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十三日）戌刻，时年六十九岁的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猝然薨逝于北京城外畅春园清溪书屋，设若嗣皇帝当日以八百里加急快报通告全国，哀耗到达二千四百里之外的苏州织造府邸，亦应是三日之后的事了。该年三月初八日犹上折哀求大行皇帝再恩赏浒墅关榷税一职十年，以补还藩库亏空的苏州织造兼理浒墅关税务兼两淮盐务巡盐御史兼扬州鹾政李煦，于这短短数日之内，尚未从惊骇，哀恸，惶惑，与诸般得失之患中平静些许，一条又一条上谕，一张接一张邸报，便从精力旺盛的新皇胤禛居丧之所，乾清宫东庑倚庐之中，雪片似地向江浙发来了。
以邸报内容来看，于安排国丧大小事宜、暂定协理政务的王大臣人选、确保京畿治安，及稳定米粮草炭价格等庶务之外，对嗣皇帝来说，最首要的，便是于此政局瞬息万变之际，将天下兵马大权牢牢地控制在手心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算难，其时总理川，甘，陕三省军，财，政一切事务的川陕总督年羹尧，正是皇帝龙潜时的属人，宠妃的兄长，才具于疆吏中独步一时，由此人就近接管抚远大将军印信，迫令驻防甘州的皇十四子即刻返京奔丧，真是天假其便。又，以熙朝兵员编制，驻军人数第二多的省份是财物丰饶，号称“天子南库”的广东，新皇于成服第四日，便授爱妃的另一位兄长年希尧粤省巡抚（民务）兼提督（兵务）兼布政使（财政）兼右都御史（吏治），如此，全国太半之兵，西、北、南方的粮草银库，即悉被皇帝倚为腹心的年氏兄弟攫于掌中。兼以北京中央，嗣皇帝本人又有太保尚书兼步军统领舅舅公隆科多统军佐命，新政权似应无虞，再接下来，皇帝就可以想一想，如何以最迅捷的手段，将江浙、两淮的财政大权从那些与他离心背德的臣子们治下剥离出来了。
淮浙之地，有清一朝虽为海内最富，但是当时，官员自督抚以下，与新皇同心者寥寥可数。江浙总督查弼纳“原系苏努等之党”；巡抚李馥是刚上任不过几个月，原籍福建的汉人；而出身“包衣下贱”的苏州，江宁，杭州三织造，为大行皇帝至为亲厚之人，盘踞江南三十余年，下臣大多俯首听命；其实权更在督抚之上，即使“封疆大臣之去留”，亦往往“决定于微末小人之口”；非但如此，互为姻戚的三织造（李煦为曹寅妻兄，孙文成为曹寅母兄）还是康熙末年皇子党争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举例来说，皇太子胤礽派凌普自曹寅处取银，一次即有六万两之巨；李煦年年呈送皇八子允禩，九子允禟银两物件不算，竟以朝廷命官身份，罔视国法，代允禩买卖民女以供允禟淫乐；就连嗣皇帝尚于居藩之时，亦听说了允禩从李煦处索取二万两银子，送给允禵修建私家花园等事……林林总总，迫使根基未稳的新皇帝速下决定，切断诸弟与江南的经济联系，并杀一儆百，铲除一位浙人尽以其马首是瞻的“先皇旧人”，以对群僚与诸弟，达到威慑收服之效，而这位新君敏锐地异乎寻常的目光，就落在了李煦身上。
毫无疑问，胤禛是具备极高政治天赋与才干的王者，从康熙帝去世到雍正元年正月新皇登基，事起仓促，前后交替不过一个半月，然而，无论是治丧还是治政，大事琐务，新君无不处置地允当妥贴，滴水不漏，而且，以一件小事即可推知其人心智之深沉机敏。元年正月初一，丹陛鸣鞭刚刚响过，新君便颁布了一系列上谕，阐述自己治国的抱负理想与大政方针。其中提到：“盐道一官，尤关国课。尔年盐法，弊窦丛生，正项钱粮，每多亏欠，一由上下各官……诛求无已，穷商力竭，不得不挪新补旧，上亏国课，高抬盐价，下累小民……尔等运筹盐法，宜将陋例积习，尽情禁革，必思何以醒商，何以裕课，上供军国，下利闾阎，方为称职云云……”以此可见，清肃江淮吏治与盐政一愿，早已简在帝心，李煦身为两淮巡盐御史，“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而他在熙朝可以名正言顺的收取抽分与火耗的条件下，先后亏欠国库仍有上百万两之巨（虽然李煦在康熙年间大规模补还过数次，到康熙去世时，仍欠织造库帑四十五万两有余），新君对此人应是早欲除之而后快了，却在权力交接的一个半月之中，仍不即刻动手，势必首先宣新政要义于天下，再对李煦绳之以法，是以出师有名，即可免担删芟先朝亲故的不孝之名，又可对他人敲响警钟。
