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超级长，有差不多30多页。我争取陆续都贴上来，现在先贴一部分）
（作者估计也是四四的超级崇拜者^_^）
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 by 林姝
故宫博物院 院刊 2004年第6期 总第116期 P90－P99
雍正朝只有短暂的13年，却流传下来大量精美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格调高雅，工艺精湛，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绝大部分是养心殿造办处成做的。造办处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清档》）极为详尽地记录了皇上的谕旨和管理人员奏报活计制作的全过程，透露出雍正帝的兴趣爱好、审美标准、鉴赏水平，甚至亲自参与设计的闲情雅致。笔者通过梳理相关问题略有心得，仅就雍正帝审美情趣的形成缘由及其影响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 雍正的兴趣爱好与审美标准
作为皇帝而不得不日理万机的雍正，对各种工艺品仍显示出极大的兴致，品头论足，对款式、纹样、颜色、做工一一指点，自有一套评判标准，涵盖了材料、形式、技巧、手法、色彩等诸多方面。他褒雅贬俗，反复强调要“文雅”“秀气”“素静”“精细”，并且要求将“内庭恭造之式”作为衡量工艺品是否堪用的基本标准。有关此方面的档案记录比比皆是：
黑白玛瑙盒西山石砚一方。奉旨：做法文雅，甚好!照此样再做一方，略放大些。[1]
九洲清晏陈设的洋漆书桌甚文雅，着照样做几张。[2]
着传与年希尧，将长一尺八寸、宽九寸至一尺、高一尺一寸至一尺三寸香几做些来，或彩漆，或镶斑竹，或镶棕竹，或做洋漆，但胎骨要轻妙，款式要文雅。再将长三尺至三尺四寸、宽九寸至一尺、高九寸至一尺小炕案亦做些，或彩漆，或镶斑竹，或镶棕竹，但胎骨要淳厚，款式亦要文雅。[3]
做得黑退光漆画洋金金钱菊花嵌玻璃堆地景如意式盒二对。呈进。奉旨：做的甚糙，再做时精细着。[4]
玛瑙壶一件，奉旨：将壶上的花纹磨去，壶嘴膛做湾（弯）些，壶把做素的。[5]
莲艾砚做的甚不好，做素静文雅即好，何必眼上刻花？再，书格花纹亦不好，象牙花囊甚俗，珐琅葫芦式马挂瓶花纹、群仙祝寿花篮春盛亦俗气。[6]
将玉壶上螭虎去了，做素的。[7]
商金银蟠螭圆鼎一件，随紫檀木座一件。奉旨：将紫檀木座肚子去了，往秀气里收拾。[8]
照怡亲王进的活腿四方香几做二件，（^_^，看上十三的东西了，哥俩眼光差不多嘛）或漆的或木的，做秀气着。[9]
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甚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10]莲花馆对西瀑布处三间屋内二面贴画的玻璃窗、横楣窗俱做蠢了，着另改做。[11]
此鼻烟壶款式甚俗，不好！可惜材料！尔持出放在无用处。[12]
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庭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庭恭造之式。[1]
（略……）
就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雍正特别有兴趣、着意指点、参与设计的陈设及文玩种类有瓷器（特别是珐琅彩和仿古瓷）、漆器、木器、玻璃器、斑竹制品、绘画等；具体的品种有鼻烟壶、珐琅彩茶壶、宜兴紫砂壶、钧窑花盆、玻璃插屏、吊屏、盆景、荷包、冠架、如意、桌椅床榻、砚台、文房用品等。
其风格大致有两种，一是自然质朴、简约素静之器；二是精工细做、鬼斧神工之作。粗略看来，二者似乎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其实不然，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格调高古，浑然天成，看似无雕琢之痕，实则设计巧妙，大巧若拙，匠心独运；后者精美绝伦，富丽堂皇，雅致细腻，叹为观止。但二者都离不开一个“雅”字，或文雅而脱俗，或幽雅而含蓄，或高雅而气派，或优雅而精细。不仅“雅”，而且“精”，其所谓的“精细”是指在设计、选材、制作、纹饰、颜色、器型等各方面近乎苛求的讲究。（略……）
这种讲究，这种“精细”，使雍正朝的工艺品在有清一代脱颖而出，树立了“孤高”的品格。
雍正与其他帝王一样喜爱黄色、大红等颜色，但对黑色格外偏爱，这是清代帝王中的特例。他先后传旨制作了黑地画珐琅白梅花鼻烟壶[3]、铜胎黑地珐琅春盛[4]、黑地白梅花四寸磁碟[5]、黑地彩漆盒[6]、黑地五彩流云珐琅春盛[7]、黑地仗酱色地仗织圆金龙五彩云蟒袍[1]等各类器物。雍正朝遗存下来的黑地器皿也比比皆是，诸如黑釉金彩云龙纹高足杯、黑漆描金百寿字碗、画珐琅花卉纹寿字卤壶等等，至于用黑漆或黑漆描金或加嵌螺钿制作的家具更是不胜枚举。黑色地在画珐琅工艺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无论是小巧的鼻烟壶还是高挺的天球冠架，均或多或少地采用黑色。这种配色兴盛于雍正朝，完全取决于雍正的个人爱好，是雍正朝工艺品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特色之一。