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削除乐户、丐户、世仆、伴当、蜑户等贱民的贱籍，是清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事件，还在清朝，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近代史家也常常考虑到它。贱民身份的变化，反映被统治的人民政治地位的演变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研究的课题。本文不全面叙述所有贱民籍的解除，仅剖析绍兴堕民和常熟、昭文 丐户的历史，试图说明丐户的职业和身份地位，雍正削除丐籍的原因、进程和历史意义。
一、 绍兴堕民、常熟丐户的名籍
人户的属籍、关系到人们的职业、地位和对政府的义务，而且据有不可变动性，因此，考察堕民的削籍，首先要弄清他们的名籍问题。
关于堕民的名籍，明朝人徐渭(文长)说：“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 。就是说他不在良民的属籍之中。他的属籍是什么？有许多历史文献在记叙雍正一系列削除贱民籍时，只提堕民，而不讲其户籍中的名称 ，从而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堕民的名籍就叫“堕民”，其实不然。而浙巡盐御史噶尔泰的请除堕民籍疏，劈头就说：“请除堕民丐籍。” 很清楚，雍正赦除的堕民的籍称是“丐户”。堕民籍名丐户，由来已久，据乾隆时修的《余姚县志》引前人记载，早在南宋，堕民就叫丐户 。到元朝，称为怯怜户，明朝又叫丐户，清朝沿习不变。
堕民，也有被定为乐籍的。在绍兴府新昌县，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户籍登记中有乐户 ，民国时编纂的该县志书，又明确指出：“乐户，府志作丐户”。所以新昌的乐户，也是堕民的籍称，也即丐户。在习惯称呼上，亦有把丐户的堕民称为乐人的，如康熙《会稽县志》写该县婚礼习俗，谓新娘过门，由“乐妇扶掖出轿” 。这里的乐妇即指堕民家妇女，但行文者不称其为丐户妇，而称乐户妇，是把丐户与乐户等类观之。丐户与乐户的生活、地位，有许多相同处，所以噶尔泰就说他“实与乐籍无异” ，要求照开豁山西、陕西乐籍例放良。户部答复这个建议时说，堕民“较之乐户别编籍贯，逼勒为娼不同” ，因而提议饰令地方官严禁豪强欺凌堕民，而无须削籍。这又说明堕民的丐籍，与乐籍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尽管堕民地位与乐户相近，甚至有少量的人被籍为乐户，但是他们是丐户，而不是乐户。
堕民的丐籍，与那种乞讨叫化的丐民户也不同。乞丐，贫穷到无以为生，靠讨米度日，他们虽然也同堕民一样为人们所轻视，但封建政府并未将他们列为贱民。明朝人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说：“若数着良贱二字，只说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到数不着那乞丐。”看来乞丐只是没钱，身上却无疤癜。这种小说家之言，倒真实地反映了乞丐的良民地位。作为堕民的丐户，“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 。他的丐籍表示身份，同没有职业的乞丐的民户，在户籍分类上截然不同：一属贱民，一属良民，不可混淆。
至于同被雍正削籍的绍兴堕民丐户与常熟的丐户，则在名与实两方面全是一致的：都籍名丐户；都是生活、身份相同的贱民，故清政府以常熟丐户，“与浙江堕民无异”，才准予除籍 ；在习惯称呼上，浙东丐户，“俗名大贫” ，常熟丐户，“男谓之贫子，妇谓之贫婆” ，两处都离不开一个“贫”字。
贱民丐户，被赦除的是绍兴府、常熟和昭文一府两县的，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人户。《堕民猥编》说堕民散布“苏、松、浙省” ，确实如此。绍兴的邻郡宁波府奉化县，四民之外，“有所谓丐户，俗谓之大贫” 。在鄞县，有堕民，男子被叫做“堕贫” 。苏州府的附郭长洲、元和、吴县三县，也有同于常熟的丐户 。
