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by佩雷菲特

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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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
    英国在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之后当时已是西方的第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拥有许多殖民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中国却一直是东方的第一大国，虽然鼎盛时期已过，但仍统治着疆域辽阔的领土，周围许多国家对这强大的邻邦还得俯首称臣。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向外扩张，以寻求原料与市场，自然觊觎这块远东的沃土。正是在这种扩张主义的战略下英国派团访华，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并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的不同，认为“中央帝国”同异邦的关系只能是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异邦只有岁岁来朝、俯首称臣。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进步与西方的科学文明一概不知，而为自己处“盛世”沾沾自喜。他们认为英国是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
    这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
    佩雷菲特先生出生于1925年，先后在第五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和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0年后又以全部赞成的票数被选入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历史部。1981年任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编辑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国民议会议员与普罗范市的市长，在法国的政界与学术界都颇有影响。
    佩雷菲特早在50年代就有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的书的想法。他在波兰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与巴罗写的有关中国之行的书。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长期受到18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的影响，以为中国是一个由开明君主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而英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使佩雷菲特先生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他就想把这个中国介绍给他的同胞。
    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他出版了《当中国觉醒时……》一书（1973年），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此书被认为是法国非汉学家写的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著作，奠定了佩氏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
    为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
    作为此书的附录，他准备出三本资料集：第一本为清室档案，1991年底已全部译成法文，并以《中国人的观点》的书名出版；另外两本分别为英国外交部与东印度公司和天主教会的有关档案，现正在编纂之中。
    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佩氏对马戛尔尼访华一事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闭关锁国只能导致文明与国家的衰退，无力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也可使我们今天更坚定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此书翻译的分工如下：

    　　　　前言、小引　　　　　　　　　　　　　毛凤支
    　　　　第一章至第五章　　　　　　　　　　　谷折
    　　　　第六章至第二十九章　　　　　　　　　薛建成
    　　　　第三十章至第四十三章　　　　　　　　夏春丽
    　　　　第四十四章至第六十二章　　　　　　　毛凤支
    　　　　第六十三章至第八十章　　　　　　　　钮静籁
    　　　　第八十一章至第八十八章、结论、附录　王国卿

    王国卿统阅全文。
    本书翻译时得到了法国友人汤明毅先生及阿妮·吕埃女士、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图书协会和设在阿尔城的国际文学翻译学院的帮助，特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会长张芝联先生、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朱雍先生、北京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曹增友先生的帮助与指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原著旁征博引，涉及的参考书籍极多，有些无法找到，只能根据佩氏所引的文字直译；书中所引的中文材料绝大部分都已找到原文，有个别因来源不明无法找到的只能从法文译回中文，几经周折当然就不会是原来的模样了，读者引用时务请注意。
    　
    　　　　　　　　　　　　　　　　　　　　　　　　　　　　1992年12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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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们欧洲人的准则来判断中国，没有比这更能使人犯错误的了。
                                 ————  马夏尔尼勋爵（1794年）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1822年）
    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
    艾蒂安·巴拉兹（1968年）纪念费尔南·布鲁代尔，他为马夏尔尼勋爵出使中国所吸引，并认为那是文明与思想的比较史中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时刻；并此纪念罗伯尔·胡尔曼，他那渊博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和对中国的热爱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
    一次探索的冒险
    历史中既充满了国王的见证，也同样充满了他们的仆从的见证。
    伏尔泰
    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我还从未听说过有比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大多数的文化冲突是“文明人”和“善良的末开化人”之间的冲突。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用今天委婉的说法就是“北南”双方——的争论，一开始就由于殖民征服而恶化了，殖民征服使殖民地人民的心灵遭受了无法忍受的创伤，那就是一种集体的自卑感；它使殖民者在一度陶醉于自己的统治后，由于掠夺行为而不断地产生着自罪感。但是在许多世纪内得到不同发展之后，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两个社会——它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的代表的这种相遇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更具有典型意义：它有着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的纯正性。
    在战后的波兰，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买到被政权弄破产的大家族竭力要卖掉的古籍书刊。1954年，我从克拉科夫的一个旧书商那里购买了一套旅行丛书，这套书是由一个显赫门第的幸存者脱手的。这套探险记盖有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的
    藏书印章，此人在1802年因波兰被瓜分而反常地当上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大臣。在一个半世纪内，俄国的入侵造成了先辈的荣升和后代的不幸。这些贵族遭遇到可怖的命运，从宫殿被投入卡廷的万人坑；一些历尽沧桑的书籍失而复得，真是不可思议……
    这套藏书曾在两个意义上惹人注目。首先，在18世纪的后半叶，欧洲兴起长途旅行的狂热。这种狂热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也曾在欧洲出现过；接着他们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来消化自己的发现。这一次他们又跨出了新的一步：一个“有限世界”的时代即将开始。
    其次，这些著作大多译自英文。在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共同垄断远征的时代后，轮到英国人上场了——这是个人口不多，却如巨人般有力的民族。他们远远超过了布干维尔和拉佩鲁兹的法国。他们无所不在；他们将去撞击大部分的古老社会，并迫使它们——尽管它们并不愿意，就是英国人自己也并非真正愿意如此——进入现代世界。随着他们殖民地的相继解放，英语成了世界通用的语言，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面对“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
    在所有这些记叙中，最吸引我的是跟随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在中国与鞑靼的旅行纪实。其中一篇为使团的第二号人物乔治·斯当东所著；另一篇的作者是使团的总管，曾叙述过“邦蒂号兵变”故事的那位约翰·巴罗。我承认，这12卷书对我来说完全是新发现。对于18世纪的中国，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耶稣会士、莱布尼兹和伏尔泰曾经说过的：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您是否知道，正值法国大革命之际，英国人却派遣了一个浩大的使团前往中国，以使它对英国开放？您是否知道，他们就像面对巨人哥利亚的又一个大卫，尽管只有800万人，却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打算同一个拥有3．3亿人口——人类的三分之一——的国家平起平坐？而中央帝国——“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竟粗暴地拒绝了他们所有的要求？
    您是否知道他们的使节发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在启蒙时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国？您是否知道他们曾竭尽全力彻底摧毁这个神话，并指责天主教传教士的书信为欺骗？您是否知道这个“不可超越的榜样”开始在礼仪上显得僵化，并因虚荣而显得做作？
    最为奇怪的是一件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马戛尔尼最终的失败：他拒绝叩头——即根据宫廷礼仪，在皇帝面前下拜叩头九次。这一插曲会使孟德斯鸠欣喜若狂，他曾用一件小事来解释恺撒之死：暴君违背惯例，忘了在全体元老院议员面前起立。以前最专断的行为也没有引起共和主义者的反应，但是这种傲慢的态度却导致了谋杀：“没有比违反他人的习俗礼仪更得罪人的事了，因为这总是蔑视他人的一种标志。”
    “天朝”被得罪了。皇帝缩短了使团逗留的时间。两国关系破裂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中国的崩溃；19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20世纪西方与第三世界间因仇恨引起的误解。禁止革新
    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是来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的，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给予孔夫子启示的或孔夫子给以启示的“经文”包含对所有困难的解决办法。这本书里一切都说到了。要改变其中的任何内容都将是自负的表现。
    为了不变，最好是避免交往。但是英国人已把买卖做到了从未有过的水平；他们还想更提高一层。他们明白通过贸易，卖方和买方双方都能获利；犹如两个情人，每人都不可能独自获得只有对方才能给予的满足。满清时的中国对商人十分蔑视，对经商极不信任，对外国的创造发明拒不接受，这些都无一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国内的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却被官僚政权的控制和垄断所扼杀。马戛尔尼使华是自由贸易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对此最无动于衷的国家之间的相会。
    这次远征使人深入了解到传统社会之所以“不发达”和先进国家“发达”的奥秘，它们之间的相会很可能将支配未来的世纪。中国的不变性
    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它的人口一直过剩，并长期受到贫穷、混乱和分裂的威胁。在医学方面，它始终局限于针灸、草药及十二经络。尤其是因为生计无定，中国人仍然像过去那样依赖自己的集体：每个人应该或不应该想什么或做什么，这些都要由集体来确定。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联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尽管大跃进导致了灾难，许多中国领导人仍认为中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西方最多只能为它提供一些方法。120年来它遭受的那么多不幸是因为它遭到贪婪的民族掠夺的结果。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后了，但它将在几年内赶上去，它将恢复已有数千年的优势。在文化革命中
    1971年7、8月，我率领文化革命5年来获准前往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前去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
    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井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间，除了来自上面的赞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诏书之后是小红书而已。
    土地占有同样的优势：乾隆蔑视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各国商人，毛主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这都是因为几乎全体人民都住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的缘故……
    同样是私下的争斗，爆发于突然之间，而事前表现出来的某些迹象只有在事后才能理解。
    1971年9月，我们回到欧洲后，同大家一起获悉毛的亲密的信徒、小红书的狂热鼓吹者林彪元帅可能想逃往莫斯科，并在空中被击毙。我们回想起中国的礼宾司司长在7月中建议我们为毛和周恩来，而不为林彪——尽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干杯。马戛尔尼及其伙伴回国几年后，他们得知宠臣和珅成了一出类似的悲剧的亡故者。在中国，今天同往昔一样，塔耳珀伊亚岩石在卡庇托山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围。
    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革命的暴力本身证明这些遗产具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消灭的是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反动的”东西。如果说“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动荡，那是因为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解放了的农民仍然在其被剥夺了财产的主人面前发颤。仅仅取消旧官僚体制的科举、等级和特权是不够的，党的官僚体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还应当粉碎敌对阶级，羞辱知识分子，摧毁等级制度。中国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从过去的杀戮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一些金色和红色的标语牌重复着这个口号：“古为今用！”毛的壮举就是赋予中国人这样的感受：他们在废除其遗产的同时仍然忠于它。 

    1973年发表了我对动荡中的中国的想法，其中多处提到马戛尔尼使团。许多读者询问我如何能得到那本书。我曾有过再版该书的想法，因为那次出使在法国罕有人知。诚然，斯当东和巴罗的两部纪行当时很快被翻译，一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拿破仑读过这两本书。它们启发他说出了这句名言：“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但是，过后这段插曲就被我们忘却了。甚至连学术著作都对此只字不提；汉学家们限于人手，又都要专攻一个课题，所以对此尚未作出任何研究。于是便开始了一段搜集资料的漫长时期。
    在英国，因为出使之事曾轰动一时，所以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就应当砸开它的大门！当时除了斯当东和巴罗的两份官方报告外，还发表过四份汇报。卫兵霍姆斯的日记十分天真。大使跟班安德逊的日记则被有倾向性的记者孔博“整理”过。亚历山大是两位随团画家——如同当今的摄影师——之一，他的日记同他的水彩画一样富有色彩。最后是赫脱南的日记，他是德国人，大使的见习侍童的家庭教师，遣使会在北京的传教士拉弥额特神父在谈到他时写道：“不全是他发明的火药。”
    后来又出版了两本纪行。一本为“天文学家”丁维提所著，他被“中国人的幼稚轻信”惊呆了。第二本是马戛尔尼勋爵亲自写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1908年海伦·罗宾斯意外地发现了手稿后出版的；1962年由克莱默－平教授出版了经过精心校勘的另一个版本。
    偷懒重印这些著作中的某一部是否就够了呢？这些著作互相补充，互相修正。我继续寻觅，发现了从未出版过，甚至也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如见习侍童的日记：小托马斯·斯当东出发时年仅十一岁，他天真地记载了父亲和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掩饰的事情；他的学生作业当场揭露了成人叙述中的不准确之处。还有1817年他作为副手的第二个使团——即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的纪行。最后是他的回忆录，在1856年出版。又如指挥舰队的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手记。“印度斯坦”号船长马金托什写的航行日记，那是一位厉害的生意人，在远东的商业航行中久经考验。还有使团秘书，马戛尔尼的表兄弟温德的日记。随团医师吉兰博士的科学笔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与伦敦的“先生们”之间的书信。马戛尔尼与内政大臣、波特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敦达斯之间的书信。这样，我们就有差不多15位经历过英国使团访华的种种曲折的见证人。
    难道不能将英国人的看法与其他西方人的看法加以比较吗？有一个瑞士人：夏尔·德·贡斯当，以及4个法国人，他们是：安特卡斯托骑士，他在1787年被路易十六派往广州；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此人在广州居住了相当长时间，1799年对斯当东的纪行作出了反应；1784年至1799年在广州负有使命的吉涅骑士；法国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皮隆，他目睹了马戛尔尼途经澳门的情况。5个见证人中的后两位就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别扭关系撰写了带有实质内容的报告，这些报告保存在法国外交部。

