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在清代被称为藩部。史书记载：“清起东夏，始定内盟。康熙、乾隆两戡准部。自松花、黑龙诸江，迤逦而西，绝大漠，亘金山，疆丁零、鲜卑之域，南尽昆仑、析支、渠搜，三危既宅，至于黑水，皆为藩部。”
清朝统治者对于藩部地区非常重视，“其于诸藩也，容之如天地，养之如父母，照之如日月，威之如雷霆。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来则怀之，劳则劳之，患则救之。量才而授任，疏之以爵土，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畜，申之以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叛则讨之，循则宥之，降则舍之。”
一、中央设立理藩机构
理藩机构是清代理藩制度的基础，是这一制度得以推行的组织保障。
1631年，漠南东部以科尔沁为首的蒙古诸部，先后归顺了清朝。同年七月，皇太极设立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各部里设蒙古承政一员，负责处理有关蒙古事务。任命科尔沁台吉满珠习礼为吏部蒙古承政，布颜代为礼部蒙古承政，多尔济为刑部蒙古承政。
1636年，漠南蒙古诸部均归顺清朝。清太宗设立了蒙古承政（俗称蒙古衙门），以尼堪和塔布囊达雅齐为承政，另置若干参政，专管蒙古事务。凡关于蒙古诸部的编旗、会盟、赏赐、通婚等事，均由蒙古衙门负责处理。由于需要处理的有关蒙古事务日益增多，因此，1638年六月，将蒙古承政改为理藩院。七月，更定八衙门官制，理藩院设官改为承政一员，左右参政各一员，副理事官八员，启心郎一员。博洛任理藩院承政（相当于尚书），塞冷为左参政，尼堪为右参政。
顺治元年（1644年），承政改为尚书，参政改为侍郎。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增设汉院判、汉知事、汉副使各1员。顺治十六年（1659年）闰三月，理藩院归礼部所属，尚书、左右侍郎均称礼部尚书和礼部左右侍郎，同时保留副理事官8员，堂主事2员，汉院判、汉知事、汉副使各1员。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康熙帝即位后，清统治者认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今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嗣后不必兼礼部衔，仍称理藩院尚书、侍郎，其印文亦着改正铸给。”同年八月，理藩院设立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九月，因为“理藩院职司外藩王、贝勒、公主等事务及礼仪刑名各项，责任重大，非明朝可比，凡官制体统应与六部相同，理藩院尚书照六部尚书，入议政之列。该衙门向无郎中，今着照六部，设郎中官。”于是，理藩院增设各司郎中11员，员外郎21员，理藩院尚书衔名列于工部之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七月，在清政府各机构一次普遍性人员裁撤中，理藩院满洲、蒙古司务各1人，汉院判、知事、副使各1人，各司汉主事共4人尽行裁撤。康熙四十年（1701年），理藩院柔远司划分为柔远前司和后司。
雍正帝即位初年，曾以廉亲王允禩为理藩院尚书，并命裕亲王保泰办理理藩院事务，从此开始了“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雍正七年（1730年），理藩院设置了巡按游牧御使，加强对八旗游牧地方的管理。
乾隆年间，理藩院组织机构趋于完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理藩院司属机构进行调整，改录勋司为典属司，宾客司为王会司，柔远后司为旗籍司，柔远前司仍为柔远司。清政府平定霍集占兄弟叛乱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谕示军机大臣：“理藩院专理蒙古事务，尚可兼办回部。着将理藩院五司内派出一司，专办回部事务。”于是，理藩院司属机构再行调整，并旗籍、柔远为一司，增设徕远司，专管回部事务。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鉴于原来柔远、旗籍“二司所办事件各有不同，若责成不专，恐办理日久，不免舛错弊溷”，旗籍、柔远仍分为二司。至此，理藩院下属六司机构最后完备。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因旗籍司、典属司“就其职掌，按之司名，究亦未符”，便再改典属司为旗籍司，其旧旗籍司仍为典属司。这时期理藩院组织机构系统相当庞大，有中枢机构、直属机构、附属机构、派出机构（人员）等部分，其中，和藩部事务有直接关系的主要设置及职掌如下：
