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注：这篇文章和其他选自《清朝人物传稿》的文章一样，语言通俗，简单易懂，但是观点陈旧，没什么新意。可由于是《清朝人物传稿》是概论清朝人物的重要书籍，所以依然录入。虽然其中有些bug，也有些观点个人也不赞同。但稽古论坛不是一言堂，任何有理据的资料皆可讨论。
选自《清朝人物传稿》
胤 禛
张捷夫
胤禛，姓爱新觉罗氏，康熙皇帝第四子，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死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他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代皇帝，年号雍正。
胤禛的生母为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生胤禛时为普通宫女，第二年被封为德嫔。外祖父威武，户军参领，地位低微。胤禛童年时，由孝懿仁皇后抚养。
胤禛六岁时入南书房读书。他的老师有张英，徐元梦，顾八代等人。其中，他与顾八代的关系最好。顾致仕后清贫潦倒，死后贫无以葬，胤禛亲自出银，为其料理丧事。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胤禛被封为贝勒。不过他三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过的书斋生活。他读书勤奋，满，汉文知识坚实，并写了大量诗词。其间，他除随其父出巡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
胤禛真正跻身于政治活动，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太子开始。康熙废黜太子允礽，本为解决皇权日益尖锐的矛盾，没想到废太子以后，却发生了诸皇子激烈的储位之争。胤禛也没置身其外。不过，胤禛富于心计，他采取了与众兄弟不同的斗争策略。
在储位之争初期，胤禛自知其地位与实力不如允褆，允禩等人，难以与他们公开抗衡，于是锋芒不露，设法取得其父与众兄弟的好感。对于允礽的被废，诸皇子所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而胤禛却表现出同情与惋惜。允礽被拘禁时，胤禛奉命参与对允礽的监视。允礽自辩无“轼逆”之事，请求向其父代奏，允褆等人严辞拒绝，胤镇则认为事关重大，应该代奏父皇，并对允褆说：“你不奏，我就奏。”康熙听了允礽的自辩以后，令将其项上的铁链除去。对允褆，允禩等人，他内心虽极为仇视，但表面上仍不激化矛盾。他虽知允褆允禟私藏毒药，却不揭发。至于对其他皇子，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怀，不时在其父面前为他们说好话。他的这些表现，果然得到其父的好感。康熙称赞他“性量过人，深知大义”，“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
从第一次废太子以后，又经过复立，再废等反复，使康熙大伤脑筋。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康熙特谕诸大臣，以后若有人奏请皇太子已经改恶从善应当释放者，即诛之，表示永远不再立太子。然而，诸皇子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太子位国本，万无不立之理，只是鹿死谁手而已。所以，争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胤镇足智多谋。此时，他对于储位虽已虎视眈眈，但鉴于其父的诏令，仍内张外驰。表面上，他把自己装扮成“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的“天下第一闲人”，经常与僧纳交往，舞文弄墨，表现出不问功名荣辱，与世无争的样子。而暗里，则紧锣密鼓，苦心经营，积极搜罗人才，大力培植雍邸势力。“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使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不久，便形成了一步军统领隆科多，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为核心的雍邸集团。