传教士的观点
    当时生活在北京和澳门的传教士——法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葡萄牙的——对使团的活动十分关注。著名的耶稣会神父钱德明生前写的最后一批信件涉及英国使华的事。耶稣会的档案中有数十封信，如果耶稣会没有在1773年被取缔的话，本来也会在《耶稣会士书简集》里发表的。天主教遣使会的档案同外国传教团的档案里也保存着这类信件。
    在澳门，我有幸同葡萄牙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戴西拉主教过往甚密。他年幼时便去中国，在有关葡萄牙历任总督与天主教传教会的资料堆里度过了漫长的一生。1966年时，他在葡萄牙老城领导的圣·约瑟神学院里有一百多位欧洲教士和中国学生。……文化革命动乱一开始，所有人都逃往香港。他忧愁地对我说：“如同一群麻雀。唉！寻求殉道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又只剩下了戴西拉神父和年纪最老的几个教士。他剩下要做的事就是致力发表《澳门史》。
    按照他的说法，马戛尔尼的使命既是为了让中国开放通商，也是为了侦察一下澳门的情况。“英国人本性妒忌。小小的葡萄牙在澳门扎根已有250年了：英国人必须得到另一个澳门，否则就要夺走我们的澳门。马戛尔尼详细地记录了葡萄牙的防卫情况。传教士们没有为这种伎俩所欺骗！同中国一起总是可以融洽相处。而同英国人则毫无办法！”
    多么荒谬啊！在革命战争与帝国的历次战争中，葡萄牙是英国的盟友。然而，它在中国的传教士却强烈地反对英国人——这些“傲慢的异教徒”。戴西拉主教只是把试图阻挡马戛尔尼出使的葡萄牙神父的争吵老调重弹而已。相反，当时法国和联合王国处于战争状态，北京的法国神父却在竭力帮助英国人……
    戴西拉神父一面让我看他的研究成果，一面模仿马戛尔尼见乾隆时的情况：“他倨傲地屈起一条腿，就这样。这对皇帝是种侮辱！葡萄牙教士整天叩头，即便人家不要求他们也叩！处于马戛尔尼的地位，我会不止叩一个头，而是十个，一百个头！这样才能有所进展！要是两个自大的家伙——马戛尔尼和80年前的铎罗红衣主教——没有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话，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可以日趋密切的。铎罗红衣主教不但不去平息中国礼仪之争——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反而由于他愚蠢地毫不让步，使传教士在两个世纪内所作的努力毁于一旦。”戴西拉主教还夸张地模仿了教皇特使自命不凡的态度。他长长的胡须同他的袖子一样白，并同样被汗水所浸透，因为愤怒而微微颤动着。
    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1．2万页：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于只出一本则令人十分遗憾。于是，我便着手以叙事作品的形式将这些见证归纳综合。
   《英国人的看法》与《传教士的观点》至少将摘录发表在两本附带的集子中。中国人的见解
    我还缺少中国人的见解。在1928至1929年间，中国档案馆编了一份印数有限的简报。
   《掌故丛编》里面确实发表了若干有关这个使团的诏书，以前只是从英国的资料中才能读到这些文件。但是，我认为天朝的官僚政权不可能不就这个史无前例的使团频繁通信。
    1980年，我要求北京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帮助。他曾经校对过《法国病》的中译本，他答应指导他的一名学生在内廷档案中去寻找有关英国使团的朝廷书信和官员的回忆录。
    在此期间，即1981、1984、1986、1987和1988年，我对使团途经之处作了分段旅行：澳门，舟山群岛和宁波港，北直隶湾，天津，北京，在鞑靼地区直到热河（承德），从北京到广州的内陆旅行，途经苏州和杭州，再回到澳门。我有幸由侯仁之教授伴同作了热河之行，他是北京大学发掘清朝文物的专家。他熟知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曾经居住过的，或者是他们在北京、京郊或去鞑靼的路上可能见到的幸存的或已不复存在的建筑。在热河，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来确定“避暑山庄”中使团下榻处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物。
    1987年，在我的第七次旅行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我——一件对研究人员来说再高兴不过的事。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朱雍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挑选堆积在紫禁城地下室里的文件。他收集的数量有420页之多，均用天朝官员的简洁语言工整地抄成。我就一头扎进这批珍贵的材料中去了。用墨写在许多卷宣纸上的一部分是朝廷文书——皇帝的亲笔诏书，或是以他的名义由总理大臣或五位大学士之一签署的谕旨；还有职位最高的官员直接写给皇帝的奏折。所有这些规格统一的文件都像手风琴似的折着。批注均为朱红色：这是皇帝亲笔写的批示，他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批阅这些文书。纸张看来完好如新。简直可以说这些原件是在头天写的——并用熨斗熨去了皱痕。
    他们将文书原件的缩微胶卷复制版交给我时就像一位教士给我圣体一样小心翼翼，并向我指出从未有人收集到如此数量的宫内文书。“您优先得到这些文书的复制本表明，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的开放政策已扩展到档案领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部门：它们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这批没有先例的天朝文书即将公诸于世。人们在本书中会见到若干有意义的片断。例如读者将会惊奇地发现“彩虹勇士”号事件在两个世纪前已经预先发生；您将了解到英国人曾向中国建议军事结盟反对法国。这些书信敲响了危险来临的警钟。我们看到庞大的组织开始制造抗体以便驱除敢于进入它内部的外来物体。
    我在1988年进行了第八次旅行，这次又是双喜临门：收到了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的全部宫内文书；尤其是发现朱雍根据1979年历史性的抉择重新看待历史，他的论文对乾隆的政策作了非常严厉的评价——闭关自守及拒绝现代化。沿途有30架摄影机
    斯汤达把小说看成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读者下面读到的这个故事则是由一套30多面镜子，或确切地说是由30多架摄影机制作成的，它们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我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通常我只是让他们自己说。这些观点各式各样，以至两个世纪以后，我们能够首先勾勒出当时在场的人尚不清楚——当不是他们蓄意把事情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时——的事情真相；我们还要把历史上这次不成功的约会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揭露于世。
    为什么中国直到16和17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某些国家又是如何“觉醒”的，而其他国家——或者就是那些醒了又睡了回去的国家——为什么，又是如何“沉睡不醒”的？中国昔日的命运会不会有一天成为我们的命运呢？
    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彼得大帝想让俄国不惜代价去仿效西方。乾隆的祖父康熙——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的同代人——也隐约感到过这种需要。而在马戛尔尼使命失败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明治天皇更是强烈地感到日本也有这种需要。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起飞了，而他们文化的故乡的文明之火却被自己的灰烬压着正在熄灭。不论从地理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都处于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间的乾隆皇帝为什么轻蔑地拒绝外国人向他提供的帮助呢？
    交流是否会消除我们自身的特性呢？是否会导致种族和文化上的混杂，从而在可口可乐和胶姆糖的文明世界中产生眼睛稍带蒙古褶的、淡咖啡色皮肤的混血儿呢？这种单一化难道是面对必然导致闭关自守、社会动荡与完整主义的民族主义再次盛行能作的唯一选择吗？我们的儿孙们能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忠于自我和对人开放之间作出一种和谐的综合呢？
    所有的人都在猜想这些问题将对各国人民的命运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了感受一下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如何会同全球的命运攸关，只须跟随见证人之———托马斯·斯当东出游即可。他那分作三个阶段的故事将会对以上问题给予初步的回答；它向无人知晓的领域打开了一扇天窗。

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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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时期的见证人
    （1793年，1816年，1840年）
    你们这些生活在，尤其是刚开始生活在——18世纪的人应当为之庆幸。
                                        夏特吕，《论公众幸福》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照耀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他的副手乔治·斯当东爵士，他的翻译李神父——那不勒斯一所神学院出来的一名鞑靼教士——和托马斯·斯当东，他的12岁的见习侍童，乔治爵士的儿子。男孩一年前离开英国就是为了眼下这一时刻：他负责给大使提他身着的巴茨骑士斗篷的下摆。在旅途中，700个英国人中无一肯劳神学习中文，而他却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儿童的天赋为他提供了方便。
    7点，皇帝终于驾临。所有的人——朝臣、鞑靼亲王、附庸国的使臣——都在叩头：屈膝下跪三次，每次俯伏三次，前额触地九次。所有的人都这么做，除了英国人，他们只将一条腿屈膝跪地：勋爵回避这个礼节，认为这是使他的国家丢脸的事。他希望以他称之为“大海的统治者”和“世上最强大的君主”的那个人的名义，成为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第一个向天朝委派常驻使团的大使，第一个以平等身份同中国商谈事务的大使。
    一个内侍为他引路。马戛尔尼由见习侍童提着斗篷下摆登上了皇帝帐篷前的台阶。他用双手把一只装着乔治三世国书的精致的金匣高举额前。皇帝交给马戛尔尼一根由硬玉雕制成的白色权杖作为对乔治国王的馈赠；又给了大使本人另一根玉石节杖。马戛尔尼与见习侍童倒退着走下来。现在是乔治爵士由他的儿子陪同上去行屈膝礼。皇帝同样赐与他一块雕刻过的宝石。当他听说见习侍童会讲中文时，他解下挂在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破例将它赐给孩子，他还表示希望听他说话。托马斯自如地向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时的感激之情。乾隆显得很高兴，似乎孩子得体的表现使皇帝忘却了他主人的失礼行为。一个斯当东代替另一个斯当东
    23年后，1816年8月28日，托马斯·斯当东既长了年龄，又升了职务，他正准备英国使团对天子的第二次觐见。皇帝已不再是乾隆，而是他的儿子嘉庆。托马斯也代替他父亲成了使团的第二号人物。新的大使名叫阿美士德勋爵。
    英国人抵达北京时已疲惫不堪。因为有了1793年的先例，他们自进入中国领土起便不断表示其坚定不移的立场；他们不会叩头。
    托马斯爵士已在澳门和广州居住了近12年，先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后来成为该公司的代理人。作为第一个会讲中国话的英国人，他是向西方揭示曾被传教士的乌托邦主义所掩饰的中国的另一面的首批英国汉学家之一。与为马戛尔尼充当顾问的父亲相比，他更是阿美士德可贵的副手，因为他熟识中文和中国人。
    然而，阿美士德勋爵和托马斯爵士深夜刚到北京，便被推入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中国人要让他们当场就俯伏在嘉庆的脚下。有人抓住他们的双肩。他们抵挡着别人的推推搡搡。他们拒绝见皇帝吗？于是马上就把他们赶了出去。托马斯爵士，鸦片的代言人
    又过了24年。1840年4月7日，下议院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受到处死的威胁；正在准备对中国派遣远征军。一位受人尊敬的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起身发言。48年前，他随前往中央帝国的第一个英国使团在朴次茅斯登船。他正是由朴次茅斯选出的议员。他说：
    “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要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全场肃静，倾听他的这番讲话：所有人都知道，不仅没有一位议员，而且没有一个英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几分钟后，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以表示欢迎他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1793年，两个第一年
    11岁时作为英国派往北京的第一位特使的见习侍童；35岁时成了新特使的副手；59岁时当上了议员并极力主张进行鸦片战争：这便是那位有运气亲自参加了发生在半个世纪内的世界重大事件的见证人。
    远东和中国的关系并非始于1793年，而要早得多。但是1793年是长期对抗的意想不到的起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还没有停止对此承担后果。
    1793年：对法国人来说是个多么具有法兰西意义的年份！简直可以说历史在其他地方都停止了它的所有的能量，包括毁灭性的能量与创造性的能量都凝聚在巴黎发生的事件上。法国开始向欧洲开战，并非为了扩大一个省份，而是为了“打倒暴君”。
    这同世界上另外两个更为强大的国家里的平静气氛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呀！——在同一年，这两个强国以无事的方式将造就后两个世纪的历史！从表面上看，联合王国和中国什么都没有发生。英国人眼见成千上万惊恐不安的流亡者源源而来，尽管对法国发生的事迷惑不解，但多少还是置身事外。在中国，乾隆皇帝完成了他第58年的统治。他对国民公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无所知。当消息最终传至北京时，除了像一则在不熟悉的海洋上空出现了龙卷风这样的无用新闻外，还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当时，英国是这样一个西方国家：尽管国土有限，人口不多，却由于商品经济，机械化及工业革命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所有这些在大陆欧洲则还处于摸索阶段。中国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乾隆皇帝漫长而辉煌的统治时期，中国本土的人口翻了一番还多，它的领土面积也增加了一倍多，中国恩泽扩展到安南、交趾支那、暹罗、缅甸、尼泊尔、西藏……朝鲜、满洲里、蒙古、突厥斯坦及中亚直至威海，甚至里海。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对同一个政权表示顺从。
    在这两个人类取得丰硕成果的国家之间，直到那时仅有少量的贸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指南针和舵，炸药和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
    这就是历史赋予远东和远西的机会。但是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
    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欧亚大陆的两极在50年里将从文化冲突变成兵戎相见。
    托马斯·斯当东是一个错过了重要机会的“带有倾向性的旁观者”。

