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by杨珍

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

杨珍

    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与雍正即位问题，是康乾盛世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研究这一阶段的政治史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康熙在他晚年所属意的皇位继承人，清史学界历来有“允禵说”和“雍正说”两种不同意见。但由于有关原始材料的不足，使最终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面临困难。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满文朱批奏折及朱谕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并就这个问题作一粗浅分析。

一、并非偶然的任命

    漠西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是清朝的劲敌。准噶尔汗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及噶尔丹策零，为与清朝争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的统治权，在康熙、雍正年间先后与清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战斗，清统治者最后虽处于上风，但也费尽心力。乾隆吸取经验教训，进行了长期准备，终于乘准部内讧之机，利用降人，长驱直入，攻占伊犁，又经过两年激战，才彻底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清朝与准部绵延六十余年的斗争，关系到清朝领土统一还是分裂，以及清朝统治基础之一的满蒙联盟的成败（1），也是清朝统一边疆弘伟事业中的核心问题。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至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的西征之也是清朝与准噶尔部战争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军事、政治较量。噶尔丹败亡后，准部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聚，力量逐步恢复，继噶尔丹成为准噶尔汗的策旺阿拉布坦依然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向清朝提出“今我等喀尔喀、厄鲁特、青诲之众，皆复旧业，以安人众”，也就是企图恢复噶尔丹时期准噶尔贵族集团对各地区的控制。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准部开始在喀尔喀边界进行掠夺，并扣留“哈密之往吐鲁番贸易者者”。（2）五十四年四月袭击哈密，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底，又派策零敦多卜率兵数千，向西藏进发。针对这一情况康熙迅速派遣重兵集结于巴尔库尔、阿尔泰一线，待机进攻伊犁，并于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九月特派侍卫色楞前往青海，准备策应西藏首领拉藏汗。

    但是康熙主观上却对策旺阿拉布坦以及率兵入藏的策零敦多卜十分轻视。五十六年七月，他在西部将领的一份疏报上批示：“朕以老年之人，筹画调遣，无不符合者，此即军机之吉兆也。初兆既吉，终无不吉矣”（3），从而主观地为色楞之行做出必胜的估断，认为对方不堪一击：“策旺阿拉布坦之人，皆乌合之众，其心不一，我大兵一到，即或降成散”（4）。同年十一月，他又对大臣们说：“策旺阿拉布坦本属小丑，不足为虐，……彼既可以到藏，我兵即可以到彼，兵亦不用多，二百余人，便可破之矣”（5）。

    事态的发展竞完全出乎康熙的意料。五十七年二月、传来拉藏汗被杀，拉萨陷落，准部己控制整个西藏的噩耗。康熙迅速决定“今即今色楞，统率军兵”，收复西藏，西安将军额伦特、内大臣公策旺诺尔布等“备守青海之众，即今随后助威”（6）。然而总的看来，康熙对策零敦多卜军的作战能力和清军进兵西藏的艰巨性，仍旧估计不足，因此没有派大将军统一指挥收复西藏的全盘事务，只依靠色楞与额伦特，而他们又“彼此不能相让，致生不睦”（7）在康熙轻敌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色楞于五十七年五月孤军人藏，与他失去联系的额伦特仓卒追赶，七月，俩人才在藏北喀喇乌苏会合。由于清军后助工作没有跟上，本应前往策应的策旺诺尔布军“迟疑不前”（8），加上青海蒙古王公违背诺言，“未能派兵，致悮军机”（9），色楞、额伦特军终于陷入重围，全军覆没（10）。康熙亲自决策并指挥的这一战役遇到如此惨败，是他即位近六十年来的重大失误，与他在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三十六年（公无1697年）亲征噶尔丹时取得的辉煌战绩，形成鲜明对比。

    清军失利后，全国为之震动，不仅清廷内部存在畏战情绪，青海部分蒙古王公，也吓得“肝胆惧裂”（11）清朝面临着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平）噶尔丹进迫乌兰布通以来最严峻的局势。在这种情形下，康熙恼怒与忧虑的心情可想而知，从他此后的言行来看，他已暗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不惜—切代价，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以清除清王朝这一最大隐患。于是，康熙在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12），“酌量调遣各路大兵，将泽旺阿拉布坦歼剿廓清，安靖边圉，斯称委任”（13），即让他担负起进军拉萨、收复西藏；直捣伊犁，解决准噶尔问题的艰巨任务。

    《孙于兵法》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4）。对于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康熙自然完全清楚，他曾多次向大臣们强调：“军机事务，临期酌量，难以豫揣。唯在领兵大臣，善为筹度耳”（15）。“朕曾亲统大军，经历军务甚多，用兵无谋略学问，断然不能。”（16）特别是经历了清军在藏北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他对于大将军的的选择，必定灭为慎重，而允禵膺此重任，也就充分反映出康熙对他的才力、气质、品格、年龄、身体等各方面总的看法与评价。

    康熙晚年，允禵在诸皇子中已成为日益引人注目的人物。正象允禵所说：“臣之本事才能，从小即为皇父稔知”（17），此语并非自我夸耀。康熙在允禵就任抚远大将军后，对罗卜藏丹津等青海蒙古王公们讲：“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18），这应是其由衷之言。皇九子允禟说允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19），看来康熙也如是观。

