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清代内务府研究综述

清代内务府研究综述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李典蓉 
一、前言 

　　许多学者都认为清代的制度大体而言，是沿袭着明代的制度而来的，这可以说是极为笼统的的说法。中国历朝历代兴衰亡替，表面上看来虽是政权的彼此交替，制度的大体规模也没有剧烈的改变，但是其中仍然有因革与创新的区分。清代对于中国汉人本位中心的史观而言，是一个外来民族的政权，或称之为部族政权[1]。但为史者不宜有过份主观的史观，就客观的人口数字而言，满族之于汉族是少数对于多数，因此在本文里俱称清代政权乃为一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清代内务府是清代宫廷为服事皇室而设立的机构，最高总理机关是总管内务府衙门（在京），最高主管是总管内务府大臣，直属于皇帝，而出任此职务者多为皇帝亲自简任之亲信，亦或为八旗贵族与宗室。衙门设有内务府堂可办理事务，其下辖有七司三院等多处部门，参照光绪朝的《大清会典》，内务府主要的机构有：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庆丰司、慎刑司、营造司等处，此外还有不少附属机构，如三织造处、内三旗参领处等。整个机构的规模相当庞大，几乎就像是推动整个清朝国家事务六部机关的缩影。曹宗儒在其《总管内务府考略》中，对内务府的职掌有一番评判：“……总管内务府衙门拟内阁，内务府大臣拟阁揆，广储司拟户部，都虞司拟兵部，掌仪司拟礼部，庆丰司则因清代起于游牧，故甚重之；而会计司拟税关与丁粮之税收，营造司拟工部，慎刑司拟刑部，至于吏部铨选之事，则归之于坐办堂郎中，”[2] 
　　相对于六部而言，而内务府更参杂了少数民族的特权基本考量，清朝在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已经建立了八旗制度来管辖于今东北地区的民族及人口，经过太宗朝的改革，旗制已趋完备。在汗（或皇帝）及八旗的旗主之下，有一部份专供旗主役使的人，满语称作包衣[3]。包在满语是家的意思，衣是的、之字的意思，包衣是对皇室及八旗旗主直接负责办事的一个特殊阶级。孟森先生言道：“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奉职于家。”[4]八旗各有各自的包衣，而皇帝因拥有上三旗[5]，也就独自拥有上三旗之下的包衣。内务府官员主要是由上三旗包衣所组成的，因此上三旗包衣亦常被称为内务府三旗或是内三旗，而相对于内三旗之外，八旗等一般旗分即被称为外八旗。而上三旗的包衣属于天子御下[6]，身份特殊，又因有内外旗之分，学者常有将其与八旗旗制弄混的情形。据陈国栋考证，内三旗在八旗制度中并不是独立的旗分，只是上三旗各旗满洲都统管辖下的一部份[7]。由于这些人虽然对皇帝自称奴才，但他们其中却有一部份在朝中及地方均任有要职，显然他们并非是真正具有严格奴仆地位阶级者，而是满族因应其民族特色所发展的产物。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清代内务府官用包衣人不用汉人是考虑到信任的因素，满族刚入关时发生了不少满汉冲突，民族彼此间的矛盾情结，使满汉之间也不能顿时互相了解结合，因此用入关前已有的旧人与旧制，一方面为便利起见，一方面则是皇帝用包衣旗远比用外八旗与汉人更为信任。曹宗儒亦言：“顾帝王之家事，委之宫监小人，既恐蹈明代之覆辙，而朝臣外人又难与闻。惟三旗人员，世为禁旅，俨若家丁，虽自称为奴才，而内可为部郎，外可寄疆宇，其身份自非宫监可比。康熙帝既欲改革旧制，于朝臣及宦竖之外，自以此项人员为宜。”[8]诚斯言哉！ 
　　清代于康熙朝时确立了内务府的大体规模之后，即由这些包衣职管宫廷事务，但不能去除统治者的基本心态，清朝的制度仍然沿袭了一部份明朝的遗产－宦官。中国的朝代早在周朝时就有用宦者（即阉割过的人）以供服事天子[9]，但因这些宦官是最贴近君王的一批人，也是最容易影响君王的一批人，而这些“刑余之人”，体气不全，若是君王性格易受宦官摆弄，常对国家的政局造成不良影响。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几个朝代，首推东汉、唐朝与明朝。明朝东厂与司礼太监之用事，诚可谓为祸剧烈。黄宗羲于《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中坦言明代用宦官之失：“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它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10]清承续了明朝的政统，又因是军事上的胜利者，对明代的弊政可说是甚为熟悉。大体而言整个清代，是将宦官并入内务府体系下，由内务府的敬事房（后改为宫殿监）来统管，并且制订严格的条例来管制宫中的宦官，以防他们掌权生乱，沦入明朝故事。虽然清代初期曾设有专用宦官主事的十三衙门，但为时短暂，至康熙朝复立内务府掌理宫廷事务，并且吸收了十三衙门的规制。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在研究清代的政府机构时，不难发现于其中多有满汉融合的情形，而尤以内务府为最。由此观之，研究内务府对清代史或是满学都是很有助益的，值得学者投下心力爬梳史料，以期对清代的“内务府体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二、研究内务府的首要问题——档案


