地方官应将其拆除并严加禁止。地方官若不充分行使职权彻底禁绝此事，他们的权威就会被蔑视；而若不尽早禁绝，所有百姓都将信奉该教，从而背离我国习俗、追随洋人之法了。
卑职位低权轻，无力匡正此等流弊。我派杨泽基代我前往本县各座教堂，令其编出准确清单，由我呈报你们。此外，我请你们当心教徒们的鲁莽和傲慢，恳请你们召集文武官员就此议出万全之策，以便禁令下达以后，任何人都不敢再违反政府明智的法令。五月二十六日(1723年6月28日)。
六月初一(7月2日)，省城两名官员读了福安知县信后回信道，
他们对一名秀才居然抛弃圣贤之道而信奉洋教深感震惊，着立即将该秀才及一名举人捉拿归案，全力查找张贴匿名谤文之徒，记下洋人传教士的姓名别号，了解其是否有票。他们要求知县就上述各项迅速做出确切答复。
此外，总督给知县秘密寄了一份短笺，内容如下：
福安百姓受了骗人的天主教之蛊惑，这些百姓是托付于您照看的，难道不该尽早恢复秩序、趁该教刚开始传播即予禁止以阻其发展吗?您当初在做什么呢?难道能无所事事、安之若素吗?您看看由于您的失职事情到了何等地步!据您报告，贵族、文人、军人、百姓，总之是所有末受益惑之人得知追查基督徒的消息后都欣喜若狂，而且人人都为扑灭该教出力。当然，智者与愚昧之徒想法是不一样的。必须殚思极虑使误入歧途者重返正道。因此，您收到这份短笺后应立即潜心弄清有多少人信奉这一宗教。您要了解哪些人是为首分子，若此辈中有担任族长的父兄，就应利用后者劝告其他人改邪归正。同时应悄悄利用贵族和文人之力，借此温和手段，或许能使人安分守己。至于欧洲传教士，您要确切了解其姓名及是否有票，但即使有票，您也不得准许他在您辖地传教，也不得聚众蛊惑百姓。望迅速就此作答，以便将其抓获，遣送广州并从那里送往澳门。送到澳门后须取得证据，表明他到了那里。
至于对为首文人一一如秀才和另一些人一一的处理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必须整肃地方，恢复良善习俗。如担心奉教百姓人多势众，就别急于使用暴力，否则事态将会恶化。您应事事留意，尽快告知我情况，以便我下达命令，派遣兵士以威慑百姓。
此乃要事，不容耽搁，但您不得有丝毫冒失，必须谨慎从事。我同时给福宁知州寄了一份短笺，令其在州衙中选派一名干员秘密前往福安密切关注百姓动向，随时向我报告。邮件应加贴羽毛（若有紧要公文，人们便在邮包上贴一羽毛，送邮包的人则须日夜兼程、尽最大努力快速送达。一一原注），此件请寄还给我。
福安知县就此向总督答复如下：
卑职在前次呈文中已向您禀明：我已发布告示禁止洋教，委派官员去乡间察看教堂并开列清单；我本人则前往刚开始动工的城里的教堂，对现场建筑材料做了登记，还召集五个区的地保及基督教徒告之以您的命令，令其知道您一心要使本地不犯错误，重振良善民俗。我反复向他们说明了这一切。唉!这些人简直发了狂，他们似平不愿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他们非但不思认真改悔，还在我告示下贴了谤文。我感谢您答应给我们派兵以执行禁令。
据开列教堂清单的下属官员的报告，我前次所寄短笺中 (呈报的教堂数量)还少说了二三座：因为总共达十八座之多。高大的教堂皆是新建的，老教堂经过修缮也焕然一新。建造此等建筑需费巨额银两，这些钱都是民脂民膏。可怜的百姓其他所有花销都很吝啬，但在这一有害用途上出手却很大方：他们典押房屋，甚至出卖土地。
年轻妇女和姑娘们也加入该教。她们在僻静之处悄悄向洋人吐露心中秘密：他们把这称作忏悔。男人女人恬不知耻聚在一起，世家子弟、秀才及其他士人自甘堕落，做出有失身份之举而不知羞愧。一入该教，人们就不再祭奠死者，父母一死就再也想不到他们，甚至连自己家庭出身也置于脑后，真好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对我们受其教诲的圣贤毫不尊重，这样，中国人就变成了欧洲人。禁欲的修女终生不嫁，丧妻之鳏夫宁肯无后也不续弦。这岂不是一种蛊惑百姓、离散家庭、败坏淳厚民风的宗教吗?事态严重，不容耽搁。为此我恳请您尽早发布严令，俾使诸事恢复正常，被败坏之民俗得以重振。至于教堂如何处置，窃以为拆除为宜。
知县建议总督首肯拆除教堂，用其材料修缮衙门，因为年久失修的县衙已濒临倒塌。
总督答道，据(知县)呈文所述，这些材料归百姓所有，既然如此，理应将其用于对百姓有益之处，因此不应拆除教堂，把它们派作公益用途更为恰当。
我们不知道福安传教士为平息这场新的迫害采取了什么措施，只听说他们躲进了某个私人住宅并派了几名信教士人去首府向总督呈递了一份诉状，内中错误地坚持说所涉及的那些教堂是奉先皇帝康熙御旨建造的。总督不相信这一点，因此于8月间把迫害扩大到福建全省，并密奏皇上，报告他接到的对基督教的控告以及他对福安县已采取的和他认为应在福建全省采取的措施。他在随后寄出的公开奏章中所谈的正是这些内容；在这份奏章中，他请求帝国各省中不留任何欧洲人。
5至7月时，只有总督一人在反对福安基督徒；7月底起，巡抚与之一起，联名下令全省检查有多少基督教堂，是否有欧洲人居住在内以及是否有票。这便是他们告示中的内容，现转述如下：
先贤教导之学说，历代皇帝为管理万民而下达的指令以及本帝国高尚的行为准则皆包括在三纲五常和我们的法度之中。
例如孝顺一说，其意虽不在于必须以锦衣玉食侍奉父母一一因为粗茶淡饭也可颐养天年，但父母死后，儿子理应服丧、哭泣、哀叹并尽其所能办理丧事，之后还应做七。这是每个有天良的儿子对父母应尽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我们在书中读到，做七时应犹如父母亡灵就在现场那样恭敬和郑重，若自己不做而委托他人操办，就等于疏漏了这一礼仪。先贤们确立这套礼仪，将其视为治国安邦的纲常之一。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丧妻之夫若无孩子就必须续弦。女孩达到结婚年龄，父母应为其择偶。男人与妇人、少男与少女间皆应授受不亲。这些都是特别叮咛于我们的事。今上雍正皇帝事事叮嘱，要求子女必须孝顺，必须完美无缺地履行义务。我们治下的福建省人人都努力学习四书五经和礼仪法制，惟有海边的福安县荒废于此。最近，一名自称神父的欧洲人来到该县躲了起来。他传播的宗教在百姓中造成了混乱，使之对我们良善的法度起了怀疑。不仅农夫、商人信其言辞，追随其后，甚至文人们也迷恋于他，以至真伪不辨。无论男女他都接纳入教，这些人则不知羞耻不分性别地聚在一起。可怜的愚民们掏空腰包，甚至变卖必需的家产兴建教堂。仅福安一城及其辖地就建了十八座教堂，常去礼拜者难以计数。谁能于光天化日之下目睹魔鬼四出游荡而无动于衷呢?