中枢机构部分，设尚书满洲1人，左右侍郎满洲各1人，额外侍郎蒙古1人，由蒙古贝勒、贝子中贤能者选任。尚书、侍郎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控驭抚绥，以固邦翰”。
直属机构部分，包括旗籍司、王会司、典属司、柔远司、徕远司、理刑司等，每司分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以及笔帖式，人数不等，多由满洲和蒙古人充任。旗籍司，办理内蒙古六盟、归化城土默特左右翼、黑龙江打牲、索伦、呼伦贝尔等处官员的升降、袭替、田产、比丁、过继、承嗣、家谱、封赠、致祭、议叙、议处，查核各旗公仓米石，查验军器、煤窑，更换八沟、塔子沟、乌兰哈达、三座塔、神木、宁夏理事官，张家口等六处管理驿站司员笔帖式，以及各盟旗的疆理、封爵、会盟、赈济。王会司，办理内蒙古六盟王公、台吉、公主、格格、额驸等年班、进贡、给俸、燕赉，颁给各盟时宪书。典属司，办理外蒙古四部，新疆蒙古土尔扈特、杜尔伯特部，西藏、青海等处的汗王、台吉、官员升降、袭替、过继、承嗣、家谱、比丁、田产、封赠、赐恤、致祭、议叙、议处、赈济，喇嘛支领衣服银两，达赖、班禅进丹克书，在京喇嘛考列等第，札付度牒，奏请寺庙名号和各寺庙工程，库伦、恰克图、西藏、西宁、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驻扎司员、笔帖式任满更换。柔远司，办理外蒙古、新疆蒙古各部汗王台吉以及胡图克图喇嘛的年班、进贡、给俸、燕赉，各寺庙喇嘛钱粮，颁给外蒙古各部时宪书。徕远司，办理住京回部王公台吉家谱，哈密、土鲁番回部王公台吉俸禄，回疆各城赋役、官税，霍罕伯克、回疆各城伯克以及四川土司土舍头人朝觐、进贡，哈萨克赴热河朝觐进贡，颁给回疆各城时宪书。理刑司，办理蒙古各部及回部刑罚，包括寺庙喇嘛及太仆寺牧丁逃逸诸事。
附属机构部分：唐古特学，掌翻译唐古特文字，设司业、助教、笔帖式。内馆和外馆，是蒙古各部王公来京时的住所，各设监督负责安全保卫。托忒学，负责翻译托忒文字，由唐古特学司业、助教兼管，并额设兼教官。蒙古官学，培养学习蒙文的学生，设学务司员、监教笔帖式、笔帖式。喇嘛印务处，办理京师地区喇嘛事务，设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看守印务德木齐等。则例馆，专门编纂理藩院则例，设纂修官、校对官、翻译官、誊写官。木兰围场，是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加围班时狩猎的场所，设总管、左右翼长、章京、骁骑校等。
派出机构（人员）部分：神木理事司员1人，管理鄂尔多斯六旗蒙古、汉民交涉事件。宁夏理事司员1人，管理鄂尔多斯贝勒1旗、阿拉善王1旗蒙古、汉民交涉事件。八沟理事官1人，管理喀喇沁王1旗、喀喇沁公1旗蒙古、汉民交涉事件，兼管税务。塔子沟理事官1人，管理喀喇沁札萨克塔布囊1旗、敖汉王1旗蒙古、汉民交涉事件，兼管税务。乌兰哈达理事官1人，管理巴林王1旗、巴林贝子1旗、翁牛特王1旗、翁牛特贝子1旗、克什克腾札萨克台吉1旗、阿噜科尔沁贝勒1旗蒙古、汉民交涉事件，兼管税务。三座塔理事官1人，管理喀尔喀贝勒1旗、奈曼王1旗、土默特贝勒1旗、土默特贝子1旗、西埒图库伦喇嘛1旗的蒙古、汉民交涉事件，兼管税务。张家口管站司员、笔帖式各1人，管理张家口驿道19站。杀虎口管站司员、笔帖式各1人，管理杀虎口驿道12站。喜峰口管站司员、笔帖式各1人，管理喜峰口驿道18站。古北口管站司员、笔帖式各1人，管理古北口驿道16站。独石口管站司员、笔帖式各1人，管理独石口驿道7站。赛尔乌苏管站司员、笔帖式各1人，管理赛尔乌苏驿道各站。此外，恰克图、库伦管理买卖事务司员各1人，库伦管理印房事务司员1人，笔帖式2人，西藏随印司员、笔帖式各1人，西宁随印司员1人，笔帖式3人，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兵差司员各1人，四川总督衙门、陕甘总督衙门蒙古笔帖式各1人，分别负责有关事务。