    除去才力之外，在康熙眼中，允禵品行何如？二废太子后，康熙几次讲自己喜欢诚实、爽直的人。他说：“存心行事，贵在诚实，开诚示人，人自服之，若怀诈挟术，谁放心服耶？”他认为为尊者应“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并且指出：“朕之喜怒，无无即令人知者，惟以诚实为尚耳”（21），康熙诸子中最具有坦诚爽直性格特点的，莫过于允禵。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一废太子期间，允禵受允禟之约，在父皇盛怒之下，挺身而出，力保身罹重罪的允禩。虽然此举对于正在气头上的康熙无异火上浇油，气得拔刀相向（22），但旦他冷静之后，对于允禵心直口快，表里如一的人品，自然有了更深刻的印象。这场风波过后不久，康熙便将因罪囚禁的直郡王允褆的佐领及人口一半赏给允禵，（23）使他成为一废太子事件中获利最多的皇子，以此作为对他所受委屈的补偿。康熙信任允禵，欣赏他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

    年龄与身体状况，也是康熙评价皇子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康熙五十七年除去已被拘禁的皇长于、次子外，康熙的十八个皇子内，允禵正好居中，刚满三十，兼有年龄较轻又阅历较多的长处。康熙的嫡母孝惠章皇后去世前，曾经为年老、牙齿脱落向康熙询问医治的方法，康熙安慰她说：“太后圣寿已逾七旬，孙及曾孙殆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鬚髮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24）可见当时康熙认为年长的皇子们，已经正在由中年向老年过渡，而雍正仅比皇三子允祉小一岁，当然属于年长皇子之列；况且雍正“向来有畏暑之疾”，他继位后不止一次谈到自己因为“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每至盛暑之时，心中稍觉畏怯。”（25）说明他的身体原来就不强健。允禵的身体怎样？史料并无记载，但仅从他在西征期间，长期奔波在青海高原这一点看，断非体质孱弱者。雍正享年五十八岁，而帝梦成空并被禁困十余年的允禵，反而得享六十八岁高龄，这固然有着种种客观原因，但也与二人平日的身体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除此之外，与其他皇子相比较，允禵还具备下文即将谈到的另外一些突出之处。

    总之，康熙诸子中虽不乏俊杰之辈，但是，如果从以上诸多因素的总体优势而论，允禵则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这是判断允禵终于处在继允礽成为储君的地位上的重要根据，而他率师西征，不仅是当时迫切形势的需要，也包含康熙对接班人进行考验、锻炼与培养的意图。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情况，与康熙年间历次派出的大将军相比较，允禵显然与众不同，这首先表现在康熙赋予他“掌生杀重任”（26）的大权方面。允禵如何行使这种权力虽不得而知，但从他与青海蒙古王公一次谈话中所言：“我本人承父皇之旨，率大军来至此地，有权定夺一切调换差遣以及应行事宜”（27）也可略见一二；其次，允禵出征仪式之隆重，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最后，一大批皇室成员随允禵出征，其中年轻的王公子弟，计有一名郡王以及四个亲王、一个郡王和废太子的儿子，这在康熙年间也无先例。康熙明确指示允禵：这些后生“正值效力之际，要让他们（多多）学习！务必将他们带往用兵之地！”（28）说明康熙已将培养与使用皇室年轻成员的重任交与允禵，并借此增加他日后在朝中的影响与实力。

    由此可见，清朝在政治、军事上受到准噶尔贵族集团严重挑战之时，康熙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与斟酌，并虑及清朝的现实与长远利益，最终选中允禵担任抚远大将军，并非偶然，具有深远意义。

二、为爱子树立威信

康熙从众皇子中挑选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西征，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康熙为允禵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树立超越其他皇子的威信，创造了先决条件。不仅如此，康熙还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树立允禵的威信，其用意之明显，令人瞩目。

允禵接受任命后，康熙立即“上谕议政大臣等。十四阿哥既经为大将军，领兵前去，其纛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简亲王之了永谦，今其带伊父之纛前往”（29）。上三旗是天子自将之旗允禵之纛“用正黄旗之纛”，意味着他是代康熙亲征，只不过不能用皇帝之纛，而是“照依王纛式样”。王纛又有亲王、郡王之别。既然允禵的部下永谦都带着亲王纛跟随出征，那么，作为全军统帅的允禵，更应携带亲王纛，不能反而低于永谦。可见西征伊始。允禵就已受到亲王待遇。他本是贝子，竟然连越两级，康熙年间无此先例。

西征期间，允禵与所经地区兵民，以及蒙、藏、回族的各阶层人们，进行了广泛接触。他牢记康熙关于“人心最为重要，你须将此日夜放在心上”（30）的嘱咐，每到一处，“就将父皇恩泽遍施众人”，从大臣、官兵到普通百姓，“无所不致”（31）。

允禵赴西宁路上，途经山西、陕两，“所到一切地方，无不结系彩带，百姓成群结队，携地方特产来迎”。他“抵达宁夏之日，兵民来迎者更为众多”，人们向他倾述康熙亲征噶尔丹时途经宁夏，“施给厚思”的情况，允禵也向他们转述了康熙的嘉奖与关怀：“先前朕曾抵宁夏，驻跸多日”，彼处军民“就象被疼爱之儿恋眷父母一般，俱和睦相处，亲如骨肉，朕返回时，尚不忍分离。你到那里后，务必将此旨降与伊等。”人们听了“更加欢忭”，再三恳求他“一定多住几日”。象当年康熙一样，允禵也在校场齐集劲旅，“观官兵骑射，俱齐整娴熟”（32）。透过这些不同寻常的言行举止，人们不难觉察到这位抚远大将军王极为特殊的身份与地位。

遵照康熙的旨意，—到西宁，允禵立即处理西路阵亡官兵（额伦特等)的善后事宜。当他“往视额伦待遗体的时，派淮去及如何抚恤一事情旨”时，康熙指示：“你应当亲自往视将军遗体。至于阵亡官兵，应大建道场，你亲自前去，当众人面奠酒。(做比事时）不要说是朕旨，就说是你自己的意思（要）这样办的”。康熙不让告诉别人这是他的指示，实质上是有意将自己作为皇帝所施的“恩泽”，变为允禵个人的体恤官兵，从而加深允禵与众官兵之间的感情，使他广得人心。果然，阵亡官兵的家属们看到允禵这样做，“感动备至，泣不成声”，由额伦特的儿子领头，一同在允禵面前跪下叩谢：“王甚为怜爱”阵亡病殁将士“实为亘古所未有”。允禵将这些情况缮折奏闻后，康熙还待意“让议政大臣阅之”（33）。可以他想方设法，力图增加内外臣工时允禵的好感。

