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病重朝鲜都有耳闻，感觉雍正可能有点自欺欺人

朝鲜承政院日记，雍正八年四月初六，上面提到“致中曰：十三王病重云，可闷矣。”他们是说在中国，听到了十三王病重的消息，而十三常常帮他们在皇帝面前美言，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觉得很是郁闷。

可见十三病重，确实是朝野皆知的秘密。我觉得皇帝也是心知肚明的，要不然他祈祷个什么劲啊。我觉得皇帝愿意让十三来“骗”他，似乎也是自欺欺人呢。

而且朝鲜人还有如下记载，“致中曰，日食，六月初一日，月食，似是十五日间也。”（也是雍正八年四月初六条下的，看样子钦天监提前预测出来了）

天哪，就算雍正以前不迷信，这大大小小的天灾异象同时出现，也会让他心生疑惑了，难怪他说“朕自去年冬以来，睹内景外缘，甚生疑虑”。

先是福慧死；二十天后，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曾静张熙逆书案；接着是七年下半年，九凤朝阳吉地发现问题；十三因此去堪陵导致病情加重，而雍正几乎同时患病；然后就是持续的干旱，京城久久不雨，皇帝惶惑，下旨求言，希望官员能够进谏，以匡正他的过失；接着是带病求雨；十三病故，然后是日食、月食；大旱之后又是大涝；最后是地震～天哪，还让某人活么！