嘉庆七年（1802年），木兰围场隶热河都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政府在实行新政过程中，进行官制改革，理藩院机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鉴于“蒙、藏、青海，固圉防边，其行政事宜实与各部并重，故易理藩院为理藩部。”更名以后，理藩部的内部机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和藩部地区有直接关系的是：裁撤内外馆监督。内外馆监督“无从稽查，无可弹压，几同虚设”，因而裁撤。合并满档房等机构成立领办处，设调查、编纂两局附入该处。领办处是全部公务总汇集的地方，设领办、帮办、稽核文移、总看奏折、委署主事、正副缮写等员，分别以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充任，主要筹办藩部地区各项新政。调查、编纂两局，设正副管股、翻译官、监管官、兼行官等员，分别以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充任，负责调查、编纂藩部地区的情况。旗籍等六司虽然因“名称久播蒙藩”，仍存旧名，但是人员设置也有了变化，均设掌印、帮印、主稿、委署主事、正副缮写等员，分别以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充任。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调查、编纂两局改为调查、编纂两科，合为宪政筹备处，筹备藩部地区宪政事宜。宪政筹备处内附设藩务研究所，所有掌印、帮印各员均入所研究，筹商藩部地区宪政诸事。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政府内阁官制改组，成立新内阁，理藩部和其它部一样，尚书改称大臣，侍郎改称副大臣。
二、地方置将军、都统、大臣
清代在藩部地区设置的将军、都统、大臣，一般都统率军队，负责某一藩部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人们称之为军府。他们既是理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藩制度在不同的藩部地区得以实行的组织和军事方面的保障。
清代藩部地区的军府建置，在内蒙古地区有绥远城将军、呼伦贝尔副都统、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在外蒙古地区有定边左副将军（也称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阿尔泰办事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在新疆有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在青海有西宁办事大臣，在西藏有西藏办事大臣。
绥远城将军设置于乾隆二年（1737年），统率满洲、蒙古、汉军士兵3900名，管辖归化城土默特二旗，以及军事上统驭乌兰察布和伊克昭两盟。呼伦贝尔副都统是在乾隆八年（1743年）由统领改设的，统率士兵2500名，管辖呼伦贝尔地区索伦、陈巴尔虎、新巴尔虎、厄鲁特等各旗的兵马。察哈尔都统设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驻张家口，统率察哈尔八旗所属官兵，阿尔泰军台，锡林郭勒盟的军务，以及察哈尔地区的四牧群。热河都统的前身是热河总管，设于雍正二年（1724年），乾隆三年（1738年）裁总管，改设副都统，嘉庆十五年（1810年）副都统升改为都统。热河都统统率热河各处驻防官兵2000名，管辖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两盟军务，热河所属各驿站，以及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理事司员等。
定边左副将军又名乌里雅苏台将军，雍正十一年（1733年）初设，当时还属于差遣性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清政府在乌里雅苏台筑城，作为定边左副将军衙署的所在地，定边左副将军军府正式形成。定边左副将军统率士兵2600余名，管辖漠北蒙古四部的兵马，监督各盟旗札萨克王公是否遵守清政府的法令，并管理唐努乌梁海部落一应事务。科布多参赞大臣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成为军府建置，统率守城马步兵、卡伦士兵、种地蒙古兵、牧场兵以及向导兵等总计2000余名，管辖赛音济雅哈图盟各部兵马，以及扎哈沁1旗又1佐领，明阿特1旗，阿尔泰及阿尔泰诺尔乌梁海9旗的兵马。阿尔泰办事大臣设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驻扎阿尔泰山，管理该处蒙哈事务。”后来，又节制所有旧土尔扈特蒙满官兵，管理科布多所属迤西附近阿尔泰山乌梁海七旗，新土尔扈特二旗，霍硕特一旗，共计三部落十旗，以及昌吉斯台等西八卡伦，布伦托海屯田。库伦办事大臣有蒙古大臣和满洲大臣之别，其中，库伦满洲大臣作为清政府在漠北蒙古的军府建置之一，设于乾隆、嘉庆之际。库伦办事大臣的职掌，就藩部事务来说，主要是管辖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两部兵马，监督两部各旗审理案件，以及哲布尊丹巴所属。