第一部分　“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向中国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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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9月-1793年6月）
    海上的霸权常常给那些握有这种霸权的民族以一种自然的骄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到处凌辱人。他们以为他们的权力就和海洋一样地广大无边。

    　　　　　　　　　　　　　　　　　　孟德斯鸠，1748年

    英国的计划是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立自由与独立的机构。

    　　　　　　　　　　　　　　　　 让-安托万·安特夫斯托，1787年

    光是对自己有利又不践踏他人利益的事，一个人就有权去做。

    　　　　　　　　　　　　　　　　　　埃德蒙·伯克，1790年

    第一章　启程时的热情

（1792年9月26日-10月8日）
    拥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东印度公司的容积为1200登记吨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朴次茅斯港很快就被抛在后面。船队朝西航行。为了利用风向，马戛尔尼勋爵放弃了在韦默思停留。当时英王陛下合家都在韦默斯，事先曾约他在那里稍停。在“狮子”号的艉楼上，马戛尔尼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他为这次冒险所陶醉：英国国君从未派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欧洲国家也从未委派过同样规模的使团到中国。
    马戛尔尼并非初出茅庐，他先后曾任驻俄国沙皇陛下处的公使、加勒比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乔治·斯当东也是位老手，在马戛尔尼担任上面所说的后两个职位时，斯当东辅佐他的工作，并表现出了聪明才干。他的上级如果发生意外，他将领导这个使团。国王乔治三世派遣到中国的都是些杰出的官员。使团人员多达近百人，包括外交官，英国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算上水手则有近700人。光是上船登记就花了几天的时间。
    报纸和邮件带来了法国的消息：废除君主制度，监狱里的屠杀，宣布共和国成立以及普鲁士人在瓦尔米战败。马戛尔尼很有经验，他猜想联合王国不会处于这场风暴之外。他想起他的朋友埃德蒙·伯克的大胆预言：“我发现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的动荡，它将把宗教、道德、传统以及对权力的尊敬都一起毁灭——这种畸形的变化将使人类回到未开化的状态。”
    当时战争正在临近，但使团仍然出发去中国。这充分说明对于这次使命的重视。英国内阁知道自己将需要这些船只，也知道这三条船一旦出发就无法再召回来了。一位信使可以骑马赶上一支军队，但无法赶上一支舰队，船队一旦出发就只能听凭上帝的安排了。马戛尔尼还受命同远东各国的君主接触：日本天皇、安南皇帝、朝鲜国王，马尼拉、马鲁古群岛等。他还有权访问任何有助于他完成主要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的国家。大英帝国已是全球性的强国，它并不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块大陆上。这是一个有长远规划的国家，它为未来而投资。
    同一天，在世界的另一端，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4月份从伦敦出发，于9月20日抵达广州，他们要求广州安排他们与两广总督会面。他们要把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土的一封信交给总督。信中特别写到：“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他亲爱的中表，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在平等的原则下进行交往。正值使团出发时，他们已把遣使的目的告诉了中国方面。

    “豺狼”号失踪

    有利的东风没有持续多久。风力增强了，海浪也越来越大。人们把高帆放了下来，收紧了缩帆。暴风雨把升降索吹得嘘嘘直响。一出海就不顺利。不知在中国海遇到台风时将是什么样子？
    熟读伏尔泰小说的小托马斯担心这条船是否会像《老实人》中的船在里斯本港外海上那样被劈成两半，船队指挥伊拉斯马克·高厄爵士认为最好到托贝岛去躲避一下。
    “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花了两天时间修理并等待在暴风雨中失踪的“豺狼”号。9月30日这两艘船不再等“豺狼”号便又启航了。10月1日从韦桑岛外的海上经过。一股不强的风不久便把船队送出了比斯开湾，约翰·巴罗发觉“这海湾就像岸上住着的居民一样：即使风平浪静时也是动荡的”。
    是否航行的太快了？“狮子”号断了桅：前桅桅楼上的帆张得太大了。损坏的地方很快就修好了。小托马斯很赞赏水手在横桁与缆绳间作业时动作敏捷。他的父亲对他充满了希望：小托马斯是他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他的举止无可指责；他能本能地琢磨出一个绅士阶层的年轻男孩应怎么做。他边玩边学习：报纸一过目他便能背诵下来。几周以来，他主要的精力就花在学习中文上。他寸步不离地跟着两位翻译，同他们只能用拉丁语交流。孩子用拉丁文表达了他的热情：“Si matres nunc viderent！假如妈妈看到他们就好了！”
    “狮子”号的乘客在估量这条远洋船的舒适程度。马戛尔尼一面听着由5名德国音乐家组成的乐队演奏韩德尔和海顿的作品，一面在想：“豺狼”号万一连人带货全部遇难，幸好船上没有必不可少的翻译，也没有给中国皇帝的贵重礼品。
    确实，使团最必须的是译员。找遍了全英国、瑞典和里斯本都未能找到。尽管有几个从中央帝国归来并精通中文的法国教士，但他们不愿要法国人。难道他们会不为我们永久的对手法国服务，而来为乔治三世服务吗？乔治·斯当东爵士不得不在去年冬天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招收了两名愿意回国的中国神父。他们是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威廉·汉密尔顿——就是那位夫人曾当过妓女，并使纳尔逊爱得发狂的汉密尔顿——找出来的。李神父和周神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讲，但他们的拉丁文是相当好的。乔治爵士还答应让另外两位中国人——安神父与王神父——免费搭船去澳门，他们都受过足够的宗教训练，可以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5个人在5月份就到了伦敦。
    至于赠给皇帝的礼品，这是使团活动的中心，应使皇帝眼花缭乱。它们将证明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斯当东事先检查了“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上的贵重礼品是否固定牢靠，它们将突出地表明英国人的才华。

    鸦片，萦怀不忘而从不说出来的东西

    我们所说的“东南亚”和“远东”，即从巴基斯坦到朝鲜这块地方在启蒙时代就像在哥伦布时一样总称为印度。对英国人来说，印度就是东印度公司。公司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埃德蒙·伯克在1783年时宣布：“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对公司好的就是对英国好的……
    为了鼓励东印度公司独家经营的茶叶买卖和制止走私活动，皮特把关税降成原来的十分之一。两年之内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增加了3倍。但这种贸易没有补偿物。中国人什么也不需要。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经理写道：“我说不出一件能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商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了。”一件也没有？人们避而不提鸦片这个词。贩卖鸦片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从1780年以来增加得更为急剧。人们对它念念不忘，但又不说起它。除了这件不光彩的商品外，中国市场被广州这个瓶颈卡死，仍是不对英国商品开放。伦敦当局最后明白只有更高级别的协议才能排除障碍。
    早在1787年，皮特和他的朋友，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敦达斯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特使。在孟加拉军队中久经考验的凯恩卡特上校已满怀热情地扬帆启程了。但被咨询的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
    事情进展得极不顺利：到好望角停靠前一直是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后来凯恩卡特也病倒了；他遥望着中国死去。当“万事安”号在1788年底回到伦敦时，马戛尔尼向皮特建议让他的合作者斯当东继续完成这一工作。这一问题在3年里一直悬而未决。外交家们在犹豫。企业家则加紧施加压力。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把这一任务交给马戛尔尼本人并增加经费，因为马戛尔尼先后在俄国、加勒比地区和印度的许多困难使命中接二连三地取得了成功，任命他就是这次使命成功的保障。敦达斯当时已成为内务部长，但仍关心着印度的事务，1791年10月他向马戛尔尼提出了这一建议。

    让中国看看表现我们才华的作品

    马戛尔尼接受了挑战。欧洲出现的纠纷将使军人在长时期里取代像马戛尔尼这样的外交官。最好还是率领一个豪华的使团到远离战场之外去捍卫英国的利益。圣诞节前三天，他向敦达斯提出了金钱、爵位以及权力三个方面的条件。他获得在离开英国期间1．5万镑的年俸和晋升伯爵的允诺——这是英国自古至今激励人们在各个领域为国效劳的令人敬佩的爵位。
    他提出由他本人挑选使团的所有成员。他对敦达斯说：“他们应该对谈判直接有用，或者能以他们的才能或知识来增加我们国家的威望。”先从他的副手开始。凯恩卡特的经历不应该再重演了：只要有一个正式任命的候补人，使命就可以进行到底。马戛尔尼要求委任他的朋友斯当东为全权公使。至于礼仪需要的侍童，乔治爵士提出让他儿子来担任。托马斯在家庭教师的严格要求下学得一口漂亮的法语和拉丁语。这位德国家庭教师名叫赫脱南，也参加这次旅行。
    特使有一名总管，叫约翰·巴罗，两名秘书艾奇逊·马克斯威尔和爱德华·温特，三名使团随员、两名医生，吉兰与斯科特大夫，还有一担任护卫的士兵与军官。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自信只有英国人的文明才能压下中国人几千年来自以为垄断文明的气焰。
    他们还应该让中国人欣赏英国在和平时期和用于战争的技术力量。“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的最新发明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许多曾去过东方的使团写的纪行使我们深信每个使团均应配备卫队。在皇帝面前迅速变换队形，表演现代炮兵的装备定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支持我们的外交活动。”
    他希望这些绅士和机器能起到在中国皇帝面前表现英国强盛的作用。敦达斯幽默地反驳说：“他不是率领皇家学会的代表团”。马戛尔尼仍然坚持。他没有忘记英国商人在广州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没有忘记他的国家很久以来就想打开大门的港口，他没有忘记为了建立一个长期货栈需要一块特许土地。更没有忘记要使英国商品打入中国市场。但是他的使团也应该是皇家学会的代表团。
    因此使团就包括艺术家——亚历山大与希基这两名画家——和学者，为首的是擅长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表演的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没有人比他更能叫中国人欣赏最新的热气球和复滑车的性能的了。

    从中国榨取统治印度的钱财

    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是在东印度公司所在地，伦敦商业区中心筹备他们的使团的。公司在伦敦的豪华建筑和它们在广州的不稳定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凯恩卡特未能开始的谈判，6年之后马戛尔尼要在气氛更加沉闷的情况下去进行。所以东印度公司先是害怕这样做会更加激怒中国人而反对这一计划。它什么也不敢尝试了，组织使团是政治家而不是商人的想法。会不会由于奢望过高而影响到已在那里获得的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并不让人舒服——呢？但是政治家取胜了。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屈从。一旦作出选择，公司就竭力去使这次行动成功。它把所有情况都点滴不漏地告诉了马戛尔尼和斯当东。
    这位马德拉斯前总督是把中国事务和印度事务串连在一起的合适人选。他了解广州的商业对公司的影响重大。印度这个帝国有些不稳定，那里饿殍遍野。法国人在最近一次同英国的战争中煽动一起印度王公造反，英国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平息了叛乱。1783年和约签定后，议会认为让一个贸易公司至高无上地统治人口如此众多的帝国是不可能的，因此把东印度公司置于王室的更紧密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在当马德拉斯总督时产生的想法在伦敦不断地得到发展：他和敦达斯都认为，印度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征服中国市场将会帮助英国解决在印度行使主权的费用。
    鸦片在印度的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曾引起下议院激烈的辩论。可敬的菲利普·弗兰西斯曾谴责在印度扩大种植罂粟这种“世界上最有害的一种产品”。幸好有一位议会成员为了英国的荣誉对从这几乎等于慢性种族灭绝的事中牟取利润感到愤怒。敦达斯平静地回答说鸦片是亚洲的一种日常消费品，从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越多，英国为印度花的钱就越少。马戛尔尼原来想“能用大米或任何更干净的东西替代鸦片”。但他很快就听之任之了。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除了一些小挂钟和小加工成品外，欧洲产品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而中国则向欧洲出口更多的茶叶、瓷器、丝绸和工艺品。因此欧洲不断增加的进口要用出口工业品来平衡。假如中国的大门打开了，就不必要从印度走私鸦片了。在这之前要用走私鸦片的收入来支付进口的茶叶。英国是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贸易的。现在当工业大国向不发达国家出售武器时，情况又有多大改变呢？