康熙也十分重视允禵在青海蒙古王公中的形象与威信，他于康熙五十八年曾对亲王罗卜藏丹津等人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当与当我面训示无异”（34），就是一典型事例。

西征期间允禵不仅与新呼必尔汗（新达赖六世）多所接触，做了大量工作，还和青藏蒙古王公往来频繁。蒙古王公前去拜访时，允禵无不亲自延请入内，以茶饭果品热情款待，与之促膝畅谈，他还曾邀请亲王罗卜藏丹津等同坐一只皮船，泛舟索罗木湖，观看捕鱼（35）、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允禵在青海蒙古王公中赢得了广泛信誉，为其出面有效调解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复杂纠纷，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免除了清军人藏的后顾之忧，并得到他们的很大帮助。

允禵路上征途前，康熙曾经指出：“你这次必将多多借助土司、回子的力量”。允禵到达西北前线候，与他们相处融洽，清军人藏时，无论找向导、修筑道路或准备运输工具等方面，都从“土司、回子那里得到帮助（36）”。

允禵曾向康熙奏报他与甘肃“土司中最强者”，“地最大”的洮州（卓尼）土司杨如（汝）松（37）交往的情况，康熙的朱批意味深长，“你大得土司、回子们之心，日后受益处，比汉人强。我的这些话，断断不可让汉人们听见了。”（38）“日后”是几时？“益处”又何所指？且然，这不仅仅限于西征之役，康熙更希望允禵在与各民族代表人物的交往中大得人心，树立威信，以便在未来处理边疆问题时更为得心应手。

由于允禵按照康熙的部署，圆满完成进藏前多方面的推备工作，又“总领大兵，驻扎穆鲁斯乌苏，调遣官兵，督理粮响”（39），驱准保藏战役终于取得全胜，恢复了清朝江山的完整与统一，显示出清朝的实力，是继康熙亲征噶尔丹以来，清朝在政治、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至此，允禵已建立重大功勋，并因而在朝廷内外享有很高的威信，这从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有关记载中都可看出。

雍正即位不久，就指责宗室、辅国公阿布兰在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允禵一度回京时“特出班跪接”为无此先例（40）。他还斥责大学士萧永藻“惟知阿谀允禵，长其傲慢狂肆之罪”（41）。这是允禵建立功勋后，在朝臣中威信大增的体现。允禵被拘禁于汤山时，不断有蒙古人到他的拘留处送牛送羊，请安致意（42）。在他身处逆境时，他们依然远道而来，向他表示崇敬这充分表明他在西北短短四年的所作所为，是很得人心的。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出使北京的朝鲜李朝官员有关允禵的部分记载，也颇能说明问题：“十四王……拥兵在外，屡建大功，众心咸属。”（43）“十四王西征时，手握饷柄，广布恩惠，至今西土人皆香火追思之。以是（雍正）不无嫌逼。”（44）“所谓十四王者，与新君同腹兄弟，而康熙爱子，且有民誉。”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允禵离京返回西北前线时，“父子相对，亲赐玉玺以送。”（45）上述情况都说明，康熙末年允禵的威信在迅速上升，已经超过其他皇子。康熙对此自然一清二楚。但他并无允禵功高震主之感，甚至“宗人府建立（收复西藏的）碑亭，翰林院所撰之文，（右宗人）阿布兰以为不佳者，再三另行改撰，并不颂扬皇考，惟称大将军允禵功德，拟文勒石”（46），康熙居然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康熙作为万乘之君，在二废太子后，有意让允禵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做出关键性的贡献，从而获得大大超出其他皇子的威望，这种只有当年太子允礽得到过的特殊待遇，是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一个重要反映。如果康熙心目中的接班人是雍正而非允禵，那么这一系列精心安排又将作何解释？

三、以父皇之心为心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初，第二次废黜太子刚刚数月，左都御史超申乔就疏请复行册立，康熙特召集满汉大臣宣谕：“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47）。康熙公开提出选择皇太子的明确标准，并以此为尺度，不动声色地考察、衡量每一位皇子，以便从中遴选接班人。从西征期间的一系列事实看出，允禵善于领会康熙的意图，能够以康熙之心为心。

康熙五十四年底清军与准噶尔部再次交战，虽然康熙本人—度轻敌，但大部分清朝官员却存在着厌战甚至畏敌情绪。五十五年三月，贵州巡抚刘荫枢上《题请缓图北征一疏》，劝请康熙息怒休兵，认为与之“分清边界，便可毕事”（38）作为督抚大吏刘荫枢的想法在地方官员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无独有偶，大学土李光地也曾在此前后向康熙“叩首请曰，西征之役，臣每欲有云，然臣事上久，知上更加持更，必无轻举妄动之事，惟乞深为留意”（49），可见朝臣内也存在厌战之风。战争初起尚且如此，当五十七年拉藏汗被杀、西藏失陷、色楞等全军覆没等噩耗相继传来，朝中反对再次进军的意见，自然更占压倒多数；这从直到五十九年初，“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迢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守边疆”（50），仍然反对进军西藏的情况，就可证实。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允禵带兵前往西宁途中，“只是想着何以微尽臣子之心”，“于途中看到色楞等人曾经失误而行之路，内心揆度，此必是我捨身效力，能使父皇开颜之路也”。“想到父皇必是让我报此仇恨（色楞全军覆没），才派我出征的”，“只要能使父皇高兴”，便是“为儿之人”的最大心愿，“如若不能使父皇高兴，虽然功名超越古人，又有何稀罕，有何荣耀”。特别是当他在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接到本年暂不进军西藏的谕旨后，立刻上疏，恳请父皇不要因“藏地气恶伤人”而为他担心，力主进行充分准备后，当年即可由他“亲自率兵”进藏，以防“天长日久，士气减退”，或是兵丁“不能约束”，或是与当地居民发生种种纠葛，反会“使父皇更增优劳”（51）。这虽显示出允禵求战心切，但也表露了他的进取精神与政治责任感。下述事例，尤为突出。

