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
雍正初年的西部战略简论
金伟 吴彦
（作者：拉萨西藏大学讲师；大连辽宁师范大学讲师）
摘要：所谓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是雍正帝为削弱西部蒙古势力而部署的一次有计划的军事行动。雍正帝就此契机设置了驻藏大臣，长期驻藏理政，由以前任命和硕特部间接统治西藏变为直接统治西藏。雍正帝继位后采取的一系列对西部的政策，加强疆域管理，增强边疆民族的向心力及中国多民族国家和国家版图的最终形成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关键词：雍正帝 年羹尧 罗卜藏丹津 驻藏大臣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于1722年继位，年号雍正，是一位史学上争议颇大的清代皇帝。雍正帝继位伊始，便着手平定青海蒙古厄鲁特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这段历史一直被大多数中外史学家认为是清政府被动对经常出现的小规模的边疆少数民族叛乱的平叛。
一、蒙古和硕特部与西部情势
清初对西部地区的施政主要在于防御准葛尔的袭扰，彻底安辑西陲边界。自第三世达赖喇嘛锁南嘉措传教于西北，蒙藏地方势力通过宗教在政治上建立了相互关系，黄教为蒙藏人民所崇信，所以清朝实行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扶植达赖喇嘛，抚绥蒙藏人民的政策。
但占据青海的喀尔喀蒙古首领却图汗及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悦多吉却压制黄教，黄教集团急于寻求外援。1634年，第四世班禅罗桑曲吉坚赞和第五世达赖阿旺较罗桑嘉措派遣专使向驻牧于天山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求援。1637年，固始汗等人化装成商人到拉萨会见了第四世班禅和第五世达赖喇嘛；同年固始汗发兵灭却图汗部，占领了青海，将大部分和硕特部由新疆迁入青海1639~1640年间，固始汗入康区消灭了白利土司。
1641年，固始汗从康区领兵入卫藏，击降各部，成为藏族地区的主要统治者汗王，他将卫藏地区的行政事务委任于达赖喇嘛的第巴（地方行政官），组成以蒙古汗王为主要执政者的蒙藏第巴联合政府，命其长子达延汗常驻拉萨辖领部众并留有蒙古骑兵驻牧于拉萨北部。固始汗率兵驻后藏日喀则。1645年，固始汗又对主持后藏札什伦布寺的罗桑却吉坚赞赠以“班禅博克达”的称号，并划后藏部分地区归班禅管辖，这是班禅系统称号的最早由来。
固始汗协助黄教消除各地僧俗势力，安定了西藏和边界，统一了卫藏，增强了蒙藏人民的友好往来。清朝鉴于当时固始汗占有青康各地，并握有西藏的军政大权，实力较强。为了抵御准葛尔部势力的扩张，采取了“惟捍准夷而扶植和硕特”的政策，利用达赖喇嘛对西部地区的宗教影响和固始汗的军政实力，藉以取得对蒙藏两大民族的全面统治，而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一方面顺应祖国民族历史发展的内向规律，急于取得中央王朝的承认和分封以确定各自的名位；另一方面为了能同卫藏各僧俗势力集团和西北各部抗衡，也须得到内地的广泛支持。因此，清朝与蒙藏领袖人物在政治上的结合，便成为必然的趋势。
1653年，清朝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为最高佛教领袖，同时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是清朝册封的西藏地方的最高政治领袖。1655年，固始汗死，诸子争位，和硕特部在西藏的势力逐渐衰颓。1717年，准葛尔部攻陷拉萨，拉藏汗兵败被杀，和硕特蒙古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的执政至此结束。1720年，康熙帝命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在阿里首领康济鼐的协助下，驱逐了准葛尔军。
当时的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随清军护送达赖喇嘛入藏，对清朝封康济鼐等人总理西藏事务极为不满。罗卜藏丹津是固始汗之孙，扎什巴都尔之子。1697年，清朝赐扎什巴都尔为和硕亲王，自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部拉藏汗被杀后，罗卜藏丹津自认为应继拉藏汗为西藏汗王。清朝为了减少蒙藏统治阶层因争夺西藏领导权的民族矛盾，拒绝晋封蒙古首领为西藏汗王，采取了扶植藏族领袖人物的政策，制定了葛伦制度，采取分化青海和硕特首领的政策，晋封察罕丹津为和硕亲王，只命罗卜藏丹津与察罕丹津“同领青海石翼”，削弱他的权势。