伊犁将军设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驻惠远城。统率天山南北全新疆地区约1万多名驻防官兵，并管辖乌讷恩苏珠克图等盟旗的兵马。在伊犁将军以下，新疆北路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统率官兵2，000余名，负责巡查东西路卡伦，以及管理地方游牧。在乌鲁木齐设都统，驻巩宁城，管理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等处满汉官兵事务。清政府在乌鲁木齐设官兵3460名，巴里坤1100名，古城1140名，吐鲁番600名，库尔咯喇乌苏720名。在南疆地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帮办大臣各1人，管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等八城事务，每城又各设领队大臣1人，总兵、副都统等员，统率满汉官兵，负责巡查卡伦等事。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参赞大臣、帮办大臣、领队大臣等裁撤，俱改直隶厅、州。
西宁办事大臣设于雍正三年（1725年），是在清政府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西宁办事大臣的主要职掌是，统率征调青海蒙古和硕特、辉特、喀尔喀等各部兵马，并负责审理各部蒙古的诉讼案件，以及管理青海地区的藏民。
西藏办事大臣设于雍正五年（1727年），是清政府在西藏施政进一步完善的结果。根据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布的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可知，西藏办事大臣的职掌是：督办藏内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负责达赖、班禅以及各地黄教胡图克图灵童转世的金瓶掣签；督管西藏边界贸易以及各种外事活动；管理财政；管理西藏地区军事防御；负责西藏地方的司法。乾隆朝末年，西藏成立3000名正规军队，前后藏各驻1000名，江孜、定日各驻500名。兵员由各主要地区征调，每500名兵员委一代本管理。代本等军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选年轻有为者充任，并发给执照。西藏兵员由驻藏大臣通过西藏地方政府分春秋两季发给粮饷。西藏地方军队要经常操演，驻藏大臣每年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各地和检阅军队。这里应当说明的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由于驻藏大臣琦善上奏《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等，对驻藏大臣的职权、地位和地方官员应遵守的章程，重新申定并做了部分改动，并获清政府批准，驻藏大臣的职权有所削弱，逐渐失去了对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处商上收支的审核权，对边界的巡查权，以及校阅营伍、操练藏兵的权力。
三、编纂则例和律例
清代编纂有《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以及《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等，它们是清代理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理藩院管理藩部地区的办事准则，清朝统治藩部地区的法律依据，因而也是清代理藩制度得以实行的法律保障。