经过将近一年的紧张准备，进藏条件已经成熟，然而内外臣工中的畏难惧敌情绪，较之从前并无变化。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全体朝臣及“军前召至大臣”等讨论进藏事宜，竞得出“暂且看守之议”，主张按兵不动，暂不进军（52）。对此，康熙针锋相对地驳斥道：“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以我兵隔远，不能往救。朕思伊等兵，步行一年有余，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顾不能至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53）

尽管几乎全体朝臣的意见与康熙相左，但康熙并非孤立，数千里之外，他有一位知音——恰恰就在康熙做出进兵决定的同一天，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正月初五日，允禵从西宁驻地上疏父皇，再次请战：“臣先前即奏请父皇，亲自率兵进藏，若父皇不允，则请求前往穆鲁（斯）乌苏（调度）”，见在平郡王（纳尔苏）等以此行危险，皇子名份重大等种种理由，“奏请将臣留守（西宁），议政大臣即予依议，臣闻之，十分恼火”，对他们说，“你们这样阻拦我，是确为我本人而计，还是为了你等自身？若是爱护我才这样做，那么父皇反而不疼爱我吗？……若言我乃皇子，关系重大，先前征噶尔丹时，父皇不顾忧劳，三次亲征，终于全歼噶尔丹。彼时王公大臣里，即应出一勇士，膺此重任，（代父皇）前去！”允禵在折子结尾恳求道：“此乃关系臣一生之大事，伏乞……圣心独断，或命臣人藏，或务必派臣前驻穆鲁（斯）乌苏！”（54）

对于是否进军西藏这样一件清朝头等大事，允禵与绝大多数朝臣的态尾，竟如此不同！尽管康熙早已了解允禵—贯的主张与看法，但是，正当他对朝臣们的怯战情绪深感失望时，看到这件奏折，不禁仍为允禵勇敢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其能与自己的想法如此一致而欣慰，对爱子的嘉许之情，通过他的朱批，清晰地体现出来：“尔此奏甚是。朕也是这样想的。将你通往穆鲁（斯）乌苏的主意已定。只是留守西宁之人甚属重要，详查后选定为好”（55）。

在西征问题上，康熙在自己的作战意图不为广大臣工所领会，甚至出现抵触思想时，却得到允禵的充分理解，以及用实际行动给予的支持。允禵强烈关注清朝的命运，衷心拥护康熙的趋准保藏、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战略决策，并愿为此“捨身报效”（56）。他的以父皇之心为心，正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这是允禵和康熙关系的本质所在。

四、眷念关怀见深情

允禵与康熙的感情亲疏，是判断他在康熙心目中地位的不容忽视的方面，而满文朱批奏折与满文朱谕中反映的有关情况，应当说是最为可信的。

允禵“自幼生长在父皇宫内”，“从小深受父皇疼爱”，甚至当他已长大成人，娶妻完婚后，康熙为了使他继续在留自己身边，时刻跟随自己“学习行走”（57），竟让他与福晋一起依然住在紫禁城内，而康熙的其他皇子（只有皇太子允礽除外）一经完婚，一律按例出宫，分府居住（58）。康熙对允禵的这—破例做法，表明不仅康熙本人，就连德妃（雍正和允禵的生母)也格外喜欢这个小儿子。

允禵出任抚远大将军后，康熙对允禵的钟爱也随之注入了新的内容，程度更深，范围也更广。尽管他给允禵的信中说：“从朕咀中决不说让你受苦了以及想你念你的话。有事之际，身为儿臣之人，理应舍身报效。如今得此效力之机，只应喜庆欢欣而已，其它话没有用处”（59）然而他以谕旨形式写给允禵的不少书信，却集中反映出他思念爱子的真切情感。

康熙年迈体衰，允禵为此很不放心，曾瞩托与他要好的皇兄允禟：“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60）。为了给他除去这一最大的后顾之忧，康熙不时写信劝慰。五十八年底，他给允禵的信中讲：“这许多年来，朕从来没有象现今这样颜面丰满，寝食安适过。你被交付重要事宜，出征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来）凡是你派回的人，都是经过朕亲自会见后，才遣返的，也许他们没有告诉你吧。你只应把心放宽松，在交付的事上勤谨效力。”（61）翌年除夕，康熙信中又写道：“（你）阿玛、额娘身体都好，因为朕渐渐懂了些养身之道，不仅旧病除了，自去年以来，一剂药也没吃，腹泻一次也没有过。因双足甚健，上炕时不再需要旁人扶持，骑马时也不用安放马蹬了，每天在园子附近放鹰。这些（情况）你派回的人都知道，只是因为你出去久了，未必相信。见在快过年了，朕将自己用旧的腰带，连同（其它）各样东西，亲自动手包好，一并给你送去。”写过这些话后，康熙又另外在一个小纸条上补了几句：“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只是牙不好。”（62）

