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红楼梦学刊》第三辑，列出了一篇题为《献芹新札》的文章，内中二节是批驳拙论的。闻之不胜欢忭，遂急往借观。无如研读数过，自省者三，仍觉得拙论不无道理，而《新札》作者之主张尚需再予商榷焉。
兹就《新礼》作者文中所及数端，略申浅薄之见，以为答辩。
关于曹頫获罪之原因
《新札》作者在“经济罪抑政治罪？”一节中，对我主张“曹頫获罪是经济原因认为我——
主张的理由是：档案明白书写：“查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只此一句，便可为证与政治无关云。
并说：
研究雍正的事，只看他的“文词’和“官文书’，那就太天真了，从未有哪一个历史研究者这样书生气。
对《新札》作者的批评，我是由衷欢迎的。但是，对于《新札》作者的主张，我又是不敢贸然赞同的。因为《新礼》作者至今还没有拿出、我也还没有找到一条可以证明曹頫被革职抄家是“政治罪案”的直接或确凿的史料，而《新札》作者引以为据的所谓“事实”又多是与原始材料不尽相符乃至根本不存在的，且不说这些“事实”即便都是真的，也未必就可以作为“政治原因”说的确切证据。
我仍然认为，就目前已经发现的材料看，曹頫获罪的真正原因，是骚扰驿站，空亏帑项，转移财物。鉴于曹頫骚扰释站乃“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属于需索侵贪之类，因此也可以概括为“曹頫获罪是经济原因”。由于我的理由己在《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考析》（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而《新札》作者在其文章中又没有对证明“曹頫获罪是经济原因”的种种史料进行具体辨析，因而也就无需再去正面论证曹頫获罪何以“是经济原因，不是政治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新札》作者举出了有关李煦、孙文成二人的所谓三件“事实”，用反诘的方法，来说明这三件“事实”或者是不能“天真地按‘字面意义’去相信”，或者是并非“经济罪名’，从而证明曹頫获罪也“不是经济罪名，而是政治罪名”。这样，就有必要去逐条考察辨析这三件所谓“事实’究竞是怎么一码事，能否证明曹頫之被革职抄家“纯系政治罪案”。
（一）《新礼》作者说：
李煦从一开端，霉头是触在“挖参（人参）”问题上，一说查抄了，马上严令缴出的却是“先皇”御批的密折，试问何也？难道也是“经济罪名”？
李煦于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是“经济罪名”，不是“政治罪名”，官方档案，私家记载，均有确证，无庸赘述。现在需要考察的，是究竟有没有所谓李煦一被抄家、“马上严令缴出的却是‘先皇’御批的密折”这么一回事。
据我所知，在目前已见有关雍正元年李煦被革职抄家的史料中，并没有“严令缴出”康熙御批密折的直接记载。至于提到“查出李煦奏折”的，《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中倒是有一件，其原文是：
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事。
查抄李煦家产，查出李煦奏折送来后，臣查得有圣祖皇帝朱笔谕旨一件，已奉朱批折四百零六件，未奉朱批折一百九十三件。臣已分别将朱笔谕旨及已奉朱批折装入八匣，将未奉朱批折装入四匣，恭谨密封。另有上赏李煦御笔对联一副，臣亦恭谨包卷，另行装匣密封，一并奏闻①。