二、雍正帝西部战略的实施
1723年雍正帝继位伊始便对西部的统治作了新的战略部署，这从川陕总督年羹尧的奏折中可以看出：“圣谕实为洞彻，亦惟有将就驾驭，暂且办事以待端人正士之为万全也。阿拉什热悉西海情形，而未知所以治西海之道。知就事完事，而未知远大之规则，知康熙六十一年以前待西海之法，而未知雍正元年以后治西海之道。”
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驻守西宁的兵部侍郎常寿向在西安的川陕总督年羹尧报告察罕丹津强占丹仲部落；次日，年羹尧立即将此事奏于雍正帝：“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为奏闻事，五月十三日接到侍郎常寿送来折稿内开，察罕丹津占据丹仲部落缘由，其专擅悖逆全身尽露。而常寿之意，若似丹仲部落不给察罕丹津管理，则西海旦夕有事，据此看来，提督岳钟琪一到松潘必得此信，遣人前往察罕丹津处，索取丹仲妻妾部落，察罕丹津必然抗拒，即于彼处兴题问罪势所必至。因此而擒察丹津父子，除凶恶以警众。师出有名，此国家之利也。”
对年羹尧的奏折，雍正帝作了慎重的批示：“十三日奏，二十一日晚来到，联前者因怡亲王隆科多拉什等商酌，即料不与他，必至西海有事，所以恐岳钟琪急作。但若因其挟而与之，是不好看，亦为将来之累。若不与，生出一番事，朕元年兴起此一事，又恐人议论也。今见汝之所奏，到合朕意。但事关重大，慎重相机料理。当行即行，你不得错。察罕丹津不动，即已，若动，西海连结必有之事，千万不可轻举，你一身干系是如泰山之重。”
雍正帝的朱批语重心长，西部情势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着雍正帝的每根神经是有原因的。因为雍正帝的战略是平定整个西部，他不想因为突发的察罕丹津事件而影响整个计划，他的谨慎也并非因为西海蒙古势力过于强大，当时“西海蒙古十九家部落情乖势散，虽有凶横之人，一时不能成事。”
雍正帝的平定西海战略是高度机密的，甚至连侍郎常寿也无所闻。六月六日年羹尧又奏曰：“臣因今年三四月间侍郎常寿不知用兵机密之道，以致陕西通省传言，西海全反，人心为之振动，今其所奏又复过急，臣是以故为缓之。其实察罕丹津之事可以四五分兵威慑服完结，而罗卜藏丹津地广人众，非兵力充足未可轻举。即或确有蠢动信息，谅亦不敢干犯内地臣惟严饬将弁，谨守边汛，按兵不动。秋冬两季一切兵马器械驮载粮晌料理齐备，来年三月下旬草青将出之际，臣当竭力兴师问罪，以定西海。目前小忿十分忍耐而已。此等筹划既不便使常寿闻知，则拉锡亦可不必使知也。”
雍正帝对上奏折朱批曰：“此奏甚是，当密之。”从年羹尧的这份奏折还可以看出，当时的青海内部情势并非十分紧张，也看不出和硕特部有迅速发生叛乱的可能性。
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两家虽分而未合，但为了防止他们在暗中勾结，清政府将察罕丹津占据的丹仲部落许认给他，“或因此破格天恩感化察罕丹津，则既寝其目前之逆谋。而我得以专心料理兵马，以待来春。”
八月十七日罗卜藏丹津侵扰察罕丹津部落，年羹尧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曰：“察罕丹津虽非实心向内者，而既得丹仲部落，满其所欲，又为罗卜藏丹津所逼，目前颇有恭顺之象。又闻，罗卜藏丹津已领兵前往，侵掠察罕丹津，若果有此事，察罕丹津兵力足以相敌。”雍正帝果断地利用这一时机，实行彻底平定西部的战略计划，朱批曰：“如今目下情形，待来春恐失机宜，目今已得出师之辞矣。”
九月二十日年羹尧率军由西安向西宁出发，十月三日奏曰：“十月初六日臣可以抵西宁，西安固原兵马大约十月二十四五始能到齐。”面对大军压境，穷途末路的罗卜藏丹津纠集部下，于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西宁近郊的申中堡和镇海堡对清军进行了3天的袭击，便仓惶向西逃窜。
清朝鉴于罗卜藏丹津与西藏葛伦阿尔布巴有姻亲关系，拉藏汗虽已被杀，但其部属仍有千余名留在西藏。为了防止彼此串通，阻止罗卜藏丹津率残部潜入西藏，清朝派都统鄂齐，学士班第，提督周瑛等人统兵2000人入藏，命颇罗鼐率藏军随清军进剿罗卜藏丹津。颇罗鼐在蒙藏人民的支持下，收复各和硕特部落，从1723年秋冬至1724年春一直驻留青海，使罗卜藏丹津无法潜入西藏，只能率残部逃往准葛尔。乾隆十年（1755年），清朝平定伊犁时将其俘获。与川陕总督年羹尧一起入青海进剿罗卜藏丹津的，宋忠武王飞的21世孙四川提督岳钟琪，以精兵5000人，征讨青海，在其《述怀三十韵》有云：“出师不十日，生擒十八王。”青海的蒙古势力遭到清政府的沉重打击。