康熙的感情一向是相当细腻的。他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叶，曾经写信让当时坐镇京师、代理国政的皇太子允礽，将自己穿的衣服送来，还特别叮嘱说：“务必拣选你穿过的，以便父皇想你时穿上”（63）。可见对于最为思念的亲人，康熙素有这种表达感情的独特方式，他对允禵的解带相送，同样反映出这一点。康熙将身体变化的秘密告诉允禵，并嘱咐他保密，更说明父子二人虽然天各一方，但却彼此视为最可信赖的知己。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五十八年春到五十九年底不到两年期间，现已残缺不全的允禵奏折中有十六次谈及收到康熙历赏赐的物品。五十七年十二月允禵从京师起程后不久，康熙便派专人送去赏银十万两，丝缎五百疋，并传旨：“大将军王起行时，朕本欲赏赐银缎后派出。但虑其若亲身携带，行李繁杂，甚属不便，故未赐给。见在估料大将军王已抵西宁，故此时送去为好（64）”。夏天刚刚降临京师，康熙又及时给允禵送去扇子：“见今正是拿扇子的季节，既然你的字写得又好，特多给你送去一些扇子，或者你写字后送人，或者待人要时给，由你酌情处理”（65）。康熙让允禵在御赐扇上题字后以个人名义赏送他人，这种含义深远的做法，实不多见。

正如允禵在谢恩折上所说：“凡有各省进献之佳品，父皇皆一项不漏，立即赏给臣”（66）。“有味儿的东西只要—送到京城，父皇就想到我，马上给我送来”（67）此外还有康熙使用过的一些物品，如“止血石鼻烟壶”“千里眼镜子”等等（68）。所有这些东西送出前，康熙无不亲自检验，看视包装。遇有新奇物品，他还逐件亲笔写下名称，分别放入每个包里（69）。即使这样，康熙仍然担心自已有考虑不到处，一再对允禵讲：“如果有需要的东西，务必告诉朕，才能尽快给你送去。怎能够不向父皇要，也不写信告诉父皇，而只是在心里想着呢”（70）。

康熙对允禵的感情，还突出地体现在对他的子女所给予的特殊关怀与照顾。允禵的孩子们来信讲，康熙对他家“恩施厚恩”，赏赐缎疋银两时，即使是他的女孩儿们，竟“也一并赐给”。为了使允禵安心、高兴，他出征后第一年，康熙便亲自操持，先后为他的一女二子办了婚事。他的大女儿结婚的，被“破格封为多罗格格”，“出嫁时一切陪送妆奩，无不恩赏”。他的“大儿子弘春娶妻”，“宴席、衣物、首饰等项， 一同赏给，又赐与三所房子”。这年夏天，康熙又将允禵的儿子们带到热河，来出“仁爱训育”，使他们“时常依绕皇祖膝前”（71）。其间允禵第二子弘明娶妻，康熙“特派侍卫、护军等（出热河）护送至京”，“让将自己亲笔题写的匾额、对联等挂到所赐新宅后，才娶了妻子”（72）。康熙当然知道允禵会从家信中了解这些情况，但他还不放心，在给允禵亲笔信中特地写道：“你家嫁女儿、娶媳妇的事，都已经喜气洋洋地办妥了。不要对家里稍有惦念。惟有人心最为重要，要将此日夜放在心上”（73）。

允禵深切地感受到康熙对他各个方面超乎寻常的爱护与关心，这无疑也更加深了他对父皇的感激之情。康熙猝死后他发自内心的强烈悲痛，即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据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宗室延信给雍正的满文密奏中讲：“（十二月）初七日（奴才）路过（陕西）双山堡时，途中遇见大将军王，他从骡子上下来后，抓住我的手，哭了好久。我一边劝他，一边一同进堡里坐了一会儿。他不停地哭着问我：‘父皇是什么病？这事连做梦也想不到，难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当延信向他讲述康熙去世前的—些情况时，“大将军王”仍然“不够地哭泣”（74）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允禵又一向以“意志坚固”的“铮铮汉子”（75）著称。他得知康熙死讯十余日后依然悲痛不已，不能自制，表露出他对父皇的深情，是他与康熙之间特殊关系的最好证明，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哀叹。他的悲痛程度远远超出其他皇子，合乎情理，并不奇怪。

五、余论

西征期间允禵的朱批奏折及有关朱谕，不仅进一步证明康熙五十七年后允禵的政治地位和威信确实在迅速提高，还揭示出一系列不为人知的事实，如康熙从各个方面大力提高允禵的威信，允禵对康熙驱准保藏、彻病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战略决策的深刻理解、衷心拥护，康熙与允禵之间的深厚感情和亲密关系，以及康熙对允禵二子的宠爱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储位虚悬，康熙已临近其漫长人生之路终端的状况下所出现，因此具有特殊意义，是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

令人玩味的是，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却指出，允禵“赋性糊涂，行事狂妄”，“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至于允禵率师西征，则因“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起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等等（76）。这种做法是由于他取得皇位后，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拿出足以证明其即位合法性的证据，引起人们很大怀疑，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因而不得不使用不实之辞来表明康熙选定的接班人并非允禵，而是他自己。下述满文档案证实几乎与康熙去世的同时，如何销毁显示允禵皇储地位的一切直接间接证据，进而隐瞒自己即位真相，就已成为雍正此后再也无法除去的一块心病。

康熙死后第二天，即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尚未正式即位的雍正便以“皇考大事”为理由，急令允禵“限二十四日赴京”，并派延信从京城“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77）延信刚则行至山西境内聚乐城，就收到密正密上一道：“你抵达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伊之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伊家信（等）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使伊得以）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勿将此谕稍有泄漏”。果然，十二月初七日，廷信与赶往京城的允禵在陕西榆林附近相遇了。遵照雍正旨意，廷信未向允禵提及此事。十二月二十日，延信行至凉州，当他“闻得大将军王的小福晋们都于十二月初五日经过凉州朝京城去了”的消息后，即于翌日密奏，并详细讲述了允禵家属可能经过的两条路线（78）以便雍正派出亲信，拦截搜索他们可能带走的家信及其它材料。