于是，清查全国各地钱粮之事，在新君即位的第二天，就紧锣密鼓的展开了。雍正先是在正月初十日，对李煦“温旨赦其罪，令罢官”，然后即刻派出曾在康熙四十五年担任过宜兴县令，熟悉江南庶政——最重要的是，其妻为年氏妃之家姐的镶白旗下汉军胡凤翚赶往苏州，接任苏州织造及天下第一大税关浒墅关榷关等职，此举既在国中最富之地安插了自己的耳目，收紧了财权，震慑了江浙士民，又割断了诸弟的腐败谋逆之根，且更是铲除了国蠹，充裕了国库……国器传于此人，适得其所哉。
到了雍正元年三月中旬，李煦所欠国帑基本查清，除历年亏欠挪用银两仍有四十五万两一直未能交还之外，仅康熙六十一年李某便又挪用了六万三百五十五两有零，红学者周汝昌曾为江南三织造抱不平，说三织造所欠之巨，皆因康熙数次南巡之故，试问周先生又如何解释李某在康熙六十一年所侵吞之国帑，康熙何曾在六十一年南巡过？况且自“江南亏空案”之后，康熙多次授以三织造钱粮要职，旨在助其填补亏空，请问周先生欲如何为李某粉饰其对康熙自承“因历年应酬众多，家累不少，致将存剩银两借用”之言？于此国蠹硕鼠，雍正为国为民，依法处置，何错之有？予小子无知，实难理解周先生由何得出雍正之罢黜李煦乃因其阴谋篡位的如下高论：
“按观批李馥一折语，可见雍正之深恶曹、李、孙等人矣。盖雍正之得位，实有其不可告人之秘；观彼语语念其‘皇考’，则彼于康熙旧人，先朝亲信，以父之故，只有尊礼之分，而无删芟之理；今此自称至孝无伦之雍正，反首摘曹、李而去之，岂真为整顿积弊哉，端由曹、李二家，数十年亲近世仆，备悉其隐，唯恐泄而白于世，此忌之之真情耳。”
从雍正元年正月初十，皇帝于朱批中正式批准查抄李煦家产，到四月初九，历时四个月，总理内务府衙门终于将李煦家产清单上呈御前。据《行状》所载，其苏州，京城与其他各处财产约抵十五万两，据《内务府满文奏销档》所载，其总家产应为十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七两由余。其在京家产共折银壹万九千二百四十五两三钱。约占其家产六或七分之一。其中，李家在京，畅春园（李煦曾为畅春园大总管），房山县等处共有房三百五十七间半，李煦用以自住的房屋为二百三十六间。李煦家产抄查清单上呈之际，正当太保公年羹尧圣眷如日中天之时，君臣二人奏批往复不断，军国要事，无不相商，信托之重，古来罕有，加之是时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趁新君帝位不稳，蠢蠢欲动，皇帝明发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故而对年羹尧的优厚赏赍，更是接连不断，于是，李煦在京的房产，便也成为了雍正元年皇帝对年羹尧大量赐予中的一部分。
本文目的，即为简叙李家之倾覆与年家之受惠，向论坛同好们提供一项雍朝在臣子抄家后对其财产再分配的实例，是故，以下将就年家所得李家之物价值几许，略作统算分析。据办理内务府大臣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内务府大臣噶达浑，李延禧，署理内务府大臣事务，御前头等侍卫来保的奏本，除奉旨将李煦所住之房二百三十六间赏给公年羹尧之外，“年羹尧欲取之缎子、瓷碗、盘子、珐琅鼎、樽、如意、火盆、衣服、紫檀木梨木床、椅子、杌凳、桌子等物，均按折价给银，”而大将军不欲之物，“其余房屋、地产、人口、马骡等，均交由该地方折价出卖。”由此可知，年羹尧所得，应分两笔帐目，一笔为不费而取之财：皇帝亲赐的房产。另一笔，为他购买的李煦家原有之陈设的各项支出汇总。
第一笔账目计算起来较为容易。李煦房产如清单所列，有：草场胡同瓦房二百二十五间，游廊十一件，折银8094两；阮府胡同瓦房十六间，折银343两，畅春园太平庄瓦房四十二间，马厩房八间，折银1614两；房山县丁府新庄有瓦房二百一十间，偏厦子二十八间，马厩房二间，土房十一间，折银2415两。
既然雍正明旨交待，赐年羹尧的房产为“李煦所住”，那么，太平庄与丁府新庄这些农庄房产便与年羹尧无关了。他得到的应该是精华中的精华：草场胡同的瓦房加游廊，折银共计8094两白银。
另一笔账略为复杂，按照雍正帝与内务府奏销档所列条目计算如下：
之一：绸缎类。
李某既任织造一职，家中所备绸缎自然是不同常品。计有：龙缎三匹，折银60两；明补缎三匹，折银48两；金绒蝴蝶缎十匹，折银120两；大缎十九匹，折银190两；八丝缎七匹，折银35两；八丝纱二匹，六丝纱一匹，折银9两，六丝彭缎四匹，折银8两。共计：470两。
之二：瓷碗、盘子类。
绘龙黄、绿、蓝瓷盘、碗、碟、杯等九百五十九件，折银57两5钱4分，各种瓷盘、碗、碟、杯等共四千一百二十件，折银32两4钱。计：89两9钱4分。
