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下今重见,且把壶儿搁一边”关于这个“文字狱”的传说流传很广,姑且不论此事是否真的存在,还是以讹传讹,就这句话而言其实真的是有很刻意的反清的意识在里面的,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的牵强附会。我想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朝鲜人怀念朱明,夷狄观念非常的浓,甚至到乾隆年间,还念念不忘于此,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上就反映出这种很强烈的情感。而且通过朝鲜人的记载,可以知道,如“大明天下今重见,且把壶儿搁一边。”这样的句子,确实含有反满暗讽之意,并非统治者刻意将其强行联系起来:
三月十九日,乃毅宗烈皇帝殉社之日,乡先生与同闬冠童数十人,诣城西宋氏之僦屋,拜尤庵宋先生之遗像,出貂裘抚之,慷慨有流涕者。还至城下,搤腕西向而呼曰“胡!”。乡先生为旅酬,设薇蕨之菜。时禁酒,以蜜水代酒,盛画瓷盆,盆之款识曰“大明成化年制”,旅酬者必俯首视盆中,为不忘春秋之义也。(《热河日记·卷二·关内程史·射虎石记》页93)
文中提到以薇蕨为菜,相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而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下。此处用薇蕨即是表示他们不承认清朝的统治。更何况作者已经很直接了当的指出,此乃“为不忘春秋之义”。看到此,难道还会有人觉的,统治者认为这是有很强的反清意识,是臆想之词么?
我无意为文字狱辩解什么,无论怎么样,这种浓厚的带有血腥气味的专制统治,都是应当批判的。但是我十分不希望有人将其妖魔化,野蛮化,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完全没有理智,这不是历史的真相。
其实作为统治者,文字狱只是一种政治的“手段”,而不是政治的目的。比如查嗣廷案因其所考题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正止相连,疑其和汪景祺一样,讥讽雍正年号有一止之相而获罪。但实际上查嗣廷真正获罪的理由是因为他和隆科多的关系,借此来增加隆科多的罪名。皇帝本人难道真的以为查嗣廷是在对自己的年号进行诅咒么?不是。举个例子,道士李不器诬陷岳钟琪谋逆,其中一条罪名就是岳“以西安省城开挖街道,系雍州地方,于雍正年号干碍,谓是岳钟琪咒诅公行”,但是雍正却认为“街道为居民出入所必由地,地方官修理治平乃为政之要务。”雍正四年是他的本命年,当时有人条奏这一年京城不宜动土,雍正认为这是庸夫俗见,他说在辇下修治街道尚不以俗见拘忌,那么岳这么做又有什么错呢?况且“雍州之与雍正有何关碍”?!皇帝认为此说“谬妄不经”。(《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页二四六八,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十日)难道正止相连乃诅咒雍正年号一止之象,此说就不荒谬了么?不过是人不同。说白了,就是对人不对事。这其实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