胤镇的这种两面派手法，不光愚弄了对手，更重要的是蒙蔽了其父，不断得到其父的重要差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参加了对允祉党人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判；五十六年（1717年），查处明陵盗窃案；五十七年（1718年），为皇太后灵柩安放地宫读文告祭；六十年（1721年），为其父登记庆典往祭盛京三陵，万寿节祭祀太庙，东至节祀天于园丘；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勘察京，通仓廠。
胤镇虽然这样屡次被其父委以重任，说明他对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但却从没有被立为皇位继承人。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其父死后，隆科却宣读“遗诏”，由胤镇继承皇位。二十日，胤禛御太和殿登基，颁布即位诏书，诏朕承大统“，改年号为雍正。
就在胤禛即位后不久，一种“矫诏得位”说便迅速传开，说康熙遗诏本来是传位给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禵，胤禛将“十”字改为“于”字，变成了“传位于四阿哥”。胤禛是否矫诏得位，历来是假看法不一，至今仍是一大疑案。但胤禛深知矫诏得位乃大逆不道，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皇位能否保住。因此，胤禛登基后的当务之急，是清除这种流言及其影响。他料定此事必系对手所为，所以击中目标打击允禩，允禵集团。他采用釜底抽薪，分化瓦解的办法，先稳住该集团首领允禩，并允禩为总理事务大臣，封亲王；而将允禵一为其父守灵为借口，囚禁遵化；将允禟以替换允禵为名，发往西北；随后以违抗军法，革去贝子；派允（衤我）护送哲布丹尊巴胡土克图灵龛去碦尔碦，后以抗旨罪削爵拘禁；对废太子允礽，皇长子允褆，仍如其父在世时一样，严行禁锢。
经过这一番处置，允禩，允禵集团开始瓦解。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胤禛便开始对允禩法动攻势，特谕诸大臣说：允禩罪恶多端，不知悔改，“镇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八月，公开谴责允禩，允禵等人“结为朋党，翼遂其志”。十一月，更发出警告：“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看来，允禩就要大难临头了。但第二年插进了年羹尧案，使允禩得以暂时偷安。直到四年（1726年）正月，胤禛才发出上谕，历数允禩之罪，宣布削除宗籍，永远禁锢。九月，允禩死于禁所。同时，又把允禵由遵化押回京城，禁锢于景山；把允禟由西北戒至保定，交直隶总督李绂圈禁，数月而死；对其他所党附允禩集团或与该集团有牵连的人，也分别给以枭首示众，革职流放等严惩。
胤禛清除允禩，允禵集团，虽然结束了长达数十年争夺出为何皇权的斗争，巩固了皇位，但此事带给他的困扰却没有马上解脱。允禩集团覆没后，社会上又立即出现关于他“弑兄屠弟”的许多传言。他虽有所闻，但无从下手追查。六年（1728年）九月，湖南塾师曾静遣弟子张熙带他的书信，前往西安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书中大谈“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猛烈抨击胤禛是暴君，说他有“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尽管曾静策动反清，并把他本人骂得“惊讶堕泪”，他却没有杀曾静，而是着重查曾静这些言论的来源。最后查明，十大罪状之说，来自被发往各地的允禩等人的心腹太监们；而华夷之分论则来自清初著名理学家吕留良。
胤禛为消除这些言论的影响，费尽心思，逐条批驳，尤其是对华夷之分论，批驳得最为严厉。他认为应以德为王，不应居于区域。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并列举许多历史实力和清朝开拓疆土，统一全国的事实，说明清朝的统治是合理的。七年（1729年）九月结案时，他下令将有关此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刊发全国各府州县学。十月，将曾静免罪释放，令其以现身说法，为他的嗣位和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做宣传。但对吕留良案的处置，却充分暴露了他的凶残面目。它不仅下令将已故的吕留良及其儿子，门人戮尸枭示，还将他们的后人和其他所有被牵连者，分别处斩，监禁和流放。