我们仔细研究过该教，发现信教者把我们先贤先师及家族祖先一并视若鬼魅，他们对其毫无敬意，也不为其举行任何习惯仪式，父母死后他们无任何悲痛表示，发妻死后鳏夫不得续弦，甚至以无嗣为乐，他们劝女儿不嫁，从其议者被称为小修女。此外，他们还有一间暗室，人们看到男男女女进入后悄声说话，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忏悔。
此等行为败坏五常和先贤学说，毁我历代君王益世之教诲，扰乱百姓，使之陷入怀疑和无尽的困惑之中。所有教派中数它害人最深。
根据我国法度，凡以宗教和行善为名欺骗百姓之教派头目当被绞死，以同一目的追随其后者当处一百大板并流放二千四百里以外。此外，严禁兴建新庙，无论和尚、道士或其他类似教派皆不准兴建，违者处一百大板，逐出帝国，永远不得重返，庙宇拆除，地皮和建材充公。据此，我们身为总督、巡抚，命令将该神父悄悄拿获，押送澳门，禁其再度入华。同时命令各城官员，所有文人、进士、秀才、兵士、商人、百姓一切人等均应远离如此有害之宗教，并令有罪者改过自新。他们应专心阅读先贤典籍，阅读四书五经及有关礼仪和历代君王法令和教诲的书籍，俾使习俗中无任何差别，百姓心灵保持正直公正，不至因受到诱惑而信奉骗人的教派。
在福宁城关东区Si—che地面上的教堂及宁德县城内的教堂均应改为学堂。福安县城及辖区内十八座教堂，应改做文人活动场所，或改做学堂和祠堂。当地官员执行此令后应向我们报告。
至于陈舟、赵万洲)、莫天林和郭育新等诸位文人，倘他们悔过自新并劝告他人真正悔改，脱离该教，就将其行为和姓名报告我们；我们不仅会恕其罪过，还会表彰他们的热忱。若他们表面服从，暗中抗命，地方官员也应报告；我们将夺其功名，依律治罪。地方官若徇情袒护，对其行为隐匿不报，则罪不可恕，我们将罢其官职。雍正元年八月初二(1723年9月7曰)。
我们在北京获悉总督和福建巡抚上述命令后十分不安，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场风暴将波及更多地方。福建总督还管辖浙江省。他是进士及第，出身于有权系红腰带的家族，即皇族以下第一个鞑靼家族，因此在帝国中权重一时。何况时过境迁，今上几乎不再使用欧洲人，对科学及外国珍奇之物似乎也鲜有兴趣。皇帝这种态度使原先一些朋友疏远了我们，他们中一些人已不能再为我们出力，另一些人则不敢与外国人来往。
考虑到我们的可悲处境，大家断定，在人力所及的一切办法中，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可走：设法找一个有力的引见人。有人告诉我们，第一位任钦天监监正的鞑靼人是福建巡抚的密友。于是，我们请凯莱神父(他是监正的同事)央求他给巡抚写一封信。正如我们所愿，监正把信给了神父；10月中旬，信寄给了巡抚。几乎同一时候，多明我会修士米诺斯神父受宗教热忱推动并考虑到他修会的利益，连续三次拜访了广东巡抚，求他致信福建总督，因为神父知道这位巡抚喜欢欧洲人。巡抚本不想介入这一棘手事务之中，但他仍温言抚慰而且给总督寄了快信。总督回信道，他也做不了主，因为他已把事情上奏皇帝，现必须等陛下裁决。
果然，12月25日圣诞节时，我们获悉福建总督曾公开上奏皇帝，请求在全帝国取消基督教。读读这份奏章便可发现，此前他还有一份密奏，因此，他收到过皇帝于我们不利的御旨。公开奏章是这样写的：
臣福建总督满保就严判无知愚民不经考虑加入基督教一事启奏陛下：臣详查各种事端后发现，在福宁州所辖的位于近海山区的福安县城中藏有两名传教的洋人。据臣派往该地的人报告，城乡各处已有数百人信奉该教，其中文人有十余人。他们在城内外建有约十五座教堂。两名洋人躲在一文人家中，后者不准任何人接近其住宅．他们根本不顾官方禁令，男女聚集一处举行祈祷，还称之为布道。总之，他们的习俗十分可憎。
为此，臣与巡抚下令文武官员仔细搜寻两名洋人，捉拿后押解广东澳门，并令将上述教堂改做文人活动场所或改做学堂和祠堂。
我们还命令信奉洋教之文人教育和劝导受诱惑的可怜百姓服从命令，脱离该教，借以补过；若有文人继续奉教，我们将夺其功名，依律严惩。上述命令已公告全省并已存档。
我们知道，洋人在各省大、中、小城市里建有教堂，居住于此。我们认为宫廷可留几名洋人效力，令其修订历法或从事其他工作；但若任其留在各省兴建教堂，恐怕百姓渐渐会信其宗教，追随其后，大批受诱惑者将抛弃我良善之民俗。洋人对我们承之于圣贤的良好管理及公益均无任何用处。
为此，我们冒昧恳请陛下对已在朝廷之洋人照常留用，同时请陛下将洋人逐出各省，将其或送往朝廷(效力)、或送往广东澳门，其教堂改做他用。我们认为此举于百姓利益和帝国安宁均至为重要。
我们有幸已就此事上奏过陛下，陛下对此了如指掌。我们谨遵陛下之命，在福建省禁止了基督教。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1723年11月22曰)。
我们到12月27日才见到这份奏章。次日，巴多明神父派遣仆人去见当官的一位朋友，了解陛下对此有何答复，因为给皇帝的所有奏章都是神父这位朋友接收的。29日，他遣人告诉巴多明神父，宫中的教堂和欧洲人不受触动，但外省不是这样，那里不再允许有教堂和欧洲人。