《理藩院则例》作为理藩院机构的办事准则，清政府统治藩部地区的法规汇编，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刑法等各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就总的方面来看，它首先确保的是清朝封建统治在藩部地区的稳定性，为此规定了设官、职守、奖惩、军政、会盟、边禁、人命、偷窃、发冢、犯奸、罚罪、捕亡等项，鲜明地体现了《理藩院则例》的阶级实质，实际上是维护清朝封建国家的利益，维护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王公的利益。其次，清政府给予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种种特权，在品秩、袭职、擢授、俸禄、廪饩、朝觐、宴赉、仪制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这就不仅保证了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特权地位，而且使这种特权延及后世。再次，对喇嘛事务有明确规定，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怀柔蒙藏民族上层，统治蒙藏地区劳动人民的阶级实质。最后，明确规定西藏设驻扎大臣，总办全藏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行，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无论大小事务，俱禀明驻藏大臣核办。
《回疆则例》是理藩院管理回部（新疆天山以南维吾尔族居住地区）的法规，嘉庆十七年（1812年）理藩院设官开始编纂，嘉庆十九年（1814年）成书。道光年间曾经续纂，补充进了新的内容。如前所述，清朝统一新疆回部地区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理藩院遵照乾隆帝谕旨，设立徕远司办理回部事务。在乾隆朝《大清会典》中，徕远司管理回部事务的内容包括：疆理、部长、户口、权量、田赋、杂赋、土贡、驻扎、兵防、俸币、移驻、外藩朝贡等项。其中，有许多和管理蒙古的方式相同，比如，在“部长”项中，就规定“回部之久经内属者，一如蒙古之制，设扎萨克以理旗务。”在“俸币”项中，也规定“凡回部王、贝勒俸币，与蒙古之制同。”在《回疆则例》未制定前，乾隆朝《大清会典》徕远司的职掌，就是理藩院治理回部地区的法规。嘉庆年间，清政府决定纂修《理藩院则例》的同时，也决定纂修《回疆则例》，作为理藩院治理回部地区的法律依据。
《回疆则例》的体例和刊本《理藩院则例》的体例相同，分8卷，分别记述回疆各城伯克设官，伯克的职掌、谱系、拣补，回部王公的俸银俸缎、恤赏，伯克进贡、朝觐，伯克赏项，回疆铸钱，各项禁令等。它是清政府统治回部地区的根本大法。
《蒙古律例》是理藩院治理蒙古刑事的法规。早在崇德八年（1643年），清政权还在关外的时候，就曾颁发《蒙古律书》，表明清政府制定的蒙古族刑法在皇太极时期已经形成。后来，清政府多次完善蒙古族刑法。乾隆六年（1741年），经朝廷大臣讨论，新修订的《蒙古律例》告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新刊《蒙古律例》颁行。此后，嘉庆朝亦有编纂。目前见到的汉文本《蒙古律例》有两种，一是乾隆三十一年殿刻本，二是嘉庆年间刊本。两种版本均为12卷，但每卷中具体条目有的则有差别。乾隆朝本189条，嘉庆朝本209条。对照这两种不同版本的《蒙古律例》，我们可以看出，嘉庆朝和乾隆朝相比，一是清政府对蒙古王公的恩宠政策并没有改变，这从嘉庆年间《蒙古律例》卷1增加的7条中，允许顺治朝以前蒙古王公台吉子嗣以原品世袭罔替，阵亡的蒙古官员袭完世职后赏给恩骑尉世袭罔替，蒙古王公台吉职衔准其以养子承袭等内容可以看出。二是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封禁政策有所调整，这从嘉庆年间刊本《蒙古律例》卷2中，删去了原乾隆朝殿刻本中“内地民人不许娶蒙古妇女为妻”1条可以看出。三是清政府制订的蒙古族刑法已在整个蒙古地区贯彻执行，嘉庆年间刊本《蒙古律例》卷6记载：“凡新降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厄鲁特、和硕特、辉特、乌梁海等蒙古，偷窃马牛驼只数至十匹者，不分首从，均拟绞监候……”，反映的正是这一情况。
《蒙古律例》是清代藩部地区蒙古刑法的总汇集，包括官衔、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卡哨、盗贼、人命、首告、捕亡、杂犯、喇嘛、断狱等项。
《蒙古律例》中规定，违反宗教教规的要受到惩罚，这里主要指的是喇嘛，反映了清政府不允许任何人对藏传佛教这一基本国策的破坏。