三、雍正初年西部战略的历史意义
以平定青海蒙古和硕特部为发端的雍正初年的西部战略的实施，加强了清政府对西部的统治力度，稳定了西部的局势，牵制了准葛尔部的势力，为乾隆年彻底清除准葛尔部的分裂势力打下了基础。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于西宁设立办事大臣，其主要职责是专门管理蒙藏事务，特别监视青海等地蒙古首领和藏族统治者之间的联系，控制
青海运往西藏的茶粮交易，协助驻藏大臣派兵驻防，筹办粮饷和驿站运输等事宜，使甘州、凉州、西宁等地的藏族脱离了属于青海蒙古贵族管辖的从属关系，并对甘青藏区实行分化治理的土司制度，安定了甘青的藏族社会，加强了清朝与藏族的联系，任命钦差大臣常驻西宁办事，使西北的藏族聚居区从此直接纳入地方建制。
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派副都统玛拉等人入藏，负责处理纠纷，这是清政府派驻藏大臣之始。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首先将元、明以来划分的藏族居住的3个行政区重新划分，将西康东部的打箭炉（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划归四川管辖，将西康南部的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地划归云南省，将后藏的拉孜、昂仁、彭错林3个宗划归班禅管理；同时在西藏设常驻大臣2人，派驻川陕兵2000，在昌都驻滇军1000人，同归驻藏大臣指挥，后改为藏1000，昌都500；3年一换，形成定制，一直保持到清朝末年。任命钦差大臣驻藏办事及大规模地调整西藏的土地关系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大大超越了元明两代在西藏地方的建政措施，使西藏地方的最高土地所有权直接属于清朝中央，这可以充分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上可见，所谓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是雍正帝为了削弱西部蒙古势力而部署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雍正帝还就此契机设立了驻藏大臣，长期驻藏理政。由以前任命蒙古和硕特部间接统治西藏变为直接统治西藏。雍正帝继位后采取一系列对西部的统治政策，在加强疆域管理增强边疆民族的向心力及中国多民族国家和国家版图的最终形成等诸多方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①《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青海方志资料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西宁府续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西宁府新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青海地方旧志五种》，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⑥《西藏历史年表》，西藏社科院情报所印1982年7月。
⑦《年羹尧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编1971年。
⑧《安多藏族史略》，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⑨《玉树调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颇罗鼐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日文：
11《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开明堂1963年。
12《史林》第15卷，1972年。
13《东洋学报》第60卷，1979年。
14《东洋学报》第69卷，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