雍正还未正式印位，就迫不及待地收缴允禵保存的全部朱批奏折、朱谕以及所有家信。他显得如此忧心忡忡，惟恐允禵藏匿具有关键意义，可以做为证据的信件，因而威胁延信，“（若）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焦虑之态，无可名状。这是他在即位问题上做了手脚后，忐忑不安心绪的自然流露。

被雍正收缴的面征期间允禵的满文朱批奏折及康熙有关朱谕，现在已经残缺不全，尤共是康熙五十九年秋驱准保藏战役大获全胜后，直至康熙猝死的一年多内，允禵的奏折仅仅存留几件，而且是康熙朱批最为简单（仅有“知道了”三字）的几件，至于朱笔谕旨，竟然一件无存。这也不难理解，驱准保藏战役后，对于立下战功的爱子，康熙在朱批、朱谕中当然会有更多的嘉许，甚至出现一些极带感情色彩而又含义深远的词句，所以注定要被雍正所销毁。总之经过雍正精心筛选后幸存的原始材料，尚且反映出前述诸多重要情况，那么已被销毁部分也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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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清史论丛》第四辑。本文还吸取了许先生论文中的一些看法，不一一注出，读者可自行参看。

（2）《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三，康熙五十四年癸丑。

（3）（4）《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三，康熙五十六年七月辛未、壬申。

（5）《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甲戌。

（6）《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壬辰；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三月癸亥。

（7）（9）（18）（36）（34）胤祯《抚远大将军奏议》，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六月十三日、六月十三日、六月十三日、六月十三日，《清史资料》第三辑。

（8）《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七，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壬申。

（10）（12）《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一，康熙五十七年甲辰、十月丙辰。

（11）（17）（31）（51）（56）（57）（75）满文朱批奏折二件，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胤祯奏。本文所引满文档案，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系作者自行译校，下同。

（14）《孙子兵法》《谋略篇》，《作战篇》

（15）《清圣祖实录》卷二七0，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丙午。

（16）《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六，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壬子。

（19）《文献丛编》第三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第一辑，允禩允禟案，何图供词。

（20）（21）《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五，康熙五十二年六月甲辰、闰五月辛未。

（22）（23）《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寅、卷二三五，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癸酉。

（24）《庭训格言》页四一、四二。

（25）《大义觉迷录》卷一；《掌故丛编》年羹尧折；《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27）（32）满文朱批奏折，康熙五十八年九月十六日，二月二十日，胤祯奏。

（28）（35）（36）（67）满文朱批奏折，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九日、六月初九日、六月二十二日、二月初九日，胤祯奏。

（29）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一，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庚午。

（30）（61）（56）（70）（73）满文朱批谕，康熙五十八年。

（33）满文朱批奏折二件，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胤祯奏。

（37）《清史稿》卷五一七，土司六。

（38）（64）（66）（72）满文朱批奏折，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十三日、三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初六日，胤祯奏。

（39）《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九，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庚戌。

（40）《清世宗实录》卷一九，雍正二年闰四月丁亥。

（41）《清史稿》卷二六七，萧永藻传。

（42）转引自庄吉发：“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胤禵始末”，台湾《大陆杂志》第四十九卷，第二期。

（43）见朝鲜史料《燕行录》，页二八二——二八六，转引自金承艺：“胤祯：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期。

（44）见朝鲜史料《同文汇考》补编卷四，使臣别单页三一，转引自上文。

（45）朝鲜史料《备边司膳录》，第七三册页二五二，转引自上文。

（46）《雍正起居注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四日丁亥。

（47）《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

（48）《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康熙五十五年三月戊午。

（49）《文贞公年谱》下。

（50）《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九，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乙卯。

（52）《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六，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53）《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七，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壬申。

（54）（55）满文朱批奏折，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初五日，胤祯奏。

（58）满文朱批奏折二件，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九日，胤祉等奏；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二日胤祉等奏。

（60）满文朱谕二件，康熙五十九年。

（62）（台）故宫博物院：《宫中档康熙朝奏折，满文谕折》第一辑，康熙降旨皇太子，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廿六日到。

（63）满文朱谕二件，康熙五十九年。

（68）满文朱批奏折二件，康熙五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胤祯奏。

（69）满文朱批奏折二件，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康熙五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胤祯奏。

（71）满文朱批奏折二件，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初九日，胤祯奏。

（74）（78）满文奏折，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延信密奏。

（76）《大义觉迷录》卷三。

（77）《清世宗实录》卷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肖奭：《永宪录》卷一。

（全文已录完，未校检。下面该轮到桐桐发动护“君”保卫战喽，哈哈，庆幸我手头上反驳杨珍观点的材料比比皆是，这回大家知道我录此文的最终目的了吧～奸笑ING）

谈谈我对此文的看法，文中大部分观点参考了冯尔康《雍正继位之谜》（允禵越众出征 君意如何）和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允禵继位的可能性）

1、本文过分高估了胤禵的威望。

胤禵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不择手段的拉拢人，他三次派人敦请颜李学派的首领李塨，李坚辞不召，最后不得不以迁居来摆脱他。

此外康熙五十六年冬，大学士王掞奏请立储，实际上是请皇帝复立废太子，同时御史陈嘉猷等八人也作出同样的奏议。次年一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再次凑请复太子。六十年登基大庆时，大学士王掞等、御史陶彝等十二人先后奏请立太子，实际上仍旧是为胤礽活动。

