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着有阐述佛教思想的《御选语录》、《经海一滴》、《雍正御录宗镜大纲》，以及《拣魔辨异录》等诸书。在历代帝王中，信佛崇佛之“佛心天子”不在少数，但以雍正身为帝王的身分，在政务繁忙之余，还能于佛理上卓然成家，实属不易。而上述诸书中，以《御选语录》与《拣魔辨异录》最能体现雍正的佛学造诣及其思想；同时，此二书也是较为后人所争议。
如果说《御选语录》是正面讲道理，以阐述雍正“佛教诸宗合一”、”佛道一致”的思想；那，《拣魔辨异录》则是用批驳的方式，来主张禅宗“五宗同源”。尤其雍正在此二书中所作的几篇序言，彰显了他个人的禅学思想与对语录公案的看法。因此，本节以《御选语录》和《拣魔辨异录》为主，作为探讨雍正佛学思想研究的主要范围，着重雍正编撰此二书的用意与在书中阐述的言论，俾以从中归纳出雍正的佛学思想特点，复从雍正之其它相关文献，对其“儒释道三教同原”之思想作一番剖析。
第一节 《御选语录》的思想核心
《御选语录》[1][1]，全书十九卷，内容包括〈正集〉十二卷、〈前集〉二卷、〈后集〉三卷，〈外集〉一卷，以及附录〈当今法会〉一卷。在〈正集〉中的第十二卷《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正是雍正个人的语录，其亲撰之《圆明百问》亦附于内；〈前集〉、〈后集〉所收的是历代禅师语录；〈外集〉则是云栖莲池大师的净土问答。
雍正特为《御选语录》作了〈御制总序〉和〈御制后序〉，旨在说明他对当时的禅宗语录的看法，以及他编撰《御选语录》的目的。而在〈正集〉中所收录的禅师语录，包括雍正个人的语录与紫阳真人的《悟真篇》等十五人的短篇语录前，雍正都作了一篇序言附于前，以说明选入原因。而在〈前集〉、〈后集〉以及莲池大师的〈外集〉前，雍正也分别作序置于前，阐述自己的佛学心得和见解。此外，并附录雍正所发表的“上谕”，此《御选语录》可说是古今以来序言最多之著述。但雍正的每篇序言，少则数百字，多则数千字，对于探讨雍正的禅学见地乃至佛教思想，无疑有着高度的史料价值。故本文将此数篇序言附录于后，俾以参考。
雍正的《御选语录》，不同于历代以来的禅师语录，它体现了雍正许多观念和思想。以下略去对《御选语录》的全面叙述，只择要评介三点：
一、重视真参实悟，反对呵佛骂祖
禅宗的喝打、棒喝宗风始于唐代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867年）。临济义玄设三玄三要、四料简等机法接引徒众，更以机锋峭峻著名于世，在教化学人时多以叱喝显大机用，世有“临济喝德山棒”之称。义玄多用喝、德山多用棒，两者之间有其相似的机锋特色。以喝打或棒喝作为表现禅机的一种“势”，并不是临济义玄的专利，但把这种方式贯穿于一切禅行中，则是临济的独家宗风。而临济门风素以峻烈著称，其表现不仅以棒喝应机，也反映在毁佛、骂祖、骂僧和排斥经典三藏方面。
然而，义玄的棒喝应机和喝佛骂祖，自有其理论基础和教学原理，于此暂且不论。重要的是，禅宗机锋都是触景生情而因材施教，是专为启发门徒的一种”方便”。但时过境迁，后人对当时的公案、语录所蕴含的深意往往不得其解，便开始利用文字加以阐述。许多注释机锋、解释公案的禅学典籍应运而生，还有上百种禅师的语录汇集流通于世，使得不立文字的禅，变成文字化、义理化。原本善巧方便的手法，辗转传至后代，成为各各争相模仿的宗风。除了不同原创者的手法与功夫外，也逐渐出现流弊现象，成为明清禅林的一大弊端。禅宗发展至此，与临济义玄原创时的精神已有很大的差异了。