　　研究内务府问题，最首要解决的是如何运用庞大的史料。有清一代，去古未远，是以档案的保存也最为完善，官方与民间的史料多如牛毛。但大体而言，内务府的档案仍以官方史料最多也最为翔实，尤其是近年来档案的陆续开放，使史学工作者能加以运用，对研究清史者而言，更是论点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以往学者对于内务府的研究多无法有进一步突破，部分原因即根基于所能运用的史料有限，多半只能以官书如《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与《清实录》等为主，进而再运用清人笔记，或是遗老掌故轶闻等作为辅证。尽管清史先辈如孟森、郑天挺等能利用官书做出对史事的翔实考证，但若后进想要超越他们，实有困难之处，唯有另辟蹊径。今日两岸的档案皆在逐渐开放中，内务府昔日不为民间所窥的密档亦渐显于世。笔者为求对内务府作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大体概述有关清代内务府的档案。

　　档案是研究历史所需的直接史料，大体而言多数的档案是未经过改纂，仍可看出事件原貌的。档案虽是直接史料，但直接史料并不能称之为档案，这是有区别的。至于何以有档案的名称出现，据单士元的考证，明代以前公文等仅有案卷之名，不见档案之名。但清康熙时人杨宾著有《柳边纪略》一书，其中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曰牌子，以削木片若排也。存贮年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若档也。”推知这可能与清朝满人的习惯称呼有关。又在康熙十九年的起居注残稿上有一段记事：“上问马哈喇之父与叔父皆殁于阵，……皆系松上等处事，部中无档案。”可进一步推知档案此一名称，在清朝确实是宫中记事所运用的[11]。

　　清代内务府的档案，在辛亥革命后，处于皇城区所属机构的档案多已经散佚。但因其后溥仪仍住在紫禁城中，内务府堂的档案仍大体保存了下来，档案专家单士元在整理清代档案时，将内务府档进行了分类，大体有：

　　1．上谕档类：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奉谕旨及奏事官员宫殿监领侍等所宣传的谕旨由堂主事笔帖式承接后再由坐办堂郎中查明交各司院抄出的副本。

　　2．题本：奉朱批的题本因内容主要多为钱粮经费的统计，后改名为奏销档。

　　3．绿头牌档：用以上报紧急事件。

　　4．红本档：为抄录奉有朱批奏折档簿。

　　5．白本档：为抄录无朱批档簿。

　　6．奏折：存内务府堂备查的奏折。

　　7．奏稿、奏案、奏底：内务府所上奏折之原稿。

　　8．行稿：经内务府堂官审画、发出至其它机关之公文。通常由大臣阅以后，于上面写上一“行”字发出，因以为名。

　　9．黄册：为题本之附件，为奏销银物之事，以黄棱为封面为名。

　　10．日行公事筒档：是清代一种特殊形式的档案，只见于内务府档案中，简称事筒档。在内务府堂经办事务的官员，将每日经办事务总汇，将有关文件装在筒式的纸袋中，是历史档案中最原始的史料。