以上分析，使我们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绍兴堕民、常熟丐户的名籍是丐户，它不同于乐户、乞丐户，更不同于军、民、匠、灶等的良人户。雍正的所谓削籍，就是豁除其丐户户籍。
其二、绍兴、宁波、苏州三府的堕民，基于社会地位、职业的一致，构成一个社会集团，因此应当把他们视为一体，对他们的历史统一考察，统一说明。具体地说，绍兴堕民的放良与常熟丐户的除籍是一回事，而不是两件事，这也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篇文章来作的原因。
二、 丐户来源的诸种说法及其之甚不可考
堕民，何以成为堕民，成为丐户？请先看文献资料所提出的几种不同的说法：
（1）南宋罪俘被罚说。徐渭说：“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名堕民。”又说：“丐自言曰：宋焦光瓒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 沈德符把“丐自言”的内容记叙得又具体些：丐户，“乃宋将杨延昭部将焦光瓒家丁，得罪远徙”，流传下来 。
（2）南宋罪犯，明太祖处罚说。《堕民猥编》的记载基本上同于徐渭文章，但又指出：“明太祖定户籍，匾其门曰丐。”是说明太祖痛恨南宋汉人投降金朝，进一步罚及其后裔。
（3）官员获罪被罚说。祝允明说丐户皆来源于“宦家”，是政府“以罪杀其人，而籍其牝” 。
（4）明初处罚蒙古人说。瀛若氏说：“明灭元，凡蒙古部落流寓中国者，令就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 ，在常熟者即然。
（5）明太祖处罚胡惟庸后裔说。此说见民国《新昌县志》卷6《风俗》，并说是据《鄞县志》所载，然我们查鄞县乾隆、同治、民国诸志书，并无此记叙。
（6）元灭宋罚罪俘说。1979年出版的《辞海》“堕民”条说：“元军灭南宋后，将俘虏及罪人集中于绍兴等地”，产生堕民。此说少见，不知何所据。
此外还有一些推测的说法，如稻叶君山说堕民，“虽不知其起源，大约为反抗明太祖之陈友谅之后裔，亦未可知” 。鲁迅说堕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 。
对这种种歧异的说法，我们很想将之辨析清楚，何说为是，何说为误，以便明了丐户的来历。但是探索资料的结果，使我们失望了，可以说丐户来历问题，已没有办法完全搞清，原因是：
（1）明代与丐户同时同地生活的学人已不得其详。徐渭，绍兴山阴人，生于公元1521年，卒于1593年，是明代有影响的文学家，又重视堕民问题，撰成《会稽县志风俗论》专文，但他坦率地表示不知丐户之所始，把南宋罪俘后裔的说法只是当作传说加以记载，可见他的态度是严肃的，不强不知以为知。祝允明，苏州长洲人，1492年中举，卒于1526年，比徐渭早半世纪，却没能比后者提供得更多一些。沈德符，1578－1642年，嘉兴秀水人，视听颇广，下笔甚勤，然其所知也不过焦光瓒家丁之说。《堕民猥编》一书，不知出于何人何时何地，笔者亦未克获见，但浙东志书引述该书内客，置于《万历野获编》之前，是明人之作，其立说也同于徐渭。徐渭、祝允明等人是勤奋而严肃的学者，处于明代，和丐户生活在同一地区，他们对其来源问题已不考校，可见他们是把它当作无法澄清的问题了。
（2）削除丐籍的当事者也搞不清楚。雍正君臣豁除丐籍，按理需要查明丐户源流，但是他们没能做到。他们所了解的，没有超过明人。噶尔泰奏疏中关于丐户的起源，只是抄录了《堕民猥编》的文字；雍正死后，以乾隆名义写的《泰陵圣德神功碑》，颂扬雍正除贱籍，说什么“自明初，绍兴有堕民”云云 。在如此庄严的文献中，竟然出了明显的错误，显而易见，以当政者的力量也无能明其根由。
（3）乾嘉考据学盛行时，名家亦不考。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钱大昕接触过堕民问题，他编《鄞县志》，在堕民集中，抄录《堕民猥编》文字外，仅叙丐户妇女服饰数语，显出不愿多及的态度。而他在书中特立《辩证》一卷，考证前人对当地历史叙述的错误。他是考据大家，对鄞县其他史事的考察颇有兴致，独对堕民问题素然寡味，不能不说他是把这个问题当作不可考而放弃了。