有鉴于这样的弊病，使得雍正对“呵佛骂祖”之公案最为反感。但雍正并未在《语录》中批评临济义玄，反将义玄的语录收在一百五十六位禅师的合集中，因为雍正认为“（临济玄）见证与前选（正集）中诸大善知识，无二无别。但其传世语句，可采者止于此因，其难成卷帙，是以并在后集中。”[2][2] 可见雍正并非全然反对呵佛骂祖之人，而是要视其是否已达本分。相对的，雍正却对德山宣鉴大加呵斥，德山鉴向来以“德山棒”驰誉禅林，与临济玄有同样锐利的机锋特色，雍正不仅一句不录，还批评其语录”无一则可采”：
如德山乃从历代推崇之古锥，而除一棒之外，详细搜求其垂示机绿，却无一则可采，不过会得个本无言说之理，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地位耳，未踏向上一着在。
以及《语录》卷十八，〈后集下〉的序言：
如德山鉴，平生语句都无可取，一味狂见恣肆，乃性因选宗统一丝，……专录其辱骂佛祖不堪之词，如市井无赖小人诟谇，实令人惊讶不解其是何心行，将以此开示学人耶！……唯恐若不喝佛骂祖，则非宗门。
基于同样的原因，雍正对于丹霞天然的烧佛取火公案也颇不以为然，还特意举一他认为是“无稽魔说”的语录来形容丹霞的“狂参妄作”：
如丹震烧木佛，观其语录见地，只止无心，实为狂参妄作。据丹霞之见，木佛之外，别有佛耶。若此，则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可乎？在丹霞以为除佛见，殊不知自堕围而不觉也，意在立扫相，而通身泥水，自不知也。……如一古德殿前佛坐，又一古德入殿向佛唾。傍僧云：“何得背佛坐、向佛唾？”答云：“将无佛处来与某甲唾，指无佛处来与某甲背。”
这种语录，雍正评为“但知扫目前一像，却不觉自执千像万像矣。如果当日问此二狂徒：你道除此殿中佛，尚别有何佛？试指取看！管教立地现形。” 看来雍正认为此等见解与丹霞的烧佛取火相同。
诸如此类的语录公案，雍正皆视为“无稽魔说，何提唱书录挂齿。更有拾狐唾以为狮乳者，尤甚怜愍，似此者不可枚举。”此外，如南泉普愿之牧水牯牛公案，则被雍正评文“最下品”，是向异类中行，只因南泉愿颇有本分之语，雍正才未加诃斥。
雍正云，佛祖乃圣人也，更是释子之师，“释子既以佛祖为祖父，岂得信口讥呵”。若人人模仿，专以呵佛骂祖为能事，甚至用来指桑骂槐，那就好比子孙焚烧祖先牌位、臣工毁弃帝王位等”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岂有不人神共嫉！此乃天地所不容者，阎罗面前的刀山剑树，专为此辈而设。”
对于祖师所设的呵佛骂祖之路，雍正认为这是为了去除众生之“圣见”，而开的方便道。由于众生不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因此分别真妄两途，此乃无始以来之见病。而祖师大德以慈悲之故，为了破除众生“根尘相对之妄”与破除“离妄绝对之真”，分别真妄，乃众生所执，唯有泯妄泯真，才能洞见自性。因而祖师无奈立此喝佛骂祖之教，只是为了接引初机者的善巧方便，以破除众生在经教名相上的执着，是方便禅道而非究竟真实理。雍正虽认为原初之喝佛骂祖是一种教化善巧，但同时又认为如果后人不明此理，望文生义，争相模仿，甚至学人绕舌，专以喝佛骂祖为能事，实在是违逆之道。
二、体现雍正”禅教净合一”的思想