这一答复及总督最近奏章中的内容使我们断定，宗教事务已经无望，其破灭早已在皇帝和总督间秘密决定了。但鉴于答复不太明确，巴多明神父又找内务府一位朋友(皇帝敕令是经他手下达的)帮忙，请他确切说明陛下就这份奏章下达过什么命令。他告诉神父，皇帝已把奏章交礼部议处。
虽说该部历来十分敌视宗教，但我们仍希望通过争取负责文书档案的官员，请他们从中取出对我们有利的康熙皇帝的御旨，并以此为依据草拟礼部议案。我们自以为通过这一办法至少可保住有票的外省传教士。
负责文书档案的官员们收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钱后答应依我们所愿为我们效力。他们果然从档案中取出了康熙三十一年时皇帝准许基督教在全帝国自由传播的御旨以及康熙五十年时皇帝就御史樊绍祚状告传教士而发布的关于传教士须领票(方可传教)的御旨。他们据此草拟了两份议案：其中一份使我们对福建总督占了上风；另一份则准许有票的传教士留在各省。
使我们放心的还有，先皇帝第十二子，即主管礼部的亲王及两位副手曾答应保护我们。(1724年)1月3日，我们的希望似乎显得更有根据了。当天，礼部聚会议事，负责向尚书及其副手们提出决议草案的一位下级官员递交了一份批准福建总督所有行动的议案。亲。王阅后见其中未提及先皇任何御旨，便问档案中是否没有他父亲先皇帝关于基督教的御旨，如有，为何只字不提。亲王一名副手是巴多明神父密友，因此也特别强调这一点。负责档案的官员做了肯定答复后奉命在议案中予以引证。这位副手很清楚这些御旨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巴多明神父两天前已把副本寄给了他。
这些消息使我们充满了希望；但是次日，即1月4曰，我们却得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消息。当天，礼部照常聚会，亲王问有关基督教的决议草案是否已备妥。上文提到过的那名下级官员居然放肆地递交了昨天的议案，而且一字未改。亲王十分惊讶，那名官员却傲慢地答道他没有任何其他议案可以呈递，还说亲王是主子，但他宁肯丢官也不会递交其他议案。在此情况下，或许亲王怀疑这位官员奉了皇帝密旨所以如此大胆，再或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什么原因，所以亲王提笔在议案上改了几个无关紧要之处便签署了事。鞑靼尚书和副手们跟着签了名，只有汉人尚书及与巴多明神父友善的那位副手拿着笔阅读议案，但皆未签名就把它退了回去。随后两天，人们向其呈递同一份议案时他们又都照退不误。但到最后，亲王派人询问此事为何不能结案，这两名官员担心坚持拒签会招惹麻烦遂不再抵制，签署了礼部决议。现转述如下：
在朝廷之洋人对制定历法有用，还可提供其他服务；但外省 之洋人毫无用处。他们吸引无知的男女百姓信其律法，兴建教堂，以祈祷为名把人们不分男女聚在一起，这对帝国毫无益处。依福建总督建议，于朝廷有用者须照常留用，至于分散于北直隶及帝国其他省份之洋人，如其可用，可将其送往朝廷，余者遣送澳门。先前领有内务府颁发的票的洋人须把票交给地方官员，由后者寄给本部以便送回内务府销毁。他们所建之教堂均应改做公用。严禁基督教，轻率入教者必须尽快改正。今后再行聚会祈祷者应依律惩处。地方官若不认真监督执行此令，总督巡抚们应将其革职，送礼部查办。
礼部这份决议于阴历十二月十四日(即1月10日)奏报皇帝；次日，雍正帝以朱笔批复如下：
照礼部决定办理。欧洲人是外国人，他们已在帝国各省滞留多年，现必须按福建总督建议办。但恐百姓对其有侮辱之举，因此，朕命令各省总督巡抚给他们半年或数月时间，把他们或送往朝廷，或遣送澳门；派一名官员一路陪同照料他们，保证其不受侮辱。着谨遵此令。钦此。
如我上文所说，我们于1月4日得知了礼部商议结果，大家对礼部已无任何指望，遂决定向皇帝本人求助，祈其怜悯我们。困难在于如何把我们微不足道的祈求上奏陛下。先皇帝(康熙)第十三子可说是今上惟一宠信之人，如他愿意担此干系，我们觉得他最适于帮我们上奏。因此，大家决定由费隐神父、郎世宁修士(他的绘画才能很讨这位亲王喜欢)和我于次日前往亲王府求见，请他保护我们。
第二天是1月5 日，早上六点我们三人就到了亲王府门口：他的随从已准备就绪，等着送亲王进宫上朝。门口的太监起先不肯给我们通报，因为亲王就要出门了，但经我们恳求后他终于人内通报了。过了片刻，他出来带我们面见亲王。亲王一见我们就说：“你们是来跟我谈福建总督控告洋人一事吧?”我们答道：“是的，亲王，我们恳求有幸得到您的庇护。”亲王道：“昨天，皇上把你们的事交给我和我的弟弟十六亲王了，但我对情况还不够了解。自从你们发生争执以来，你们目睹了你们事情的发展进程，这使我先父皇花了多少心血啊!要是我们的人去欧洲要改变你们先贤制定的律法和习俗，你们会怎么说呢?今上一一我的兄长坚决要求有效地结束这种状况。”我们答道：“再也不会争执了，一切都已结束。”“如果一切都已结束，福建那两个洋人为什么还躲起来呢?”亲王反诘道。我们告诉他：“那两人我们不认识，我们认识的传教士都有先皇帝发的票，他们散居各省，皆已年高，最年轻的也五十五岁了。殿下可以看到，礼部于康熙五十年发布的命令是准许他们住在帝国的。”说着，我们把这道命令递到了亲王手里。他仔细看了起来，随之一面交还我们一面说道，这道特许令说得不清楚，它在宫内可能有点用处，但在宫外就不管用了。就此我们答道，我们是外国人，不大了解朝廷各部门的管理方式，但皇帝亲手把票给了我们，我们就相信无可忧虑了。