（4）堕民问题专家也不能明了其真相。光绪末年，宁波出现的第一所堕民学校校长陈训正，是极其关心堕民问题的专家，他后来担任《鄞县通志》的总纂，而该书所记录的堕民史事，是我们所见到的文载中最多的。陈亲自写了《堕民（丐户）脱籍始末记》一文，关于堕民的产生，也是摭拾南宋罪俘说。这就说明，他对此问题也无法圆满解答。
看来，堕民的产生问题，由于年事久远，文献湮没，信史不足，所以明清以来的执政者、学问家、堕民解放的热心人，都没能把它彻底弄清。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无法搞清的历史问题，犹如斧声烛影、建文兴亡等疑案，不必再费力气去探究。
然而关于来源的那些异说，并非完全不可评论。人们可以准情度理，选择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我们出于以下考虑，认为把第一、第二两种说法结合起来，似乎是相宜的。
（一）南宋初年有惩罚“罪人”为堕民之可能。宋室南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而两浙又是突出的地区。在这里，金骑驰骋，宋兵蚁屯，政变、兵变迭发，人民暴动频起。南宋政府在武力镇压同时，采取严酷的善后措施，强化其统治。如公元1129年苗付、刘正彦废宋高宗，拥立皇太子赵旉，隆裕太后赐苗、刘铁券，使之同意高宗复位，然高宗恨之极，不惜食言，斩苗、刘，又议皇太子窃据帝位之罪，使其惊悸而死。高宗还不解气，将其保母处死。对自己的亲骨肉尚如此残忍，处理那些失败的“叛卒乱民”，就更不知要凶狠多少倍了，据此而论，南宋皇帝把叛将子孙贬为堕民，世代践踏，不就是很可解的吗？这种揣测之词，非我们所始，前人有言：“宋南迁，将卒背叛，乘机肆毒，及渠冠以剿捕就戮，其余党焦光瓒等贬为堕民，散处浙东之宁、绍……” 我们的看法同这种观点是相近的。
（二）堕民之出现应早于明初。祝允明成年时期距明朝建国不过一百二三十年，徐渭也不到二百年，如果处罚堕民是明初的事，人们就不会那样搞不清楚，使得祝、徐等仅据口碑，“以相传”之词数文塞事。若作南宋初年发生讲，则历时已四百多年，人们对之模糊不清，征之传闻，则是可能的，故我们说堕民不会始见于明初。因此，那些认为它是发生在明初的说法，就难以使人折服了。
（三）堕民称为丐户，可能同明太祖有一定关系。我们说堕民不始于明初，为什么那么多的说法会同明太祖相联系呢？看来《堕民猥编》所说的明太祖定堕民为丐户有一定道理，即南宋处罚降金将领以来，明太祖再一次确定他们的贱民地位。或许要问：明太祖会管隔一朝代的降金将领的事情吗？那又是为什么呢？明太祖确实有惩罚南宋官僚投降元朝的事情——“诏宋末蒲寿庚、黄万石 子孙不得仕宦” 。明太祖以反对蒙古族为统治民族的元朝为政治资本，又希望臣民忠诚于他的明朝，因此需要提倡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和民族气节。在此政治要求下，既有惩罚南宋降元的官僚的事实，当有进一步打击南宋降金的官僚的可能。
综上所述，关于堕民丐户的来历，我们认为已经不可能考辨清楚，种种说法的是非正谬盖难判定；不过，南宋政府惩罚叛官罪民之妻孥，而后明太祖又予以重申，似乎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合理成分 。
堕民来历的诸种说法中，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说它之所以发生，是政治上的胜利者惩罚那些失败者。这一点，稻叶君山曾加注意，他说：贱民“殆多为政治上之失败者，此则不可不知也” 。说得很好，但是还不够中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对政敌本身屠戮之外，还广肆株连，把他们的亲属严密控制起来，横施压迫，甚至贬为贱民。因此，与其说被惩罚为贱民的是政治上的失败者，毋宁说是他们的家属和后裔。堕民丐户就是政治株连的产物，他们的遭遇是中国封建统治残暴性的表现。
三、 丐户的职业与经济
丐户不是靠讨乞为生，前已提及，他们有谋生的职业。徐渭说：“四民中居业，（彼）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 他们的职业，以类分别介绍如下：
吹唱演戏。吹唱，“为堕民之专业” ，也是堕民的主要职业。他们充当吹鼓手和戏剧演员，服务于人们的红白喜事和士大夫的宴会，还以此应地方政府的差役，如苏州迎春祭芒神，“妆扮风调雨顺，乃系丐户应值” 。堕民还遵照地方上的风俗习惯，作各种应酬表演，如除夕，“堕民以鼓吹遍贺民家，谓之闹元宵” 。