胤禛即位后，年羹尧，隆科多等人以扈翼登基之功，成为新朝柱石之人，宠荣备至。但随着其权力的膨胀，便擅权越法，骄横恣纵。他们滥用私人的行为，被称为“年选”和“佟选”。这虽然是胤禛恩宠放纵的结果，但他却容不得皇权受到削弱。三年九月，他将年羹尧逮捕，后以九十二条大罪，勒令其自尽。五年六月，又将隆科多逮捕，以四十一条罪状，宣布永远禁锢。六年六月，隆死于禁所。
几乎是在清除允禩集团和年，隆的同时，胤禛还发起了打击科甲朋党的斗争和大兴文字狱。在长期的储位之争当中，他看到支持允禩的人多是科举出身，这是他对科甲人极为厌恶。四年四月，新任直隶总督李绂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迫害读书人，误参信阳知县黄振国，汝宁知府张玢等人，将黄害死于中，杀人灭口。田文镜明知参劾他者是李绂，却回奏胤禛参劾他者必为进士，以刺激胤禛的多疑之心。又说汪，张等人都是进士出身，不无徇私袒护之情，如允许对他们的参劾“群起妄议”，将来“科甲职员如有贪污荀且，督抚诸臣断不敢提参矣”。此招果然灵验。胤禛因知道李绂也是同年进士，便怀疑他搞科甲朋党活动，由直隶总督调任工部侍郎。兵部尚书蔡珽因曾举荐过黄振国，又与李绂关系密切，也受到怀疑，降为奉天府尹。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谢济世又疏劾田文镜营私负国。胤禛见与李绂的奏折内容雷同，便认定谢是受人指使，结党乱国，将其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工部主事陆生楠，因和谢济世同为广西人，胤禛也怀疑他“平日必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也将其革职，与谢济世一同发往西北。
胤禛之所以如此武断从事，用意是杀鸡给猴看，防止科甲人结党。他说：“若科甲出身者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致扰乱国政，肆行无忌”；“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他甚至表示，为清除科甲朋比，可以不惜废除科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不仅惩处了一大批官吏，更破天荒地将师生关系列入任用官吏的回避之列。
至于文字狱，除前面提到的吕留良狱之外，还有不少骇人听闻者。年羹尧的幕客汪景琪的《西征随笔》一书中，虽有不可杀戮功臣的议论，但此书写于年羹尧的意之时。胤禛却认为是为年氏鸣冤叫屈，五年十二月，将汪处斩。食侍讲俸的钱名世，因在雍正二年给年羹尧的赠诗中，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被胤禛认为是为年歌功颂德，违背圣贤遗教，将其革职，遣送原籍。他还亲自题写“名教罪人”四字，令制成匾额，悬于钱氏住宅。内阁学士查嗣庭，四年任江西考官，因试题中出现“正”，“止”二字，被胤禛认为是攻击雍正年号，将其革职拿问，死后有戮尸枭示。陆生楠在军营期间，曾作《通鉴论》十七篇，议论治国大计。胤禛说他是借古讽今，非议时政，七年底，下令将他军前正法。
胤禛是一个勤政务实的皇帝。他在努力维护和加强皇权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重大举措，对后世影响颇大。
清初沿袭明制，官吏有事向皇帝奏报，公事用提本，私事用奏本。两者均由通政司转呈，容易泄密，致使有些事情，官员不便奏闻。康熙时虽曾出现密折，但内容多为请安，谢恩之类的私事，奏折人范围也很小。胤禛则大力推行密折制度，登基的当月，即下令用密折荐举官吏。雍正元年二月和七月，又先后命科道和尚书，侍郎，每日一人轮流上一密折。以后又陆续发布有关诏令，是密折制度逐步完善。密折的内容，从军政大计到生活琐事，无所不包。凡密折，几乎全有胤禛的朱笔批语，称“朱批谕旨”，经过批阅的奏折，称“朱批奏折”。这个制度的重要特点是保密性强，虽骨肉之亲，也不得泄露。像鄂尔泰这样的宠臣，其侄鄂昌的奏折，胤禛也批道：“便汝叔亦不必令知。”正因为保密性强，所以有利于上下情的沟通，是皇帝能够洞悉庶务，便于决策。
康熙朝后期，官吏贪污成风，钱粮亏空十分严重。胤禛认为不解决此事，国家无以强盛。他决心清查亏空，严惩贪污受贿。即位时，他破例将内阁草拟的《登基恩诏》中有关豁免官员亏空的条文删除。随后，谕令全面清理钱粮，规定所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不得转嫁百姓，不得借端遮饰，违者从重治罪。侵吞钱粮者，即行正法。雍正元年正月，胤禛又设立由怡亲王允祥等人组成的会考府，规定一应钱粮奏销，都必须由会考府清理出入之数。他向允祥表示：“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清查。”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查钱粮，惩治贪污受贿的行动，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开展起来。胤禛不仅决心大。而且手段严厉。清查中所有被涉及的人，无论皇亲国戚，督抚大臣，还是一般的官员，一视同仁，盖不宽贷；反贪官，一经举报，立即罢官，而且不准革职留任，同时搜查衙署，行文原籍官员，查封家产，防止隐匿寄顿。经过数年的清查惩治，的确很有成效，财政，吏治均有所好转。