    第十六个使团，也是第一个使团

    1792年9月8日，敦达斯给马戛尔尼下达正式指示。一个庄严的开场白：“在中国经商的英国人多于任何其他国家，但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或是由使节，甚至由打入北京朝廷开明层的传教士陪同，而英国商人却无人帮助，与中国皇帝远远地隔开着。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实力在中国表现得不够。”
    英国内阁想了解广州对欧洲贸易限制的性质。是由于确定的政策，还是一般的排外情绪，是由于腐败，还是中央没能控制住的省里滥用权力，这一切都要靠特使的慧眼去发现了。“根据广州东印度公司最有经验的并目睹了我们在广州的商人受到欺负的人的推荐，我们选中了你这样一位要人。”
    敦达斯还明确地说：“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节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您要尊重礼仪，尊重礼仪的同时又不损害我们的体面……
    下面是七点建议，马戛尔尼发现其中也有他自己曾给敦达斯写过的内容：
    1．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
    2.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3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
    4．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
    5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
    6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
    7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透过这庞大的计划，已经可以觉察出某种殖民关系……
    这次使团当然是有先例的。葡萄牙在1521年至1754年间已冒过5次险，以后40年里则没有再试。荷兰在1656年至1686年间曾试过3次，以后的100年里没有再派使团。俄国离中国最近也最积极，1656年至1767年间先后派过7个使团跨越沙漠去中国。法国队没做过尝试，它满足于派遣并不代表国家的传教士、总共有过15个使团，但丝毫没有可以夸耀的地方。
    20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是这样总结这15个“使团”的不妙处境的：“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所以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马戛尔尼决心打破这些惯例。他的使团只是第16个吗？但它将是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使团。
    说实在的，只有俄国人曾真正与中国人谈判过。由于两国在鞑靼游牧民族来往的大片土地上互相争持，他们不可能互不了解。现在马戛尔尼要让中国感到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国：英国的军舰打乱了地理布局，使英国和大草原另一边的“西方蛮夷”一样成为中国的邻邦。他的使命是使英国这个海上的邻国同陆上的邻国俄罗斯一样成为中国必须正视的国家。

第二章　“人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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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10月9日－27日）
    在我国，贸易引起了对财富的普遍追求，金钱取得了理所当然地归于知识与效能的荣誉。

    　　　　　　　　　　　　　　　　　　塞缪尔·约翰逊 1759年

    10月9日，英国人已经到了葡萄牙领地马德拉海域。“印度斯坦”号的船长马金托什上次过这里时连人带货都遇了难，他和厨师两人只是因为未在船上才得以幸免。岛上的总督接到里斯本的通知，船队到达时鸣礼炮致意。

    遭英国人殖民的葡萄牙人

    在岛上英国人受到尊敬。他们购买那里产的酒。英国人在那里共有二十几家商行，他们的资本及经营手段无人能与之竞争。葡萄牙人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上被英国人殖民了。作为商业文明的使者，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尝到了它胜利的滋味。葡萄牙人的贫困与英国代理行里异常的繁荣极不调和。
    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女人们背着当柴烧的染料木。“尽管她们还年轻，繁重的劳动使她们的相貌已是未老先衰。”大家都往街上随便扔垃圾，这使到处乱跑的猪极为满意。饮食差使许多穷人得了流行病和坏血病。而少数的富人又因为饮食过量而患痛风。但不管穷人和富人都得天花而成为麻子。我们的英国人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便把这种明显的落后与罗马的天主教联系起来了。斯当东联想起他找来翻译的意大利南部；马戛尔尼则想起了爱尔兰和堪那马拉耕种小块土地的信天主教农民的落后贫困。

    贸易帝国

    在向世上最古老、最辽阔和人口最多的帝国航行的路上，马戛尔尼不断地想着自己将要向中国证明一个新的真理：英国是“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乔治三世是“海上的君主”，特使的信件、笔记和报告中充满了这类字眼。当然他也设法婉转地表达让他主人不高兴的这一新发现：“东方”与“西方”的说法就是用来为此服务的。东方世界最高的是乾隆，而乔治三世则占了西半球的首位。但是他行动本身就揭穿了这一纯属礼貌的让步：东方应向西方开放；西方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实力和利益为借口提出只许有一个世界，一个他们可以自由行动和经商的世界。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已经声称：“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所有英国人都早就记住了歌颂这种野心的歌词：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800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就能以主子的身份对3亿中国人说话了。
    英国开始骄傲了。这是一个日益强盛的民族的骄傲，这个民族知道自己有着压抑不住的生命力，并把没有国境的海洋世界作为自己要征服的对象。七年战争胜利后，戈德史密斯不是已经这样描写他的同胞了吗？
    桀骜不驯的目光，举止高傲，
    我眼前走过了人类的统治者。
    当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他不朽的著作《国富论》时，他在书中描写了观察到的一种商人，资本家与企业家在进行的贸易经济。和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不同，他并不就一个理想世界的从未有过的组织形式进行抽象思辨，而是描写他周围那个现实而有效的体系
    斯密相信自然仁慈安排的幸运结果：供总能得到求。要是不足呢？创造精神就会得到发挥！他把一切都寄托在个人利益上，他认为有了个人利益的推动就会产生无限的智慧和发明。技术上相互启发，贸易的普遍性——这就是马戛尔尼准备“贩卖”给乾隆的思想……斯密的观点是官方的学说，1787年皮特举行盛大晚宴；苏格兰经济学家应邀参加。英国首相在入席时转向他说：“您先坐下吧，先生，我们都是您的弟子。”
    早在1753年，爱咕哝而又着了迷的塞缪尔·约翰逊面对日益发展的消费社会，面对这些“昨天尚没有，今天已成为必不可少，而明天便将过时的消费品”，从道德上作了批评。这就是“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成问题，它不能很好地概括经济创造力加强的现象。而只能把我们局限在早期机器轰轰作响的车间里。而整个18世纪英国爆发的经济革命首先依靠的是船只，就像运载使团的船只。另外，马戛尔尼在他整个外交生涯中也总把自己当作这场风帆革命——海上商业革命的代理人。

    连锁反应

    一个世纪内，供与求之间的复杂游戏使商船队的吨位增加了5倍，使国内建起了公路、运河、银行、矿井；使铁和羊毛的生产从手工阶段进入工业化阶段；出现了瓷器生产和棉纺业。手工作坊平地而起。机器倍增以及投资所需的款项使两种新人出现了：靠在工厂工作为生的工人和工业家。
    大企业家受人尊敬，有人奉承，并常常被封为贵族，比如小罗伯特·皮尔或理查德·阿克赖特。1768年当韦奇伍德截去一条腿时，所有的伦敦贵族都打听他的消息。同欧洲大陆不一样，英国贵族不用担心丧失贵族资格，以从事经济活动为荣：一位公爵从事首批运河的开掘；一位爵士打乱了土地的轮作……英国出现了一个独特的阶层。既不是一下子。也不是按预先设计的阶段而产生的。而是无数相互作用力的总和；是一个连锁反应。
    革命首先在头脑中进行——人的头脑同时想到一切。商业财富的积累，海上实力增强，金融发达，农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都相互促进。假如不出现一个崭新的现象，它们就会遇到一个极限。瓦特和鲍顿在1775年对乔治三世是这样介绍的：“Sir，we sell what the world desires：power．”“先生，我们出卖世界所渴望的东西：实力。”他们在这里就实力这个既可表示“动力”又可表示“权力”的词做了文字游戏。这句话表明经济实力的时代来到了。驴推磨的平静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力变成了蒸气——人类征服的最有成效的东西。能同这相比的只有火的控制、农业的诞生，或中国没有能很好利用的印刷、火药、指南针等发明。没有蒸气，便没有机器的广泛应用，而只能像中国那样出现一些聪明的但孤立的发明，而且得不到推广。
    马戛尔尼一直关注着这一连串相互促进的发明创造。他在货舱内带去了许多样品。世界变了：是英国人改变了世界。
    从贸易中产生的这种经济爆炸并不停留在岛上。是它把马戛尔尼推向大海。英国的繁荣早于殖民地，但并没有忽略它们－－先从北美殖民地开始，1763年又加上了法属加拿大。1783年“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是一个考验，但也顺利经受了：英国对新成立的“合众国”的出口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从17世纪起，英国人在印度依靠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3个商埠，它们控制着次大陆产品的输出，标志着一条向东方延伸的航线。他们勾画出一个腓尼基式的帝国：一个他们更喜欢的、没有殖民地的帝国。打开中国的大门是一个更全面的计划的一个部分。敦达斯努力说服荷兰人把新加坡对面的廖内岛让给英国。而首批英国移民——主要是苦役－－则在澳大利亚安置下来。
    通过这一系列的商埠，英国人要把联合王国的工人所纺织的、铸造的与加工的产品献给世界。就像在一块寓意的纪念章上，象征商业与工业的两个丰满的身影携手合作。
    1763年后不久，克莱夫勋爵在印度战胜了莫卧儿大帝和法国人之后曾建议伦敦用武力征服中国。老皮特否决了提议，理由是想让如此众多的人屈服的想法是不理智的。30年后，外交手段是否会表现得更有成效呢？马戛尔尼对此抱有希望。
    但是“进步”这个概念——当时还未称为“发展”——是否能用武力、诡计、甚至诱惑来强加给那些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人们呢？孔夫子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书。

    大海的君主

    从马德拉岛到加那利群岛的航行极为愉快。4天以后，特那里夫岛突然出现在眼前。士兵霍姆斯感慨地说：“这是世界上所有孤立的山峰中最高的一个。”
    原先并没有计划在圣克卢斯镇停留，因为冬天在那里停泊的条件极差。但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认为在此停留有两个好处：使“豺狼”号有机会赶上来；为船上买些比马德拉更适于长途运输的酒。使团的随员发现最好的葡萄酒被称为伦敦特产都感到非常自豪。
    马德拉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在英国人之前就在这些地方停泊了。但到18世纪末时，他们好像仅仅是为了英国的贸易——或者说是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贸易才保留了这块地方：因为美国人已到这里来购买英国人不买的酒了。
    西班牙人态度谨慎，所以同该岛接触甚为困难。幸亏有许多英国人在他们的住处殷勤招待。当地的西班牙贵族整天忙于参加宗教活动。霍姆斯讽刺地说：难怪他们的买卖不兴旺。
    几个英国人“手脚贴着悬崖峭壁试图爬上峰顶。”下个世纪中叶英国人将在瑞士和法国萨瓦省创造登山运动，但此时他们已表现出了他们的本性：对自己提出挑战，用体育运动来保持对冒险的爱好，奋斗意识和事业精神。
    在锚地，一艘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不寻常的旗帜：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旗。船长向船队鸣炮致意。其实他是想对抗而不是表示敬意。有几颗炮弹溅得海水飞扬。“这位船长以为战争已经开始，他像加斯科尼人那样夸口说要向我们舷炮齐射，让我们遭到重创后再降旗！就是这些人在高喊反对我们行使海上霸权。”

    一个既有运气又有性格的成功者

    “马戛尔尼勋爵，德尔伏克子爵，陛下的特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小小的总督在他经过的每一个岛都用礼炮或盛宴对他表示敬意。因为他们都来自以贵族偏见维系的旧制度的欧洲，一见这些头衔不免肃然起敬。但他们只要阅读一下《绅士杂志》大概就会松一口气：马戛尔尼是一个新人，他的家谱并没有他的经历来得光荣。
    他善于抓住接踵而来的机遇。最后一次是凯恩卡特的去世。他之所以会有这个机遇，乃是因为他有过其他的机遇：在圣彼得堡的外交经验，统治加勒比海的实践以及在马德拉斯获得的对东方的知识。假如不是第一位荷兰勋爵、难对付的巴黎条约的谈判者、显赫一时的亨利·福克斯的帮助，谁有办法把27岁的他派到叶卡捷琳娜二世那里当特使呢？假如马戛尔尼不在日内瓦遇到亨利·福克斯的儿子——赌遍欧洲大陆的斯蒂芬，他又怎么能得到这种友好的支持呢？”
    但是，偶然性并不足以造就一个命运。必然性还起着作用——内部必然性。他很有性格。在雷诺兹1764年给他画的肖像前，福克斯惊叹道：“啊！真是像极了！”他认出了热情洋溢的目光和自信的额头。而在热情和自信方面，他是个行家，他刚刚夺走了法兰西帝国的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并树立了英国在大海之上的霸权。
    运气和性格，马戛尔尼的确需要它们才能在专挂先祖画像的短短的廊子里加上这张由一位著名画家画的年轻肖像。他只是一位名叫乔治·马戛尔尼的苏格兰移民的曾孙。他曾祖的绰号叫黑乔治，1649年来到信天主教的爱尔兰的一个居民区。黑乔治、他的儿子以及孙子用辛勤的劳动和巧妙的婚姻手段扩大了他们的方草场：房子、农场和磨坊。他们经营农业，政治上则参加人们开始叫做辉格党的活动，这使他们生活富裕并获得了好的名声。
    黑乔治的儿子，即未来的马戛尔尼勋爵的祖父1700年年仅54岁时便在爱尔兰议会占了席位。晚年时，他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孙子，即本书主角的身上。人们关心他的教育。小乔治学了拉丁、希腊和法国的经典著作。家里让他到都柏林天主教地区的新教学校著名的三一公学上学，当时他13岁，而他的同学都已十六七岁；家里隐瞒了他的年龄。