“呵，”他接口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前来中国的有好几种洋人：有些是来为皇帝服务的，有些是来做生意的，还有些是来传教的。我现在没工夫审察你们的事，不过请通知所有洋人明天到宫里来，我抽空再和你们谈。”于是我们说道：“王爷，我们恳请您注意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像可怜的孤儿一般无依无靠，只能祈求皇上和您的支持了。我们冒昧希望您能像慈父一样庇护我们。”亲王答道：“放心吧，皇上把你们的事交给了我，我会认真办理的。”这一许诺使我们得到了安慰。我们忧心忡忡地进入亲王府，离开时却很高兴。
我们马上召集在京全体传教士会商该如何回答亲王的问题，因为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让他知道我们的意见不再有分歧，所有人想法都是一致的。
第二天1月6日是三王来朝节，我们全体遵亲王之命进了宫，但我们白白等了一整天：应该与十三亲王一起在那里的十六亲王没有露面。十三亲王让我们第二天傍晚去他府上，不过又说不必所有洋人都去，有四五个中国话讲得最好的人去就够了。于是，我们六人下午三时许到了他府上。他临天黑才从宫里回来，到家后还有一些事要处理，所以直到晚上六点半我们才被领进他的房间。
他让我们落座后说道：“我知道你们的事十分棘手。有一天我看到了福建总督的奏章，你们关于我们习俗的争执对你们损害极大。要是我们到了欧洲也像你们在这里一样行事，你们该怎么说?你们能忍受吗?我会花时间调查此事的。不过我要明确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离开，中国不会缺任何东西，没有你们也丝毫无损于中国。我们不会强行留住你们任何人，不过也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践踏法律并竭力取消我们的习俗。”亲王说这一切时的语气使我们相信，他不过是在重复皇帝本人的话。
由于我们预料到了他对我们说话的内容，所以向他递交了一份陈情书，针对福建总督指控的要点为基督教做了辩解。考虑到他可能怀疑我们会使用隐瞒手段摆脱困境，我们就告诉他我们从不秘密传教，讲授教理的书籍是发到每人手中的，我们非常乐意分发它们，甚至还公开展出了一些散页印刷品，以便使基督徒们随时看到他们应当知道并必须履行的职责。与此同时，我们给了他一份这种印刷品，内容是以“要言”为标题的教理入门；人们在基歇尔神父的《中国图说》一书中可读到其译文。
由于这两篇文字(我指的是陈情书和教理入门)是相互印证的，亲王似乎温和了下来。我们趁机提请他注意我们始终是谨慎从事的，从未有人指控我们践踏帝国法律，而且我们与官员们相处融洽。于是，亲王要求看一看票。巴多明神父正好带了一份副本，便递给了他。亲王在上面惊讶地读到，持票的传教士是不得返回欧洲的，于是问是否所有票上都有这一条款。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对我们说道： “这种票在外省无任何作用，如果你们的事情平息下来，就要给你们换一种更适当的票。至于福建总督的指控，你们不必担心，我虽做不了主，但会尽量为你们帮忙。”说罢，亲王把我们打发了出来。
过了两天，礼部决议奏报皇帝，陛下于12 日批复核准，我在上文已引述了朱批文字。我们指望十三亲王为我们说话，却落了空。但我们又不敢催得太急，生怕因纠缠不休而失去这个仅剩的靠山。然而在获悉事情进展后，我们决定请这位我们指望获得庇护的亲王帮我们向皇帝递交一份陈情书，因为我们决定向皇帝求援。第二天13曰，我们去亲王府求他代呈陈情书，还求他以其声望予以支持。亲王这一天很忙，我们求其通禀的太监建议我们晚一天再去。
14日同一时刻，我们又到了亲王府。太监一见我们便人内禀报以便亲王接见我们。过了片刻，他出来传话说亲王没空和我们谈话，但心里惦着我们的事，让我们放心。既然无法与亲王面谈，我们就把陈情书交给了太监，请他递给亲王。太监立即办理，但过了一会儿又把它拿了出来，同时告诉我们亲王不能把它留在府里，让我们第二天在宫内他指定的一个门口再交给他。
第二天15日，我们于11时许进了宫。那位太监替亲王来取陈情书。一小时后重见他时我问是否已把它递交皇上，他说，亲王和三位大臣及他的兄弟十六亲王一起阅读了这份陈情书，但皇上因一桩重要国事把十三亲王叫了去，亲王就没把它带在身上。让这些贵人老爷与闻这份陈情书，我们不会感到不快，我们相信，如需修改，亲王定会通知我们，要是他们赞成，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获得成功。陈情书是这样写的：
臣戴进贤( 这位传教士1717年1月到达北京后即被封为钦天监正和礼部侍郎，直至1746年去世的约三十年时间里几乎始终供职于钦天监。一一中译注)偕其他欧洲人恭敬地将此陈情书启奏陛下以叩谢天恩，同时禀明我们的凄楚忧伤以祈求陛下怜悯。
臣等获悉，在礼部就福建总督指控欧洲人一事做出决议之后，承蒙陛下念我们这些外国人留居中国已有多年，特恩准给被遣返者六个月时间，还命令官员陪同他们。我们深知皇恩浩荡，为此感激涕零。若能获准当面向陛下谢恩，我们将多么幸福!
