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帝处置索额图之前，人们认为胤禩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朝中官员推测，康熙帝所垂青的是皇十三子胤祥。何焯在致其弟的信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杨君国维已分与十三殿下处读书……昨选新庶常为各邸伴读，圣明谓诗论文皆无出杨君右，殿下又钟爱者，将来遭际不可知。”最后一句话的含义是，康熙帝非常喜爱皇十三子，因而派最有名望的学者当他的私人教师，以把他培养成为可能代替胤礻乃当太子的人。何焯这样合蓄地予以推断，尚不至于冒犯上的危险。（吴秀良的《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
康熙四十三年节1704年）前后，皇八子允禩的老师何焯在给家人的信中，称“十三殿下（指皇十三子允祥）”乃康熙帝所“钟爱者”。不足20岁的允祥受到皇父的器重，连供职清廷的汉族文人也一清二楚。
除去允礻乃外，允祥是惟一一位较早失去生母的皇子。章佳氏去世后，允祥由德妃代为照料，与德妃长子胤禛十分要好，这同自幼由惠妃抚养的允祀与惠妃之子允褆（老大）之间的亲密关系，十分相似。
允祥精于骑射，诗文翰墨亦佳。他同比其小两岁的皇十四子允禵，是八阿哥允禩以下皇子中最出色的两位，而允祥又相对更偏重于文。（允祥与允禵两人共同的启蒙老师，是康熙帝的舅舅佟国纲之子法海）
雍正年间所修《八旗通志初集》中，称允祥为“圣祖钟爱甚笃，省方巡幸，恒命扈从，恩宠优渥。”自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13岁的允祥第一次跟随皇父去盛京谒陵后，直至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前整整10年间，康熙帝只要离开京师，无论去哪里，必将允祥带往。
允祥在雍正年间作为皇帝最得力助手的种种表现，也充分表明他除去具备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外，还颇有办事才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第，是一难得人材。这应是允祥为康熙帝所青睐的主要原因。
允祥与四兄胤禛一向要好，雍正帝在祭文中写道：“忆昔幼龄，趋侍庭闱，晨夕聚处。比长，遵奉皇考之命，授弟算学，日事讨论。每岁塞外扈从，形影相依。”雍正帝继位后将允祥倚为心腹，是以他们青年时代结下的情谊为基础，如果他们对皇太子允礻乃的看法与立场相左，或在康熙朝晚年的储位之争中未曾达成默契，这一基础势必发生动摇，情况就是两样了。
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太子后，康熙帝对允祥的看法发生很大变化，允祥的地位一落千丈。《雍正起居注册》中记载“怡亲王前因二阿哥之事无辜牵连，一时得罪，皇考随即鉴宥。数年以来，王敬谨持身，廉洁立品，未尝图利干预一事，纠党邀结一人，……其安分自守，家计空乏，举国共知。”足见，允祥谨言慎行的处事作风，是他在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事件中，受到重大挫折和打击，心情压抑的情况下，逐步形成，如果此前即是如此，也不会深深卷入反太子事件并受到牵连。
康熙帝的年长皇子中，允祥是惟一一位在皇父生前没有受封之人。这与他曾深受皇父器重的情况，形成极大反差，若非犯有重过，不会至此。雍正帝说他“于皇考时……家计空乏”，这同他始终不曾封爵，因而既无其他皇子封爵时所受大量钱财，俸禄所得也相对较少，密切相关。
《皇清通志纲要》载：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允祥不久就被释放，翌年（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康熙帝巡塞外，他在在随行皇子之列 。但此次康熙帝将他带在身边，绝非示以宠爱，而是具有防范之意。
四十九年（1710年）六月，康熙帝在允祉、允祥和允礻题3人的请安折上朱批：“胤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尔等若不行约束，必将生事，不可不防。”可见，允祥虽被开释，但康熙帝对他已失去信任，故令允祉、允礻题等皇子加以管束。
由于心情郁闷，允祥终于患病，此症时好时坏，经御医反复医治，很长时期未愈。康熙帝是位慈父，尽管对允祥十分不满，但对儿子的病痛仍记挂在心。他支塞外时，经常在给皇子们的朱批中问询此事，并亲阅御医奏折，对治疗做出具体指示，自四十九年直至六十年（1710—1721年）期间，允祥始终未曾随皇父外出，因腿足疾患行走不便，当是主要原因。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允祥曾是皇子中反太子派成员之一，并在一废太子事件中遭受挫败。胤礻真继位后，允祥虽然备受倚重，但却谨恪有加，竭心辅佐，与年羹尧、隆科多两人恃宠妄为的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因此，胤礻真对允祥评价极高。允祥之所以对于新帝的宠任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既是由于他自幼对胤礻真的性格作风极其了解，深知这是其得以自保的惟一良法，同时也表明，康熙四十七年的重大挫败，对允祥的作风与性格影响之大，直至终生。
”按照雍正帝的上述说法，允祥是因“与二阿哥好，横遭大阿哥之妒忌、陷害”，而开罪于康熙帝。允祥如果真是与皇太子允礻乃关系亲密，同反太子派成员之一胤礻真站在相反立场上，那么他们两人绝不会自幼如此要好，平日居京“晨夕聚处”，扈从塞外“形影相依”。且，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四十七年（1708年）的10年内，康熙每年夏秋去塞外行围、巡视所带皇子中，都有皇太子允礻乃及皇长子允礻是、皇十三子允祥等3人，这是皇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矜持日趋尖锐的10年，而巡视塞外，则是康熙帝每年外出活动中历时相对最长者，显然，他携太子同行，是因不放心让太子独自留在京师，至于固定地选带两位皇子，令其随扈前往，长侍身边，不仅只是示以器重，还有以之暗中监视、牵制皇太子，加强对自己的护卫之意。
当三十六年（1697年）后皇储矜持日渐公开化，特别是三十九年（1700年）索额图家人密报他有不轨之心后，康熙帝对此戒备，是完全必要的。之所以在诸子中挑选允礻是与允祥，一是他们两人都精于骑射，武功出众；二是康熙帝深知他们与皇太子不合，因而不会予以庇护或与之同谋；三是允祥十分精细，作风较为踏实，允礻是勇悍有余而乏沉稳，两人恰成互补之势。如果允祥同允礻乃关系密切，岂能为康熙帝选中，而且历10年不变？
第三，如果确如雍正帝所言，那么，当大阿哥允礻是被圈楚，允礻乃复立为皇太子后，因太子而受委屈的允祥也会得到相应的嘉奖，封以爵位，而不会反被康熙帝打入另册，与其他皇子区别对待，甚至在一废太子事件早已完结后，仍不为康熙帝所原谅，被斥之为“并非勤学忠孝之人”。封建时代，如果皇帝认为某位臣子不忠不孝，其贬责之重，非同一般，仅此一语，即可致后者于死地。倘若允祥只是犯有一般过错，爱子如命的康熙帝，绝不会出此恶言。因此，雍正帝所说允祥开罪于康熙帝的缘故，无法令人相信，但允祥从此退出反太子派，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则确乎如此。（杨珍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