雍正编撰语录自有一套挑选禅师的标准，而且对于所选入的其它禅师语录也经过逐一筛选，哪怕是古来的大善知识，他所认为“未契真宗者概置不录”，一概不选入自己所编撰之《御选语录》中。在序言中，雍正提出了自己对禅师的选录原则：
未契真宗者概置不录，即古来大善知识，递相拈示之公案，少或不依本分，任其口头滑利即不与选焉。夫此不了言句，历代明眼善知识，非不知其为非第一义谛，或以祖父所遗，只得传为家珍，或因诸方检点，恐起争端，不无回互。不但不肯明以指斥，且弃短取长，除合拈提，将方寸之木，耸令高于岑楼，亦不过无柰，聊作门前之绕，岂实谓祖印在兹也。……如弘觉范《指月录》中，采其拈提处甚多，其支离谬妄处，与幻寄同，可谓同病相怜，不过令人发笑之戏具，更不必论者。……其言，虽皆数千百年以来，人人之所提唱；其人，虽皆数千百年以来，人人之所推崇，朕皆置之不论。盖历代震于其名，无人指出，殊不知此等未了之谈，杂入真正人天眼目之宗师语句中，后学岂能尽具参方眼。其目光如豆者，必致金矿莫辨、皂白不分，到此地位，自以为已造某古德所造之境，向上自然无路，妄为参学事毕，岂不是尽九州岛铁，铸成这一大错。此等语句，虽于提掇初机，发人净信，未始无功。然其功甚小，能令真正发心参学之人，中止化城，过由伊造，其过甚大。
从上述引文可知，雍正对于禅师们的认定与对语录的取材自有一套评定标准，那就是不重禅师的虚名美誉，只看其是否真参实悟。否则，就算其语录是千百年来人人之所提唱；其人是千百年以来众人之所推崇者，雍正也置之不论。虽然雍正特别声明：”其它批览未周，即采择未及，非曰此外无可取也。”但，雍正个人的认定标准是否真能“契合祖师西来意”，仍须保留。
在《御选语录．正集》部分共收十五人，出人意表的是〈正集〉收录的第一人，不是历代推崇的大禅师，而是东晋鸠摩罗什门下四圣之一的僧肇。僧肇精于谈论、讲经，号称“解空第一”。其时代尚在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华以前，当时中土未闻有“教外别传”之旨，因而一般认为中土的禅宗始于南北朝时期的菩提达摩。所以，就算僧肇道行超绝，有明心见性之实，也无人将其视为禅师，亦难列禅宗祖席。
但雍正在阅读《肇论》 诸论著后，赞叹不已，认为僧肇所著《般若无知论》、《涅盘无名论》等，句句深达佛心，言言备通众教，若非深明宗旨，了澈本源，不能到此境界。再者，“诸佛慧命，奚隔封疆，有何古今？”僧肇虽无宗乘之名，却有直探心源之实。达摩未来之时，中土虽无禅宗之名，但却不能说无禅，僧肇诸论即是明证，而且还比南北朝时期来华的菩提达摩所传的正法眼藏、涅盘妙心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旨要早的多。遂追封僧肇为“大智圆正圣僧禅师”之号，并将僧肇所著之《肇论》与《宝藏论》，选入《御选语录》，直接把僧肇编入大禅师之列。
雍正将僧肇著作纳入《语录》之中，此举引发后人质疑，虽然雍正认为达摩未来之时，中土无禅宗之名，但却不能说无禅，僧肇诸论即是明证。若以般若是诸佛之母，一切善法皆从般若生来说，如来一代教法，本无权实、宗教之别而言，因此雍正的说法并不无道理。尤其禅宗自五祖以《金刚般若经》传佛心印以来，般若思想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与禅宗首重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思想并不相抵触。再者，《般若心经》为《大般若经》六百卷之心要，不单是三论宗，就连禅宗、净土等亦皆以此经为宗趣。因此，虽然僧肇的《肇论》旨在阐述诸法无自性、般若空观的思想，与禅宗所重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旨，两者间在事项方面或许有些许不同，但理上是不碍的。因此，用这角度就能够理解雍正将《肇论》视为“宗教合一”的思想体现的原因。 因为雍正认为《肇论》虽是阐述般若思想的语言文字，但因僧肇已深明宗旨，“以此讲经，正是不立文字”。