这几件事情都表明允禵并没有取得朝野的一致认可，并非是朝野一致看好的未来皇太子。

而且康熙六十年，胤禵回京并非主动请求，是奉召的，他的集团成员可没把它当成一件好事，允禟说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后难于安顿他。（《允禩允禟案》）可见就连他身边的人都对此不是很自信，遑论他人？

2、储位虚悬，康熙确实有意暗中考察诸子，他允禵加以培养，不排除有立其为嗣的可能性，但首先允禵得通过皇帝的考验。文中多次提到《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是以作者认为其内容较为可信，可资为证。可是允禩允禟案的资料中还显示允禵初去时声名很好，后来开门纳贿，敲诈文武官员钱财，手下人也敲诈勒索，名声就不好了，人人抱怨了的这段内容就为何避而不谈。允禵是为了赢得父亲的好感，试图作出过努力，可是时间一长，却不能保持自己良好的印象，我们不清楚他具体捞了多少钱，但是从他一次送给胤禩二十万两、允禟六万两银子不难看出，他在敛财方面的手段绝对不逊于胤禟。（《允禩允禟案》稍后继续录入，大家可以去参阅一下）

3、

允禵奏疏具衔为“大将军王”，不及王号，所以允禵不是正式的亲王，只是虚封，实际爵位仍是原来的，是贝子，和雍正的“雍亲王”封号不啻天壤之别，差着三个等级呢。而且允禵自己在折子中也说说他的大女儿出嫁被封为多罗格格是破格的了，一般来说，贝勒和郡王之女才会被封为多罗格格，而所谓破格，是破贝子待遇之规格。允禵虽有王名，但实是贝子，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很清楚。

4、

说得似乎只有胤禵一个人支持用兵似的，也未免太武断了吧。虽然我目前没有看到这个时期雍正的态度，但是此前，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召胤禛和胤祉询问对策，他是主张用兵的，丝毫没有消极避战的意思。

5、

雍正也是自幼长于康熙宫中，为孝懿仁皇后所抚育，这点允禵和他比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吧。

雍正康熙三十年虚岁十四时成婚，康熙三十七年封的贝勒（刚开始起步就比允禵高，贝子和贝勒也还差着一级呢），而直到康熙三十八年才搬出宫，也并非一经晚婚就出去居住吧？

6、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允禵除出任大将军外，从未处理过政务，也从未代理过祭祀。如果以此而论，他不及雍正。

而且他不像雍正那样京师、热河都有恩赐别墅，而十四想要建花园，经费是胤禩敲诈总督赫寿而来。自西北边塞返京时，修正花园，费用则是胤禟这个大财神掏的腰包。（《允禩允禟案》）

7、

杨启樵如是评价胤禵“作为领袖，允禵热情有余，冷静不足。……其行动从好处说，有义气；从坏处说，不免失于鲁莽。……嗣君之位已定，允禵既无力抗争，惟有俯首听命于新君。然而允禵一再表示不服，虽可说耿直、真诚，但未免显露褊急性格，不知通权达变，其首场自在意料之中。作为储贰尚须要漫长岁月的磨练。”

8、胤禵结党形迹过露，就连认为胤禵是康熙圣心默定的皇位继承人的许曾重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想康熙也未必想不到此处，很难想象他会因为对胤禵的宠爱，而忽略了国家的利益～

先前曾节录过许曾重原文，大家不妨看一下～“如果允禵继承皇位，将出现何等局势，不便作无根据的揣测。不过有一点大体可以看出，即他之处理“朋党”问题，其困难程度将大大超过胤禛。因为允禩、允禟集团所以全力支持允禵争夺皇位，其目的之一则是在他即位后，对他施加影响，甚至进行控制，以谋取本集团的私利。前引允禟的这番话：‘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说话’，就是其政治野心的自我暴露，而这对于任何专制君主显然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允禵不仅要处理允礽、胤禛、允祉等派系，还会逐渐与允禩集团发生冲突。由于允禵就是这一集团的成员，与允禩、允禟、允礻我等人有者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重‘义气’，因而他能否象胤禛那样断然处置其往日的同盟者，很令人怀疑。可见这场斗争将是十分复杂，而又旷日持久的。
总之，处理‘朋党’，对允禵是极为困难的任务，而这一问题的不能及时解决，将影响皇权的集中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从而妨碍对玄烨时期政策的推行，也不利于清除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对清朝统治集团，甚至当时的中国社会，相对说来，胤禛在位，反而比允禵当权较为有利。”

9、

好像雍正就不悲痛似的，康熙五十八年，张恺给他算命说他三十九岁就大贵了，那个欣喜异常啊，他何能大贵，只有父亲死了，他自己做了皇帝才能大贵！

10、时间比较晚了，某桐比较懒了，最后还是直接节录一段杨启樵先生的观点作为本帖的结束语吧～

“允禵于康熙六十年冬曾返京小住，是时在外已历三载，立有战功。而老皇帝已届六八高龄，且羸弱多病，犹如风前残烛，早于康熙四十八年已叹息：“肌体癯瘦，自分难于调治。”倘有册立之意，此时宣布，最为适当。然而允禵在京将近半载，康熙于皇储一事只字不提，依旧遣伊返前线，使允禟也口出怨言：“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后难于安顿他。”
我认为康熙欣赏允禵的军事能力，以为他有带兵之才，因而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这毫无疑问表示倚重、信任，但未必与储位有关。根据史料，大将军的委任，纯粹出于军事上需要，任命前九个月，康熙说过如此一段话：
去年秋拨一大臣，在甘州驻扎，安办军务。今额伦特既在西宁，诸事可以无虑。且自有军机以来，凡事朕皆预为筹划、调度，后亦无不相符者。……其甘州地方甚属紧要，须派大员在彼驻扎。
读此可知，允禵受命前一年，即有遣派大员驻扎计划，因有额伦特在，暂时可不必操之过急。翌年，以允禵颇有将才，特命前往坐镇。而军机大事都由康熙“预为筹画、调度”，驻扎将官，但听命而行即可。因此允禵的出征纯为军事运动，与皇位继承无涉。
允禵初赴军前，不甚熟稔当地情况，赖康熙遥控指点，方能应付。父子间意见分歧：一主缓兵，一主速战。结果听从皇父部署，始操胜券。允禵非不娴韬略，但既未作全盘性了解，又求胜心切，险误大事。经此考验，其人是否适宜作一国之主，康熙该一清二楚。”