　　11．堂谕档：为内务府对其僚属所下的指示。

　　12．织造缴回案卷：三织造的密折。宫廷交下三织造的有关等纺织事务，一般由内务府下达。内务府大臣虽为其长官，织造官可向皇帝径上密折，这是其特殊的包衣身份所致。

　　13．呈稿档：内务府所属机构在奏报前，呈给内务府审查的案稿。

　　14．咨文：咨文为平行机关相互往来文书之名，此类档案多附有册簿附件。

　　15．谱牒：为内务府所辖上三旗户口谱系簿。

　　16．造办处档：乃记有清一代宫中珍奇巧器的档案，惜今日所存者不多。

　　17．膳底档：是宫中每日用餐的饮食单。[12]
以上所列举的文件名称，是单纯对文件名称所做的解释，如就档案的分类，则可就今日内务府所藏档案的分类来作说明，以期对内务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大体而言，今日内务府的档案主要收藏在下列数个档案馆中，海外也有一部份，但不若中国大陆收藏种类齐全。

　　（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内务府堂人事类：内容如八旗佐领户口人丁户口册、管理三旗银两投充丁档、八旗各地驻防兵丁户口清册、盛京内务府庄头户口册、八旗各军营披甲名册、皇宫及园林差役兵丁等名册、六部衙门差役腰牌花名册、内务府各司保送名册、管理三旗银两处庄头名册、投充家谱、总管内务府造送京察官员履历册。

　　2．内务府升平署档案。

　　3．内务府庄头处档案。

　　4．内务府会计司档案。

　　5．内务府都虞司档案。

　　6．内务府上驷院人事类档案。

　　7．内务府满文杂件档案。

　　8．内务府财物类俸米册。[13]
　　（二）辽宁省档案馆：

　　馆藏有盛京内务府档、黑图档、东北各旗署档与八旗兵丁、地亩、户口清册。

三、学者研究主要成果的分期与概况


　　（一） 海内外近九十年的研究着重点与分期

　　内务府的沿革几乎是与清代帝王的历史相始终，甚至在清帝逊位之后，内务府存在于清宫之内的围墙里，扮演着决定清帝内朝外政的角色。因此不由得不让人想：这样的一个机构在清朝少数民族政权里扮演了甚么样的地位与角色？而其庞大的事务与部门又是如何联系？如何分别在清朝的内廷外朝担任重要角色？如何与六部交流？在民间等地有无影响，是否宫中的机构所管的就是宫中的事务？而内务府本身的机构到底是如何发展的？与满族的社会经济与八旗制度又有甚么联系？与帝王之间又有如何的交流？这些问题一般都是研究内务府时最容易想到、也是最常研究的问题。综观自清室撤出紫禁城后，迄于今日，学者们整理档案后对内务府的研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切入点：

　　1．内务府的职掌与沿革

　　2．包衣、旗制与内务府的关系

　　3．内务府的经济问题包括粮庄、榷关、当铺等

　　4．内务府属下机构的个别研究

　　5．内务府所出的器物研究

　　6．内务府与清代帝王间的关系

　　7．内务府与社会的人口问题

　　8．其它：如红学研究。

以上数种研究途径是笔者对于收集的研究成果加以归纳而出。而由于本次研究综述主体主要是放在内务府，因此有用内务府旁支机构作为论文主体者，并非本文所主要探讨综述的对象。但如有旁及者，则收录本文作为补充。再者有关于内务府所出的器物研究，则主体已在器物并非于内务府本身，故本文里不对此一途径加以探讨。至于红学与内务府的研究有关，是因为胡适在民初时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清代的汉军正白旗人，引起了学者对曹家及曹雪芹个人历史的重视后[26]，有周汝昌考证出曹雪芹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人的后代[27]，但因红学一来主体非涉于内务府，二来红学界于史学与文学之中，历史想象多于历史考证与事实，在此不加探讨，仅略带数语提过。

