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九年（也有说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时文。事下礼部，时鄂文端公尔泰为尚书，议驳曰：
“谨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学，汉以后出於郡县吏，魏、晋以来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於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於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主，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大凡宣之於口、笔之於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乍，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於实用，而未可一概誉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於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强以密其法律，而后可称为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文咎。若今之抄袭腐烂，用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未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曰：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包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源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於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事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是诗赋亦未尝尽废。至於口间经义，至於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谓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於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原误为名）法、书学、算学、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甚，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於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
以上全文出自朱克敬的《雨窗消意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