除了上述僧肇以外，在〈正集〉部分尚有永嘉玄觉、寒山、拾得、沩山灵佑、仰山慧寂、赵州从谂、永明延寿、云门文偃、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玉琳通琇、茆溪行森、紫阳真人，以及雍正自己的《圆明居士语录》。而以上这诸位列于〈正集〉的禅师，雍正都一一赐予封号，表彰高僧，“并令该地方官致祭一次，俾天下后世参学大乘者知，果能实修实证、利己利人，则千百年后，帝王犹为之表彰，是亦劝励之道。”这清楚的说明了雍正表彰高僧的用意。
但是，历来被视为提携后学的禅门宗匠，或禅宗史上许多著名禅师，如：大慧杲、弘觉范、傅大士、大珠海、丹霞然、德宣鉴以及高峰妙等禅师的语录，并未被选入〈正集〉或一百五十六位禅僧合并的〈前、后集〉中，而雍正对这些”古来大善知识”还都颇有微词，因此悉不选入；但却有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紫阳真人，难怪佛教学者每讥讽雍正是抱着“佛道一致”之说的人物。
此外，雍正又依《正法眼藏》和《指月录》二书，选录一百五十六位禅僧语句，合为〈历代禅师语录前、后集〉。而诸人之中，雍正认为“如志公、马祖一、南岳思、石头迁、忠国师、长沙岑、观国师、临济玄、投子同、曹山寂、元沙备、韶国师，其见证与前选（正集）中诸大善知识，无二无别，但其传世语句，可采者止于此因，其难成卷帙，是以并在后集（历代禅师语录）中”。至于药山俨、黄蘗运、洞山价、罗汉琛、法眼益、天依怀、等人，雍正则认为“细细评量，犹有珠与玑之分”；其余诸禅师公案言句，在《正法眼藏》和《指月录》所载，“也祇此一二则，语虽可录，不能品其次第”。
由于雍正一向主张“禅净合一”，为了更具体阐扬念佛不碍参禅，雍正遂将净土宗祖师云栖祩宏的语录，收在《御选语录》的〈外集〉中，并称赞云栖所著之《云栖法汇》一书，“于本分虽非彻底圆通之论，然而已皆正知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同时还申明：”净土法门，虽与禅宗似无交涉，但念佛何碍参禅？果其深达性海之禅人，净业正可以兼修。”
从以上雍正这段话可以看出，雍正虽提倡净土，并将云栖之《云栖法汇》收入《御选语录》中，但雍正对于云栖的著作并不是完全赞许，只因云栖宏扬净土法门是“正知正见之说”，但尚未彻底圆通。由于雍正欲提倡净土一门，好让“深达性海之禅人”也可以兼修净业，表示念佛并不碍参禅，而不像以前禅净二分天下时，往往互相排斥。此中笔者以为，雍正之所以将《云栖法汇》收入《御选语录》是想藉由禅宗语录的广泛流传，以提倡其“禅净不二”的思想；但，若从更深一层看，在雍正“禅净不二”的思想中，其实是以禅为主、净土为辅，参禅者“兼修净业”，除了彰显“禅净融合”外，也说明了雍正认为佛教各宗不应分家的思想。
三、对语录、公案的看法
雍正自述在藩邸少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禅宗，并认为诸多公案总是从解路推求，不仅未见本分悟处，反而转求转迷，而“如来正教，不应如是”。雍正对于公案、语录的看法，也可从《御选语录》中的几篇序言中看出。