鉴于无法匍伏于御座跟前，我们冒昧呈上这份陈情书，以我们至深的敬意感谢陛下。
请允许我们向陛下一一正如向我们的君王和天主一样一一陈述我们极度忧伤的原因。礼部就福建总督指控所做的决议规定，各省须清查持有先皇帝颁发的票的传教士，令其将票交出送还朝廷、予以作废等等。各省持有这种票的传教士不过三十人许，人们先前曾要他们答应永不返回欧洲，如今他们皆已年高体衰，怎堪经受如此艰难之旅?何况澳门非其祖国，可陛下要送他们去那里。我们深恐此消息一旦传到欧洲，人们会以为他们是因违反法律犯下大罪，所以才被逐出帝国以示惩戒的。虽说陛下不立即遣送他们，人们会认为这是陛下宽宏大量的仁慈之举，但他们会因此而更加困窘。
礼部还认为，无知的男女百姓相信我们的律法，而且以祈祷 为名男女不分聚在一起，这对各省无任何好处等等。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已近二百年，其教理始终是公开的，它教导为臣者忠于其君，孩子应尊敬服从父母，所有成年男子均应积德行善、远离罪恶、服从政府法令、维护安定团结与和谐。只需看看论述基督教的书籍便可相信它不是伪教。正因为此，长期来它才在帝国得到认可并获准自由传教。它历经多次审查，人们从中从未发现有违良善政府法度之处，也从未发现不合情理之事。说我们男女不分，聚集一处，这纯属诬蔑，不屑一驳。我们的集会是无可怀疑的。众所周知，基督徒有自己的节日，届时，他们到教堂感谢天主绵绵不绝的恩德，祈求天主保佑他们君王、父母、官员、朋友及所有百姓太平安宁。然而有人却下令百姓弃绝这一宗教，违者严惩。我们含着泪水，却无法理解为何如此不幸，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是被允许趵，信仰者也无需放弃信仰，只要不触犯政府法令即可。我们在这里犹如不幸的孤儿，只有陛下的公正才是我们的依靠，因为陛下的恩德对各国国民都是不分厚薄的。正因抱有这一信心，我们才不揣冒昧，万分谦卑地祈求陛下恩准长期在华并且有票的欧洲人留在中国。求陛下悯其年迈，准其在区区有生之年在此照看他们先辈的墓地。同时求陛下不要强迫基督徒抛弃他们信仰的宗教。我们自信，心地高贵的陛下定会赐于这一恩典，我们将永远感激。正因为此，我们才于忧虑与希望之中将陈情书敬呈于陛下之前。
我们一直等到晚上仍不知道陈情书是否已递交皇上。次日即16日，我们又进了宫，中午时分，亲王出现在我们所在之处。他对我们说道：“从你们的陈情书看，你们似乎想和皇上争辩，如原封不动递上去，我担心不会有好结果。你们应仅限于向皇上谢恩和祈求；不过你们若想冒险，那好极了，但我对结果不负责任。”我们答道，既然亲王认为合适，我们就删除带有争辩色彩的内容，仅限于感谢陛下和向他祈求。
第二天一清早，我和巴多明神父就进宮去找亲王把按他意见修改的陈情书交给他，因为头天晚上他在宫里值班。我们决定照亲王意见办的原因是：从亲王的表达方式中我们断定，我们的陈情书曾密报过皇帝，因为他以确定的口吻而非仅凭猜测地向我们谈到过陛下的安排。要是我们坚持不做任何修改，获准留京的传教士也会有被逐的危险，从而使有朝一日重建这个被破坏的传教会的惟一希望遭到毁灭。
亲王接过我们的陈情书，读过后一言不发就拿走了；这使我们断定他已同意。当天我们没得到任何消息。使我们不安的是，有人告诉我们亲王第二天(18 日)要去打猎，而且要持续两三天。果然，他到21日才回来。我们希望22日或23日能得知陈情书有什么结果，然而我们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已递交皇上。我和巴多明神父决定第二天一早进宫，名义上是问亲王次日(这一天是中国春节)我们在何处举行仪式，实际上为打探陈情书的消息。我们如愿见到了亲王。他见到我们后说，一些不期而至的急事使他未能把陈情书递交皇上，但他没忘记我们，而且会寻找适当时机的。因此，直至1月28日，我们仍处于不确定之中。
这一天，我和白晋神父、雷孝思神父及巴多明神父进了宫。9、10点钟的样子，亲王与他的兄弟十六亲王从宫内一个门口走了出来，他要我们到他跟前并对我们说道：
“我递交了你们的陈情书，可是太晚了：礼部已经议决，皇上也已批准，木已成舟，无法更改。”我们答道：“对皇帝这样伟大的君主来说处理此事再也容易不过了，他可以降旨特赦，如特赦令通过礼部下达到地方上，就不会太晚的。地方官们不会急于执行他们先前收到的命令，因为皇上仁慈地给了六个月的宽限。”但亲王又道：“皇上对我说了，此刻他丝毫不能改变已经做过的事，不过日后若有人骚扰你们，他将提供保护。”我们道：“当欧洲人从各省都被赶走后，显然无人再骚扰他们了。”亲王道：“你们不是还在这里吗?”“是的，”我们答道，“我们还在这里，在陛下跟前并受陛下保护，但一旦我们的同伴被逐，我们在这里就失去了体面。”亲王接口道：“不是皇上要赶他们走，而是福建总督为纠正两名洋人在该省造成的混乱才这样做的。”我们答道：“我们不认识这些欧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姓名。他们受了指控，难道别的那么多人也要跟着倒霉吗?人们对后者无任何理由抱怨，官员们对他们也是满意的。”我们说到这里时，亲王转向他的兄弟十六亲王说道：“无疑，礼部把一切都搅在了一起，他们的决议一文不值，我一读到它就发现了这一点。”亲王说话时，我们跪在地上磕头，求皇上赐恩并求亲王为我们说情。但亲王对我们道：
“你们要我做什么呢?难道要我也陷入你们的窘境，让我为了救你们而自己完蛋吗?何况皇上说了让你们留在这里以及广州。我曾向他提出异议，说有人照样会把你们从广州撵到澳门，但皇上说广东巡抚年希尧就此肯定会提出申请的。”我们答道：“巡抚见到礼部决定后不会想到再就一件在他看来已经决定的事情提什么申请的，因此，最好劳您大驾把陛下意图告诉他。”“不必了，”亲王答道，“你们自己给他写信吧。”我们说：“他不会相信我们的。但要是过两个月我们给皇帝上一份新的陈情书，您看如何?”亲王做了个手势表示这不可能，随之转身就走，使我们陷入一种您完全可以想像但我们无法描述的深深的悲哀之中。