　　再大体言之，扣除器物之学的研究，其实近百年来对于内务府的研究是有限的。在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专书讨论，仅有数篇短文如：曹宗儒的《总管内务府考略》，曹静华的《清代内官与内务府衙门之分析》[28]。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应在1936-37年之间，其内容多偏重对内务府机构的建制沿革，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内务府的档案尚未如今日一般大部分已经整理完善，学者研究仍多以官书为主。譬如有关旗制的问题，孟森在1936年写成了《八旗制度考实》一文，其中提及了包衣的问题。在1943 年则有郑天挺发表的《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一文，但这两篇文章主要仍是以《实录》、《东华录》及《会典事例》为主，没有运用档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少秉持社会主义史观学者注意到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如莫东寅对包衣与奴仆的身份问题多有解释[29]，这清史分期有关，学者必须弄清楚清朝在入关后到底是农奴社会还是半封建社会，而这都必须要牵涉到土地与经济型态的研究。在刚解放时，大部分利用的史料仍是以官书及笔记为主。而在1960年代时，红学家利用逐渐开放的档案及族谱，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出身作进一步的考证，确立了曹家是满洲正白旗下所属旗鼓佐领下人，开启了内务府研究的其它线索，即世家与人物考证方面。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因掌档案及文物之便，藉整理档案，利用档案对文物进行考证。但之后十年XX，造成了史学工作许多方面上的停顿，而许多学者的论著亦有可能被毁。幸亏由多数有心学者的努力，许多珍贵的文史档案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在台湾与国外地区，因无XX的波及，史学研究可说是研究成果丰硕。但在内务府的研究方面，因档案大部分都在中国地区，以致亦无大量的专著及论文。直至1977年美国学者陶博(Preston M. Torbert)著有《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1662-1796》[30]，中文译作《康雍乾内务府考》。台湾方面，因台湾故宫缺乏内务府档案，研究内务府问题的学者亦不多见，但学者多半是利用官书与笔记对内务府的官制或旗制做出考证，这一方面是着重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早在20世纪初即对清史及满洲史有相当优良且多量的研究作品，一方面是他们在清朝初覆亡之际，拼命搜罗档案文件，如盛京崇谟阁的《满文老档》，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及稻叶君山、神田信夫、今西春秋等又因晓得满洲文字，比中国学者早一步进行对清史及满洲史的研究。清史研究在中国曾经受到几种阻碍，一是辛亥革命之成功乃因民族革命为前导，汉人研究清代史，有时评断不免失之偏颇。一是因为档案在民初之际曾几遭灭绝之祸，且阅读史料常有不谙清字之扰。但日本人一则因与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之便，晓清史者多谙满文，一则挟其占领东北之优势。截至对日抗战之后，日本人对清史研究的量是超过中国人的[31]。在内务府研究方面，早在1914年，日人天海谦三郎(Amakai Kenzaburo)已著有《内务府官庄》(Naimufu Kansho)一书，1943年户田茂喜(Toda Shigeki)的《清初に于けるニカン、イルン发生とその意义》[32]，是讨论汉民在清初的地位。而在1968年日本一桥大学研究年报出版了《清の内务府庄园》[33]，但因笔者现无法找到这三本书，无法对其内容做出概括描述，但单究篇名来看，可推知的是，日本人是比中国的学者更早注意到东北及满洲入关前后的土地问题。

　　关于本文的综述内容，主要是以中国与台湾的论文与专书为主，以少量国外学者的论文为辅，此固是笔者收集不力之故，但内务府这个专题，比起与它有相关性的社会阶级研究与旗地研究，文章质精的已然不多，量更是大为不及。目前真正能称为内务府专书的，只有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与陶博的《康雍乾内务府考》。这显示出内务府问题仍存有史学界挥发的空间。

（二）内务府问题的相关研究

　　1．关于包衣与旗制的问题

　　清代的包衣（booi）的问题，一向是研究八旗制度与清代内务府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有一些学者认为包衣就是具有奴婢与奴隶的双重身份，是属于被剥削的阶级，在历来研究清代入关前与入关后的满族社会及制度时，如果单纯将包衣全视做奴婢，这种说法，容易跟满族社会的实际状况产生落差，也容易跟满语里真正的奴才阿哈（aha）的意义混淆在一起。如莫东寅在《满族史论丛》[34]里提到包衣，认为包衣是家里的人的意思，也就是奴隶。但是包衣在满族社会其实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附属于主人，有的操持服役，但有的又与主人关系亲近，甚至自己也可以拥有奴仆[35]。在满族的政治逐渐发展下，包衣也被编入八旗之中，别立包衣三旗。这代表了包衣正式成为清朝政治结构组成的一部份，皇帝本身是主子，他把自己的包衣变成了在政府里做事的官员，一方面是替自己办事，一方面还可替国家办事。因此包衣对皇帝虽然是自称为奴才，但是他们在面对其它人时，就是政府组织里的一份子，他们虽是皇帝的奴才，但却是汉人的长官。