之三：珐琅鼎、樽、如意、火盆类。
李煦之父人称其“长于文学，娴于吏治”，家中自不免博雅好古，多存器玩。以《清单》所列来看，有：紫檀木座子珐琅大鼎一个，折银30两；紫檀木座子珐琅樽一个，折银20两；珐琅如意一个，折银8两；紫檀木架珐琅火盆一个，折银16两；紫檀木座子古铜鼎一个，折银20两；紫檀木座子古铜大花瓶一个，折银10两；花梨木架子古铜铎一个，折银10两。计114两。
之四：衣服类。
此类所列甚繁，以白菜看来，年公对棉袍绸褂之类不会感兴趣，不过买了赏下人也未可知。稍贵些的衣物有红宝石顶子貂帽（5两），灰鼠肷皮裹貂镶朝衣（20两），兔皮里龙缎袄（20两），狼肷皮袄（22两），貂皮里补褂（24两），元狐肷皮短褂（18两），银鼠里补褂及黄貂短褂（20两）等等，所有衣服（包括棉袍等），共计：110余两。
之七：紫檀木梨木床、椅子、杌凳、桌子等类。
年羹尧远在西安，接管这二百多间房屋，如果为之一一另置家具，亦为大麻烦事。他直接买下李煦家中原有之家具，就简单多了。这些家具应该是康熙朝一个比较典型的富有官员家中常见之物。列单如下：
紫檀木架子床一个，折银50两；紫檀木方桌三个，折银9两；紫檀木椅子二把，折银48两；铁梨木杌凳2个，折银2两4钱；旧铁梨木小书格子一对，折银2两；花梨木竖柜2对，折银50两；花梨木小床五个，折银60两；花梨木八仙高桌8个，折银32两；花梨木椅子十五把，折银30两；花梨木小高桌一个，折银1两5钱；花梨木箭椿两个，折银1两；花梨木镜架两个，折银8钱；鸂鶒木长高桌两个，折银12两；铁梨木小案一个，折银6两；铁梨木长高桌一个，折银6两；铁梨木案一个，折银16两；榉木小琴桌一个，折银一两；榉木长高桌一个，折银4两；榉木椅子六把，折银4两八钱。另有楠木、松心木、樟木，篾竹，斑竹，藤花，黑、金漆，红油的各种行床，炕屏，抽屉桌，书箱等，折银均在一至四两左右，共计：1020余两。
雍正元年四月，年羹尧所买李煦在京之物总价值至多不超过2000两。这笔钱由庄亲王交于国库，填补李煦造成的亏空。
李煦在京奴仆尚有八十二口，年家在京留住者，惟有老父子侄，故不欲购买，其价钱大致为：一男一女加一未成年小儿（或再加一个婴儿），折银五十两。
雍正六月十四日，李煦的家产全部被查抄完毕，除去家产抵偿与一些商人代为还清的亏空，仍欠国帑二十五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两余。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得胜还朝，皇帝对大将军的各种恩赏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该月十六日，庄亲王等以查弼纳来文请旨：“李煦家属，及其家仆钱仲睿等男女、童男幼女共二百余口，在苏州变卖，迄今将及一年，南省人民均知为旗人，无人敢买。现将应留审讯之人暂留审外，其余记档送往总管内务府衙门，应如何办理逐出，业经具奏。”皇帝依内务府所议，下旨将李煦家人共有二百二十七名口押送到京，除了李煦妇孺十口人之外，其余皆于崇文门外变价拍卖。请旨缮折经总理事务王大臣阅过，交由奏事双全，员外郎张文彬等转奏。皇帝即又下旨指示：“大将军年羹尧人少，将送来人著年羹尧捡取，并令年羹尧将捡取人数奏闻。余者交崇文门监督。钦此。”
至此，历时近两年的李煦家产的变卖充公一案暂告结束（李煦补足亏空与家人日后生活情况，恕不在此文中交代）。
结语：
李煦因亏欠国库巨额银两而被抄家之后，绝大部分财产仍被雍正皇帝做填补亏空处理，其中年羹尧因有功于国而得赏屋舍，人口，总计至多不超过1万两而已。许多红学家（如周汝昌先生）认为李家近百年家业的败亡，其根本原因为雍正谋父篡位，即位之初即着手迫害先皇旧臣，以隐瞒“得位不正”的事实，又以年羹尧获取李家财产作为这种高论的佐证，在白菜看来，实在缺乏那么一点说服力。雍正即位之初，年羹尧领军佐命，了却君王天下事，雍正二年，他平定西陲，制定屯垦蒙古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功在社稷，前后多次获得奖赏，不止于李家几件瓦房，李煦家产充公之外，有一小部分赏赐于国家功臣，于此如何能推理出雍正之位乃是阴谋所得的结论？实在是奇之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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