清除征收田赋，除正项外，还加征耗羡，作为弥补正项的损耗。通常每征收正项银一两，加征耗羡三钱，多者则高达五，六钱不等。而耗羡的去向，除少量补贴地方官府办公费用外，大部分被官吏贪污和馈送上司。雍正元年，胤禛不顾王大臣和内阁的反对，采纳了湖广总督杨宗仁，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将耗羡率现在正项二成之内，全部提解藩库，不准扣留州县。耗羡本来是地方管理的一个重要财源，被切断后，为保证官吏的基本生活和防止新的贪污不法，胤禛决定提高官吏的待遇，从耗羡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地方官吏的生活补贴，称“养廉银”，从督抚导致县巡检皆有之。由平衡京官与地方官的收入水平，后来又给京官发双奉。
徭役制是除田赋之外一大社会弊病，五田者力不能负，被迫逃匿，政府征徭也无保障。因此，早在顺康时，就有人主张把丁役归入天粮，但争论了几十年未有结果。雍正元年，山东巡抚黄炳，直隶巡抚李维钧又先后奏请摊丁入粮，以苏民困。胤禛权衡利弊，斟酌再三，决定推行。他鼓励李维钧说：“直做去，坦然勿虑，若信不得自己，既信不得朕矣！”从雍正二年开始，首先在直隶，山东，云南，浙江，河南等地推行，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具体做法，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各州县的丁银数作为应征数额，平均分摊到田亩中，随地粮一起征收。没地银一两，大致加征丁银二钱。这一改革的结果，是加重了有田人的赋税，无田人得以免役，政府的丁银也有了保障。
胤禛在位期间，也曾有战事，但主要是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雍正元年夏天，青海和硕特蒙古的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胤禛因登基不久，不想用兵，于是派侍郎常寿前往青海，劝谕罗卜藏丹津罢兵。罗卜藏丹进步胤禛的这一行动看成是软弱，不仅不听劝谕，反而将常寿扣留。十月，胤禛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用兵青海。罗卜藏丹津畏惧，送还常寿，请求罢兵。但胤禛不准，决心武力评叛。罗卜藏丹津不敌，率部逃往柴达木。二年二月，胤禛命岳钟琪率精兵五千，夺路前往，半月之内，进至敌军大营。罗卜藏丹津着番妇女装，逃往准葛尔。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胤禛在青海派驻办事大臣，调整建制，进一步巩固了清王朝对青海地区的统治。
自从雍正元年驻藏部队撤回内地后，清廷对西藏的约束力得到削弱。雍正五年，西藏葛布伦阿尔布巴发动叛乱，杀了总理前藏事务的大臣，阴谋投靠准葛尔。胤禛深悔以前轻率从西藏撤兵，罪命左督御史查郎率川，陕，滇驻军一万五千人，再次进藏。六年秋，查郎阿兵至拉萨，诛杀首逆。为边防久远之计，胤禛决定在西藏留兵两千，分驻前后藏，并设驻藏大臣正副二人，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行使权力。
罗卜藏丹津逃到准葛尔后，清廷曾要求准葛尔蒙古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将其遣返给清朝政府处置，但遭到拒绝，这是胤禛十分恼火。西藏阿尔布巴叛军平定后，胤禛便开始策划对准葛尔的用兵。他说：准葛尔，西藏“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所以圣祖见事之始末利益之意，灭取准葛尔，安定西藏者，圣知酌见，不得以必应举行者也“。此时，策妄阿拉布坦已死，其子葛尔丹策零继位，好兵如其父。七年（1729年）二月，胤禛命朝臣商议出兵事宜。大学士朱轼，督御史沈近思，督统达福等人认为条件未备，唯大学士张廷玉力主出兵。胤禛不为多数人意见左右，三月，命令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出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六月告祭太庙，正式宣布西征开始。