    敲门砖

    1757年秋，20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但他丝毫也不想为谁诉讼。他到那里在一个欧洲大陆所没有的、被拿破仑称为“寡头集团”的圈子结交了一串朋友。这个圈子把人分成胜者和败者，即能成功地使自己出名的人和不能使自己出名的人。它把权势赋予那些善于攫取它的人。
    英国精英的真正培养方法是“转一大圈”——到欧洲大陆旅行。1759年未，马戛尔尼坐船去加来。每年都有不少于4万名英国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和介绍人的情况在欧洲大陆旅行2至3年，甚至5年。一块敲门砖，但代价十分昂贵！在那里学习观察，判断，欣赏，最后体会到自己高人一等——只从获得全欧洲积累的文化财产这一点来看就是如此。
    马戛尔尼22岁就继承了家产。但他真正交上好运是在瑞士。旅行仅6个月后，他于1761年1月在日内瓦与七年战争胜者的儿子斯蒂芬·福克斯成为朋友。马戛尔尼成功地使他的朋友免受诈骗，并不再迷恋赌博：队此他与斯蒂芬形影不离，并于7月份把他安然无恙地送回伦敦。福克斯一家充满了感激之清，并对这位年轻的爱尔兰人着了迷。同年末当斯蒂芬重返日内瓦时，他的父亲请马戛尔尼做他的良师益友。
    这第二次旅行恰如具有魔法。所有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福克斯的名字使马戛尔尼会见了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人。他受到符腾堡公爵的接见，在纳沙泰尔见到了卢梭，在费尔奈见到伏尔泰。伏尔泰惊叹地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小小年纪便了解这么多的学科，知道这么多的东西！”马戛尔尼给这个伟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后者推荐他去见黎希留与舒瓦瑟尔这些当大臣的公爵以及爱尔维修与达朗贝尔等哲学家。伏尔泰给爱尔维修写道：“我杰出的哲学家，这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年轻英国绅士，他跟您的想法完全一样：他感到我们的民族很好笑。”在这个自称为“启蒙”世纪的年代，马戛尔尼在它的发源地吸取着光的能量。
    他找到了精神——也找到了金钱。和福克斯一家的接触使他进入到一个有几千镑收入的圈子，而当时一个纺织工人两个星期也挣不到一镑。一个不用在候见室等候就可以见到要人的圈子。马戛尔尼尽管具有写作天赋与惊人的记忆力，尽管他熟练地掌握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尽管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并对成熟女人有着特殊的爱好，要是没有福克斯一家，他大概也不会有机会跻身于社会的最高层来。荷兰勋爵给了他这个机遇，而他又善于抓住不放。
    年轻的马戛尔尼一下子进入了一个以全球为活动范围的英国巨富世界。海上贸易是寡头集团积蓄实力、考验成员和更新能量的中心。英国人成了五大洲的运输者。英国商船的吨位是法国的两倍，是荷兰、瑞典与丹麦的5倍，是西班牙的10倍。他们在巴达维亚出售在里约热内卢买到的商品，在欧洲出售在印度买到的东西，但这还不够，永远也不会够的。马戛尔尼出海正是为了说服乾隆让英国扩大贸易。

第三章　对中国着了迷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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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10月27日-11月30日）
    11月1日已经可以望见佛得角群岛了。热带的干旱使这个群岛只能作为一个歇脚处。但是它们又表明了大英帝国在盟国领土上建立据点的实力；他们在伊比利亚人占有的地方有着众多的“非正式”殖民地。
    可是在圣地亚哥港，又有一条挂着让人恼怒的蓝、白、红三色旗的法国船。但船的侧影让人想起了什么。什么呢？这以前是“决心”号，库克船长曾在第二次航行中满载盛誉，但在第三次航行中却丧了生……法国人修复了这艘船，重新命名为“自由”号！看到被“无套裤党”糟蹋了的这艘著名的船时，马戛尔尼和他的伙伴们表示了同样的愤怒。“怎么！这艘曾用于那么多崇高发现的船只竟然成了走私船！它还挂着‘法兰西共和国’的旗帜！我要是能随我们最伟大的探险家的船一起航行就好了！”
    停泊5天后“豺狼”号还是没有来，人们只好扬帆启程不等它了。
    两天以前，法兰西共和国在杰马普打败了奥地利人，开始占领比利时。

    一名在外旅行的高级公务员

    马戛尔尼的飞黄腾达总是围绕着贸易而实现的——这次仍然如此。
    他是英国寡头集团的产物，反过来他也为这集团服务。在法国，一个步步高升的人先被任命为一个区的总监或行政法院的审查官；他的职业可以把他带到省里，但很快就又回到首都某地任职了。在英国，这种人先出国完成某个贸易使命。乔治·马戛尔尼爵士1764年被封为贵族，随即就被派到俄国重新谈判1743年两国签订的贸易条约。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走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在27岁时便当上了特使。
    他将讨得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她的大臣帕宁的喜爱，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英国商人将交同俄国人一样的税率；他们有权在整个俄罗斯做买卖。法国外交大臣博赛侯爵得意地描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一次骑兵表演时马戛尔尼没有被安排在他认为是英国女王陛下的使节应该坐的位子上，他认为这是荣誉问题，因此也就是国家大事。礼宾问题在他的头脑里占有过分重要的位置。他开始令人不快了。
    1767年当他从俄国返回时，社交界授予他著名外交官的证书．此时他娶了前首相伯特勋爵的女儿为妻。对这桩婚事大家议论纷纷。伯特夫人说这桩婚事双方不般配。一些好心人则说新郎有野心，另一些人又说新娘长得太丑。马戛尔尼大概可以像一个世纪以后那位娶了一位有钱丑婆娘的巴黎花花公子那样说：“从嫁妆看她还真不错。”——即使把洞房称作“赎罪的祭台”也不在乎。他们多次分别时，马戛尔尼在信的开头总称她为“我可爱的宝贝”。
    他尝试过政治生活。当了几个月的议员。后来在1769年至1772年期间成为设在都柏林的爱尔兰内部秘书处处长，也就是事实上的总督。
    1775年他成了加勒比地区的总督。当美国独立战争使这群岛处于动荡之中时，他以有效的管理和勇敢的领导而著称。1779年6月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人出现在格林纳达前的海面上。马戛尔尼只有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可以用来抵挡敌人。我们的海军档案保存着马戛尔尼在对方勒令投降时用法语作的精彩回答：
“马戛尔尼大人不知道德斯坦伯爵的兵力有多少，但他了解自己的兵力，并将竭尽一切努力来保卫他的岛屿。”他的兵力死伤过半，马戛尔尼当了俘虏。
    1779年9月4日他到了拉罗舍尔；然后又被送到里摩日软禁，在那里他很快就成了上层社会的红人。但是他对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而被迫投降仍感到受了伤害。他写信给他的大臣说：“我不知道德斯坦海军司令如此违反常现的行为，他批准进行的掠夺，以及拒绝我们体面地投降是不是得到他的同胞们的赞成；但是他创立了一个令人痛苦的先例，法国人反过来也必为它付出代价。”他在尊严问题上从不让步。
    9月9日他致函路易十六的海军大臣萨蒂纳伯爵：“如阁下不反对，我希望能和我的副官蒙特雷绍先生尽快去巴黎，我们两人都是俘虏。在格林纳达被占领时，我的财产被抢劫一空，因此巴黎之行对我来说是十分必需的。”萨蒂纳干脆就把马戛尔尼与英国俘虏的德韦蒂埃尔先生交换。于是他在1779年11月回到了伦敦。
    但他仍是“凭其保证而假释的战俘”。乔治·斯当东在1780年为了他同法国王室进行了谈判，他然后才被“释放”，可以到印度任职。

    印度：荣誉和铅弹

    在马德拉斯，马戛尔尼将结识东印度公司，不久以后他将在中国同样捍卫该公司和乔治国王的利益：谁又能把两者分开呢？
    首相诺思勋爵派他到马德拉斯主管公司三块“领地”之一，英国财富的这条战线同样受到了法国人的威胁。为了英国的利益他潜心处理必须长期保持的与印度王公和官员们的关系，因此他处于英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的核心。
    马戛尔尼接受这一极受信任的使命并不后悔。马德拉斯总督的俸禄使他富了起来：3．5万镑的积蓄。但他满足于此并抵挡住了“这个使成千上万人放荡不羁的好享受的危险国家”的诱惑。
    在马德拉斯任职6年后，他能一尘不染心安理得地回国，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皮特建议他做印度总督。马戛尔尼认为这个职位非我莫属，提出要当英国贵族院的议员，但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这个要求过高了，他没能当成印度总督。
    他的廉洁在议会赢得了荣誉：在下议院，人们称赞他在马德拉斯拒绝了卡纳提克地方长官为恢复权力而赠送的3万英镑。后者已骗过了公司。马戛尔尼成了唯一的障碍。他给上司写道：“如果违背指导我行动的准则而仍然决定恢复他地方长官的职权，我将立即辞职。”
    他不妥协的品德当时却使他中了铅弹。他曾让斯当东逮捕犯有贪污罪的斯图亚特总参谋长，当他们返回伦敦后，斯图亚特提出与他决斗。马戛尔尼并不让步。面对一位受过长期训练的军人，马戛尔尼对自己使用武器的能力不抱任何幻想。他不怕死亡。这里有一封从私人藏品中奇迹般地找到的马戛尔尼给他夫人的信，——马戛尔尼夫人大概并没有读到过：

    我最亲爱的宝贝：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此时，离开您是我感到的唯一的痛苦。但我相信我们会在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重逢。因为，尽管我将要迈出的一步应该得到您的宽恕，但我并不感到还有其他罪行。
    乔治·斯当东爵士将把我的遗嘱交付给您，它将表明我对您的爱和信任一如既往。我冒昧请您照顾我的侄女芭拉杰小姐，乔治·斯当东爵士，本松上尉和艾奇逊·马克斯威尔先生。永别了。

    　　　　　　　　　　　　　　　　　　马戛尔尼
    　　　　　　　　　　　　　　　　　　1786年6月8日于伦敦

    为自己的正直而感到自豪；百折不回的勇气；尽管他对一切教会均持怀疑态度，但对冥世仍充满了信仰；对他妻子细致入微的爱；对他三个朋友与合作者的忠诚，7年以后他将带着他们去中国；表达朴实，自我控制能力强：整个人格都体现在这封信里——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相称。
    这封信大概是在清晨4点前写的。苍白的晨曦笼罩着海德公园，两人站在那里，相距12步远。斯图亚特问这个距离对他的近视是否合适，并提醒他子弹没有上膛。交火之后，马戛尔尼受了伤。帐该清了。不，斯图亚特坚持说：大人冒犯了他，光流血还不够。马戛尔尼同意决斗到一方死为止。但证人们最后把两个对手分开了。

    变化的人在变化的英国

    从印度回来后，马戛尔尼在爱尔兰恢复健康。公司同意给他1500镑的年金。他在利萨诺尔的城堡里发现了乡村生活和自我修养的滋力。他有时到都柏林贵族院出席会议。但主要时间都用来读书。我们找到了他藏书的目录，从中可看出他的为人。目录里有英国经典著作和法国书籍——哲学书和反宗教的著作，有很多游记。全套耶稣会神父从中国寄来的书简集，旁边放着《埃及与中国哲学研究》。《法国纹章集，贵族纹章与贵族名册》和不成套的《绅士杂志》在我们描绘这位全靠手腕而成为有名贵族的人时则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无论在利萨诺尔，在他曾买了柯森街上一幢房子的伦敦，还是在帕克赫斯特领地——他最后以帕克赫斯特的名字进入了令人垂涎的英国贵族院——，他都关注着从此紧密相连的王国和帝国的事务；并以行家的身份致力于东方事务。
    一位变化的人在变化的英国。这个国家不仅有财富，勋爵和企业家，在新的工厂周围还聚集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伦敦有着随时准备举行残酷暴乱的下等人。这另一个英国还是英国：它精力充沛，在为生存而奋斗中经受了锻炼，而且极端的民族主义。“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的统舱里都是从这一个英国出来（不管他们是自愿还是被迫出来）的人：中国不会给他们留下印象。
    当邻居法国在大革命中发生内破裂时，英国曾一度被新生事物所诱惑。英国却顶住了——大概因为它自身就有着新生事物的缘故。