这便是本传教会的可悲处境。我尊敬的神父，您不会不知道它的创始人们费了多少艰辛才为这个帝国打开了福音之门。您知道天主曾降福于他们的虔诚，他们过去也曾获得过在这里传播耶稣基督律法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礼部遵已故康熙皇帝旨意公开决定给予的；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人们还有什么不能指望呢?然而，有损心灵一致和灵魂拯救的不睦女神刚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所有这些成功。反宗教的裁决公布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最不幸的事件。我只能告诉您其中一部分，因为消息一经传到外省，所有经由驿站的通讯都对我们关闭了。
这一裁决于正月十七日(2月11日)才发往各省，但官员们从通报中一得知消息便开始反对我们。虽然我们被允许留居京城，但就在北直隶省，Ouen—ngan县知县立即强占了我们建在该县的法国教堂，将其改做公共粮仓。在前往鞑靼地区需要经过的长城边上的古北口我们也有一个教堂，当地官员进去拿走了祭坛上耶稣基督、圣母和圣约瑟的画像并当众烧毁。葡萄牙耶稣会士李国成神父在信中告诉我们，广西总督一听说礼部对我们做了判决，便不等礼部下令，立即夺取了桂林府教堂，让人推倒祭坛、焚烧圣像．礼部裁决下达到各省以后，凡不居住传教士的教堂几乎悉数被占。福建省所有教堂有的被改做学校，有的改做粮仓或祠堂，有的甚至完全被毁。我们(法国)传教士在北直隶省丧失了宣化府的教堂，那里有我们许多基督徒。葡萄牙传教士的损失比我们还大，尤其是赵州教堂被完全拆除，其建筑材料被运到了别处。其他省份肯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使我们最为痛苦的是，在某些地方，有人以撒旦取代了真正的天主，把献给天主的教堂变成了供奉偶像的庙宇一一据骆保禄神父来信所述，河南省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虽然皇帝降旨嘱咐地方官员禁止虐待传教士，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免遭各种凌辱。波兰耶稣会士邦库斯基神父在浙江首府杭州街头若不急忙躲避，就会被扔向他的大量石块砸死。在同一省份平湖县的卜文气神父要不是地方官在其教堂门口设置岗哨使其免遭百姓粗暴之举，也可能就没命了。山西、陕西两省宗座代牧主教洛里姆主教先生当时不在西安府他的教堂中，他与陪同他的一名方济各修会的神父一起在另一个传教地被抓获了，人们把他押往他的教堂。但据这位高级教士亲自写给赤脚穿云鞋的加尔默罗会修士雷纳尔迪神父的信中所言，他们在途中受到了押解者极为恶劣的虐待，因此决定先来北京再去广州：他们担心要是从西安去广州途中受到被押回西安时那样的虐待，那就会丧命。
正是广州的来信使我们知道，传教士们再也不能把这座城市视勿为避难地了。巡抚一接到礼部裁决就立即在其辖地公布，同时派人向当地传教士宣布，他们必须趁早准备去澳门；他还声称，到6月、至迟到7月，他辖区中的传教士将一个也不剩。
广州巡抚的举措不符合亲王向我们转达的意思，因为亲王说过：陛下告诉他要让我们留在北京和广州，还说巡抚就此会向他上奏，我们只要给巡抚去信就行了等等。尽管我们确信写信毫无意义，但为了使我们无可指摘，费隐神父和巴多明神父仍致函巡抚，告诉他十三亲王对我们所说的内容。
但当我们于6月初获悉了巡抚的严厉命令以后，我们决定向我们的保护人十三亲王递交新的陈情书，提醒他曾对我们说过的话，同时向他指出：从各省被逐的传教士大多不属于管辖澳门的那个国家，欧洲来华经商的船只在广州而不是在澳门靠岸，因此把愿意回国的人送往澳门实际上使他们反而无法成行。皇帝让我们留在这里为他服务，但若无人在广州维持我们与欧洲的联系，我们难以继续有效地工作。因此，我们恳请亲王求皇帝准许或因年高、或因体衰而不愿返欧的人留在广州。我们没有说出口的必须留在广州的主要原因是：为我们传教会留一扇门，让传教士曰后可以进入。
正月廿四日(6月15日)，巴多明神父在另外几名传教士陪同下于下午2时许到了亲王府上：在这里一直等到亲王从宫里回来。
等亲王进屋后，他们走到他座前，巴多明神父递上了陈情书。亲王道：“给我的这份东西里没什么棘手问题吧?”神父说一点儿也没有。
于是亲王接过陈情书读了起来。当读到我们引用他转告我们的皇帝的话时，他开了腔：“噢!你们在开玩笑吧!皇帝根本没说过你们让他说的这些话，这些话是我自己说的。”读完余下部分后他又说道：
“至于这些嘛，好吧，你们把它拿回去，开头部分改一下再交给我，我会收下的。”
二十五日，我们改好了陈情书，二十六日，我和巴多明神父及戴进贤神父进宮想把它交给亲王，但当天及随后几天都未见到他。直到五月初三，即圣让一巴蒂斯特节前夕，他才派了一名太监来取我们陈情书。读后他表示同意，但鉴于皇帝把我们的事交给他和十六亲王共同办理，他又差太监告诉我们(在陈情书上)再加两个字，这样，它就是致他们两个人的了。我们立即照办。
第二天是五月初四，我们在宫里听回音，但音讯全无。初五是中国节日，当天不办任何公事。我和巴多明神父及费隐神父于初六再次进宫，亲王让我们中午去见他并对我们说道：