　　郑天挺早在1943年，已经有《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36]一文专门讨论包衣的服事性质问题。他讨论了包衣的来源与组织，认为清代内务府的制度是由包衣制演化而成的，包衣的职务是在于管家务、供差役以及随侍。然而在中国汉人的制度里已有宦官，他认为这两者无法并容，一定会产生摩擦，因此在清朝入关后，就形成入关初期包衣制与宦官制的争斗。最后包衣制取代了宦官的地位，清朝无宦官之祸，是包衣制的功劳。

　　王钟翰在其《内务府世家考》中提到了包衣。他认为：“自来民间流行看法，一提到包衣下贱、皇室家奴或自称奴才，似乎凡隶属于内务府旗籍的人，都是奴仆，低人一等，是满族社会中的最下层。其实不然，除隶属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与正白旗）中内管领下食口粮人的辛者库（满语－sin jeku），另当别论外，凡属内府三旗的成员，对皇帝一家来说，固然有一日主、百年奴的主奴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实际上也只能是和满、蒙、汉等内外文武大臣对皇帝一样的君臣关系。”[37]其论述确定了包衣在内务府中服事的特殊地位，同时还对几个包衣出身的内府成员进行了考证。

　　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38]一文对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分类与组织提出了清晰的划分。内务府的上三旗包衣可分为佐领下人、管领下人与庄头人[39]，这三者虽都是包衣，但组织成员上是有区别的。他引清代福格的《听雨丛谈》作为证明，佐领下人的成员主要是满洲、旗鼓、高丽、回子所组成，管领下人主要是由满洲、蒙古、汉人、朝鲜人为主，庄头人则是汉人为主[40]；而内三旗也不是独立的旗份，是归于上三旗满洲都统所管辖的。作者还在其中提到红学家赵岗《清朝的包衣与汉军》一文，对汉军与旗鼓作了淆混的论证，他利用对清朝时人对内务府人官缺优于汉军的说词，来说明汉军与旗鼓人身份的不同，旗鼓人虽多为汉人，但这些人跟随满人已久，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包衣的服事性质阶级，与汉军的来源并不完全相同，而这是红学家最容易搞混的。关于旗鼓佐领的问题，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辩－兼论有关清代包衣的若干问题》[41]，提到旗鼓的名称由来是满文的faidan（旗帜），有此名称是因为汉人，在清入关前的社会里扮演着副贰与教导女真民族仪礼的作用；他还提到了旗鼓人与汉军的区分，认为他们的成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汉军旗人主要是以军功为主，旗鼓的来源也比汉军来得早，满化也比汉军来得深。在文末赵凯还提出了包衣人可分为包衣阿哈与包衣佐领、管领，一为奉职于家，一为奉职于国。傅克东《从内佐领和管领谈到清代辛者库人》[42]，分析了内佐领与管领的区别，认为佐领本为军职多充皇家卫士，管领下人则多服事于内廷，人口亦较佐领下人为多。他提到了清代辛者库人的由来及管属问题：辛者库早在入关前，即有一开始是惩处八旗犯罪人员的办法，具有罪籍身份但未必是不能改变的。而辛者库人是归管领所管，有些清代人的笔记记成了佐领是错误的。他还认为庄园的管辖权与内佐领无关，但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为内佐领只是不对庄园进行最直接的管辖，但他们仍掌有大权，如到乾隆十七年设立盛京内务府之前，盛京地区的庄园就是由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所掌管的。佟永功、关嘉禄在《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述略》提到了《黑图档》[43]，自档案中发现凡发文一般均由上三旗包衣佐领联衔，而收文大都指名给上三旗包衣佐领，这说明了盛京地区皇室和宫廷事务，确由上三旗包衣佐领承办，据档案记载，他们是管理着各项事务及果园庄园事务。然而皇帝是对他们控御严格的，在乾隆以前到盛京任包衣佐领职缺的人是很难升迁的，这个问题要等到乾隆设盛京内务府之后才得到解决。