大泪！！

原来真正虐的并非人力，乃是造化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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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对交食的救护以及星占解释的迷信上似乎更超过康熙，最典型的是雍正八年六月初一发生的日食（1730年7月15日），这次日食发生之前，雍正于当年三月初九通过礼部颁诏，言：
　　朕御极以来，柒年之中未遇日食之异，今据钦天监参称，庚戌年陆月初壹日，日食玖分十贰秒，朕心深为恐惧。想由朕之政事有缺，用人敷治之间未为允当，或内外臣工不能敬谨奉职，民情尚未舒畅，以致上干天和，垂象示儆。朕寤寐之中时刻修省，内外臣工等各宜悚惕，恪尽厥职，共相勉勖，以凛天戒。但期各矢诚心，不必以空言回奏。[27]
　
　　由于这次日食是一次大食分日食，接近全食，从星占学上解释是一次大的灾相，雍正深感恐惧，不仅深刻反省自己，而且要求地方官员重视此次日食，日食发生后，一些地方官员上奏雍正。
　　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报“巳午之交，忽浓云密布，雷鸣闪耀，甘雨如注，自巳至未，雨霁云开，丽日朗然，中天炳耀”，日食未见，“臣民咸称实属稀逢，莫不欢忻庆颂”，盛赞皇帝“爱育民生，澄清吏治”，“于日食之时，特降甘雨，普利田畴，益见天心之眷佑弥殷”，特此“恭疏题贺”。[28]
　　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报“初食讫于复圆，瞻看所食分数，仅三分有余，不及四分”，“省城内外数十万人目击如一，莫不称奇”，高其倬称当时观测到的“日食日辰相应分数大减”，于是大赞“皇上敬天动民”，“时时纯于笃敬”，“全无私祷，天人相应，自然感通，是以悬象着明，万方共见”。[29] 
　　巡视台湾工科掌印给事中奚德慎和巡视台湾兼理学政监察御史李元直奏报当天观测“午初二刻初亏，日食仅三分有余，与九分二十二秒相去悬远，不及未刻，早已复圆，光彩照耀，万目同瞻，咸称奇异”。他们还奏报了当年六月十五日的月食食况观测，“亥正三刻初亏，月食不及二分，与闽省来文三分十一秒之数亦不相符”。[30]
　　山西觉罗石鳞奏称因天气问题没有观测到此次日食，福建高其倬、台湾奚德慎都奏称观测到的食分比预报的小，他们都以不同的具体原因对雍正大加吹捧。山西因为天气问题没有观测到有可能是事实，但福建、台湾的具体观测是不是如奏折所说的那样呢？根据理论值验算，两份奏折所称的食分都比理论值小不少，如福建食分理论值0.553，而高其倬奏称只有三到四分（即0.3至0.4之间），台湾理论值0.56，而奚德慎奏称只有三分有余（即略大余0.3），另外奚德慎奏折中的六月十五日月食也是不符合理论值，所奏的食分（不及二分）比理论值0.31小了不少；在奏报的具体食相时刻上，奚德慎所奏与理论值相差更远，如报这次日食初亏（开始）时间比理论值早45分钟，复圆（结束）的时间约比理论值早90分钟结束，所奏月食的复圆时间比理论值约晚1个小时。因此，台湾奚德慎很有可能在奏折中有意缩小交食食况的程度，从而借此奉承雍正。这几份奏折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很了解皇帝对交食的迷信心态，都很想利用这次的观测结果来博取皇帝欢心。
　　然而，雍正看到这些奏折后，也并非如这些地方官员想象的那样高兴，反而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如雍正批评山西巡抚觉罗石鳞，“浓云密雨，日食不见，朕亦降旨切加申饬矣，从来天象之灾祥，由于人事之得失，若上天嘉佑而示以休征，盖欲人之知所黾勉，永保令善于勿替也，若上天谴责而示以咎征，盖欲人之知所恐惧，痛加修省于将来也，凡为人者受天嘉佑，而或骄矜纵肆怠惰，前修则将转福为灾矣，受天谴责而或戒慎悚惕省改前愆，则将化灾为福矣，此天人感应呼吸相通之理。朕所日日训示天下臣民者况天之锡福降灾，即如人君之赏罚也，凡为臣者受赏一次，则终身当有奋勉感激之心，受罚一次，则终身当有儆惕抱愧之意。安有过后即淡漠置之，俟再有赏罚之时而复知感惧者乎。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之日食乃上天垂象，以示儆所当永远敬畏，勿忘兢业之心，讵可以偶尔观瞻之不显而遂夸张以称贺乎。”[31]另外，雍正批评台湾奏折“似此言祥瑞实可谓无知妄论也”[32]。批评江宁织造郎中髓赫德的具折，“奏本年六月初一日食之期江宁地方先期阴雨,至午后则天色晴明,万物共见日光，无亏地方咸以为瑞，特行奏贺等语,朕彼时即批谕切则髓赫德,此并非尔职掌应奏之事,且以识见庸鄙之人而轻言天象尤属诞妄。”[33]
　　以上看来雍正对这些奏折还是比较冷静，没有被这些奏折中的吹捧而迷惑。然而，雍正的批评也表现了他对这次日食重视的原因所在，他重视的原因根本不是在于这次日食的科学预报及观测上。即使在地方奏折中已出现了观测与预报严重不合的情况，但他也没有去追究其原因所在, 反而只是要求官员“不可怠忽天戒”，不可有“稍存纵肆之心”，这还是在为朝廷统治而服务。因此在这次日食事件中，雍正更多的则看重如何把这次日食与他对国家的管理联系起来，如何要求官员从这次日食中吸取教训，从而严格要求自己，这可清楚地反映出雍正对这次日食的过份政治迷信。
　　另外，在这次日食事件过程中，雍正还回忆了他曾在康熙朝时参与的三次宫廷日食活动： 
　　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时，日光照耀难以仰视，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干宫用千里镜，四周用夹纸遮蔽日光，然后看出考验所亏分数。此朕身经试验者。若果亏蚀不及分数，则系钦天监推算之误，又岂可因此而怠忽天戒，稍存纵肆之心乎。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是时我皇考降旨日食虽人可预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惧，盖所以敬天变修人事也，若庸主则诿诸气数矣。去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阴盛所至，岂可谓无与人事乎，可谕九卿如有人事应修改者悉行奏闻。皇考敬天之心诚切如此，是以上天眷佑本年，即成荡平葛尔丹之大功，边方宁谧，中外欢腾，此即转灾为福之明征也。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日食，皇考在宫敬谨齐肃，特命朕同诸皇子赴礼部衙门虔诚礼拜，是日阴云微雪，未曾显见。皇考谕廷臣曰，京师虽未见，别省无云之处必有见者，况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谨，或有缺失之处诸臣应商酌确议。此皆我皇考之垂训子孙臣民者，今见外省臣工中有因今年日食不显，而生欣喜之心为庆贺之奏者，甚属非理大违，朕心特谆切宣谕俾中外臣民共知之。[34]
　　从雍正的这些回忆中，可以发现康熙曾在宫廷内也是非常重视日食活动中的星占解释等迷信问题，同时也可看出雍正在交食事务上的迷信深受康熙的影响，其迷信程度似乎更是超过康熙。另外，上文谈到的1725年钦天监伪造的五星联珠事件，雍正还特此勒石纪念[35]，这也反映了雍正对天象的迷信心态，同时也反映了钦天监官员非常了解雍正的心理，投其所好，以迎合统治者的迷信心态。

 

三月初就预知地震了，这似乎也会给某带来心理压力吧，已经预知到六月初一会发生日食，而就在六月雍正面授遗诏大义，唉！

不知道十三知道不知道，这会不会也会让他心生恐惧呢！

两个生病的人啊！

什么也别说了，一个解释，那年雍正点儿背

我记得七年有人奏报粮价，当时好像是广东粮价很低，乃前所未有，雍正特别的兴奋，还说什么，上天再赏几年好年景再看！

可是哪里有什么好年啊！

每每想到他带着期盼自豪的神情说的那番话，我都心都痛的不行，看来十三确实是雍正的幸运星，十三一死，雍正的运气也不行了。

不想面对吧，我爸死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敢面对，绝对不看遗体，不参加追悼会，一直到领骨灰才去，真的是不敢面对。