“你们在陈情书中对我提出了请求，对此我说说自己的想法，此外你们不要弄错，这是我的想法。你们知道今上在只是四亲王时是很喜欢和尚道士的，不过当初他尚未登基，你们要听明白。我的先父皇对你们十分喜欢，恩宠有加，但你们不是不知道，他对你们的庇护与恩赐常引起文人们窃窃私议。这不是说今上我的兄长对你们有什么敌意或看不起，你们不会忘记他当皇帝前待你们是何等仁慈，但如今既已登基，他不能不考虑对你们的态度。‘福建事件’以来，他收到文人们反对你们的奏章达二十余件，他都压了下来。这些奏章希望对先贤之说勿做任何改变，而若要长治久安就应采纳这些意见。因此，我想你们不必向我，而应向皇上呈递陈情书。内中仅限于表明：自率先来华的利玛窦以来，你们未做任何有损帝国习俗之事，你们是一心只想完善自身的修道士，你们传播的不是伪教，你们在外省的伙伴即将被驱逐，说明若不准他们留居广州，他们将何等不便和困窘，同时说明广州巡抚声称不准任何传教士留在那里，这也会使你们处于困境；说罢这些便请求，恳切地请求。你们的陈情书大致应是上述模样。此外，我要一份你们的底稿，以便必要时加以修改。写好后，你们就交给以我兄弟十六亲王为首的内阁，请大学士们上奏皇帝。若他们不受理，就再交给我，我通过受理帝国备忘录的官员们(疑是理藩院一一中译注)上呈皇帝。”
我们被这位亲王的仁慈深深打动了，连忙伏地磕头感谢他的教诲和主动为我们做的好事。回教堂后，巴多明神父草拟了陈情书，内中大致包括了给亲王的陈情书中提到的内容。第二天是初七，我们进宮想把底稿交给亲王。这一天他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未能跟他说什么。有人肯定地告诉我们他次日将去乡间呆十五天以消除疲劳，这使我们又不安起来。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时间是多么宝贵，这一耽搁可能极大地妨碍我们。
亲王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在第二天出发了，但他没忘记我们，他把我们的事托给了他的兄弟十六亲王，后者通知我们把陈情书交给他。陈情书是这样写的：
臣戴进贤率其他欧洲人以至深的敬意将此陈情书进呈陛下，恳请陛下赐我们以恩典。
自利玛窦起，我们一一您忠实的臣民一一漂洋过海来到东方已将近二百年了。你们显赫的天朝以恩德待人，丝毫不把我们视为外人，致使我们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真正的祖国：我们奉其习俗，在此专心善事和自身的完善，我们传播的不是伪教。
礼部因福建省发生的事情判处将外省所有欧洲人遣送澳门。我们一一您忠实的臣民一一绝不会不遵奉陛下旨意，但我们恳请陛下详察，澳门不是来华船只通常靠岸之地。若准许传教士留在广洲，愿意回国的人就能找到可以让他们搭乘的船只。否则，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回国。澳门虽说是个商港，但散居各省的您的忠实臣民(指传教士)大多属于其他国家。他们的处境很值得怜悯：想留在中国却不被允许，要返回欧洲又没有办法，真像漆黑的夜间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的旅人。
据我们从广州得到的消息，巡抚命人公开张贴了礼部决定，还发布严令，让欧洲人必须于(阴历)六月、至迟七月离开其所有辖地。我们想到，陛下让我们留在朝廷效力，可我们不能没有欧洲朋友们的书信和帮助，若我们无人在广州受理，我们怎能维持呢?
陛下仁慈大度之心包容庇护海内外一切事物。我们这些年老力衰，无依无靠，没有田产，没有援助的人虽然受了惊吓，但仍不禁要烦扰陛下，冒昧地希望陛下以高贵之心对我们格外加恩，使我们不被逐出广州。此恩此德，我们将深深感激，永志不忘。
请陛下怜悯之心看看外省这些不幸的传教士，他们已年高体衰，几乎不能动弹了。您的恩典是如此巨大，使我们一一您忠实的臣民一一简直不敢向您祈求了。
作为您忠实的臣民，我们满怀希望期待着陛下的旨意，正因为此，我们向陛下敬呈这份陈情书，恳请陛下御览并望赐恩于我们。五月十一日(1724年7月1曰)。
同一天，我们去皇宮呈递陈情书。为让十六亲王知道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先赶往内阁所在地，因为他要我们与之联系。由于当今皇帝不准我们进入宫殿内部，我们请内阁一名官员转告亲王我们在门外待命。
这位官员很乐意为我们通禀，亲王让他领两三名神父进去把陈情书交给他。官员把巴多明、白晋和戴进贤带到亲王跟前，三位神父受到了热情接待。亲王当即让人叫来一名高级官员一一帝国备忘录便是经他之手呈送皇帝的一一，让他收下欧洲人的陈情书送给陛下。这位官员起初有些为难，因为只有担任一定官职的人才能向皇帝提出陈情书，但听亲王说明缘由后便收了下来立即去奏报陛下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拿回了我们的陈情书，上面有皇帝亲笔批复，内容如下：
诸位大学士及亲王：着尔等将戴进贤的陈情书寄给广东总督和巡抚，令其暂停执行(先前的)命令，不要催促洋人前往澳门，并令总督、巡抚、将军、提督认真商议此事，向朕报告。若他们认为对管理百姓并无大碍，则可以准许洋人住在广州。此外，尔等亦须会商此事，向朕报告。
那位官员把写有御批的陈情书拿回来后交给了几位大学士，后者看了御批就告诉了在场的神父。巴多明神父当即叩谢天恩而且说了一句十分得体的称颂陛下的话；那位官员认为这句话肯定会使皇帝喜欢，遂立即前去报告。皇帝果然十分高兴，命这位官员传三位神父见驾一一这一恩典是我们任何人未曾料及的。皇帝对他们讲了一刻多钟的话，这些话可能是他深思熟虑过的，因为他以极快的速度细述了能解释他对我们态度的一切理由并反驳了十三亲王要我们修改的我们在陈情书中提出的理由。下面是陛下对他们讲话的概要：
朕的先父皇教导了朕四十年，在朕的众兄弟中选定朕继承皇位。朕认为首要之点是效法子他，一点也不偏离他的治国方略。福建省某些洋人试图坏吾法度，扰乱百姓，该省主管官员们向朕告了他们的状。朕必须制止混乱，此乃国家大事，朕对此负有责任。如今朕不能够也不应该像朕只是一个普通亲王时那样行事了。
你们说你们的宗教不是伪教，朕相信这一点；朕若认为它是伪教，谁能阻止朕摧毁你们教堂、把你们赶走呢?那些以教人积善积德为名煽动造反的宗教才是伪教，白莲教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朕派一队和尚喇嘛到你们国家传播他们的教义，你们该怎么说呢?你们如何接待他们呢?