    中国模式

    自佛得角群岛起，信风迫使船只绕了一个大弯。在赤道非洲的海面上正好顶风。所以几乎不得不经过里约热内卢：葡萄牙人卡布拉尔绕过非洲，但就这样发现了巴西。“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好似从球桌边弹回来的台球，直奔里约热内卢：“绕过非洲”。
    11月18日，船队穿过赤道。特使不适应赤道的气候：11月22日马戛尔尼痛风发作，并延续了1个月。他咬牙忍着。他的伙伴们一点也没有发觉。
    在旅途的漫长白天中，马戛尔尼有许多书要读：他让人给“狮子”号的图书馆买了自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著作。东印度公司交给他的材料不下于21卷。另外他还埋头阅读关于中国的笔记。他原来总是仔细地记下各种谈话，当时并未想到中国后来会是他命运所系，今天他又重温起这些谈话来。
    他可以想象已经到过中国。他用中国瓷盅喝中国茶。在他的中国漆器做的文具盒上镶着带蒙古褶眼睛的贝壳人物。他最有钱的朋友家的花园不用“法国式”的几何形图案，而学中国的园林艺术：人们可以在品种繁多的树木夹杂的美色中，在洁白的大理石小塔下，沿着那没用的拱形小桥跨越的小溪散步。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造。在布里斯托尔和里摩日等地都生产中国古玩。塞夫勒或梅森的瓷器，契本达尔的家具或里昂的丝绸使欧洲人的口味习惯“中国模式”。
    在1708年，丹尼尔·笛福便嘲笑过这种风气：“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则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在18世纪的欧洲，怎么能不赶中国这时髦呢？
    马戛尔尼是否猜到他同代人对中国执着的迷恋掩盖了他们对世界这另一部分了解不够呢？这些美丽的艺术品与他们所习惯欣赏的艺术品完全不同：是这种断裂而不是美在吸引着他们。他们经常把假的当成真的：中国人专门为这些远方的外行顾客制造成千上万古色古香像有几百年历史的花瓶……这种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并不是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尽管中国在西方无处不见，但它对西方来说仍是完全陌生的。它不给西方任何信息。西方人以为在中国工艺品里读到的信息事实上并没有写在上面。

    “极为神奇的中国”

    对中国的迷恋已深入人心。马戛尔尼觉察出里面错误的地方。耶稣会士的圣火曾使“开明”人士对根据孔夫子的教导形成的风俗和信仰引起了注意。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韦耶已经念诵道：“Sancle Confuci ora pro nobis”。（“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莱布尼兹则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他曾给太阳国王写信请他仿造中国字创造出一种为各国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
    奥利佛·戈德史密斯以《波斯人信札》的形式在1762年发表了《中国人信札》；“中国间谍”带着满清官员周游欧洲，使欧洲感觉到自己风俗的不适应的地方。
    这种热情不管高低如何，均出自同一个信念：存在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来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个模式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它的盛誉传遍欧洲。伏尔泰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人们曾把这种热情编成两句韵文：
    沃修斯带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书里把这个国家说得奇妙无比。
    像布兰维利埃这样的自命不凡之士则讥讽说：“中国人不能得到神的启示，因此他们是瞎子。但是千年以来，他们的无知并没有剥夺掉他们这些令人赞叹的长处：富裕，工艺，研究，平静，安全。”
    重点转到经济上来了；中国人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更多地是给法国人而不是给英国人做榜样，因为英国人讲求实际，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他们合并土地，采矿和开动纺织机器，而法国人只重理论。重农主义者吹捧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发现他自己的体系与中国的天地和谐，突出农业，国家负责组织的概念完全相同。
    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社会的一切都要求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全盘肯定。他们的批评意识一方面是如此尖锐，对另一方面却迟钝了。无神论中国的理性天堂使他们能揭露服从于“无耻的人”——即教士的欧洲地狱。由此，他们对皇帝的残忍，对改朝换代引起的动乱，对焚书，对反对派施加酷刑和对不断发生又总被血腥镇压的反叛都不在乎。当有人决定视而不见时，他会对任何证据都无动于衷。

    聋子对话

    必须到图书馆的无人问津的地方去寻找极少的不同意见。马戛尔尼是否读过17世纪末当皮埃船长写的已是无情的报道？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是些简单化的教条，与基督的教导无法相比。笛福揭露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民族。马戛尔尼是否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呢？反正地读过当时伟大的思想家中唯一坚持不懈地反对亲中国浪潮的孟德斯鸠的文章。后者主要是从耶稣会士富凯那里了解的情况（富凯口头上批评了他的同事写的文章）。他还指责耶稣会由于轻信而犯了错误：“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像《耶稣会士书简集》里说的那样诚实。”
    马戛尔尼读过《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的严厉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能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靠因袭旧套：“礼使老百姓服从安静。”改变一个礼仪，就将动摇导致顺从的整个建筑。
    耶稣会士是否受骗了呢？没有。但是他们被迫只是发表那些使中国人读起来不致于感到不快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否则就会意味着他们传教事业的结束。他们的书简是有教益的：他们不但要在信中避免诋毁，还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好让人称赞中国，支持他们的事业。许多杰出的汉学家在毛统治的年代里为了不脱离自己的事业不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同样的事吗！
    哲学家还中毒则更不可原谅。然而伏尔泰本人最终摆脱了他自己对中国的奇怪想法，也像孟德斯鸣一样——如果不是更甚的话——批评起中国来。零零碎碎的几个句子说明了这一点。1755年：“我们吃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们比他们优越的多。”16年后，他又揭露了中国文字的弱点：“印刷一首诗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中国人假如愿意用其他民族的字母的话，只要二天便可以印好了。”最后中国科学被贬成是经验主义的：“中国人在1500年前便发明了火药，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们的土地到处都是硝石。”
    伏尔泰本可以在18世纪50年代便设法清除同代人思想中的毒素。他没有这样做，而以前他却那样满怀激情地去让他们中毒。为什么呢？同他一样的一个人，《中国人信札》的作者也许能给我们作出回答：“伏尔泰一点事实都不写；他写书只是让书里充满了空话。”伏尔泰先后有过不同的信念，但他不屑于一一消除。他不够诚实，不愿公开修正以前经常使用的某个论据，如中国人证明人类可以没有神学，没有教会，甚至可以摆脱上帝。他最后同意少数头脑清晰的观察家的意见，但不肯公开认错。
    这样，一场聋子对话便在继续进行下去：欧洲扮演一个滔滔不绝地说话的角色，自问自答，而中国扮演的却是一声不吭的哑巴。

第四章　在英国舰队的保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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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11月30日－1793年1月21日）
    11月30日，两艘巨轮驶入“壮丽的里约港”。“沿岸布满了景色秀丽的村庄和茂盛的种植园。”我们的英国人感到一切都很美：用方石砌的房子，笔直的铺着路石的街道，由巨大的渡槽不断供水的喷泉，使这里变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居住地”。
    这些新教徒对当地明显地追求享乐和严格遵守天主教信仰——这种天主教信仰因为富有异国情调而显得更为正宗——之间形成的对比感到吃惊：弥撒由钟声和鞭炮声宣布，夜里唱着歌的仪仗队伍，所有十字路口都有圣像。清教徒被激怒：“居民懒散而又放荡，他们迷信、无知、懒惰；而且喜欢炫耀。”
    这里修道院很多；霍姆斯对里面发生的事作了恶意影射。马戛尔尼本人也揭露那里普遍的堕落：“女人们放荡可耻，男人们则有同性恋倾向。卫队的军官对我们几个准尉提出要求，但这些年青人充满了英国式的尊严拔出了短剑。”

    一条鲸鱼值七个黑人

    从天主教的地区看，巴西在我们旅行家的眼中算是繁荣的：这令人感到奇怪！但他们自豪地发现巴西人紧紧依赖着英国海军。没有英国海军就没有抹香鲸——“它们的油”很珍贵。但“它们的精液［原文如此］，龙涎香”更为珍贵。一艘英国的捕鲸船也在那里停泊，这只船捕获了“69条鲸鱼，每条平均值200镑”。英国在南大西洋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捕鲸帝国。
    没有英国海军，也就没有贩卖黑人。“平均每个黑人值28镑；一头鲸值七个黑人”。没有黑人就没有甘蔗种植业了。
    我们的英国人去参观“从非洲海岸同类那里买来的”奴隶关押处。他们在那里看到一种特别有效的以次充好的把戏，但并没有感到不快：“他们给奴隶洗浴，涂油，将他们的疾病或身体缺陷遮盖掩饰起来，以便卖个好价钱。”每年运到巴西的奴隶就有“二万，仅里约一地就有5000名”。
    是里斯本的英国公司承担了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当时有一个人说：“巴西的所有金子都流到控制葡萄牙的英国去了”。肯定这些间接殖民地比直接殖民地更能带来财富，因为直接殖民地需要统治的费用。这就是可以推广到澳门，并为什么还能推广到全中国的一个十分有利的制度。
    1792年10月17日他们起锚了。在巴黎，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已经开始了。

    见习侍童头脑灵活

    托马斯的目光和他的声音一样清澈。他抬头看他的老师时既不胆怯又不放肆。在船上，他没有把精力都放在觐见时担任见习侍童的准备工作上。相反，他和“李子先生”努力学习中文。这个调皮孩子禁不住开心地这样称呼李先生，因为他的姓就是指这种水果。他和其他三位老师周先生、安先生和王先生学习书法。他的耳朵好，能分辨声调；头脑也能记住方块字的形状。
    他的父亲开始也试着想听他儿子的课；但他已经56岁了，他那生锈的脑子跟不上机灵的托马斯。他很快便放弃了上课，而去“狮子”号的图书馆看书。他发现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起便有一条可随沙漠骆驼队横穿中亚的丝绸之路。但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却从未见过中国人。老普林尼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做丝的人就像野人一样避免与人交往，只等着买卖上门。”
    这就是出使的理由。因为，那时的贸易就已经像乾隆时一样困难。西方在那个时代已经对中国一无所知，但又离不开丝绸、皮货和香料等中国产品。塞内克抱怨他的同胞“为了使他们的夫人能穿透明得令人害臊的纱衣而倾家荡产”。倾家荡产：因为中国那时什么也不需要。它只出口而不进口。罗马已没有钱偿付了……蛮人入侵中断了这种单向贸易。丝绸之路中断了，并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通。但在不同文化的第一次较量中，西方占了上风。
    第二次较量在中世纪，当时出现了新的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结果还是一样。在诺曼底人坐着小船划桨沿海旅行时，中国人已掌握了舵和指南针。当加洛林王朝的誊写人还在手抄他们的经文时，中国人已经采用印刷术了。当英国还处于西方未开化的某个阶段时，中国的文明已达到尽善尽美，永恒不变的程度。乔治先生正在准备第三次较量。
    15天后，船队在里约到好望角途中的一块升出海面的荒芜岩石特利斯坦·达空雅岛附近又遇到了鲸类：“一大群抹香鲸在海面上蹦来蹦去。”1月7日，在离海岸100多海里的地方，船队绕过了好望角。尽管当时是南方的夏天，雾里好像还夹着雪。

    圣彼得堡的一个晚会

    1793年1月15日，“狮子’号在海浪微微的拍打下发出了轻微的嘎吱声。勋爵俯身在箱子里找出那本从1764年出发到圣彼得堡时开始记的日记。他翻阅着一个笔记本，它使他回忆起在彼得堡加利钦亲王家度过的一个夜晚。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叫勃拉弟捷夫的人，他曾在伊尔库茨克任过要职，并到北京和中国人谈判过边界问题。这位少有的懂中文的俄国人对他解释说：同中国打交道就像“在雾中航行”一样。
    俄国人是英国人在中国的唯一对手。葡萄牙人尽管有澳门，荷兰人尽管有巽他诸岛，西班牙人尽管有菲律宾，但他们都在走下坡路。法国人本来可以在传教士播下种子的地方坐享其成，但他们不善经商，此时的动乱将使它长期远离通向世界之路。美国人的第一艘船只尽管在1784年便到了广州，但他们的力量仍然微不足道。俄国人在彼得大帝之前便向中亚大力扩张。但从18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的野心被满清皇帝制止了。
    英国人便取而代之：由于印度，英国成了中华帝国或它的属国缅甸和西藏的邻国。在广州停泊的5艘深海船中有4艘是英国船。这是利用俄国人的后退和法国因动荡而造成的无能为力的最好时机。
    勃拉弟捷夫还对他说过：中国人对一切中国之外的事情无知得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认为中国处于地球的中心；他们把地球想像成一个四方形，其他国家都被杂乱无章地扔在四周，只有向中国进贡或干脆不被人知的份儿。有一天利玛窦神父给中国人看一个地球仪。他们根本不信而不是感到窘迫。他们断然地说：“中国显得太小了。”这个地球仪离他们所想象的中国在巨大的乌龟壳组成的拱形下占有中央位置的宇宙观实在相去太远了。