换言之，黑色地已成为辨别雍正朝文物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雍正除喜好黑色之外，还非常注意颜色的搭配。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造办处工匠欲将扁形东珠安在水丞盖上，郎中海望奏请。奉旨：“或用玛瑙，或用别样石做一盒子，将此东珠嵌在盖上。其石色或黑或红方能显露珠色。”[2]七年五月十五日，海望又持出黄色玛瑙石子一件、金黄色玛瑙石子一件、黄色天然玛瑙石子一件。奉旨：“黄色石子做水盛用，金黄色石子做水盛盖用，天然石子随其形做笔架用。”[3]（想像一下，陪得很好看呢）如此搭配，三者色阶相近，色彩和谐自然，尽显文雅之趣。同样，甘黄玉要与黑漆墨床相配[1]，白玉带钮要与鹅黄尾带相配[2]，白玉磬需与黑漆架相配[3]，象牙席需与黑漆床相配[4]。
雍正对器物的造型也十分注重。以古铜瓶为样烧造霁青、霁红花瓶时，他要求“俟镟样时，底足收小些，上身腰箍不匀处镟匀些”[5] ；当郎世宁遵旨画驴肝马肺钧窑缸时，要“比缸略放高些，两头收小些”[6]。经过这样的处理，使器物的口、颈、肩、腰、足等各部位的比例更加匀称，线条愈显柔和，器形也更为挺拔俊俏。雍正朝各类工艺品的造型规整，方者自方，圆者自圆，一丝不苟，追根究底是雍正的具体要求使然。特别是“雍正时期瓷器的造型，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以轻巧俊秀、工丽妩媚之貌。器型之美，可与以纤细秀丽著称的明永乐、成化瓷器相提并论，各部分之间比例协调，恰到好处，外形上素有‘线条美’之誉，确有增一分则拙，减一分则陋之感”[7]。另处，雍正对绘画中的人物形象也有品评：“美人头大了，另改画，下颏、肩膀俱要衬合着画”[8]，（隐约觉得四四喜欢娇小形的美女）“西洋人郎士宁画过的者尔得小狗虽好，但尾上毛甚短，其身亦小些，再着郎士宁照样画一张”[9]。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比例失调，目光之敏锐由此可见一斑。
雍正喜欢自然、含蓄的美。试举数例加以证明：其一，雍正七年三月初八日“太监李久明持来武定石大小十五块。传旨：‘交给海望，此石内有一块花样甚好，着随其本来花纹做砚盒用’”。其二，上述“天然石子随其形做笔架用”。其三，雍正三年九月“太监杜寿交老鹳眼木双梗双叶九如意一件。传旨：‘此款式好，著海望看，留样’”[10]。
（略……）
另外，还表现在雍正不喜张扬的个性上，他从不在古代文物上题咏，也绝少在本朝所制的器物上题咏，这一点与其子乾隆有天壤之别。众所周知，乾隆自诩精于鉴赏，在各朝画幅上的题跋仰俯皆是，即使宋代的瓷器、远古的玉器也未能幸免。而雍正的题诗署名“破尘居士”，仅仅作为人物的背景装饰出现在《十二美人像·把镜图》中[1]，它与画面浑为一体，是绘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用心去观察极易被忽略。
雍正可谓是追求完美主义者，苛求尽善尽美。不拘何种器物，或款式，或釉水，或颜色，或纹样，或尺寸，或质地，只达到单项出色并不满足，务求全美，充分体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其独特的审美品位。他曾点评仿洋漆书桌：“此桌甚好，但桌腿不好，可将桌面取下，另做紫檀木桌腿。其原漆桌腿另配做紫檀桌面”[2]，将其重新组合成洋漆面紫檀木桌。又如黑洋漆金万字锦绦结式盒，“甚好！大有洋漆的意思，但里子略不像些”[3] ；双喜耳瓷瓶，“颜色、釉水虽好，称不得上好”[4]。又如，“尔等进的漆盒，其漆水虽好，但花纹不能入骨，可使匠役小心加功仿做，务期入骨”[5] ；“白地红龙玉壶春瓶上红龙画得甚好，但龙尾不甚爽利”[6]，在“甚好”的基础上还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以达到完美无瑕的“上好”和“入骨”的程度。雍正四年（1726年）造办处相关人员画得带纸样四张，却没有一款合皇帝的意，“此四张带样皆不如意，俱交给海望。着他做二副带子，只要好。若不如意，朕不依”[1]。（好可爱，像小孩子耍赖一样）次年，雍正收到了两广总督孔毓进呈的伽喃念珠二盘，他在朱批奏折时顺便提到：“朕原有旨，上好的难遇，不得，不必进，非强觅之物。似此中等者，何必进来？”[2]
（……略）
雍正不仅鉴赏水平出众，能够辨别器物的优劣高低，还明察秋毫，善于在细微之处近乎吹毛求疵地发现问题，（四四认真嘛～～～）甚至于指导工匠完成任务。如“先前做过的三足珐琅马蹄炉与通身画的花样对的不准，今改做四足，与通身花样俱要对准”[5]，郎世宁的山水画稿“着添画日影”[6]。芝仙祝寿盆景呈进后，皇上即发现“此内灵芝用蚌配做，到将此蚌珠假了，尔持去将珠子取下来，另用蚌配一灵芝”[7]。如此细微末节，连制作的工匠都浑然不觉，却瞒不过皇帝犀利的目光，真可与宋徽宗“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相媲美。又如传旨认看玛瑙鹦鹉食桃上鹦鹉的眼睛[8]，据玉匠陈廷秀认看得鹦鹉的眼睛是后安的。据此，说雍正是一个品位极高且挑剔苛刻的鉴赏家是毫不为过的。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宫殿监副侍李英传旨：将景山东门内庙里供奉骑马关夫子像着照样造一份。其像要如意，法身高一尺六寸，先拨蜡样呈览，准时再造。钦此。于三月初十日拨得蜡样关夫子一尊，关平、周苍从神等六尊。呈览。奉旨：关夫子脸像拨得不好，照圆明园佛楼供的关夫子脸像拨，其从神站像款式亦不好，着南府教习陈五指式拨像。钦此。于本月二十日改拨得关夫子从神等蜡样一份，呈览。奉旨：关夫子脸像特低，仰起些来，腿甚粗，收细些，马鬃少，多添些。廖化的盔不好，另拨好样式盔。钦此。于二十六日将改拨得蜡样呈览。奉旨：关夫子的硬带勒的甚紧，再拨松些，身背后无衣褶，做出衣褶来。从神手并上身做秀气着。钦此。于四月初二日将改得关夫子蜡样呈览。奉旨：帅旗往后些，旗上火焰不好，着收拾；马胸及马腿亦不好，亦着收拾。钦此。于四月初四日将改得蜡样一份呈览。奉旨：甚好，准造。旗做绣旗。钦此。[1]