显然，在这件奏折中，两江总督查弼纳只是奏明，于“查抄李煦家产”时，查出了李煦的已奉朱批奏折和末奉朱批奏折，业经查明件数，分别装匣密封，根本没有奉旨“严令缴出”云云的内容。若谓这件奏折开头“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事情”一语中有“遵旨”二字，即可证明查出之“先皇御批的密折“是“严令缴出’的，那也是一种误解。这不仅是因为奏折正文开始即有“查抄李煦家产”一句总括性的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查弼纳所奉谕旨中没有“严令缴出‘先皇’御批的密折”的内容。原来，李煦因奏请欲替王修德挖参被革职后，总管内务府于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奏“请咨行该地巡抚等严交其所欠钱粮，将李煦之子并办理家务产业之所有在案家人，以及李煦衙门之亲信人等俱行逮捕，查明其家产、店铺、放债银两等，由该巡抚及地方官汇总另奏”，雍正即批谕：“著将交付该巡抚及地方官之事交付总督查弼纳，其在京之产业著内务府大臣等查抄。其他各项著依议。“②查弼纳所遵之“旨”，即是此项朱批谕旨。可见，无论是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奏事宜，还是雍正的批谕，都没有“查明”或者“严令缴出”康熙御批奏折的内容，那怕一点儿暗示也罢。
诚然，雍正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曾谕令查缴朱批奏折，在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又下令查抄李煦家产，两件事相隔不过四十条日，《新札》作者也可能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从而得出了严令李煦缴出“先皇’御批密折的结论。这样是否就说得过去呢？让我们看看雍正的谕旨全文：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军前将军，各省督抚、将军、提镇：
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投送查收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京师除在内阿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外，满汉大臣官员，凡一切事件有皇父朱批旨意，亦俱敬敬谨查收进呈。此旨目今若不查收，日后倘有不肖之徒，指称皇父之旨，捏造行事，并无证据，于皇父盛治大有关系。嗣后，朕亲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内，务须进呈，亦不可抄写存留。钦此。③
不难看出，雍正这通查收朱批奏折的谕旨，是对内外大臣官员而发的，并非专对某一个人所发；并且，查收的不仅是“先皇御批的密折，还包括雍正自己朱批的密折。明乎此，则李煦固然应在查收进呈朱批奏折的官员之列，但雍正这通谕旨不是专对李煦而发；何况，发出这通上谕之时，李煦尚未解职，更没有抄家，谈不上“一说查抄了，马上严令缴出的却是‘先皇’御批的密折”。
总之，《新礼》作者所谓李煦一被抄家“马上严令缴出的却是‘先皇’御批的密折”这件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既不能证实李煦被抄是“政治罪名’，更不能证明曹頫的被抄“纯系政治罪案”。
（二）《新札》作者说：
山东巡抚塞楞额弹劫的，原是“三处织造”，而《起居注》记载上谕（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说的杭州织造孙文成却只是“年已老迈”，让他罢官的，这“经济罪”又往那儿去了？
本来，孙文成被解任并非因“经济罪”，更没有谁说过是“经济罪”，原无争论的必要。不过，既然《新札》作者故设此问的目的，是要以之证明曹頫也不是“因骚扰驿站获罪”（“经济罪’），而是“政治罪”，也就有必要考察一下孙文成被解任何以不是“骚扰驿站”而是“年已老迈’了。
诚如《新札》作者指出的，山东巡抚塞楞额参劾的原是“三处织造”，但有一个明显而确凿的事实是，此次解运三处织造缎匹进京的官员不是孙文成，而是曹頫，并且骚扰驿站是在山东境内长清县等处，即在曹頫已经统行管领杭州、苏州二织造所派关役之后。明乎此，则在这次骚扰驿站案中，曹頫首当其冲，职责最重、而孙文成却没有直接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雍正以“骚扰驿站”将曹頫治罪实乃责有所归，事之必然，并非只是“寻趁”曹頫，借口治罪。
