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雍正帝崇佛by冯尔康

　　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同佛教关系极为密切，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撰写佛学著作，编辑名僧语录，刊印释家典籍，干预梵宫事务，同禅僧过从甚密，引人注目之事颇多。

自比和尚谈机锋

　　雍正帝看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于雍正二年七月初二日上的奏折，写了一段与该折内容毫不相干的闲话，照录如下：

　　京中有一刘姓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惯言人之前生，他说怡王前世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自己福田，那里在色像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文献丛编》第六辑《年羹尧奏折》）

　　此文的内容和语气都表明，这是亲密的君臣之间的欢洽交谈。文中的怡王是怡亲王允祥，他是当时的四个总理事务王大臣之一，是宗室中最忠实于皇帝的人。雍正帝视怡王为道士，自比和尚，当是戏言，然又反映了某种实际。雍正帝自称“圆明居士”，而居士，照他的话说是在家研究佛学的人，未受戒的佛教信徒。他既然能对臣民公布自己的居士身份，那么，在宠臣中自喻为和尚，就无足为怪了。

　　文中说他问怡王，你这个道士为什么来为我和尚出力，而“王未能答”，他遂讲了一番道理。这样的交谈与记录它的行文方式，是采用的禅宗的“机锋”。允祥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是没有觉悟的俗人，只好倾听得道的皇帝的教育。关于佛教禅宗的机锋，《红楼梦》有一段涉及它的情节，介绍过来以助读者的理解。第二十二回写林黛玉与史湘云的矛盾，贾宝玉从中排解，不想却惹恼了双方，宝玉又听了薛宝钗讲《山门》一出中的“寄生草”那首词，于是乎“顿悟”了，感到人生的无趣，也填一阙“寄生草”，表达自己的感情。宝钗看到之后说，这是她的那支曲子使宝玉中了道书机锋，就约同林、史二人去开导他。黛玉首先说：“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问得对方张口结舌，钗、黛因此说他：“这样愚钝，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输了！……”后来，宝玉只得认输，表示不参禅了。这是林、薛用机锋教育了宝玉。雍正帝善用机锋，可见他精于佛学，自比僧人，倒也不无原因和条件。

　　雍正帝说他们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不是真出世，只是来为众生栽培福田的，但比一般的出家人要高明。他曾作一首题为《自疑》的诗，曰：“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尤可注意的是其中第四句，自谓是不着僧服的野僧，无有闲暇地为众生奔走四方，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打扮成在家的为臣民谋利益的佛爷皇帝。

　　雍正帝青年时就有替僧（替身），继位后，比丘正修自称是皇帝在藩邸的替僧，以此干预官府事务。雍正帝说不认得这个和尚，要治他的罪。正修说的是否真实，今日不得而知，然而雍正帝有替僧，则是真的。

　　一七二七年初，发生了所谓“黄河清”的祥瑞，朝臣称贺，蒙古王公也凑趣，要求诵经祈福。清世宗说，若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亦即是释主”，当然应该允许，并加以资助（《雍正朝起居注册》）。在这里，雍正帝已不是一般地比作佛徒，而是自称教主了。

　　雍正末年，他于宫中举行法会（萧奭《永宪录》），讲说佛法，供佛施僧，与民间无异。

　　上述事实表明，雍正帝笃信佛教，虽远不及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但确是在家修道的佛徒。

用僧衲密参帷幄

　　雍正帝在藩邸时曾建立京师大觉寺，招揽佛子；继位后，照常同比丘往来。

　　禅僧性音是大觉寺住持，是早年得到雍正帝赏识的沙门，夸他对于佛经“深悟圆通，能阐微妙”，人品很好，超乎众僧之上。雍正帝登基后，据说性音不图权势，到庐山隐居寺修行，“谨守清规，谢绝尘境”，一居四年，默默圆寂。雍正帝听说后怀念他，追赠为国师，赐予谥号，著述收入藏经（《雍正朝起居注册》、《上谕内阁》）。不想数年之后，雍正帝却大变其调，谴责性音品行不端，“性情好干世法”，言行不能一致，是以在御极后即令其出京，以保护法门的清规。不仅如此，性音的语录也成为不是“彻底利生之作”。于是削黜他的封号，语录撤出藏经。更其甚者，命令地方官查访，不许性音门徒“将联当年藩邸之旧迹私记存留，违者重治其罪”。雍正帝对性音如此出尔反尔，自己也觉得乖张，遂言不由衷地说自身“从前失于检点”，错把他赞扬，而这又恰恰是他“辜负朕恩处”。归根结蒂罪过在性音身上（《文献丛编》第三辑《清世宗关于佛学之谕旨》）。雍正帝与性音原本投契，反目为仇，大约是性音师徒凭借早期同皇帝的关系招摇撞骗，雍正帝为避佞佛的恶谥，而惩处他们师徒的。