    生的和熟的

    在圣彼得堡的这个晚会上，马戛尔尼记住了一点：自有中国以来，中国高人一等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文明”或“未开化”并不是人种问题。归顺的番人官话称为“熟番”；在这以前叫做“生番”。因此有三等人。他们自称为“黔首”，是唯一的文明人；熟番是服从天命的人；生番，是未能（这尚可原谅）或不愿（这不可原谅）分享文明成果的人。
    今天我们从皇宫档案中得知，所有的外国使团都被登录在藩属使团中：古罗马的拉丁人商人；哥特时代教皇派遣的僧侣；连法国都被写成是进贡的国家，这是1689年法国耶稣会士到达时的事，尽管路易十四小心地没有给予委任。
    任何东西都逃不过这种文明的吸引。生番一靠近中国这炉灶便开始煮东西吃，在那里一切都要加工，高岭土和人一样都要经过陶冶。不管他是否愿意，不管他是否知道。
    马戛尔尼在向炉灶靠近。圣彼得堡的晚会又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俯首称臣的事他是不会去做的。从今以后谈到所谓的中国优势时应该考虑实实在在的英国优势。
    1月21日在巴黎，路易十六的头颅落在装着糠的筐里。国民公会议员用国王的血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础。圣詹姆斯王室戴上了孝。

第五章　中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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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1月底-6月16日）
    又过了15天大洋中的孤独日子，2月1日抵达阿姆斯特丹岛，这岛的沙滩上挤满了海豹。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在挥舞着一根绑着手帕的木杆”，——三个法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人们把他们留在这荒岛上是为了准备“2．5万张海豹皮的货运到广州去出售”。“中国人对修剪海豹皮有很高的技术，他们把长的和粗的毛剪掉，留下一层细软毛。”这五个人真是“污秽不堪，但没有一个人想脱离这种生活”。
    就在这个2月1日，巴黎国民公会对英国国王正式宣战。当他们的国家互相打仗的时候，他们却在一起费劲地从2．5万个骨架上剥皮，并把尸体留在岸上任其腐烂。由于达官贵人的喜爱，这股攫取皮货的狂热已经到达十分野蛮的地步——因为除了鸦片，皮货几乎是可以在中国售出的唯一商品。
    第二天“狮于”号启程了。2月25日抵达爪哇，在此之前它没有靠近任何一条能够认出它的船只。尽管库克嘱咐大家吃柠檬，船上还是发现了几例坏血病人。感到宽慰的是“狮子”号在爪哇西头找到了“印度斯坦”号。两条船曾分开了很多日子。
    从巴西到爪哇走了两个月。两个月里没有碰到一条船，除了茫茫大海中两处无人的岩礁外，没有在其他地方停泊过。这两座岩礁是海豹的临时栖身之处——但在那里大家还是想到了贸易，想到了英国和中国。
    漫长的白昼，长时间的阅读，久久的思索，还有促膝长谈。一开始，马戛尔尼并不太喜欢那4个教士，他们集中了中国人又像天主教徒和那不勒斯人的特点：这是上天给一个爱尔兰新教徒的考验！可是，又怎么能离开这两个翻译呢？李神父抽烟抽得嘴都黑了，可不管在哪里见地，他总是叼着一根长烟袋。周神父有时嗑嗑瓜子。这对一位绅士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但是他们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若指掌！马戛尔尼用拉丁语问他们问题。于是他又像在三一公学里那样感到自在了。

    开放与闭关的交替

    由于不断听神父介绍，加上大量阅读了图书室里的藏书，马戛尔尼最后对各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条中国龙时而安详地展开它的身躯：时而因不安而缩成一团。永远是同一个社会解体后又重新组成。治与乱的无休止的循环组成了一部不变的历史。同不断进步并想征服越来越多地方的英国恰恰相反。
    在这千年的反复交替中，乾隆皇帝是更接近开放还是更接近封闭呢？他曾接待过传教士，后者为能在宫内身居要职而受宠若惊。但他也曾迫害过中国改宗的人和神父，残酷地镇压过起义，驱逐过欧洲人（除了对他有用的一小撮之外），把欧洲商人关在澳门和广州两个集中居住区，查禁一切批评满清王朝的东西，把两千种书列为禁书，焚烧了另外两千种书，杀掉了几百名作家。他扩大了中国的疆土，但没有让它开放。
    马戛尔尼知道他将要去见一位耳聋的老人。传教士们不是已经告诉他这位老人想要一副助听器吗？但他是否会对“西方最强大国家”的主动接近不予置理呢？
    满清鞑靼王朝本来可以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蒙古鞑靼人在公元13世纪所做的那样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在蒙古鞑靼人之后，明朝便重新关上了大门。满洲人继承了他们的作法也来个闭关自守。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受到农民起义的包围，他感到自己已被上天抛弃而自缢身亡。满洲人看到明帝国解体而夺取了政权。外族又一次统治了中国。但是马可波罗赞颂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却再也不存在了。
    除了路易十四的同代人康熙大帝之外，所有的满清鞑靼皇帝变成主人后只想太太平平地享受他们的猎获物。这些外族所占领的中国已经有了三个世纪对世界封闭的历史。为了更好地占有中国，他们又加上了一道锁。
    在中国大门外徘徊了四个世纪以后，马戛尔尼相信他了解自己要去的地方，也了解如何开锁。

    第一次文化碰撞

    1793年3月6日，船只停泊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终于又回到了文明社会。中国离这里已显得特别近了。
    英国人的远行使传统的对手荷兰人感到不安。“这些先生并不隐瞒他们驻广州的商业代理人想阻碍使团的活动”。马戛尔尼着手安抚他的东道主。最终双方一致承认两国贸易可以在中国这巨大的市场上共同繁荣。巴达维亚总督保证马上给广州发出和解的命令。
    锚地停着无数挂着像蜻蜒翅膀一样的风帆的帆船，已经体现出一片中国气氛。“无法形容我们船上的中国人在见到他们祖国的第一艘船时所表现出的高兴情绪。”
    第一个文化碰撞：很容易就可分辨出中国人的房子和荷兰人的房子。中国人的房子是用木板，有时是用灰砖造的，矮小而肮脏，住得十分拥挤。而荷兰人的房子是用红砖砌的，常常镶有大理石，里面还有清凉的喷水池，显得干净而宽敞。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大部分漂亮的房子无人居住。”荷兰公司的船只长期停在锚地。马来或中国的海盗来袭击这些船只，甚至还想袭击城市：没有一艘战舰在那里保卫它们。另外，大家还担心从法兰西岛来的法国人的袭击。城市完全无法应付这样的侵略：驻军的一半都在医院。

    天子不承认那里的海外华人

    中国人很久以来便侨居国外：中国人成批来到巴达维亚，寻找生财之道。在城市里他们是办事员，经纪人或零售商。在乡下，他们做佃农，耕种者或仆人。什么工作他们都不会讨厌，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许多人做大买卖发了财。中国本土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鼓励他们发挥这种才能。从1793年到1978年，这种倾向十分严重。
    他们的人数和取得的成功让人恐惧。东印度荷兰公司于1740年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2万到3万人丧生：几个小时内10个圣巴托罗缪惨案。“荷兰方面否认这次暴行，公司董事们深恐因此得罪中国皇帝”。他会不会对公司在广州的买卖——甚至对他们的人——进行报复呢？他们派了使团说明事由并对这一极端措施道了歉。意想不到的好事：皇帝毫不介意地让人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他对商业、利润和国际贸易已经表现出同样的蔑视；对想往外国的中国人表现出同样的严厉态度；同样喜欢停滞不变——以后他将公开炫耀这一点……
    同众多繁忙的中国人相比，荷兰人则显得十分可怜。传染瘟疫的沼泽，“由于不知道使用奎宁”，“循环热”第二次便使人丧生。“我们看到一位妇女全家11口人来到巴达维亚刚10个月，已经死了她的父亲，一个姊夫和六个姊妹”。尽管可以很快地发财，欧洲人在此定居的很少。
    这里的风俗习惯也不能使他们增加活力。上午是喝葡萄酒、刺柏子酒和啤酒，并抽烟。“午餐主要是喝甜烧酒，然后喝咖啡”。接着睡午觉；这里从不让一个单身男子或过路游客单独睡觉，必须有一个年青的女奴隶来陪伴“直到他入睡”。
    一成不变的历史吗？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一些法国商船在这里停泊。其中一条船的船员头脑里满是新思想，他们要求“饮食平等”：“他们认为神圣和不受时效约束的原则使他们可以要求同军官吃同样精美的晚餐——不必考虑谁来付账。水手们拿着他们的晚餐走进军官的餐厅，邀请长官们与他们共同分享。军官们要求巴达维亚总督派一支小分队，以提醒这些反叛者记住组成任何社会的基本规则。”
    有势力的人，即使是交战国之间的有势力者马上就重新结成了联盟以共同对付这些“下等人”。法兰西共和国对英国和荷兰交战已经5周了。但是在巴达维亚却没人知道此事，因为消息传到这里需要6个月的时间。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场冲突正在到来，它将持续22年之久。

    死亡在中国海上袭击

    使团在巴达维亚只停留了10天左右。他们3月17日起锚以便乘有季风时进入邦加海峡。最后这一段路程开始很顺利。高厄和马金托什船长买下了一只法国双桅横帆船作供应船，为了纪念国王的兄弟海军上将克拉伦斯公爵，他们以公爵的名字命名该船。
    而此时“豺狼”号却重新出现了，而且全体船员都安然无恙。朴次茅斯海面的风暴使它损坏得很厉害。所以不得不掉头回港口进行修理。它在马德拉岛然后在佛得角群岛都差一点赶上船队。它一口气绕过了非洲，沿途没有停泊。船上的水手每天只分得极少的食物，已经显得精疲力尽。大家向桑得斯海军上尉表示祝贺，他竟然能指挥这条护卫舰从世界的另一端来到这里。
    好景不长。刮起了逆风。“由于船上卫生条件不好”，许多船员患了痢疾。他们等了近两个月想等风改向。相反，马来海盗可不改变他们的航向。海盗是这一地区的祸害，他们在海上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他们在海上武装行劫，与船队相交时，由于我们船舰的外表令人生畏，他们只得在远处徘徊”。
    死亡袭击着船队。人们用醋洗甲板和中舱，用烟熏法消毒。马戛尔尼写道：“这简直不可相信，就像人类可适应各种不幸。由于死亡不断，加上水手特有的逆来顺受心理，大家对朋友的死去已习以为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健康的人和马来人做买卖，有的带着猴子，有的带着各种颜色的小鸟回到船上。
    “4月28日，我们抵达中国海的入口，邦加海峡”。这一次，他们走上了去中国的路。1793年5月10日，他们从另一个方向重新穿越赤道。尽管有阵雨，温度仍超过了摄氏35度。因为海水很浅，“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不停地测量水的深度。“只要没有新鲜空气和新鲜的食物，绝无希望制止痢疾流行”。“几个人从头到脚已不像人样，由于天气闷热，痛苦更加剧了。只要想到是在向北航行，我们才有自己的勇气。否则绝望早把我们变成了疯子”。
    就是在这片海上今天还漂流着“船民”。……