　　以上数篇文章大体上都是考证性质较重的文章，以说明问题为主要目的。关于包衣与旗制这种身份牵涉到社会阶级的问题，还有不少学者曾为文讨论过。但有的质量有问题或是太过于着重在皇室的腐朽与剥削上，笔者为要求所引用到综述的文章，尽量条理清晰，故不在此列举。但是归纳这些文章时，可以发现满文与档案在说明问题时，所占的比例有越来越加重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新史料的开发，一方面则显露出内务府问题的延伸性。

2．内务府的机构及沿革研究


　　研究内务府问题，第一除了得先弄清楚包衣制度与内务府的关系，再者得理清内务府的设置时间，这在目前的学术界中尚无定论，但一般学者都认为早在入关前，内务府已有粗制的规模，一直到顺治十八年后，吸收了顺治所设的太监机构——十三衙门的规制后，才大体形成规模。最早对内务府的组织及沿革考证的是曹宗儒的《总管内务府考略》[44]，首先要提出的是，一开始研究有关内务府问题者多为故宫中研究专员，他们整理档案国故，故对宫中机构及档案特别熟稔。曹宗儒这篇文章写于1936年，他运用会典及部分满文老档，对内务府机构的设置沿革作了大略的考证，认为在清朝入关前已有类似内务府的组织，并且在其中提出清代专用三旗包衣人服事，摒除宦官当政之祸，“立法之始，意义甚深。”之后对内务府的规模再提出研究的，有齐如山的《前清内务府衙门研究》，但并未有所突破。70年代时，美国学者陶博在其《康雍乾内务府考》[45]一书中提出他的见解，他认为内务府成立的年代无法考明，是因为一般的文献从未点出真正的设立年代（其实这和军机处的情形很像，即使是当代人都不一定能说清楚机关设立的时间）。他认为清太宗在整顿八旗的时候，引进了大量汉人的文官制度，促成了皇家的私事与国家公务正式分开，内务府的规模应是在此时奠定的，但真正的确立还是要等到顺治十八年之后，裁撤十三衙门[46]重设内务府时才确立的。陶博引用的证据多来自于日本人的研究，而且他并没有使用基本档案如满文老档。

　　在1983年时，唐益年在其《清代内务府沿革初探》[47]一文中，讨论到1943年由日本人泷川政次郎影印刊行的《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册》。唐益年在其中找到了顺治四年到八年之间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内务府的往来文书，证明清初内务府的确立是在顺治初年。此外，考证较为翔实的是钟安西的硕士论文《清代内务府初探》[48]，其主要引用的史料是《满文老档》与实录。老档里有一个称作“管理内府事务官”的官名，满文写作“dorgi（内） baita（事务） icihiyara（办理的意思） amban（大臣）”，就字面意义是办理内事大臣，这与内务府的满文名称“dorgi （内）baita（事务） be（把） uheri（总） kadalara（管理） yamun（衙门）”的意思是很接近的。而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也可以找到内务府机构中人在入关前任职的纪录，钟安西据此推知内务府的机构应是在入关前崇德年间就已设立。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49]是近五年来唯一有关内务府的专书，其中亦多引证老档与实录，认为内务府的组织在入关前已然设立。虽然内务府的确切设立年代并无定论，但近来的学者藉由档案，对照实录中满汉文的区别，进一步加强考证的翔实度。内务府的设立年代虽然可能还存有值得争议之处，但基本在关外已有规模的说法，则已被学者普遍采认。此外，在有关制度史的专书如李鹏年《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50]，及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51]，都主要是根据大清会典对内务府的沿革与执掌机关大体叙述。这些文章多半都是对内务府的机关或是沿革作较多论述，大体不出内务府本身这个机关作为主体讨论的范围。