这段档案形象、生动地反映出雍正的审美情趣，他观察物象之细微超乎寻常。此塑像先后五次呈览修改，从人物的面容、站立的姿态、马腿的粗细、马鬃的多少到头盔、硬带、衣褶无不过问，亲加指点。特别是“着南府教习陈五指式拨像”一句精辟之至。南府教习相当于皇家剧院的艺术指导，长于设计戏剧中英雄人物的动作造型，其身段、扮相恐怕是最好的创作模特。
对于不太称心如意、尚可改做的活计，雍正也想方设法进行补救。（那是，四四勤俭谁都知道的）如玻璃插屏上的玻璃有破损处俱做竹节式合牌遮挡[2]，又如“九洲清晏后抱厦内东西两边牌插板做的粗糙，另镶楠木边。再，集的锦亦不齐，傍边空处甚多，若将书格挪开不能好看。今着满集锦，其东边牌插背后将造办处有巡抚杨文乾呈进、包象牙席的西洋金笺纸糊在东牌插上，纸的花纹要对缝。着海望酌量将造办处收贮的西洋金笺纸亦照样对缝，将西边牌插板背后糊上”[3]。显示出他非常理智（戒个，戒个……我吹气球，吹个大气球）、不事奢侈的天性，以及一贯强调的精细原则。
雍正对宋代瓷器非常推崇，喜爱备至。宋代瓷器在理学的影响下庄重、规范、严谨，以其大度秀美的造型、纯净明快的色泽、变幻无穷的窑变、高雅清新的格调而著称于世，这些特征均与雍正文雅、素净、脱俗的审美标准相吻合，雍正对宋瓷自然是情有独钟。加之年代久远，遗存数量有限，愈显珍贵。雍正清醒地意识到宋代瓷器独具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对之自觉地加以保护利用。雍正二年（1724年）珐琅作活计档中即有对宋磁挂瓶镶金口金足的记录。次年，雍正又传谕将此前在盆景上使用的宋钧窑三足盆、汝窑盆取下，重新配制精美的彩漆座子，陈设在多宝格中。在传世的《十二美人像·鉴古图》中美人身后的多宝格之左上方有清晰可见的宋汝窑天青椭圆水仙盆[4]和与之相配的彩漆座，多宝格的右上方陈列着汝窑三足盘[5]，可充分反映雍正对宋代瓷器的喜爱程度。
（略……）
另外，雍正偏爱宋瓷，在绘画中也可得到印证。雍正元年（1723年），郎世宁绘《聚瑞图》，祥瑞之谷，并蒂之莲即被插放在官窑弦纹盘口瓶中。
（略……）
雍正最为反感的是流于俗套的平庸之作。雍正六年（1728 年）十月，玻璃厂曾呈进各色玻璃鼻烟壶100 个，随后，郎中海望又拿出了41 个，并传达了皇帝的谕旨：“此鼻烟壶款式甚俗，不好！可惜材料！尔持出放在无用处。”经过雍正的审视，入选的比例仅为59%，（汗，还真是。。。精确）余者皆不堪入目，又囿于材料的局限，不能改做，只好“放在无用处”。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年希尧进的点翠盆景，五份内有一盆好的，其余俗气些”[3]！试想，年希尧所呈进的盆景必是经过精心成做、仔细挑选的，虽使用上好的材料却缺乏巧妙的构思和脱俗的款式，自然不能迎合皇帝文雅的意趣，只有1/5称旨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雍正对世俗的马上封侯纹饰很不以为然，“将上边的猴砣去，改做笔架用”[4]。又指出“如意柄上‘万寿无疆’四字俗气，着去平，照柄地仗寿字样式刻做”[5]。力求摒弃世俗的应景虚套之习。
[1] 《清档》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牙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 《清档》雍正七年四月初二日，《漆作》。
[3] 《清档》雍正十年闰五月廿七日，《记事录》。
[4] 《清档》雍正七年五月初七日，《漆作》。
[5] 《清档》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玉作》。
[6] 《清档》雍正六年五月初五日，《记事录》。
[7] 《清档》雍正七年三月初二日，《玉作》。
[8] 《清档》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木作》。
[9] 《清档》雍正四年十月三十日，《木作》。
[10]《清档》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记事录》。
[11]《清档》雍正五年闰三月十二日，《木作》。
[12]《清档》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库贮档》。
[1] 《清档》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三日，《记事录》。
[2]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页57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3] 《清档》雍正十一年二月廿二日，《珐琅作》