那一年怎么这么倒霉啊！不能光说古人迷信，算命这东西真得很准（世界杯期间我再追一个八卦网站，除了决赛，所有比赛的结果都提前算对了，包括一些很难预测的比赛和很偏得小组赛，而且决赛虽然算错了，人家也提前说了，因为两队队服颜色一样，所以会有变数），谁又能保证世界上没有天人感应这种东西呢？只不过我们假设检验时空因果学多了，觉得那是迷信，古人可不觉得，遇到天灾，肯定心惊肉跳。其实托勒密的日心说也能解释一切天像的，包括现在新观察到的，只要有足够大的计算能力和足够大的纸张（汗，一光年长？），只是现代天文体系更简洁而已，当年之所以哥白尼的日心说受排斥，也是因为计算极其复杂，根本不比地心说简明，当年迪卡尔的修正体系，都比哥白尼的算起来好用。只是后来大尺度框架改了，地球不再是中心了（当然，其实太阳也不是），所以好像哥白尼进步了似的。现代空间因果体系（时间的方向性被忽略），只是恰好被人类发现的巨好用的体系而已（而古人有自己的体系，那个体系的东西是基本自洽的），大多数东西都塞的进去，塞不进去的，比如说鬼神什么的，就被认为不存在，真是无奈了。安知道现在嘲笑雍正迷信的人，比他更接近“道”本身呢？

ps.承政院日记作为朝鲜国内的日记，应该有延后吧，也就是消息发出的时候，比纪录的时候早，还是两头记，最后会到一处？我记得以前录过的八年一月还有什么朝鲜一生给十三王之子治病云云，那个时候，十三该死的孩子，应该都死得差不多了吧。

抱抱乐乐。

朝鲜人不是说的致中曰了么，是他们从我们国内听到的，然后在回国报告。

说真的，我觉得一个人还真的是有运数，倒霉的时候，做什么都不顺，而且很多不好的事情都像是有连锁反应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来。看雍正早年和传教士谈什么天主、地狱，头脑多么的清楚呢。但是即使原本不信的人，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也很难不疑惑了吧。我的一位老师就说过，她认识的一个孩子，原本不信教的，整天说自己是无神主义者，结果迭遭变故，她因此开始信奉天主教，并成为最忠实的信徒。

我也是教徒（基督徒），所以比较不忿那些动不动说人迷信的人，好像自己就是上帝知道一切似的。

我一直觉得，宗教（不管什么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和科学都是用自己的方式体验“道”，根本就没有高下之分，宗教体现的，都是人类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然，被利用是另一回事），比如，对死亡的恐惧，对亲友的祝福等等。我们不应该执著于表面的“迷信”与否，而应该看到那些诉诸宗教的人最根本需求的东西，比如对亲人的思念，比如对暴政的畏惧，比如对自身行为的警戒等等，宗教存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该文的作者，不考虑一下，为什么中国古代总把天灾与皇帝的统治好坏连在一起，不看到用天灾让人君反省的正面意义，就在这里说。

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人总是比较容易信宗教的，因为怕死啊，而且，总希望能为死去的亲人做点什么，所以就希望他们有灵魂，或者在上帝的怀抱中受到照顾爱抚，或者能通过自己的祷告减轻罪孽，即使再不能相见，可是总希望，他们能有一种别样的生命。我妈就是在我爸死后开始信教的（佛教），后来我信了基督，就把她扯进基督教了。

日亏月蚀，天崩地裂兆应四和十三的一病一死，叹，难道真是有天人感应这一说的么？



不过“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大禹也是必有一死的，看来“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心”，“中稽于人心不稳”，才是那些日子里令某人压力最大的8！

高其倬精通堪陵，他很能了解某当时的心境吧，所以主动上折子拍马屁，说看到的比预测的小，好宽慰某人的心。大泪！

昨天和悠悠YY，悠悠说十三当时在病中，不会因此心生救治无望，自己必有一死之念吧。

唉，当时十三在病中，被某四誉为第一医官的刘裕铎居然奉命出京为外省官员治病，某桐不解，以此向悠悠请教，悠悠说，可能是刘裕铎不擅长骨病吧。不过她觉得刘裕铎比较谨慎，是绝对不会隐瞒病人病情的，而刘声芳比较圆滑，可能能够帮助十三隐瞒病情，所以十三愿意让刘声芳给治，而不愿意让刘裕铎治理。

不过我是觉得刘声芳虽然圆滑，但是给他几百个胆子，也不敢瞒雍正啊，估计是雍正和刘声芳一起配合十三演戏，以安十三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