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八月，雍正谕百官：“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周礼》一书，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这里提出安民、易风俗、崇节俭、防僭越几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崇尚节俭，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无有僭越，因而社会安定，黎民乐业，而要做到崇朴素去奢华，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就根据这种认识，倡导移风易俗，维护既定的服色、婚丧法规，并对它的不完善的或不实用的部分加以改定。
元年五月，雍正下令，文武百官要按品级规定戴素珠，穿马褂，用坐褥，放引马。他说大小官员有一定的品级，就有一定的服制，“所以重名器也”，但近来多不按品级，随便用素珠、踢缨（马项悬缨）、导马，都是不应该地僭越，因令八旗大臣、步军统领、都察院严行查核，对违犯者即行指参。接着，福建巡抚黄国材折奏，请将服色违制的人，治以僭妄之罪。雍正说移风易俗，宜渐不宜骤，以从宽不迫为好，对违犯的人先徐徐劝导，然后严为定制，以法绳之。他禁止乱用服色，但要有节奏的进行，逐步加严。
同年八月，禁止官民服用有五爪龙图案的纱缎衣物。次年二月，左都御史尹泰疏称：玄狐、黄色、米色、香色久经禁止官民服用，如有违犯，加等治罪，雍正允准。五年，雍正谕诸王大臣：王公百官朝服顶戴都早有规制，但平时所用服色没有区别，需按官品分别确定下来。经过讨论，规定贵胄百官和士人的暖帽、凉帽制式：亲王、郡王、入八分镇国公用红宝石帽顶；不入八分公、民公、侯伯、镇国、辅国、奉国将军、固伦、和硕、多罗额附、一品大臣用净明珊瑚顶；二三品大臣用起花珊瑚顶；奉恩将军、固山额附、四品官员用青宝石顶；五六品官用水晶石顶；七品以下官员及进士、举人、贡生用金顶，生员、监生用银顶。八年十月，又因一品以下官员帽顶区分不够细致，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要求丧葬“务从简朴，勿得僭妄”，命九卿分别为满汉职官和兵民制定婚丧礼仪。次年五月规定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十样，五品以下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送绸缎，果盒限四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品官用本官执事，限用六个灯，十二个吹鼓手，庶民限四灯、八名鼓乐人。兵民丧葬，前后殓衣五袭，鞍马一具，棺罩用春布，若是秀才、监生则用春绢。二年，又对出殡作补充规定名，因有的地方军民送葬前一天，聚集亲友，设筵演戏出殡时队列前也演戏，雍正严加禁止。五年，雍正说用金银殉葬，对死者丝毫没有好处，是极愚昧的行为，应当晓谕劝阻。
劝人节俭，雍正不殚其烦，前述告诫旗人俭约外，对商人尤加注意，元年八月，谕各省盐政官员，指责盐商过于靡费：
衣服屋宇，穷极奢华，饮食器皿，备求精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官。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
要求对他们要严行约束：“使其痛自改悔，庶徇礼安分，不致蹈僭越之愆”。
民间向有春祈秋报，酬神赛会，除了迷信成分以外，也是民人难得的娱乐机会。雍正元年，鸿胪寺卿李风翥认为迎神演戏，使得男女混杂，耗费多端，要求加以禁止。雍正表示同感，以为集会可以招致匪类，有碍治安，男女混杂，有伤风化，演戏费钱，影响生活，同意禁止。这些活动都与农业收成有关，而且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对于农民祈求好年成的愿望，丰收的谢神，大多数统治者不予干涉。雍正在禁止几年后，发觉自己错了。五年四月，田文镜奏折中讲他在禁止迎神赛会，雍正就不以为然了，说酬神祭饷使庆祝有秋之意，不要简单的禁绝，只需惩治借端生事的地棍就可以了。六年三月，安徽巡抚魏廷珍疏称将违禁演戏的歙县保长处责了八十板，雍正说演戏要区别情况，给以不同的对待：
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颂太平，在民间有必不容己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称违例演戏，而未分析其缘由，则是凡属演戏者皆为犯法，国家无此科条也。
其实应该禁绝的是豪势借端敛财，鱼肉农民的弊病，雍正并未在此下力，是不得要领。
在戏禁中，雍正对官员自设戏班，尤为不满。二年十二月，他说地方官私人设剧团，用二、三十人，一年要开支几千两银子。官员以此为乐，耽误公事，如广西按察使白洵终日以看戏为事，诸务俱皆废弛。所养演员，有的仗势扰害平民，有的送于属员、乡绅处打秋风，因而接交，夤缘生事。于是下令禁止督抚提镇司道府官家中设立戏班。
在这些活动中，雍正大讲移风易俗，要官民在衣食住行、婚丧、社交等方面，遵循清朝定制，安分守己，奉公守法，防止可能发生的人民反抗和统治集团的内乱。所以说，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巩固清朝统治，是雍正更定礼乐制度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