《蒙古律例》中规定，蒙古王公杀害属下家奴，仅受“罚牲”处分，但“家奴杀其主”，则要“凌迟处死”。蒙古王公“奸平人之妻”，仅罚牲畜给奸妇之夫，而“平人奸福晋”，却要“凌迟”。
《西宁青海番夷成例》（以下简称《番例》）是清朝理藩院治理西宁青海地区藏民刑事的法规。雍正十一年（1733年）成书，总计68条。这是理藩院会同西宁办事大臣从《蒙古律例》中摘选藏（番）民易犯条款并结合青海藏民实际情况编纂成的。从“派定出兵不去”、“敌人犯界不齐集绞杀”、“部落人逃走”等条款来看，和《蒙古律例》一样，《番例》维护的首先也是清朝封建国家的利益。而“越界驻牧”、“越界头目罚服”、“隐匿盗贼”、“偷盗四项牲畜”等条款，则反映出《番律》特别注意维护地方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此外，还有“奸人妇女”、“打伤奴仆”、“家奴弑主”等条款，表现出《番律》维护的还有藏族中大小头目（即千户、百户、百长等）的利益，有着鲜明的阶级倾向。
四、有关抚绥藩部少数民族上层的措施
年班和围班亦称朝觐，它是理藩院职掌的重要内容。所谓年班，即清政府规定的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每逢年节轮流来京，朝见皇帝，瞻仰圣颜。年班期间，藩部地区的各民族首领要参加清政府举行的各种活动，并在京师进行经济交流。依据地区和民族、人员成分的不同，年班可分内扎萨克年班、外扎萨克年班、伯克年班、番子年班、喇嘛年班等不同形式。按年轮流，又可分一年一班，二年一班，直至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甚至十年一班。十年一班，也就是10年才能轮流1次。内扎萨克年班，即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王公的年班。外扎萨克年班，即外蒙古地区以及新疆、青海等地蒙古族王公的年班。伯克年班，即新疆回部维吾尔族头领的年班。番子年班，即青海等地藏族首领的年班。喇嘛年班，即蒙藏地区藏传佛教喇嘛的年班。年班来京的蒙古王公，分别住在内馆和外馆，维吾尔族首领则住在哈密馆。藏族首领、喇嘛人士等也均有自己的住处。届时清政府派理藩院、光禄寺、户、礼、兵部官员和笔帖式前往照料，按规定发给相应物品。此外，清政府还加强保护措施，派人到各驻地进行巡查。
年班来京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都要给清朝皇帝带来贡品，贡品多是各民族地区的特产，或是各民族生产生活中有代表性的物品，比如蒙古族王公贡驼马、雕翎等，维吾尔族首领贡葡萄干、瓜干等。清政府对于各少数民族首领的进贡，都给予必要的回赏。回赏的物品根据少数民族首领的品级在质量上有所区别，一般是玲珑鞍辔、银茶筒、银盆、绸缎、茶等物。清政府还向年班来京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供路程和食宿费用，名为廪饩。廪饩多寡，依爵位高低、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每日给银4两2钱至1两1钱1分不等，米均为1升5合。除廪饩外，还有燕赍，即清朝皇帝设宴招待各少数民族首领。除太和殿设宴外，还在除夕设宴于保和殿，元宵节设宴于正大光明殿，其间并在中正殿、紫光阁、山高水长加宴数次，宴礼极为隆重。对年班御宴情况，礼亲王昭涟曾写道：“国家威德远被，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番入朝，以尽执瑞之礼。上于除夕日宴于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坐。新岁后三日宴于紫光阁，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典甚巨也。”除赐宴外，清朝皇帝还赏给年班来京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衣帽、撒袋、腰刀、缎匹等，从康熙末年起，这些赏赐折合成银两，自430两至53两不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在西苑接见年班来京的藩部少数民族首领时，曾写下这样一首诗：“步辇西华西苑巡，匪游图觐远徕臣。夹衢左右纷迎接，露冕笑言普拊循。回部更番久依例，内旗扎萨旧称宾。土尔扈入朝如雁，哈萨克流仰集鳞。来享来王来贺节，土司土舍土头人。抚兹武偃文修世，益切盈持泰保寅。”