抑有进者，雍正末以“骚扰驿站”案将孙文成治罪，并非一开始即做如是想，而是在做了点儿“调查研究”后的决断。在骚扰驿站案发之始，雍正曾怒气冲冲地谕令：“织造人员既在山东如此需索，其他经过地力，自然照此应付，该督府何以不据实奏闻？著该部一一察议具奏。”④浙江总督李卫接到部文之后，随即饬属详查，具本奏复：“织造解运上用物件，一切船只夫马，俱凭勘牌应付，并无差员额外多索骚扰等情。”并称：“倘果有苛索骚扰情弊，臣断不肯瞻徇隐忍。理合据实奏复，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复施行。”⑤这就进而说明，孙文成非但不是在长清等处骚扰驿站的直接责任者，而且他所委派的杭州织造差员在浙江境内亦无苛索骚扰情事。
至雍正五年时孙文成“年已老迈”，确是实情。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康熙在其谕旨中就说：“孙文成所说欲在两淮盐差上一年，鳟节银两修庙之事，断不可行。孙文成年纪已老，对曹寅、李煦也很无益。”⑥雍正五年三月，雍正也在孙文成的奏折上批谕：“你老了，趁年纪将一诚字效些力。⑦这说明，在雍正五年孙文成至少已七十岁有余，的属“年已老迈”了。当然，有一点也需一提，即从雍正五年孙文成的奏折和雍正的朱批看，雍正对孙文成还是颇为信任的，不仅谕其“受朕之恩，万不可大胆放纵，就是你织造府一切人与你家子侄，严加约束，安分知足，大家学好，崇尚节俭，不可溺于声色嬉戏，则可以永永保全体面矣”⑧，要其详查“浙江人情风俗，绅衿议论，百姓情形。旗人嬉戏奢靡之风，较前光景如何，据实奏闻”⑨，而且还时有赏赐加级。这说明在“骚扰驿站”案发之前，雍正尚无将孙文成即行解任之意。明乎此，则“骚扰驿站’案的发生，很可能也促使雍正认识到孙文成确因“年已老迈”，难以约束属下，不堪织造之任了，从而下了将孙文成立即解任的决心。
所以我以为，雍正以“年已老迈”将孙文成解任，未以“骚扰驿站”案与曹頫一例治罪，恰好说明雍正对此案的处理，是区别不同情况，根据事实论罪的，既不能证明曹頫因此就不是“因骚扰驿站”获罪（“经济罪”），更不能证明曹頫获罪必是“政治原因”。
（三）《新札》作者又说：
李煦当年，李果明白叙清是“又因他事”——按即《永宪录》所谓的“党祸”，才获了重罪，可李果最后还是得措词为“卒以亏空国帑挂吏议”云云，还要说什么雍正“圣明”宽恕了李煦，云云。这一切，难道我们也都天真地按“字面意义“去相信吗？
《新札》作者这段议论的根据，是李果所撰之《前光禄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苏州织造李公行状》（见《在亭丛稿》卷十一）。但《新札》作者所云的“这一切”，并非李果“明白叙清”的史实原貌。
李果的文章很长，现只将与《新札》作者所云有关的两段文字录示于后：
康熙六十一年，劳山李公亏织造库帑金四十五万两，上奏圣祖皇帝，请以逐年补完。今上即位，清查所在钱粮，复核无异，温旨赦其罪，令罢官，以家产抵十五万两，又两淮盐商代完库三十余万两，盖公视时有德于商人也，帑金以清。雍正五年，以他事发遣口外，七年病卒。
……其所隶乌林达、笔帖式，或升迁或身殁而负库银者，甘为代纳，故交子弟，单门寒畯，待以举火者更数十百家，贫者给絮帱，死而不能殓者助理殡，常禄所入，随手散尽，官织造三十年，时以千金赠人，而卒以亏损国帑，身挂吏议，赖天子圣明，曲赐矜全，然终以贫因以死，而公终无纤毫芥蒂于昔之被德者也。呜呼，可不谓贤公哉！
以李果记述之原文与《新札》作者所云的“这一切”作一比较，就会发现：
第一，李果“明白叙清”李煦于雍正元年初先因亏空帑金，被罢官抄家。《新札》作者于此，省而略之，未置—词。
第二，李果“明出叙清’李煦在雍正五年又“以他事发遣口外”，即档案所载因“买苏州女子送给阿其那’事发，以“奸党’论罪，“发往打牲乌拉”⑩。《新札》作者于此，在略去关键的“雍正五年”四字后，注明了“他事”即指“党祸”，却没有直书“发遗口外”这一特定的历史事实，而是含糊其词地说了个“才获了重罪”。
第三，李果“叫白叙清”的“卒以亏损国帑，身挂吏议“一语，是紧承上文所述李煦为赒济属下故交，单门寒畯，“常禄所入，随手散尽，官织造三十年，时以千金赠人”的，目的在于褒扬李煦施惠于人，虽“卒以亏损国帑，身挂吏议”，而“终无纤毫芥蒂于昔之被德者”、“可不谓贤哉”。是李果如此“措词”，并非以“亏损国帑”之虚词，掩盖“党祸”之实情，曲意为文、称颂“圣德”者，浅见明矣。