4．有关内务府户口及人口问题的研究

　　清代内务府户口及人口的研究，在早期多半是并入社会经济与官庄问题中探讨。近几年史学界兴起一股科际整合的风气，将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学科并入史学研究，开创新的途径与方法，清史学界亦不例外。而就内务府的研究而言，运用科际整合方法研究一开始最盛的不在中国，而是在其它地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所研究员赖惠敏在其《清代皇族及其北京环境：人口与社会史1620-192研讨会》一文中，披露出当今两岸研究清代社会与人口史的趋势，关切的角度亦不在是单纯的皇族经济生活，而是将皇族的经济活动与民间的生活及经济活动连结起来[66]。在研究清代内务府的社会与经济层面，通常使用的档案是奏销档、来文档及户口册。佟永功在《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67]中介绍了盛京地区的户口册，据档案的整理结果，盛京地区的户口册理应自康熙时候就已经产生，只是现存的多以乾隆之后为主。但乾隆到清末的户口册迄今保存完整，可以自其中总结出清代部分地区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赖惠敏在《清代内务府官庄的户口》[68]中亦对清代内务府的户口册作了介绍，并自其中用人口学的分析方法，归纳出清代内务府官庄的生育、婚姻、死亡等人口行为。赖惠敏认为自户口册中可显示出女性的纪录特别少、粮庄人数多于银庄，而且在乾隆之后逐渐出现逃丁的行为，这跟他们的生计逐渐贫困有密切关系。在国外有学者李中清（James Z. Lee ）and和康文林（Cameron D. Campbell），利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及辽宁地区道义屯的户口册, 写成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69] 这本书虽然主要探讨的是道义屯地区的人口数据与人口的行为，其研究方法则有助于对内务府其它庄囤研究的类推。但是文中将道义屯的人丁视作为正黄旗汉军，则是将汉军与包衣旗制的淆混。赖惠敏对他们的文章做出了批驳，认为他们太过相信数据，竟然把道义屯中缺乏大量女子数据认作是溺婴现象，她认为这是因为包衣人丁的女性在乾隆以前必须到内务府中去应选宫女，后来乾隆皇帝下令居住盛京的女子不必应选，李中清论述的年代是1774-1873年，刚好是停选女子的时候。而且道义屯人口也不是正黄旗汉军的旗丁，户口册上只写了：正黄旗道义屯人丁户口册，并没有说是汉军，她认为是作者的自行归类[70]。这可以显示出如果单就部分地区的户口册，对内务府的人口行为做出统计，似乎仍有见树不见林之憾，还是必须藉由其它的专业研究与相关档案做为佐证，在对了解清代八旗制度与内务府的关系方面，方不至于误解。

1] 如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即批评清代的政权是一个“部族政权”，还批评清代根本毫无制度，只有法术。钱穆的意见，可代表抱持着浓烈汉人本位主义史观的学者意见。

[2] 此文引自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载于《文献论丛》1936年第10期。但值得一提的是：其文中提到清代起于游牧，经过多方学者对清代入关前经济的研究，认为清代的经济主要是以农业与采集为主，可以周远廉及莫东寅的说法为参考。

[3]包衣是满文booi 的音译，boo 是满语“家”的意思，i是虚词“的”的意思，合起来即为“家的”。包衣本身是一个形容词，但在满洲与清朝的文献中，包衣代表的是一个身份。在满族的社会中，包衣除了可视作家人的一部份外，同时亦可视作奴仆，但满文另有一个名词也是有奴仆的含意－阿哈（aha）。在清朝入关前满文的档案中有写作包衣（booi）、包衣人(booi niyalma) 与包衣阿哈(booi aha)几种，而在八旗制度与清代的皇室机构内务府里也分别可见到包衣牛彔（booi niru）、包衣按班（booi amban）等字样。由此可推知，满洲人在使用包衣这个名词时，有分笼统性的使用与专指性使用两个层面。而在实际意义上，一方面，包衣是满族氏族社会里的家奴，另一方面，包衣是清朝统治阶层里的臣子。

[4]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载于《明清史论著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5] 此上三旗至顺治年间已确定为镶黄旗、正黄旗与正白旗，下五旗则是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旗。其中变革孟森先生于其《八旗制度考实》一文中已有详考，本文不予讨论。

[6] 下五旗的包衣则归于各八旗佐领下统属，最后形成了专供旗主等使唤的阶级，有别于内三旗包衣，于仕宦上亦相差甚远。

[7] 参见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载于《食货》，台湾食货杂志出版社；12卷9期，1982年。

[8]同注2。 
[9] 参考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台湾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