除了上述所说的喝佛骂祖公案外，雍正将他不满意的许多“著名”语录，节录在《御选语录》中，并且逐一批评：如傅大士所说的“空手把锄头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是一向为人称道，被认为是超脱凡情的如实之见。但却被雍正评为：”亦祇到得脱凡情执着见耳，祇如步行骑水牛，较古德道士倒骑牛之句，虽若彷佛，而相去天渊。”傅大士的语录，在雍正看来也不过是开示初学，破其凡情迷执的方便之说。
此外，雍正还说：
如庞居士一口吸尽西江水，乃从来多传为极则者，却不知但只会得个光吞万像而已，岂曾脚跟点地？所以五祖演云：一口吸尽西江水，万丈深潭穷到底，略彴不似赵州桥，明月清风安可比。此颂可谓补庞缊之欠缺也。如庞婆百草头边祖师意之句，尤为麤浅，而无知狂参，亦称为究竟之说。……至如三唤侍者、婆子烧痷、吃油滋、野狐、斩猫、犀牛扇、台山婆子、子湖狗、香严上树、云门扇子、禾山鼓、慈明榜等公案，皆古今丛林中，日日举似者，朕悉不录。
以上诸多流传古今的公案，却被雍正评为“虽言语道断，不过启发初机，非是究竟。但此等公案，尚不至榛芜向上一路耳。”此外，“如托钵公案，亦只可启发初学疑情与本分毫无交涉，况亦有何奇特，值得数千百年提唱！殊不可解。”
许多著名的语录公案，在雍正眼里都只是“从解路中得来”，只可启发初学疑情与本分毫无交涉，并非真实参悟所得，但却能够数百年来流传不已，令雍正感到不解。
另外还有些语录甚至被雍正批评为一无可取，不但非第一义、贻误后学、与世理大相矛盾，更严重的是徒增文人儒士的嗤谤，于佛法毫无裨益：
如岩头雪峰，实乃见过于师，然亦未到圆通处，较伊法嗣元沙，犹欠百步在。如大珠顿悟入道门论，不过提唱初机，全未具顶门正眼，其马祖赏叹之说，未必确实。如妙喜乃数百年望重海内之人，其武库全录，朕皆详细披阅。其示语机缘中，一无可取，其拈提古德处，亦间有脱之论，而支离谬误处甚多。观此，则非具真知见者，亦乃认得个本来微光。用解识学问，勉强扩充之所致，非实透关之侣。如灵云青山原不动，白云任去来之句；如露柱怀胎，打破镜来相见之说，亦属一流。至风穴录中所载，不过默悟三元指要，是其极则，其语句，如老僧阇黎、袓意教意，皆左右两拍之说。家国与野老、老僧与阇黎，岂有两个！虽将左右两拍，解路粉饰，似同中有异、异中同者。其颦蹙穴贴、话成两橛，如何盖覆！如答随缘不变云：披蓑侧立千峰外，引水蔬五老峰。又如壁立千仞，谁敢正眼觑着之句，皆从元要中知解得来，不问可知，不但非第一义，而且贻误后学，况与世理大相矛盾。似此不经之说，徒增文士嗤谤耳，与佛法毫无裨益。
虽说参禅不能仅从参公案中得，但公案却也是指引初机学人参禅悟道的一种方便，就犹如标月之指，指虽非月，但所指必月，因而公案语录相当受到参禅者的重视，禅学语录的刊刻也颇为流传。但雍正却认为“若为启初学之疑情，何必如此多言，徒使真参实悟之人，牵连入于解路耳”。这就是明清以来禅学文字化、理论化的结果（已俱如第三章所述）。因此，雍正勉励参禅者应脚踏实地，“毋得颟顸含胡，轻言参透葛藤”，如此盲拈瞎颂，强于解路中求，倒不如“讲诵经典，熏此佛种”，等待时节机缘，才不至于蒙昧自已。
此外，《正法眼藏》与《指月录》，是当时禅宗天下最流行的语录，但雍正却对此二书之编撰者及其选入的语录都颇有微词，并在序言中表明自己不满之处，并且还一一指出：如傅大士、如大珠海、丹霞天然、灵云勤、德山鉴、兴化奖、长庆棱、风穴沼、汾阳昭、端师子、大慧杲、弘觉范、以及高峰妙等人，此辈皆是宗门中推为提持后学之宗匠，但雍正却均有苛评，悉不选录。