PS：虽然论坛提供了《雍正继位之谜》和《揭开雍正皇帝的面纱》的下载，但现在看来似乎还是有录入的必要的说～

但是我觉得不论是杨珍还是杨启樵，他们在论证时不仅仅有个人观点，还掺杂了相当一部分的个人喜恶，尤其杨珍更明显一些，这样降低了文章的可信度。

唉，我现在只要知道康熙还挺疼爱十四的就满足了，没得到皇位，为后世大多数人所恶，被电视编剧们泼污水，但是生在帝王家得到了父母的疼爱，也曾建功立业，也算是足够了。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于东暖阁内对一些臣子说过，当今朝政弊端丛生，“此非有英断之主独持纲领，杜绝弊端。然英断之主往往果于杀戮，使朝臣不能保其朝夕。”（《永宪录》卷一）也就是说康熙认识到了要想使政治清明，国家继续发展，其后继者应当是一位英断之主，但是他对这位英断之主果于杀戮的性格表示担心，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就是针对雍正而发。知子莫若父，康熙应当能够深刻了解到儿子的个性，一直以来，他都在观察雍正，但是对于他性格上的缺憾，康熙不无担心，因此后期才会把注意力挪在年轻十四阿哥身上，在他们二人身上犹疑不决，以期找到最适合的皇位继承人的人选。
而康熙病重，自知不起，当时十四阿哥远在边陲，鞭长莫及，为了朝局的稳固，康熙必须拿定主意。所以康熙只能忽略四阿哥身上的缺憾，选他为君，当然康熙不是赌徒，他不会做胜算不大的赌博，他在最后选择了雍正，则证明其眼光的独到和长远。

某桐评的很详细。感觉杨珍这篇文章的内容远不及题目吸引人。而且文章的个人情感色彩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一直对她不是很感冒。

这篇文应该是2003年发表的吧。说实话，我虽然是第一次看，但一点也不觉得新鲜。感觉不是很有说服力。而且标题说有“新证据”，但全文看起来没有这个侧重点。内容远不及标题醒目。

尤其想说说允禵的品行。

我也承认允禵的为人比较实。但恰恰是这一点，说明了他当皇帝有着很大的缺陷。

这一段康熙除了对允禵欣赏之外，难道没有看出其中允禵缺陷？老八获罪，和他最亲的老九自己躲了，却撺掇老十四出面求情，去碰康熙的硬钉子。这种事，就连一向蠢苯的老十都不会去做，而允禵却一股莽撞的义气去了。这一方面说明的他莽撞，做事欠思虑。另一方面则说明他容易受人利用，尤其是受老九的利用。

允禟曾一再说过，“倘若十四阿哥为皇太子，则必然听我三分”。老九是什么品性？要是十四当了皇帝，处事听他三分话，那还了得？我想这些康熙应该是清楚的。

当时录这个，还没有看到康熙朝的满文奏折呢，后来第一历史档案整理出版，才得以一见。像杨珍提到的十四自称“自幼生长在父皇宫内”，“从小深受父皇疼爱”，其实是一请罪折，颇有一些试探的意味，康熙读到此奏后，说他心思被这个奏折搅得有些混乱，还说思虑数天才批下一字，可能不知该如何回复十四吧。我觉得杨珍女士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影MM录了这一时期的满文，大家可以去看看http://www.ourjg.com/bbs/dispbbs.asp?boardID=42&ID=2634&page=1

其实康熙确实是比较疼十四的，八试探康熙，不是被老爷子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有非分之想。而十四呢，可能是因为康熙比较疼他，所以对他有双重标准。但十四如此试探，显得很沉不住气，有点得不偿失了。

还有，就是觉得历史学家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厚此薄彼，整天说雍正在藩邸崇佛故作闲人之态，说他虚伪阴险，装作无心问鼎清心寡欲的样子，可十四不也是这样，《佛容作弟子，天许作闲人》难道不是十四在康熙年间写的诗？那些对雍正最没好感的红学家，哪个不把《延芬室集》当作必治之书？可都选择性的过滤。难道皇父好好的活着，那些儿子都一幅胸有大志的样子，康熙怎么想，韬光养晦自保都不行？这样就算阴险狡诈了？不解。

整天抓住雍正收回康熙朱批谕旨说事，其实康熙朝就有这项规定了，康熙朝收缴奏折的折子，时间最早的是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四和六月初六日山东巡抚佛伦的满文折子。雍正不过是将其制度化罢了。而康熙十六年三月初三日的一份满文奏折显示，在康熙的亲自监督下焚毁了一大批奏书，其中还有“世祖皇帝启奏太皇太后之奏本”，“大臣所奉谕旨底稿”，“御制戒文底稿”等，康熙这么着烧顺治的东西，也没见谁揪住不放啊，这要是放雍正身上，肯定会有人说，找到雍正篡位的最有利证据了！什么对什么啊！很受不了这些人，顺治和乾隆死的时候九门不也关闭了么，凭什么康熙死九门关闭就成了不正常的事情？皇子争位暗潮汹涌，难道不需要采取这样的防弊之策，怎么最正常的举措在有些人眼里就成了不正常了！

说真的，舆论越是对雍正不公，我就越喜欢他，因为为他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