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杨珍
曾被父皇康熙“常称为诚孝”，一继位便声称永遵（皇考）成宪，不敢稍有更张”的雍正，却率先打破子随父葬制度，远离东陵，在易县泰宁山（后改为永宁山）太平峪为自己修建万年吉地，即泰陵。此后，嘉庆、道光、光绪三帝也先后葬在这里，这就是清西陵。
对于雍正另辟陵区一事，一种说法是因为他违背康熙意旨取得皇位，心怀恐惧，于心有愧，所以远远避开东陵。另一种说法是雍正过于迷信风水，由于在东陵找不到上吉之地，被迫另寻陵址。前一种说法缺乏史实根据，后一种说法虽然与雍正本人的解释基本吻合，但实际情况恐怕也并非如此简单。
雍正七年（1729年）十二月的一条上谕中说：“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可是“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就是说一致认为孝陵、景陵附近已无吉壤。后来总算选择到“九凤朝阳山吉壤”，“与朕初意相合”。不料“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否定了这块“吉壤”。雍正紧接着说：“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朝臣们当然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于是在太平峪为雍正修建万年吉地的方案最后确定下来，清帝陵寝从此一分为二。
雍正关于另辟陵区缘由的解释，有几个疑点。第一，“堪舆之人”俱称孝、景二陵附近已无吉壤，但后来乾隆、咸丰、同治三帝却为何又都在二陵近旁相继找到万年吉地？第二，距离孝、景二陵较远的九凤朝阳山吉壤被否定后，雍正为何不指示“堪舆之人”在东陵其它地区堪察万年吉地？因为其后乾隆已明确指出：“遵化（东陵）、易州（西陵）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第三，怡亲王允祥和“通晓堪舆术”的高其倬，为何也不在东陵广大陵区内寻找吉壤，偏偏跑到远离东陵数百里之外的易县地区进行勘察？对于另辟陵区这一违背子随父葬制度且又劳民伤财之举，他俩岂敢自作主张？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雍正得到“堪舆之人”关于孝陵、景陵近旁已无吉壤的奏报，以及九凤朝阳山的吉壤被否定后，萌发了另辟陵区的想法，所以有意不发出在东陵其它地区继续寻找的命令，却指示允祥和高其倬等人到易州地区勘察。据乾隆年间撰修的《易水志》记载：“雍正八年（应为七年——作者），世宗宪皇帝钦命怡贤亲王会同两江总督高其倬在京师西南一派山麓间往来采卜，至易州之西太平峪兴隆庄，万峰环列，百泉回绕，四周佳气共抱龙穴，敬谨择定万年吉地，奏准。”可见另辟陵区是雍正的决定，出自其本意。
雍正这样做的真正意图何在？不妨从其政绩与抱负、性格特点以及当时的形势等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雍正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对清朝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康熙晚年，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动荡不安，盛世笼罩着停滞甚至倒退的阴影。雍正继位后开始全面整顿，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几年内便基本改变了康熙晚年的局面，使原已激化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社会再度向前发展，为盛世进入鼎盛阶段创造了条件。他不愧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帝王。
雍正又是一位很有抱负的皇帝。他的治国目的是“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移风易俗，跻斯世于熙皞之盛”，并认为科举出身的朝廷大员们如“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果能尽行洗涤，则天下永享太平。”
知子莫如父。康熙在雍正二十二岁时曾对他做过如下评语：“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还有人指出雍正“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果敢刚毅，自视甚高，容易急躁，一定场合下唯以个人意志行事而不顾及其它等等，确实是雍正鲜明的个性色彩中十分突出的特点，对于他做出另辟陵区的决定不无直接影响。
雍正继位后的改革举措，充分表明他绝非亦步亦趋、因循守旧之辈，恰恰相反，他不仅大胆清除前朝败政，而且敢于标新立异，行前人所未行。打破子随父葬制度另辟陵区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他不具备很大勇气与胆识，无疑不敢如此行事。不过，这样做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带来了不少麻烦，从这一角度看，不能不说他做此决定时带有一定的轻率性。
