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庆兴没有买烂书，对了还有你本名字好像叫清朝皇陵得，我大概看了一点雍正朝得那是写得比野史都炫，要是不看人名我当是一魔鬼现生呢。
踌躇满志的允率部出征后，不负父望，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收复西藏的胜利。而后在康熙的指令下，与准噶尔部进行和平谈判，并很快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到了康熙六十一年，西部战争基本得到平息。正当允大功告成，威望倍增，欲带着那个辉煌的梦想，班师回京，顺利地当太子时，本朝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将他的梦打得粉碎。康熙皇帝突然驾崩，皇四子胤神秘地继承了大位，始称雍正皇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康熙驾临京城郊外的畅春园。初八，有旨传出：皇帝偶然受了风寒，当天已经出汗。由于龙体欠安，从初十到十五，将为冬至的祭祀大典进行“斋戒”，一应奏章都不必送来。皇帝的“斋戒”和独居静休，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格外关注。但就在这看似平静的宫廷生活中，有一个人却极敏锐地看到了平静的背后那可能改朝换代的非凡时刻的到来——此人就是皇四子胤。
还在各位皇子围绕皇位的继承问题而结交朝臣、培植私党并闹得矛盾重重，沸沸扬扬之时，皇四子胤却显得老练、持重，他的言行也未引起父皇和兄弟们的格外看重和猜疑。在父皇和众皇子的眼中，这位四贝勒好像是一位颇为安分守己对皇位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的人都看错了。他的一切做法只不过是来自门下谋士戴铎的告诫：“父皇英明，做儿子的就很难。太张扬外露，势必会引起父皇的疑心。若一点也不显山露水，又会被父皇和众兄弟看不起，从而弃之不顾。故此，两者之间的分寸，势必要把握得恰当。”极端聪明老辣的胤，在听了戴铎的告诫后，一直在露与不露之间悄悄地做着文章。他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明火执仗地结交朝臣、培植私党，而是暗中结交了两个重要人物，隆科多和年羹尧。隆科多是当朝皇后的胞兄，官拜步兵统领，掌管京城的戍卫。年羹尧则是四川巡抚，在与准噶尔作战的西线战场拥有一支精锐军队。结交这两个人的目的是，一旦京师有变，由隆科多控制。若西征中的允有变，年羹尧可派兵与之抗衡，迫使允无法用武力达到争位的目的。皇四子胤算是一位真正能审时度势，并悟透了权力争斗原则的天才。就在康熙患病畅春园，而众皇子尚处在梦中的关键时刻，长期蛰伏的胤却要引弩待发了。
从九日到十二日，胤或明或暗地不断派人入宫探视父皇的病情。当他得知父皇的病越来越重时，便开始在暗中做各种应急和夺位的准备。到十三日凌晨，康熙的病情已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一直在皇帝身边担负侍卫任务的隆科多，忙派人传达诏命，令允祉、允、允等七位皇子火速赶到畅春园。胤也在诏令之内，但不知什么原因，将近中午方匆忙赶到。
此时，畅春园内的空气异常紧张，康熙帝早已昏迷不醒，赶来的皇子们都未能和父亲说上一句话。所有的皇子都为父皇的病情感到突然、惶恐，甚至感到内心焦躁不安。眼前太子尚未确立，而最有可能成为太子的皇十四子允又远在西北。一旦父皇突然驾崩而不留下一句话，那局面将如何收拾？
太阳渐渐落了下去，夜幕笼罩了畅春园。尽管宫里宫外都亮起了灯盏，但随着凄厉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啸叫，每个人都感觉一股股阴森森的鬼气迎面扑来，令人惊恐不已、胆战心寒。这样僵持到戌刻（晚十点左右），一个小太监从康熙的内寝惊惶失措地冲了出来，嘴巴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此时的众人便箭一样一齐向内寝冲去。众皇子围住病榻，俯首细看，只见父皇嘴巴微微张着，眼睛似睁非睁，早已气绝身亡。
突然，隆科多用略带不安和沙哑的声音向众皇子宣布：“皇上遗诏，命皇四子继承大统。”
遗诏？！犹如晴天一个霹雳，几乎所有的皇子都惊得跳了起来，纷纷瞪大了血色的眼睛问道：“遗诏何在？！”隆科多望望众人，镇定了一下那颗怦怦跳动的心答道：“是口诏。”众皇子恍然大悟，什么都明白了。口诏就是没有真凭实据的口头遗诏，而口头遗诏怎么说怎么是了。
一切都已晚了。就在畅春园最后决定各位皇子命运的非凡时刻，手握京师卫戍兵权的隆科多，已严密地控制了北京。凡是可能与胤为敌的皇子及王公大臣，都已处于他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与此同时，胤又手写密书，派心腹星夜兼程送给四川巡抚年羹尧，令他火速率领精锐之师以奉皇帝密诏的名义，接近允的兵营。一旦这位皇十四子有反常举动，将予以搏杀，能歼之则歼，不能歼则牵制其兵力，使其无法杀回京师……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之后，胤与隆科多等在康熙驾崩的当晚，装载遗体回京，同时封锁了皇宫，不许其他皇子进入。后来又经过一连七天的秘密筹划，皇四子胤正式登基坐殿了，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后，尽管仍潜伏着各种威胁，但他公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对先皇葬仪的办理。