利玛窦于万历初来华。朕不想评论当时中国人的做法，朕对此不负责任。但当时你们人数极少，简直微不足道，你们的人和教堂也不是各省都有，只是在朕先父皇当政时期各地才建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传开。我们当初看着这一切，却什么也不敢说。但纵然你们骗得了朕的父皇，别指望也来骗朕。
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
中国北面有不可小看婚俄罗斯人的王国，南面有更值得重视的欧洲人和他们的王国，西面则有策妄阿拉布坦一一我怕他到中国兴风作浪，因此把他约束在其地盘内不准进入中国。
随沙皇使臣伊斯迈罗夫一起来华的兰给)请许俄罗斯人在各省设立代理商行，但遭到了拒绝，我们只准他们在北京和士库班沁互市，最多也只能扩大到喀尔喀地区。同样，朕允许你们留在这里和广州。只要你们不贻人以任何抱怨的口实，就可以一直住下去；但日后你们若引起抱怨，那么无论这里还是广州，朕都不让你们住了。朕绝不愿意你们在地方各省居留。朕的先父皇屈尊俯就，让你们居留外省，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大受损害。先贤之法不容任何更改，朕绝不允许朕当朝期间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什么把柄。朕的子孙们即位后，他们将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朕对此无需操心，正如朕对万历的做法不会操心一样。
此外，你们不要以为朕对你们有什么敌意或是朕想压迫你们，你们知道朕在只是皇子的时候是如何对待你们的。辽东有位官员是你们的一个基督徒，因不祭祖而受到全家反对，你们当时很为难，求朕帮助，朕调解了这件事。朕如今是以皇帝身份办事，惟一关心的是治理好这个国家。朕朝夕为此操劳，甚至不见朕的孩子和皇后而只见负责国家事务的大臣，这种状况在三年守孝期间将继续下去。孝期满后朕可能会照常召见你们。
皇帝大致就说了这些话。他说得很快，显然要人明白他不想让别人答话。但当说到兰给时，因一时想不起这个名字，便示意巴多明神父提醒他，神父马上告诉了他并抓住时机说道：“陛下的先父皇拒绝兰给为俄罗斯人提出的设立代理商行的要求时，是我负责向兰解释(先皇帝)这道用鞑靼语下达的旨意的。圣旨说，他(兰给)不应该以在各省看到有别的欧洲人为借口而要求同样的恩典。先皇帝说：‘那些欧洲人是传教的修道士，他们不做生意，而且也不回欧洲了。而你们是来做生意的，来来往往，随时换人，而且都不是修道士。
若这些人触犯我们法律，朕只得惩处，而朕惩处了他们，你们的沙皇就会抱怨，就会成为我们间争执的原因，这是不行的。’”皇帝很清楚巴多明神父这些话是反驳他把俄罗斯人拿来(与传教士)做比，但他佯装不知，继续讲他的，仿佛丝毫未加注意似的。
皇帝说罢后委托三位传教士把他刚才的话告诉他们的同伴，然后又吩咐取几件小礼品赐予三人，神父们非常谦恭地谢了恩。巴多明神父随之请皇帝相信，我们不会如此丧失理智，以至不顾千难万险来到中国却又心存有损皇帝之念。
皇帝在这次召见后不久对一个几乎合家信仰基督教的著名家Y族（指苏努家族）所采取的严厉态度使人充分看到，他已下定了完全扑灭基督教的决心。这个家族的首领是年近八旬的一位皇族亲王，先祖是大清王朝奠基人之兄。但人们根本不考虑其身份、年龄、对国家起过的重要作用及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最近已把他及所有子女流放到了鞑靼地区。在此我不想细谈这些卓越的流放者的勇气和美德，您将从人们寄给您的详尽叙述中了解到这一切。
我在这里所能补充的是，被逐出各省的传教士几乎已全部动身前往广州。山西、陕西两省的宗座代牧主教洛里姆主教先生来信告知，他与三名方济各会神父及法国耶稣会士卜嘉神父的动身日期定于10月17日，而本会的教堂已被改做学堂。
我们从其他一些书信中获悉，意大利耶稣会士徐大盛神父和法国耶稣会士孟正气神父已于9月初分别从山东和河南动身了。(阴历)八月十四+即圣米歇尔节的次日，骆保禄神父可能也离开了河南省。
我们昨天收到的利国安神父的几封信中说，他和被从九江教堂逐出的马若瑟神父均在江西省会南昌府，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等龚当信神父的到来，三人将一起被带往该省赣州府，在那里与葡萄牙耶稣会士毕登庸神父会齐后再前往广州。
我们法国传教区的会长赫苍璧神父告诉我们，湖广省官员迫使他和在安陆的聂若望神父放弃教堂前往该省首府，在那里与樊西元神父及顾铎泽神父会合后一并送往广州。
我们在江南省的神父们来信说，葡萄牙神父德席尔瓦、孟由义、杨若翰、毕多明、平托、意大利人马拉比多、法国神父彭加德及波兰神父邦库斯基可能于(阴历)八月中旬，即10月初出发(去广州)。
方济各会士、湖广省教务主管、尊敬的萨拉瓦尔神父告诉我们，他9月份就要动身去澳门。我们还不知道其他传教士何时将被迫离开他们的教堂。人们可以想像，眼看着三百余座奉献给真正的天主的教堂落人非基督徒之手，又目睹三十余万基督徒因没有教士和传教士而失去了一切神佑，我们是多么痛苦。更为可悲的是，除非出现重大奇迹，我们看不到可以帮助他们的办法，否则便会明显地损害我们仅存的准予留京的微弱希望。
我太了解我们尊敬的神父们的热忱了，因此确信他们一定会在弥撒圣祭中把这个日薄西山的传教会一一人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曾是基督教会中规模最大也最兴旺的传教会一一托付于天主的佑护。要是我们能以自身的全部热血帮它恢复这份宝贵的遗产，那该是多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