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禩受挫之时，他的集团中的胤禵活跃起来，积极谋取储位。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以前，广泛联络士人，如接见大学士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时，“待以高坐，呼以先生。”李光地是理学名臣，康熙在建储问题上屡次征求他意见，胤禵企图通过陈与李的联系，并以此取得士人和官僚的好感，为自己传播声誉，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十四爷虚贤下士”的说法，当然，人们也看得出来，这是“颇有所图”——谋取皇储的。
正在这时，西北战事的发展，给了胤禵在政治上大露头角的机会。策妄阿拉布坦扰乱以来，康熙调兵遣将前往征讨，五十六年三月，任命富宁安为靖逆将军、傅尔丹为振武将军、祁里德为协理将军，分路戍宁，准备进攻，但没有任命统领前方部队的司令官。同年七月，富宁安疏报军情，康熙见奏，说我年老了，血气渐衰，就把这个事情拖延下来了，若是我少壮时，早已成功了。他说的是事实，平定三藩和噶尔丹，就是明证。如今年事已高，又有储位不定的头痛事，不能集中精力对付边疆的叛乱。有心启用皇子领兵，下命将富宁安的奏疏给诸皇子观看。五十七年春天，策妄阿拉布坦属下策零敦多卜进攻西藏，藏王杜尔伯特蒙古人拉藏汗请求清朝发兵救援，康熙命侍卫色楞会合驻守在青海的西安将军额伦特部军士前往援助，策零敦多卜先行攻入拉萨，控制了西藏地区。这时不仅战争地区扩大了，更严重的是准噶尔人掌握了西藏喇嘛教，对清朝记起不利。大漠南北及西北地区的蒙古人都尊奉喇嘛教，清朝历来利用它，作为统治、联络蒙古人的一个工具，它被准噶尔人夺去，意味着北部边疆的不稳定，所以康熙决心解决西藏问题。这一年三月，将胤禵由贝子超授王爵，并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准备往西边出征。九月，西安将军额伦特阵亡。十二月，康熙命胤禵率师出发。同时为提高八旗战斗力，任用皇子办理旗务，命胤祐管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胤礻我和胤裪分别主持正黄旗三旗、正白旗三旗事务。这是对皇子将军作了统一的安排。胤禵出师，康熙高度重视。出发前，他亲往堂子行祭告礼，出师这一天，登太和殿向胤禵授大将军敕印，胤禵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军营送行。根据康熙的命令，胤禵“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胤禵在军中称“大将军王”，所上奏章及皇帝的谕旨都这样称呼他。他做抚远大将军，官职非常明确，他在三月封王，这里又说用王纛式样的旗子，是按王爵对待，他究竟封的什么王，有无赐号，史料无征，即在他自己的奏疏中也只是说“大将军王臣”，从未见有王号。估计康熙封他为王了，但一直未给名号，有点类于“假王”。大约是因他年未富而无功，由贝子一跃为王，怕他的尚未有王爵的哥哥们不服，可是统帅又要有崇秩以便号令全军，所以先赐以王的名爵。随同胤禵出征的，有所谓“内廷三阿哥”，即弘曙、弘治、弘禧，都是康熙的孙辈，还有平郡王讷尔苏、裕亲王保泰子广善、简亲王雅尔江阿子永谦，都是皇室帝胄，因此康熙说此次出兵，是“命皇子为大将军王，又遣朕子孙等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这个阵容反映了他对胤禵出征的重视。
五十八年三月，胤禵驻扎西宁，奉康熙指令，以与京城相隔辽远，军事相机调遣。他统帅驻防新疆、甘肃、青海的八旗、绿营，声称三十万，实际十数万大军，并指挥当地蒙古人部队。康熙给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津降旨，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命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
胤禵到军前，一面整顿内部，题参办事不力的料理西宁兵饷的吏部侍郎色尔图、包揽运米之事的笔帖式戴通、贪婪索诈的都统胡锡图，一面遣兵戍守河西走廊。把重点放在对西藏用兵上。他做了达赖六世的工作。达赖五世死，拉藏汗迎立博达克山出生的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青海厄鲁特不服，迎立里塘出生的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驻西宁宗喀寺，康熙因策零敦多卜乱藏，封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不承认被策零敦多卜囚禁的阿旺伊什嘉穆错。胤禵使达赖六世传谕西藏、四川、云南地藏人，说皇帝派皇子领兵，“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应该欢迎清军的到来。五十九年正月，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由川滇两路向西藏进军，胤禵进驻穆鲁斯乌苏，调遣官兵，办理粮饷。十月，噶尔弼军入拉萨，延信屡败策零敦多卜部众，清除了准噶尔人势力，安定了西藏。清军护送达赖六世至拉萨，举行了坐床仪式。西藏战乱的结束，作为前线统帅的胤禵立了大功，康熙命立碑纪念，当时作碑文的是阿布兰，胤禛即位后，说阿布兰的碑文“并不颂扬皇考惟称大将军胤禵功德”，将碑毁掉，另撰新文。应该说阿布兰的碑文是反映胤禵战功的，因碑毁，使后人失掉了了解他的功绩的具体资料。
在策妄阿拉布坦领区，清军一直没有进展军士因病死亡的不断发生。六十年十月，康熙令胤禵回京，面授西北用兵的方略，十一月胤禵到京，康熙令胤祉、胤禛率领内大臣郊迎，次年四月辞赴军前。
胤禵在第一次离京之前，为争储位事，对京中政局很不放心。他对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皇父“但有欠好”，就早早带信给我。他倒不一定是关心乃父的健康，而是为自己相机行事。自胤禵有大将军之任命后，胤禩集团积极支持他，希望他能步入东宫，胤禟赞胤禵“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为之延誉。又当面对他表示：“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及至六十年，胤禵回京述职，胤禟怕不让胤禵再赴军前，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说明胤禟、胤禵是把出师看作争取储位的好机会。
胤禵在西北，继续招贤纳士，数次派人礼聘著名学者李塨。对自己前途很关心，五十八年让临洮人张恺算命，张恺故意奉承，说他的命是“元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胤禵生于二十七年，这时三十二岁，听了张恺的许愿，以为数年后可以龙飞九五，自然很高兴，称道他”说得很是：。胤禵同其他皇子一样，垂涎未来的御座。
胤禵被任为大将军，是胤礽求之而不得的。他的大将军，权重位尊，远远超过清初统一中原、平定三藩所任用的那些大将军。胤禛说他“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事者，从未之闻也”。适见他之不同于众的奇特地位。因此，在当时人的观念里，把这大将军视作向皇太子过渡的一个步骤。但是要走完这个里程，须要完成军事目标，对藏用兵的成功，便前进了一步，对准部的毫无进展，则难于达到目的。再说他还只是没有赐号的王，从等级制度看，与太子地位尚有距离。
胤禵远处西北边隅，对他立为皇太子有所不利，胤禛曾说康熙春秋已高，不可能立远离身边的胤禵。不能说没有道理。康熙年老多病，如果一心要立胤禵，让他领军出征，多少立点功劳，即可在西藏事毕后令其返京，何必要他长驻西北。或许有人会说，京中斗争激烈，胤禵在首都不安全，令其外出，倒合“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之意，可是后来实践证明，在外并不安全，有兵权也无济于事。
总之，胤禵是一位较有才能的、积极谋取储位的皇子，他逐渐为乃父所喜爱，有可能成为皇储，但还不是未正名号的皇太子。与他激烈争夺储位的，还有能人，一是他的同胞手足胤禛，另一个是胤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