各种小手艺和小买卖。堕民塑造土牛、土偶，拗竹灯檠，编机扣，捕蛙、龟，卖饧、饼。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手艺、小饮食，供人们用作祭祀和赏玩。常熟的丐户制绳索，宁波还有从事锻铁的。
抬轿子。宁波堕民有的以抬轿子为业，因此被称为“轿堕贫”。民谣：“戛击戛击送，堕民抬夜桶” ，哄笑堕民扛抬新娘便桶到婆家。到近代，宁波出现码头脚班，大半也由堕民从业。堕民在抬轿之外，还于人家婚姻时，在客堂上伺侯宾客，被称为“值堂”。
保媒、卖珠。堕民妇女的工作，《堕民猥编》概括是：“为人家拗发髻，剃妇面毛，习媒妁，伴良家新娶妇梳发为髢。”堕民妇女为人家婚姻奔走，人家成亲时当伴娘，代表男方到女家迎亲，并指导新娘完成繁缛的结婚仪式。有的县份新郎亲自迎接新娘，堕民妇则作为女侍随行 。堕民妇女还充当栉工，为即将出嫁的女子开脸，或帮助大家妇女梳装。堕民妇女还利用出入顾主内宅的方便，为女主人买卖某些化妆用品，所以又被称作“卖珠娘” 。
从医。堕民妇女有做接生婆的，为小儿看病的；堕民男子也有业医的。
丐户的通常职业，已如上述，它有着明显的特点：
一是从事服务性的微贱劳动。丐户打铁、制柜、捕蛙，是生产性劳动，但不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他们的基本劳动是所谓侍侯人，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他们的行业，为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但又是千百年来被人们看不起的，低等的。
二是为整个社会，特别是富贵之家服务。每一个丐户，有一定的主顾，但作为丐户整体讲，它不是隶属于某一个家庭或家族，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婚丧嫁娶是社会上各种家庭所不断发生的，节日的庆贺，拜神祀鬼的活动，已经成为全部社会的或地方上的风俗习惯，为这些活动而出现的职业的从业人员，自然是为社会大多数人效力的，丐户的职业就是如此。但是人们中最需要丐户职业的还是社全的上层——官僚、大地主，因为他们讲排场，摆阔气。如在山阴，有钱的人家，即使平常的宴请亲友，也要“罗珍馐、列声乐，以丰侈为敦厚” 。堕民的吹唱，既是他们骄奢淫侈生活的玩物，又是表现他们富厚之家气势的点缀。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男女有别”是神圣不可违犯的道德准则，而且越是世家大族，越加严重。新昌县“名门右族，闺门严整，非至不相见，街市店肆中不见妇女往来” 。大家妇女被锁禁深宅白绣楼，她们生活上的某些要求，通过堕民妇女同外界联系，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所以富贵之家的男女都特别需要从事丐户职业的人为他们服务。
丐户的职业及其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经济状况。堕民男子为人抬轿、鼓吹、值堂，混顿饭吃，得点喜钱，“所谓抬到吃肉肉，袋里有铜铜（指铜钱）” 。堕民妇女的收入要比男子为多，她们担当的事务比男子重要，服务对象中有高门大户，只要侍奉好老爷、太太、小姐、少奶奶，就可多得赏钱，所谓“受役于殷实富贵之家，所获百倍于男” 。堕民的酬金，大体上不是以某一次的服役来定，而要看他的主顾的财力和应役状况。所以堕民妇女出门时总要携带口袋，以便随时向顾主领取物品。不管堕民领取报酬的方式如何，男女收入的差别怎样，他们所从事的卑贱职业，决定了他们中的多数人经济困窘。也有的人比较富裕，拥有田产和金钱。如沈德符所记载的在北京行医的绍兴堕民甄某“起家富厚” 。有的人积资产，开设戏局 。所以作为一个整体讲，丐户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但在其内部，经济上有所分化，有穷人和富人之别。因此，我们认为丐户、堕民主要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身份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