雍正的自视甚高，也表现在他对父皇康熙的真实看法上。他除去对康熙晚年的储位安排及一些失误深为不满外，还认为在为政最重要的问题上，自己胜过康熙：“朕事事不及皇考，而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亲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言外之意，康熙既然并不完全“洞悉下情”，那么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采取的措施，当然也就不能十分恰当并行之有效。雍正贬低康熙之意十分明显，《清世宗实录》转引这番话时，不得不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一语删去。
事实上，作为康乾盛世的开创人，康熙的治国才能与观察问题的敏锐性在古代帝王中都属佼佼者，从起居注及实录看，他对官场恶习也是相当了解的。只是在其晚年，保守思想不断增长，大半精力又消耗在处理储位之争与西征之役两件大事上，顾此失彼，朝政因此逐渐废驰。
雍正另辟陵区还与当时朝廷内外总的形势有关。雍正五、六年（1727、1728年），初政时期的改革与整顿已大见成效，清王朝各个方面又重新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势头。政敌允禩、允禟集团已被肃清，雍正在这一关系到皇权是否得以巩固的斗争中获得全胜，中央集权也随之进一步加强；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进展顺利，取得很大成功；经过长期、周密准备后，清军对准噶尔部的征讨即将开始，雍正自以为胜券在握。这些十分有利的条件，无不使他更加踌躇满志。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堪舆之人报称孝陵、景陵附近已无吉壤，而九凤朝阳山吉壤也被否定后，雍正终于萌发了远离东陵另辟陵区的想法，旨在为自己身后安排一个与生前业绩相适合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虽然并非开国之君，但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所以也就有理由远离东陵，去做新陵区的第一位主人。
尽管雍正此后从未发表过关于东陵做何处置的言论，然而以孝、景二陵附近已无吉壤为根据另辟陵区的做法，不仅使东陵可能遭受不再被使用的厄运，而且为后代清帝各自选择陵址开了一个不良先例。首先面临这一难题并予以解决的是雍正的继承人乾隆。
乾隆七年（1742年），王、大臣及钦天监官员在孝陵、景陵附近的胜水峪，为乾隆找到一块上吉之地。此外“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不久就在这里兴建了裕陵。乾隆所以不顾雍正关于孝陵、景陵附近已无吉壤的说法，违背子随父葬之制，远离泰陵，将自己的万年吉地设在此处，实在有难言之隐。
乾隆成为太上皇后，在嘉庆元年（1796年）十二月的一道谕旨里，追述了他在继位初期对东陵前途的忧虑：“乾隆元年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伸爱慕。”因而他在乾隆七年才断然决定：“是以朕万年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圣（胜）水峪。”
对于雍正留下的这一棘手问题，乾隆本人已受其累，决不愿让自己的子孙仍旧处于两难之中：“若嗣皇帝（指嘉庆——作者）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于是他制定出一项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此后“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
乾隆在这条谕旨中还进一步指出：“且遵化（东陵）、易州（西陵）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
虽然作了上述指示，乾隆还是放心不下，三个月后再次发出谕旨，除去强调东、西二陵吉地甚多，后世子孙“断不必另择他处，有妨民业”外，还特别告诫说：“堪舆术士，每多立异邀功之习，所言最不可信。即如朕选择万年吉地时，定于东陵界内之圣（胜）水峪，而进爱（当时的钦天监监正——作者）又欲改卜，经朕察其言虚妄，即将进爱治罪示惩。万世子孙皆当以为法，庶不为形家之言所惑”。
乾隆传位后连续发出的这两条指示，表明了他对雍正另辟陵区的看法，以及为消除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第一，东陵吉地很多，勿须另卜他地；第二，另辟陵区“有妨小民田产”，劳民伤财，有弊无礼；第三，后世子孙不得再以已无吉地为理由重复这种做法；第四，东、西二陵轮流使用，不可偏废；第五，通过披露勘察裕陵风水时，进爱为“立异邀功”，“又欲改卜”一事，暗示雍正另辟陵区是误听术士之言所致。
从此后东、西二陵交替使用（尽管与乾隆制定的方案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看，乾隆确实解决了雍正另辟陵区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乾隆继位后不断纠正雍正的不当举措的典型事例之一，也是他去世前所做的最后一项纠正。
清帝陵寝的一分为二，是由雍正本人的成就与抱负、性格特点以及当时的形势等多种因素所决定，同时也是他与康熙之间关系的一个反映。而乾隆煞费苦心地从中弥缝、遮掩、调和的迹象，更是显然可见。在陵寝的问题上折射出的康、雍、乾三帝父子祖孙之间错综复杂且又微妙的关系，委实耐人寻味，很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这对康乾盛世后期政治史的研究将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