　　文觉禅师始终与雍正帝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也没有好下场。文觉侍奉雍正帝于宫中，参预议论最重大的政务，据说年羹尧、隆科多、允禩、允禟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从而成为雍正帝的左右手。这种情形，颇类明成祖与军师道衍和尚的关系。道衍始入燕王府是秘密的，靖难之役后作为命官辅政。文觉始终没有公开参政，不过也曾大出风头，气焰炙手可热。一七三三年，雍正帝特命文觉往江南朝山，行程中，“仪卫尊严等王公”，所过地方官对他顶礼膜拜，犹如弟子。然而好景不长，一七三五年秋雍正帝崩逝，嗣皇帝乾隆于当年冬天全部驱逐旧侍乃父帷幄的沙门，责令文觉步行回苏州府长洲县，敕令地方官对他“稽查管束，无致生事”（《永宪录》，吴振械《养吉斋馀录》）。其晚景之凄戚，可以想见了。

　　雍正帝曾说召见禅僧超盛，向他讲解佛旨，他因能“直蹈三关，洞明妙义”，成为“近代禅师中之所罕遇，目今宗徒内无有出其右者”，简直把他视作圆明居士的佛门高足了。允祥及其子弘日交等重修北京卧佛寺，雍正帝起用他去执掌法席（《御制文集》卷十七《十方普觉寺碑文》）。显然，他也是一个御用僧。

　　雍正帝深知用比丘参预帷幄是不名誉的事情，故而隐讳这种事实，清高宗朝编纂的《清世宗实录》等官书亦不予披载，致使后人难于搞清真象。不过我们从只言片语的资料中获知，僧衲文觉等是雍正帝的得力政治助手。

我家四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是同佛教极为有缘的一位帝王。他著有阐述佛家思想的《集云百问》， 《圆明语录》、《拣魔辩异录》等书。自四爷潜居藩邸至君临天下，禅僧作为他的谋士对他的成功继位和治理国家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主要是文觉、性音和超盛三位禅师。除了桐姐已经录入的“自比和尚”及“禅僧密参帷幄”外，四爷对于宗教事务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有时还直接参与到理论的争辩中。下面文章选自冯尔康先生的《清世宗的崇佛和用佛》：
皇帝对佛教内部事务的经管，历来多寡不一。清世宗是大肆干预，在许多方面超过其他帝王。除任命寺院住持．捐资扩建．修缮梵宫。赐予释徒封号之外，还有两种活动最为突出， 一是反对佛徒中的“邪说”，二是揉合儒，佛，道三教于一炉。
清世宗在赐号，修庙中中已经表明他崇佛祟的是玉琳绣一派，他还觉得不够味，更直接参加佛教宗派学术斗争，亲自著述《拣魔辩异录》，发布有关上谕。明崇祯间，汉月藏(法藏)著《五录原》．密云悟与之论辩，产生宗旨之争。汉月藏法嗣谭吉忍(弘忍)作《五宗教》阐述师说，深受学者欢迎，密云悟乃作《辟妄救》驳难。清世宗把汉月藏、谭吉忍之说当作邪教外道，说自己明于“禅宗之旨，洞之魔外知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预识将来魔幻之深”，为了拯救佛徒，“不得不言．不忍不言”，乃摘录藏、忍语录八十余条，一一指斥，成《拣魔辩异录》一书。同时命令销毁藏．忍语录及《五宗原》， 《五宗教》等书，若僧徒有私自收藏的，以不敬律论罪。又命地方官查明汉月藏派下徒众，尽除出禅宗临济宗，永远不许复入祖庭．与此同时，清世宗为宣传正宗正论，删定僧肇．永嘉觉、寒山、拾得。沩山佑、仰山寂、赵州谂、云门偃，永明寿．紫阳真人，雪窦显，园悟勤、玉琳琇，沛溪森等禅僧道士的语录，并加上自己的《圆明语录》． 《圆明百问》，成《御选语录》，于一七三三年作序，刊行问世。
清世宗为把儒佛道揉合在一起，也颇费了一番心机。儒佛道三学有许多相同的东西，清世宗抓住它们，参以己意，给予说明。他说：“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共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说， “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导人于善。都是要百姓当顺民，所以他把“劝善”看作“治天下之要道”。他还以天命论的观念来解释儒佛的共性，儒家天人感应说警戒人们省修过愆，清世宗认为求佛也是如此，他说：“天人感应之理无他，曰诚敬而己”，当人诚心拜佛，哪怕是微贱愚夫愚妇，他的精神，会引起神明的怜悯而给予拯救和惠汗，所以儒佛有同样的思想，同一的育民作用。 释老矛盾重重，然而世宗以帝王之力大搞调和。他编佛家的《御选语录》，把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语录收了进去。他给和尚赐名赠封号时，也赠道士张伯端为“大慈园通禅仙紫阳真人”。他认为“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他说紫阳真人《悟真篇》,尽管是道家的著述，但在佛学中也是最上乘的。

说到这里，我家四爷在宗教问题的处理上是不是显得有些“任性”？“大慈园通禅仙紫阳真人”，总觉得这个封号有点搞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