早在康熙十五年，康熙皇帝就下旨在昌瑞山顺治孝东陵东南一里左右的地方兴建自己的寿寝。经过6年的紧张施工，到康熙二十年营建完成。初葬孝诚、孝昭皇后，二十八年葬孝懿皇后。康熙的寿寝，尽管秉承了孝陵的建筑格局和规则，但由于康熙朝在经济上的日趋繁荣，综合国力的明显加强，因而较之顺治的孝陵，其布局更加严谨集中，建筑水平有明显提高，工艺更趋精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康熙的梓宫被安奉在景山寿皇殿。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当朝臣僚恭拟康熙皇帝的陵名九字进呈雍正，雍正亲自刺破手指，以指血圈定“景陵”二字，于是康熙陵寝定名为景陵。至三月二十七日，康熙的梓宫由寿皇殿发引，四月初二日梓宫抵达陵区，暂安放于景陵隆恩殿。九月初一葬于景陵地宫。随康熙葬的还有孝恭仁皇后（雍正生母）、敬敏皇贵妃。 雍正即位之初，因立足未稳，开始时对几位敌对的皇子还能强忍杀机。随着他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一系列手段，在逐渐削弱了王公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他个人独裁权力之后，他的阴险、毒辣便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雍正即位后，没有一天忘记手握重兵的皇十四子允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他设法将允从西北军中召回京师，先是拘禁，后改派去昌瑞山看守孝陵和景陵。允的抚远大将军一职改由年羹尧担任。那个在畅春园就对雍正公开表示极大仇视的允，因与允不断散布这位四阿哥伙同隆科多谋杀了父皇康熙并篡夺了皇位的言论而被逮捕，由雍正亲自为其二人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满语猪和狗之意），发配边疆，最后二人都死于非命。当敌对的皇子们先后或被诛杀、或充军、或发配戍陵，从而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雍正又开始将剑锋指向了隆科多和年羹尧。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二人知道的秘密太多。既然这二人作为中流砥柱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继续让其掌握权力或活下去，就又将成为一种巨大的危险和潜在的威胁。于是，隆科多很快被判四十一条大罪永远监禁，年羹尧被判九十二条大罪，被捕杀。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兔死狗烹”的行动，但反对派关于他玩弄阴谋的传言，却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在关于他阴谋篡位的众多传说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说，康熙生前留有“传位十四子”的遗诏，被雍正把“十”改成“于”，从而变成了“传位于四子”。随着这些传说的散布，在民间神秘地掀起了反清复明的暗流。雍正听到这些传言自是十分恼火和不安，后来借助民间秀才吕留良的反清案大肆制造文字狱，以此打击传言者和反清势力。雍正本人还亲自编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为自己的阴谋和言行掩饰和辩护，并对历史史实给予了多方面的篡改和涂抹。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曾费尽心机、历尽风险窃取到皇位的雍正，刚刚坐了13年皇帝，便驾崩于圆明园，后葬于易州泰陵地宫。
关于雍正的死因，因史书没有记载，讳莫如深，因而不免使人疑窦丛生，传闻颇多。来自民间的传闻一是被吕四娘刺杀身亡，并将雍正的头颅割掉带走，臣僚们在为其入葬时，铸了一个金头安在雍正的尸身上，以此算完尸入葬了。一是中毒丧命，当天下午雍正尚在圆明园宫中与臣僚议事，晚间忽然暴病而亡。
雍正朝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皇帝生前对选定的继位储君秘而不宣，而将传位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锦匣内。雍正死后，总管太监到乾清宫取下秘匣，当即开读，乃是“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朕即皇帝位”。这时皇四子弘历等已闻讯奔入宫来，遂即奉遗诏，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四辅臣，议定明年改元乾隆。乾隆皇帝登基后，对雍正的暴卒之因没有查问。以后历朝对此都讳莫如深，不能详考。因清史尚无确切记载，各种说法也只能算是传闻或一家之言。至于要彻底解开这一悬案或要亲眼目睹雍正是否以金头组合全身而入葬，那就只有打开雍正本人的泰陵才能真相大白。而这泰陵本身的来历又是一个历史谜团。
关于这个谜团，民间的传闻是，雍正自畅春园改诏夺嫡、阴谋篡位，随之又弑兄屠弟后，不免心中有愧，死后怕受到先皇康熙的降罪责罚，因此决定另选陵址，竟不顾祖制，跑到易州建起陵寝来。这样远隔几百里的康熙就对他无可奈何了。
事实上，自清王朝入关，顺治、康熙两朝的帝王后妃在京师以东的昌瑞山下建造陵寝后，便开创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勘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
看得我都郁闷不过好像没有桐桐发得那个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