对青海，西藏用兵的成功，滋长了胤禛的骄傲轻敌情绪，听不进不同意见，乱加指挥，用人不当。战争过程中，往往情况不明，就发号施令，以致屡屡受挫。十年（1732年）八月的额尔尼德昭之战尼昭之战算是一次胜利，驸马策凌歼灭敌军万余人。但几年的战争已使清政府感到精疲力竭，国库存银已由战前的六千万两，锐减到二千多两。朝臣不断有人建议罢兵。胤禛本人见师久无功，也不想再打下去，十二年（1734年）七月，他决定罢兵，派使臣前往准葛尔议和。
对准葛尔的战事虽然就这样结束了，但为用兵而设立的军机处，却作为清朝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保留下来。七年，西北战事开始后，胤禛为提高办事效率，特在寝宫附近设军机房，次年改军机处。军机处只有值房，布设正式衙门，不设专职人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均有大学士，尚书和其他干练官员兼任。胤禛每天都要找见军机大臣一次或数次，面授旨意，有军机大臣草拟文书转发。凡事悉以当日完结，不仅效率高，而且保密性强。军机处设立之初，主要办理军政大事，后来则扩大到所有机要事务。它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使内阁，议政处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
自元明以来，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即任用少数民族各部族酋长为各级管理，并准予世袭。土司制实质上是一种落后的农奴制。土司门割据一方，骄横恣纵，残害土民，互相攻杀，甚至发动武装叛乱，严重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进步。为此，雍正二年五月，银针曾谕西南诸省督抚提镇说：“朕闻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但他一时拿不出有效对策。四年三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胤禛认为他德才兼优，必能担此重任，最任命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负责办理改流事宜。鄂尔泰采用”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的方针，在三省大张旗鼓的推行。随后，四川，湖广等地也开始行动。从四年至九年（1726-1731年），云南，贵州，广西，湖广，袤延数千里的范围，有大量土司被革职，分别设立府厅州县，代之以流官治理。
在大力推行改土归流的同时，胤禛还乘势在黔东，湘西既无流官，也无土司的所谓“生苗”或“生界”之地，强行安营，设关建制，从而把所有管外苗地，全部置于清朝政府的统治之下。
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虽曾遇到像云南车里宣尉司，镇沅土府，乌蒙土府等大土司的顽强抵抗，但很快被平定下去，唯独在黔东南新辟苗疆发生的苗民反抗斗争，引起了较大麻烦。
从不籍有司，不想统属，到设官建制，编户齐民，虽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也带来了不少新的矛盾。“生苗地界为官兵所驻扎，渐次据其土地，干戈日寻，而生苗始不得按其所”。尤其是大量无偿劳役和繁重的赋税苛派，使苗民难以承受。十三年（1735年）二月，终于在黔东南古州地区爆发了包利等人领导的大规模反抗斗争。胤禛一面谕令由果亲王允礼，大学是鄂尔泰，张廷玉等十几人组成办理苗疆事务的大臣会议，负责筹划苗疆事宜，一面急调西南六省数万兵力会剿。但用兵数月，兵务毫无端绪，满朝文武一筹莫展。胤禛更是心急如焚，单位等新的举措，便突然暴死，将这一棘手之事留给他的儿子乾隆皇帝了。
胤禛性喜祥瑞，迷信风水。他的寿陵本来是按照子随父葬，祖辈相继的“昭穆之制”选址在东陵九凤朝阳山，但他嫌那里土质不好，弃而不用。为此，他特命通晓堪舆术的福建总督高其倬协助允祥继续寻找。经多处勘查，最后终于在京西易州（今河北易县）境内，选中了所谓“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会合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式理气，诸吉咸被”的泰宁山太平谷。陵墓于雍正八年正式动工营建，乾隆元年竣工。这就是现在仍金碧辉煌，气势雄伟的清西陵泰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