[4] 《清档》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珐琅作》。
[5] 《清档》雍正十年七月廿七日，《珐琅作》。
[6] 《清档》雍正二年八月十一日，《裱作附画作》。
[7] 《清档》雍正十月初三日，《珐琅作》。
[1] 《清档》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记事录》。
[2] 《清档》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三日，《玉作》。
[3] 《清档》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玉作》。
[1] 《清档》雍正七年三月廿五日，《漆作》。
[2] 《清档》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五日，《玉作》。
[3] 《清档》雍正七年四月初二日，《漆作》。
[4] 《清档》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油漆作》。
[5] 《清档》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铜作》。
[6] 《清档》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七日，《裱作附画作》。
[7]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页230，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8] 《清档》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画作》。
[9] 《清档》雍正五年正月初六日，《画作》。
[10]《清档》雍正三年九月初七日，《牙作附镶嵌作砚作》。
[1] 《清档》雍正十年九月十八日，《牙作附砚作》。
[2] 详见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页12，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3] [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第四册，页132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 《清档》雍正三年六月十九日，《珐琅作》。
[1] 原诗为：“手摘寒梅槛畔枝，新香细蕊上簪迟。翠鬟梳就频临镜，只觉红颜减旧时。晓妆髻插碧
簪多，多少情怀倩竹吟。风调每怜谁解会，分明对面有知心。” 见《清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
二六，页11，《美人把镜图四首》。
[2] 《清档》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木作》。
[3] 《清档》雍正七年四月初二日，《漆作》。
[4] 《清档》雍正四年六月十一日，《珐琅作》。
[5] 《清档》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油漆作》。
[6] 《清档》雍正十年七月廿四日，《珐琅作》。
[1] 《清档》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日，《皮作》。
[2] 转引自李国荣：《雍正朝臣工进呈贡品琐谈》，《紫禁城》1989年第3期。
[3] 《清档》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杂活作》。
[4] 朱家：《清雍正年的漆器制作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1期。
[5] 《清档》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珐琅作》。
[6] 《清档》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三日，《画作》。
[7] 《清档》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镶嵌作》。
[8] 《清档》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玉作》。
[1] 《清档》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杂活作》。
[2] 《清档》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木作》。
[3] 《清档》雍正五年七月初十日，《裱作附刻字作》。
[4] 此盆现藏台北故宫，见《故宫宋瓷图录·汝窑官窑钧窑》图6，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年。
[5] 此盘现藏北京故宫，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图２，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