    法国野心的墓地

    船队很快便沿着交趾支那海岸航行了。这个名字是欧洲对整个越南的叫法。航行变得容易了，风也变得讨人喜欢了。种满庄稼的丘陵清楚可见。一路上遇到了帆船、舢板和渔船。5月25日船队向托伦湾（岘港）驶去，“到了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事实上，“交趾支那”曾是中华帝国的构成部分。后来它从中国独立出来，但仍保持了附庸关系。安南的国君给他们的宗主天子磕头上贡。马戛尔尼认为它与中国的这种关系足以引起使团对它的兴趣。
    靠岸可不容易。极不准确的航海图不可相信。于是只好招呼在近处交叉而过的小渔船。但它们都吓跑了。“印度斯坦号”派出一只小船追上了一条渔船，把一个吓坏了的老人带回船上。船上的人给他认得的几块西班牙元，他就安定下来了。他用手指着航道：到了停泊处，老人拔腿就逃跑了。交趾支那人可能认为这是一次入侵：因为这个国家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变革中。两派中的一派自信将会得到法国的帮助——而法国自己正在动荡不定，实在无力介入。
    使团申明了自己的和平性质。当地的官员很谨慎，要等待首都的命令。船上只得到极少的供给。48小时后托伦的总督乘着两排桨的有甲板的帆船靠近了。后面跟着9条装着给养的小船。马戛尔尼被请上岸作客。当他们向马戛尔尼表示希望购买武器时，他明白了为什么受到这种款待。马戛尔尼不想太介入内战，借口急于去见大皇帝而推辞了：作为恭敬的进贡者，总督当然听懂了这话的意思。
    至少他们接受了总督的宴请。“给每个客人的不是面包而是一大碗米饭。”
    英国人高兴地参观了法国一次野心破灭的地方。1787年在凡尔赛宫签订了与安南安亲王联盟的条约，法国得到了托伦湾和昆仑岛。法国的保护使安亲王战胜了他的敌人。法国人在大占岛定居。斯当东评论说：“他们只是把这看成是占领整个交趾支那的第一步。但是革命使这个国家在东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法国人计划实现的目标大概是以比欧洲人在中国本土便宜许多的价格获取中国商品。”
    法国的计划应该成为过去了。在马戛尔尼的眼里，未来是在中国本土——在一个对他开放的中国。船员经过休整，货舱装满了给养，马戛尔尼的船没有耽搁就向最后一站——澳门方向前进了。

第二部分　另一个星球　去中国觐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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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6月-9月）
    假如有某个外国人秘密进入中国，那么他就不准再回国，怕他万一在自己的同胞中间策划旨在颠覆中央帝国的阴谋。所以，凡未经皇帝同意，擅自和外国人交易或商谈者一律严惩。

    　　　　　　　　　　　　　　　　　　金尼阁，耶稣会，1617年

    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个国家管理得如此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国外。

    　　　　　　　　　　　　　　　　　　伏尔泰，1764年

    鞑靼汉皇朝的政治目的仅仅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它极不重视和外国通商。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外国使团一旦被接受，使团的外交官员都由中国政府配备车夫、翻译和仆人。这些服务人员受某部尚书领导，并必须向他汇报情况。外国大使讲什么话没有不被汇报上去的，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指定的馆舍，他们只能接见属于礼仪性拜访的客人，外出拜访也只能是礼仪性的。他们也只能出席皇帝赏赐的宴会和演出。

    　　　　　　　　　　　　　　　　　　钱德明，耶稣会，1789年

    第六章　澳门，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

（1793年6月19日-23日）
    葡萄牙人从澳门得不到任何利益。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把澳门买过来。如能买来，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收获。

    　　　　　　　　　　　　　　　　　　大卫·斯科特，1787年

    英国人终于在出发9个月之后，即1793年6月19日看到了中国。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澳门海面上停泊。中国就在那边，相距不远。但马戛尔尼不敢靠岸，生怕中国把他的船扣了。马戛尔尼拒绝从规定的口岸进入中央帝国，连澳门也不能吸引他，因为澳门虽已是中国，但它还不完全是中华帝国。英使只派斯当东去澳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打听情况。
    乔治爵士沿着一些荒芜小岛航行，并在一座殖民老城的城下靠岸。城里的房屋尽是浅绿色的斑斑点点。小巷曲曲弯弯，条条通向一座装备有大炮的城堡。他在这块非同寻常的共管地逗留了4天。这里由一名葡萄牙总督和中国官员共同管理。葡萄牙总督对欧洲人享有权威，而中国官员则对他们的同胞拥有司法权。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区别在于葡人是被隔离的，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半岛。这半岛被一堵带有门洞的围墙隔断，只有华人可以越过界限。中国官员则可以随意出入。
    在这座中葡共管的城市里，远东和西欧的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它成为所有欧洲商货公司和传教士的“大本营”。在将近两个半世纪里，澳门一直作为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这个角色后来被香港取代了。
    斯当东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收集有关北京意图的新情报。使团的英国人在巴达维亚时就从到那里的一位信使嘴里获悉公司的生意做得不错，但他们很想详细了解中国政府对他们即将到达的消息有什么反应。他们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的日子不正好是已抵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请求会见中国当局的日子吗？
    10月11日，他们获准与海关监督会晤，18日与广东巡抚郭世勋会晤，后者代替正出征西藏的福康安总督。

    非同一般的夷人

    这些高级官员已经知道广州的英国人不像一般的外夷那么好对付。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所有的商人或传教士都能随便磕头，而英国人则始终拒绝磕头。英国人不磕头也同样已成为一种习惯。正当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海关监督那里开会时，突然听到一声炮响，这说明圣旨到。英国人于是就退避。他们是出于谨慎而回避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避免在内装皇帝谕旨的黄色丝盒面前磕头。当海关监督接了圣旨后，英国人才再次被带进来。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达成的这种妥协办法，北京方面不一定知道。
    今天，我们通过查阅内阁档案知道，广东巡抚向皇帝禀报了10月18日会晤的内容：“英吉利国夷人来广求赴总督暨粤海关衙门具禀事件，臣等当即会同传见。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惟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分，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该国王又无副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臣等末便冒昧速行具奏。”
    由商人这种卑贱小人来通知英王国使团的到来，这礼貌吗？呸！那东西是不能递给皇上的。中国官员们很清楚，如果转呈这种违背永恒礼仪的书信，他们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据称该夷人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行，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又贡品繁重，由广东水陆路程到京纡远，恐有损坏。此时已由洋海径赴天津。若任由择地收泊，于事非宜；现在若再照会该国王，令其至粤候旨遵行，则洋海辽阔，往返无时。[……]请敕下浙闽及直隶省各督抚饬令所属查验放行，由天津进京。”
    乾隆皇帝接到这份奏折后当即用朱笔批示：即有旨。
    不多久，谕旨就发出了，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谕旨对英国使团的到来感到满意，认为它可能会“荣耀大皇帝的光辉”。

    “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

    乾隆皇帝是在1792年12月3日发出谕旨表示同意的，并由福康安总督亲自传旨到广州，当时福康安刚在西藏打败已泊尔廓尔喀军队后回到京师。皇帝的谕旨是在1793年1月5日由公行传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违反礼仪的问题：商人本来就是应该和商人谈判的。
    要好好接待英国人，但同时又要对他们严密监视的命令已发往中国沿海各港。沿海的所有督抚很快都回文表示接到皇帝的谕旨。下面是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优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
    以下是山东巡抚金简的回奏：“该国贡使如于该处口岸收泊，自应地方官加意照料护送，令其迅速进京。俾万里航海远夷早遂瞻天嵩视之诚。臣接奉谕旨遵即飞饬该管道府等就近督饬沿海各州县。臣一面奏闻并专派明了大员照料贡使先行进京，并将贡物等项起岸运送，不敢稍有守候耽延迟误。”
    面对从地球另一端来的卑谦的朝圣者洋洋得意，同时由于对外夷总是存有戒心故而又对他们十分警惕：接待方针就这样定了。
    至于斯当东，他已想好针对将来的困难作出解释和澄清的一套办法：作为回顾全部交往历史的官方发言人，他要揭露欧洲竞争者的嫉妒和地方贪官污吏的敌对态度。
    的确，澳门和广州的一部分欧洲人是有忧虑的。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信件使荷兰人平静了，但英国人必须对付来自葡萄牙人“利用其权力所设置的种种圈套”。自从谕旨下达后，中国官员变得比较合作。但就实质而言，他们“依然像过去那样不乐意”。海关监督由于“深信英国使团的目的是要求对英国人所遭受的损害作出明确的赔偿，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因此而被严肃追究”。于是，他一开始就设置种种障碍来进行阻挠。

    门户全部敞开

    马戛尔尼在写不供发表的日记时，他只想记下好的消息。斯当东在澳门呆了4天后向他汇报的情况使他完全放心。中国皇帝给地方官员的指示已向他打开了中国所有的门户。暂时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斯当东告诉他，广东巡抚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强调指出，英国使团应像所有外国来客一样，在广州上岸，然后通过内陆进京。只是由于英国人“托词说送给中国皇帝的珍贵礼品极易损坏，不宜取陆路长途运输”之后，广东巡抚才作罢。
    马戛尔尼饶有兴趣地听斯当东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曾不得不提供有关英国使团带来的贡品详情，因为中国官员指出，如果没有一张贡品的详细清单，他们就无法把英国使团的到来禀奏朝廷。皇帝要根据贡礼的质量来“判断送礼的君王对皇帝的尊敬程度”。于是，英国商人开列了第一张贡品清单，其中有一半礼品是临时编造出来的：后来还要编造礼品清单。
    如果英国船队在广州靠岸，中国官员肯定会再次施加压力，但他们无法阻止船队从海上经过，因为他们怎么能禁止中国皇帝已经批准做的事呢？因此，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现在谈中国制度的实质。在中央帝国各地，地方官吏代表皇帝：同时施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他们就是皇帝：“百姓的父母”。他们贯彻皇帝的旨意，而且往往容易做过头，因为做过头是不受惩罚的，而违抗谕旨则会受到严惩。此外，他们随意征收赋税。他们征收的赋税与上交的税款之间有一个差额。官吏越贪心，这个差额就越大。这个差额反映他们的实际权力：正是这个差额令人生畏，使人腐败。
    在广州，公行拥有同欧洲贸易的垄断权。总督和海关监督把这个垄断权高价卖给商人以满足私利。他们强迫公行将其利润的一大部分上交给他们。其结果是，外国公司吃大亏。巴罗获悉“政府派遣的主要官员在上任时总是一贫如洗，到卸任时就已是腰缠万贯了”。事定上，由于外国商人不能向北京上诉，他们只能通过公行向地方当局送“礼”。
    这就是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中国羡慕不已的天朝官僚制度。英国的英国人想抨击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们要的是一个门户开放的中国，而澳门和广州的英国人则喜欢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妥协——即使让他们的欧洲客户吃点亏也在所不惜。

    当中国人害怕中国的时候

    在澳门停留时，陪同英国使团一起来的4个中国神父突然分手了。安神父和王神父原先获准免费从朴次茅斯港搭船去中国，可突然他们到澳门时提出要上岸。周神父是两名翻译之一，和他们一样也要求上岸：尽管他上船后即成了每年可拿薪金150镑的雇员。这是在撕毁合同。
    的确，这些译员的境况并不好。他们在巴达维亚看见中国帆船时胆战心惊，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离开中国，除非有皇帝的特批。法律也不准中国人为夷人效劳。周和李犯有双重罪：一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中国；二是为某个外国——甚至为两个外国效劳；先是罗马教廷，后是英国。
    有时中国人的好奇心胜过恐惧心理：“有的广州人去英国。但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他们便一有可能就马上回广州，只字不敢提及他们去过英国的事。”
    不顾斯当东的百般劝说，周还是辞别了。李答应留了下来。“他的处境和周相似，但他表现得比较坚定”。他是满族人，属于占统治地位的上等民族。他冒的风险是否少一些呢？他特别希望别人把他当作是个西方人。“这位鞑靼人丝毫不像中国人。他身穿一套英国军服，还佩带着军刀和缓带”。斯当东似乎没有发觉这些中国教士的压抑心理：他们现在的身份使他们不能留长发。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在脑后留一条辫子，这是满人的规定，违者有死罪。只有李长得像欧洲人，因而他可以不遵守这条可怕的规矩。
    马戛尔尼是个很想得开的人，虽然周神父走了，他还是很宽心：“他的伙伴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他虽没有周神父知识渊博，但性格要好得多，而且相貌和善，对我们很有感情。”马戛尔尼把困难估计过低。李虽然有这些方面的好条件，但他的宫廷语言水平太差。在这个科举制度的国家里，当你只有小学毕业水平而要想写出博士水平的文字来是不可能的。
    三个神父就这么离开了船队。但又有二人上了船：安纳神父和拉弥额特神父——他们是法国天主教遣使会教徒，在澳门等机会去北京，想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为中国皇帝服务。两名神父先上了“印度斯坦”号，因为马戛尔尼显然不愿意法国人和英国使团的核心太接近。
    正当“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于6月23日起航时，澳门的许多教堂正钟声四起，召唤着信徒们去做弥撒。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眼望着这个拥有众岛环抱的锚地的半岛渐渐从视野里消失。这个半岛如果属于英王和英国皇家海军管辖，那该有多好！

第七章　避开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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