[11] 参考单士元《文件名称渊源》，《我在故宫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2]参考单士元《管理宫廷生活的清代内务府组织机构及其档案》，《我在故宫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3] 以上数据来源转引自赖惠敏《清代内务府档案资料简介》，载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12期，1991年。

[14] 参考秦国经《中华明清珍稀文件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内务府造办处与图房图目初编》，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6年。

[16]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东京东洋文库，1956-1962年。

[17]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

[18]季永海、刘景宪译：《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

[19]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盛京刑部原档》，群众出版社，1985年。

[2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22]庄吉发译注：《孙文成奏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

[23]季永海、何溥滢译：《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清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

[24]关嘉禄、王佩环译，佟永功校：《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汇编》，《清史资料》第五辑，中华书局，1984年。

[25]辽宁档案馆译注：《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上、下），辽沈书社，1993年。

[26]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27]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

[28] 载于《益世报·史学》第54期，1937年。

[29]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

[30] Preston M. Torbert,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1662-179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71.
[31] 这确实是中国人需汗颜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值得记取教训、奋发向上之处。引王钟翰《我为什么专攻清史与满族史》一文为例：“我最敬重的另一位史学大师就是洪煨莲先生……反对华北独立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停课两个月之后，史学方法课复课的第一堂课，洪师缓步走进课堂……大声慷慨激昂地对我们说：现在你们知道了吧，我们中国人在军事上打不过日本人，但在作学问上我们不能不跟他们比一个高低！洪师又说，日本人很骄傲，他们说汉学中心根本不在中国。从本世纪初以来，国际学术界所谓的汉学中心，最早是在英国伦敦，有著名学者斯坦因，后来是在法国巴黎，有著名敦煌学者伯希和，日本人像白鸟库吉等有名的蒙古语言学家以及内藤虎次郎掌握沈阳崇谟阁满文老档的清史专家，他们很想把汉学中心抢到日本东京去，我们要争一口气。……当时我们全班不到十人，洪师的一席话深深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个人下定从事清史满族史的决心，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32]户田茂喜(Toda Shigeki)的《清初に於けるニカン、イルン发生とその意义》，Toyoshi Kenkyu，5.4:27-43，1943年8-9月。

[33] 《清の内务府庄园》，Hitotsubashi daugaku kenkyu nenpo,Keizaigaku kenkyu，12:1-118(1968).
以上两注皆自Preston M. Torbert,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1662-1796, 注中转引。

[34]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6页。

[35] 如宁完我，《清太宗实录》卷五载：“先是宁完我原属贝勒萨哈廉家人，因通文史，上擢至文馆，参与机务，授二等甲喇章京，准袭六次，获赐庄园奴仆。”后又“以贝勒家举荐数人，一从征，俱获显擢。”
[36]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7] 此文收在王钟翰《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

[38]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载于《食货》12卷9期，台湾食货杂志出版社，1982年。

[39] 福格《听雨丛谈》：“内务府三旗分佐领、管领。其管领下人是我朝发祥之初家臣；佐领下人是当时所制兵弁。……庄头旗人，……或国初带地投充、或由兵丁拨充屯田，今皆归内务府会计司管辖，不列于佐领、管领之内。”
[40]但包衣的成分仍是以汉人居多，《啸亭杂录》里有载：“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包衣虽然在一开始成分复杂，各种俘虏来的民族皆有，但因满洲势力逐渐席卷东北，将东北的大量汉人也收归进去，因此汉人在包衣里占了极重的比例。而包衣在满洲势力发展成八旗制度后，亦成立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即所谓的内府三旗（booi ilan gusa,ilan是三的意思， gusa是旗的意思）。福格《听雨丛谈》有云：“内三旗佐领下，有满洲，有旗鼓，无蒙古汉军。其满洲与八旗源派相同，旗鼓多系左近长白山辽金旧部，有汉姓之人，盖久家朔方者也。”这三旗是归属于皇帝直接管理，皇帝就是他们的主子，至于亲王贝勒另有使唤的下五旗包衣。但由于清朝入关后，有大量汉人投充和被掳掠到各王公八旗下，成为他们的奴仆，是以，据史料推测，包衣里应该是占极大比例的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