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对结束后，翁与诸臣退至枢廷拟稿，恭请两宫在皇帝天花期间“权时训谕”，代行慑政，俟来年天花期满皇帝病好后“再照常办理”。奏折拟完正要散时，又传再见。大家便齐至西暖阁叩见太后。慈禧说:“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不可径请。”估计是她怕皇帝对此有看法，决定再召见廷臣，叮嘱他们见机行事，不可渎请。（10）
第二天17日(初九日)，皇帝又与太后又在东暖阁召见翁同龢与军机、御前大臣。《日记》写道:“上起坐，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皇太后亦同在御榻。上首谕恭亲王:‘吾语无多，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井谕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简而厉。太后谕略如咋，井言西暖阁一起乃出臣工之请，本恐烦皇帝心虑，故未告知，今当诸王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已允诸臣所请矣。上举臂以示，颗料极足，不胜喜悦而退。”这段文字，值得注意之处有3点:一是同治帝的天花，灌浆饱满，“颗料极足”，正在全面出痘，而目精神也较前为好，说话“声音有力”；二是慈禧顺利获得旱帝认可，代阅一切折件，但她还是再次强调系出自“臣工之请”。本来是件正常的事，何必一再隐瞒己意非要托信臣工请求?联系到皇帝在太后垂帘听政时已对傀儡地位有所反感，看来母子之问已在权力归属问题上存在芥蒂。三是对恭亲王奕?同治帝仍无好感，说话时声色俱厉。自从奕?不同意同治帝修葺圆明园，井揭出皇帝微服私行之后，同治帝对他一直心怀怨恨。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恭亲王在自己患天花时代理朝政。按清代习惯，皇帝有事出尔如御驾亲征、巡察民情等等，都有指定首揆拱代理政务的光例。奕?当时是首席军机，同治不愿他代理政务，说明对奕?成见已深。而慈禧尽管说过:“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12）但她也不愿劝导儿子让恭王暂摄政务，表明她和儿子识见相同，对奕?只可用其长而不可托付大政。同治帝、太后、恭王之间在当时的错综复杂关系，通过对《日记》的解读，可以以悟出其中的微妙。
其实，这天的皇帝病情井小昭示真在好转，天花未能顺利发出，而是囚皇帝身体虚弱逐渐向着毒热内扰方向转化。到28日(二十日)皇帝的脉案已是:“头眩发热，均唯余毒乘虚袭入筋络，腰间肿痛作痛流脓，顶脖臂膝皆有溃症烂处。（13）J 3天后，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称:“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问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脊。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病症十分凶险。（14）
1875年1月6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翁同龢与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及内务府大臣同时被传召见，入养心殿东暖阁，见皇帝倚于病塌，面容憔悴，痂一半未落，自诉“胸中觉热”。视毕，诸臣与两宫太后同至为暖阁明间。慈禧说皇帝现在流汁过多，精神萎顿，问大家有何良法?边说边哭，涕泗交下。大家认为“择医为上”。荣禄推荐一位89岁专治外症的名医祁仲，太后同意传来诊治。稍顷传诸人皆入。翁同龢见皇帝侧卧于榻，御医揭药膏挤脓，“脓已半盅，色白，稠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想必病情严重，致使这位素以笔墨谨慎的帝师不自觉地写出“视之可骇”的真切感受。退至明间，慈禧悲伤得涕泪肖流，泣不成声，“群臣皆莫能仰视”。约在11时，祁仲到达，与御医李得立等入内诊治，半小时视毕，命云西暖阁问状，两太后与恭王、醇王入，其他人不得与闻而退。事后，翁向荣禄打听，据告祁仲言:“此痘痛发处尚非肾俞穴，冀可治，药用十全大补汤”但结果祁仲的处方未用，“存案而已”。（15）J
捱至1月12日(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载淳终于无药可救，下午6时，一命呜呼，年仅19岁。（16）
同治帝之死，《清史稿》及其它官书都说死于天花。当代研究清史的学者，更具体地说他由于他痘毒内陷，导致“走马牙疳”而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档案中发现的《万岁爷进药用底簿》送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同治帝系天花而死”。（17） 但是，当时私议盛传同治帝死于梅毒。“太后不知恶疾，强以天花治之，愈治愈重”，结果误了时问，送掉性命。产生这类私议的原囚，可能与同治帝生活放浪，微服纵淫有关。有一则野史记此事的囚果关系称:
“孝哲后，崇绮之女，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帝甚爱之，以格于慈禧之威，小能相款洽。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笔者注:即慈禧相中的侍郎凤秀之女慧妃)，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为臣所见，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人为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作不知耳。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帝躁怒骂1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 .至洞见腰肾而死。”（18）
说同治帝无家庭之乐，出而纵淫，验之慈禧对同治帝不喜欢由她看中的凤秀之女而选了崇绮之女为皇后的事实，参照有关慈禧经常干涉帝、后亲热乃至大妻生活的传闻，此说并不过分。传说慈禧经常告诫儿子“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且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19），搞得皇帝极为反感，“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20）
说同治帝微服私行，纵淫取乐，既符事实，也合情理。试想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精力旺盛又无处发泄，于是别寻他途，逍遥取乐，事在情理之中，他不敢去著名的青楼妓院，怕撞着狎妓取乐的臣下，有损天颜，只得找暗娼或下三滥的去处寻欢作乐，因为这些地方是有身份的大臣们不屑一顾之处，可以不被发觉而得保密。事实上，同治帝的放浪早为人知，参与其事的，也小止一_二小太监，还有恭亲王奕悉的儿子载澄，所以当奕悉劝阻修圆明园，君臣发生争执，同治帝坚持要他说出指责自己微服私行有何证据时，奕悉以“臣子载澄”对，井指出了时间、地点，皇帝为之语塞。（21）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怒之下革去奕悉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时，会一井把载膺也革去贝勒郡王衔了；为什么他在病中召见军机、御前大臣时，仍对奕悉声色俱厉，没有丝毫好感了。 其实，知道皇帝微服纵欲的，何止奕悉？ 前面所说太后召见诸臣征询能否让皇帝“偶以丝竹陶写”寻求娱乐时，惇亲王奕誴被斥为“奏对失体”受到诘斥，奕誴奏对的就是这类不堪入耳之事。即便翁同龢，也曾看到过这位天子门生带小太监骑马、乘轿飞速奔回皇宫的事实，只是他在日记中写的比较隐晦而已。（22）由此，也就可以解读《日记》中经常提皇帝传旨“无书房”的事了。有时四五天“无书房”，（23）有时竟半个多月“无书房”（24）为什么皇帝懒于读书?说白了就是经常夜问外出，弄得筋疲力尽，第二天哪有精神读书。学生放老师的假，老师无可奈何，只能干着急。
凡此，都可证明同治帝确实行为不轨，放浪纵淫。朝野乃至慈禧都心知肚明，只是碍着君臣名分，谁都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既然如此，那么说他得了淫疮，也就不足为怪，否定这种可能性，反倒使人不可理解。
问题在于可能患了淫疮的同治帝，是不是死于淫疮?
从《日记》看，皇帝自发疹起到12月28日的28天内，翁氏从太医李得立、庄守和处看到的脉案与处方，以及他被召见时亲眼所见皇帝的症状，确实都是患了天花和治疗天花的用药。说慈禧一开始就命太医以天花治淫疮，显然不符合事实。除非翁同龢事后重新改写了日记，按天花而不是淫疮逐日造假。验之于《日记》原稿影印件，不存在这种可能;质之于翁氏秉性人品，也不存在这种可能。他的《日记》只有写得隐晦或故意不记某事的习惯，至今尚未有人指出造假的记录。
但是，《日记》自12月28日以后所记，更多的是腰、臀间的溃疡流脓日见严重，发展到肾水不济，牙断黑肿糜烂，这种症状确实使人有淫疮毒发的怀疑。小过，翁氏在皇帝死前3天即1875年1月9日(同治十份年十二月初二日)，被召见时曾询问过御医有关皇帝的病情，得到的回答是:“所下(笔者注:同治帝昨夜大便一昼夜8次)尽是余毒，口糜又虑成走马疳。”（25）J治帝临死时“两腮红肿，硬处揭破伤皮，不能成脓，仅流血水，势将穿腮，牙齿糜黑，口气作臭毒热内攻”（26）最后，牙关紧闭，连汤药都灌不进（27）。确实是毒热内陷，导致走马疳而死。说他死于淫疮，既无文献依据，又与实际不合，纯属一种猜测、怀疑。
不过，同治帝之死，与他放浪纵淫不无关系。若不是他在夜间常微服私行，寻花问柳，把身子掏空了，那么一个19岁的青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加上良好的医疗条件，是决不会被天花击倒的。从《日记》看，他患天花后之所以行浆不足，毒热内陷导致腰、臀溃烂，根本上是囚为“阴分小足”，气虚肾亏所致。囚此，纵情淫乐送了同治帝的性命。
再作深一层的分析，若不是慈禧太后经常干预儿子与儿媳的私生活，同治帝大婚后也不至于时时得宿乾清宫，欲爱而无所可爱者。那么，说她害了儿子，当不属过苛。尤其是当她明知儿子行为不端，有失帝德而不加劝阻，甚至不准臣工议论此事，那么，说她过分溺爱儿子，不是一个好母亲，也属公允平实之论。这个堪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女强人，在家庭问题上如此地专横和失落理性，难怪会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谴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