围班即木兰行围，是年班的补充形式。在天气酷热、京城痘疹流行时，已出痘的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可以来京朝觐，未出痘的则禁止来京。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二十年（1681年）木兰围场设置后，藩部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不能来京城的，就可以去木兰随围。木兰围场在承德北四百里蒙古各部落之中。满语谓哨鹿曰木兰，围场为哨鹿所在，故此得名。围班的班次与年班相对应，也有一、二直至十班的区别。围班的内容，主要是赐宴避暑山庄和木兰行围狩猎。在木兰行围前，清朝皇帝一般驻跸避暑山庄，在万树园、大政殿、澹泊敬诚殿筵宴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此外，也举行一些其它活动，有取材于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的唱戏，也有跳驼、布库等游戏。跳驼，即选人从八尺高的驼背上越过，落地时人仍直立不倒。布库即相扑，二人徒手相博，专赌脚力，胜败以倒地为定。
木兰行围狩猎有哨鹿和围猎之分。哨鹿时，有侍卫及诸备差人相随，分三队各隔几里停留，最后跟随皇帝的，只有侍从和护卫十余骑。他们头戴制作的鹿角，吹着木制的长哨，模仿雄鹿求偶声音。“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吆吆，低昂应和，倏听枪声一发”，“命中获鹿矣”。围猎则规模浩大，“射飞逐走，左右是宜”，“雷动奔至，星流霆击”，宛如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木兰行围结束时，清朝皇帝到张三营行宫，和满洲大臣、藩部地区少数民族首领们聚集一堂，由内蒙古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二盟长按例进宴。宴会期间，除表演音乐舞蹈节目外，清朝皇帝对于参加围班的藩部各民族首领们，根据爵位职级的不同，分别给以优厚赏赐，包括银两以及绸缎等衣物，弓矢等武器。
和蒙古王公通婚在清代抚绥藩部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从蒙古王公中选择“额驸”。从顺治朝到康熙朝中叶，内蒙古科尔沁部是满蒙联姻的重点。从康熙朝中叶到乾隆朝中后期，满蒙联姻由内蒙古发展到外蒙古和青海蒙古，并且呈现出高潮，有关规制也更加详尽。从乾隆朝中后期到清末，满蒙联姻有所减弱，从部族和地域上讲，也有所缩小，并且规定选择蒙古额驸，只局限于内蒙古七部十三旗。
乾隆皇帝出巡经过内蒙古科尔沁境内时，曾经赋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据理藩院则例载，科尔沁部旗下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共2千人。巴林旗下公主子孙台吉共170人，敖汉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共600人。
清朝统治者封藩部少数民族上层首领以各种爵位，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此外还有台吉、塔布囊，又分四等。外蒙古在亲王以上，还有汗位。在一般情况下，封爵可以世袭罔替，延及后世。不同爵位的藩部王公享受不同等级俸银俸缎的待遇，最高的每年俸银2500两，俸缎40匹，以下或俸银2000两，俸缎25匹，或俸银1200两、800两，俸缎20匹、15匹，最少的台吉、塔布囊也有俸银100两，俸缎4匹。2除享受俸禄外，清政府允许藩部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向所属征收赋税，在蒙古族居住地区，主要是按比例征收羊、马、牛车、米、毡、奶子酒等。在回部地区，则分别酌给燕齐人户。有爵位的藩部王公贵族，还享受随丁待遇，从汗、亲王，到台吉、塔布囊，分别有壮丁60名到4名以供役使。藩部王公贵族死后，依爵位等级，派有10户到4户不等的守墓者。
在服饰、仪礼方面，藩部王公贵族也享有特权。清政府规定，藩部王以下服色，全部按照宗室王以下例，用宝石顶带。仪卫上，亲王用绡金红伞两把，纛两杆，旗枪十支。郡王用绡金红伞一把，纛一杆，旗枪八支。贝勒红伞一把，纛一杆，旗枪六支。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红伞一把，旗枪六支。王公府属官员的数额，也和内地的相同，设长史、司仪长、护卫。此外，亲王设四品、五品典仪各一人，郡王设五品、六品典仪各一人，贝勒、贝子各设五品、六品典仪一人，公设七品典仪一人。顶带坐褥以及补授办法，都与内地王公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