朕既选刻僧肇等禅师语录，长夏几暇，欲全览历代古德之所激扬，而录其真切为人者，柰华藏浩瀚，目不暇给。臣工中与禅衲辈，具能辨别淄渑目力者，不得其人，莫可使分任翻阅。呈朕总览者，无已。仍就妙喜所辑《正法眼藏》、幻寄所刻《指月录》二书，行海内数百年矣。……至今普遍阎浮提界，俾荒山古剎，渺渺禅栖，楖栗蒲团，修修释子，皆得展卷而见，提唱而闻。妙喜幻寄之功励，固为不可磨灭，但惜皆未具透关眼，所以拈提自先失利，则粉中之雪、煤里之墨岂能拣辨的当；掷黄金而取瓦砾、宝鱼目而弃摩尼，定所不免。是以《正法眼藏》、《指月录》之外，其尚有元枢正体、灵鉴真光，开示指归，裨益末世者。未经朕目，无可如何。在二书之中，则可以自信，选择一无所遗矣。明眼人自能辨取，帙中所采言句，非如妙喜幻寄所选，祇尚语句尖新、机锋敏捷，不论与本分心有无交涉也，皆专以提持向上，不但时人之所推尚、流俗之所盛传，而实非旨要。未契真宗者，概置不录，即古来大善知识，递相拈示之公案，少或不依本分，任其口头滑利即不与选焉。夫此不了言句，历代明眼善知识，非不知其为非第一义谛，或以祖父所遗，只得传为家珍，或因诸方检点，恐起争端，不无回互。不但不肯明以指斥，且弃短取长，除合拈提，将方寸之木，耸令高于岑楼，亦不过无柰，聊作门前之绕，岂实谓祖印在兹也。……更有拾狐唾以为狮乳者，尤甚怜愍，似此者不可枚举。以上所拈，尚皆非属邪妄，但脚跟未踏实地，非了义之说取。如弘觉范指月录中，采其拈提处甚多，其支离谬妄处，与与幻寄同，可谓同病相怜，不过令人发笑之戏具，更不必论者。
雍正在肯定这两部语录的同时，也指责此二书的作者妙喜与幻寄，由于“皆未具透关眼”，故其收录之语录“实非旨要”，“祇尚语句尖新、机锋敏捷，不论是否与本分心有无交涉”。而诸如“元枢正体、灵鉴真光，开示指归，裨益末世者”却不收入，真是“掷黄金而取瓦砾、宝鱼目而弃摩尼”。而后人往往因祖宗所造，只得视为珍宝，专拾他人涕唾；或者虽明知不了义，不但不明指其谬处，反“弃短取长，除合拈提”，而作自己的法语。若“初机后学，未能人人具生知慧眼，则不无误人。”
而且，就连自己属下臣公、禅门僧衲也未有能沙里掏金、海中探珠之目力。显然，雍正是不满意古今所选之语录，其理由已俱如上述。因此，雍正除了对于自己的禅学见地有“灼知定见”的自信外，也表明自己是因不忍见禅门宗风颓废、慧命悬丝，所以不得不画蛇添足，在众多的语录典籍中，自己再添上一本。
朕今此举，若无灼知定见，荳肯多牛枝节，为天下后世之所嗤笑。实怜禅宗颓废，慧命悬丝，皆由此辈未了宗师，开此纷杂岐径，令鱼龙莫辨，后学不知所从也，故不得不为蛇足一上。如标月指，所指必月，无论三垣二十八宿，未尝误指，即弦朓之月，亦所不指。所指者，如月之恒，既圆且明，普照三千大千，后学但毋向指边求月也。
为了避免禅宗语录鱼龙莫辨，而使后学不知所从，雍正决定躬亲编撰语录，以示学人正法之所在。若“学者能于古人语言相似，而高下悬殊之处，自具只眼。知朕采取删汰，意趣之所归，举一明三，方为于此有分。”这即是雍正编撰语录的用意。此外，若从《御选语录》的编排内容，前有阐述教义思想的僧肇与禅门宗师；中有道家紫阳真人及其《悟真篇》与历代禅师；后有提倡净土思想的莲池大师的云栖语录来看，雍正编撰《御选语录》的动机，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反应了他欲揉合“佛道一致”以及“禅教净和合”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