事也凑巧。就在这节“经济罪抑政治罪？”的前一节“孤儿十五名”中，《新札》作者也运用了李果的这段话，其言曰：
城悫朴讷的江南文士李果，说李煦除了尽一切心力照顾所有弟侄的困难之外，他的手下的笔帖式等身殒而而欠下库银的，都为代偿，并且“故交子弟，平门寒畯，待以举火者，更数十百家，贫者给絮帱（御寒衣被），死而不能殓者助葬殡，……”（参看《新证》642页引录），李果为了表一表李煦的为人，冒着风险，撰文悼念，自言为了使后人考信不诬，不敢有一言之溢！那么，十五名孤儿的跟随李煦的缘由，不是也就得到了说明了吗？
《新札》作者的这段话真个是切中肯絮，说得何等好啊！然而，以之与他的那句李果“还是得措词为”、“还要说什么”云云相比较，不是也就“准确不移地将”其对待同一史料的不向态度“已经标示得再为明白不过”了吗：在为了证明十五名孤儿乃为李煦“所收养者”，李煦“能作好事，为人所念颂”时，则引用李果这段文字的前一半，用删节号略去包括“而卒以亏损国帑，身挂吏议”一语在内的后一半，盛赞李果的记述“考信不诬”；在为了“证明”李煦被革职抄家是“政治原因”即“党祸”时，则置这段文字的内在联系于不顾，只摘取“卒以亏损国帑，身挂吏议”一语，并冠以“最后还是得措词为”以示李果乃不得已而为之，强调李果所述的“这一切”不能“天真地按‘字面意义’去相信”，而必须从“字面意义”（亏损国帑）的背面挖出“党祸”来才符合“历史真实”。看来，研究历史情况，即便是雍正时期的事态也罢，固然要做“深细的考察研究”，但要说“先决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目前还不敢贸然赞同《新札》作者的“政治罪案”说，而乐于和《新礼》作者一起继续发掘能以证明曹頫获罪系政治原因的史料，一旦有了直接的确凿的证据，我愿支持《新札》作者的观点，并做自我批评也。
关于曹家之旗籍（略）……
* * *
上面，我重申了曹頫获罪是“经济原因”（骚扰驿站，亏空帑项，转移财物）、曹家旗籍应是“正白旗包衣汉军”的个人意见，这固然是由于我认为《新札》作者的论断与史实不符，需要再如实地说明一下历史情况，但这绝不意味着我认为自己的意见就“绝对正确”，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仍然认为我的结论只是在综合考察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作出的，随着新的史料的不断发现，可能近一步证明其正确，也可能证明其纯属谬误。我的目的，仍然只是把个人的意见说出来，以便和《新札》作者及同志们互相讨论，集思广益，实事求是地把问题弄清楚。不妥之处，谨请教正。
注：
①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查弼纳奏折，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②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总管内务府奏折，详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③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吴升奏折，转引自《清代史料论述——清代宫中档的史料价值》。
④《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3页。
⑤雍正六年五月十二日李卫题本，见《吏科史书》218号。
⑥《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17页。
⑦⑨《孙文成奏折》第113页。
⑧《孙文成奏折》第111页。
⑩《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214页。……
【注（11）——（16）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