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一个哲学的论题，即一个重要的职位，显赫的权威，实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我宁可居住在我的森林边去放牧羊群，也不愿意掌管像这样的政府。"
1657年，克伦威尔58岁，作为政治家，这并不是一个衰老的年龄，他理应不该发出如此伤感的声音。因此，不由得有人怀疑地说："他一生的发展轨迹，可已说是一帆风顺，1653年，当上了护国公，集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应该志得意满，为什么会有如此悲怆的心情？别的**者的晚年是否也会产生类似的矛盾不安？"
秦始皇时代的李斯，在被腰斩于咸阳市前时，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法国大革命时的丹东，当1794年春上断头台时，徒然向往于贫穷渔夫得与清风明月为伴的悠闲；
而彼得大帝时代的权臣孟什科夫，失势后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在寒夜孤灯下，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唏嘘。
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历代的帝王将相在自己人生的后期总会吐露出这样的叹息。与其说是死前的觉悟，倒不如说是对自己一生所指定方向的彻底否定来得更为恰当。
对于这种感觉，吴晗和黄仁宇都有过比较具体的描述。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到朱元璋在晚年"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遍找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时刻警惕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
黄仁宇在写万历的时候则更为详尽地说："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艳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据统计，中国古代611个皇帝中，病死的有339人之多。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相信此中也应有相当一部分时因为权力顶端的孤寂与沉闷而死的， 而像正德那样飞扬的皇帝在禁宫里早逝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想想看，皇帝在与自己的妻儿相见还不得不耐着性子接受他们的三拜九叩，即使难得有一个聚餐的机会，也不能够像寻常的百姓一样软偎轻抱、笑骂无拘，而跟臣下之间的距离，那就更远了，黄仁宇用平淡的语气说出"至于皇帝亲临龙渊阁，那在本朝已是160年前的事了"，那就不仅是个事实的玩笑了。一笑一颦，莫不离规矩，整个的生活也不得不依照那些死板的制度而进行，没有亲情友情爱情，不允许按自己的喜怒哀乐去行事，权力和地位带给他们的除了无上的支配之外，就只有这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权力一方面给了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思想转化成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抛给了他们舍弃个人欲望的要求，这个要求却是如此沉重以致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做到，即使是以没有私生活著称的张居正也不例外。抱负和责任感的实现，需要以牺牲活生生的自由精神世界为代价，倘若意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想必没有几个人会真心愿意去承担。事实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会立下崇高的誓言来指定自己的道路，是因为他们只看到权力后下的光芒和骄傲，而没有看到那后面所隐藏着的孤寂，他们不知道要坐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就得忍受那么冷的风，以及周围单薄的空气，或许是真空。
不少人在中途退却了，退却的人是有幸的,他们自己也许会在以后看着那些高高坐着的人而追悔不已，可他们不知道，其中大半成功者的心里只有比他们更沉、更深的追悔。
偶尔，也会有一些人，明知会有那样的结果，却仍执拗地追求着，因此即使他们在那万米的高空冷得喘不过气来，也会拼命地咬着牙苦撑，而不会一任地埋怨、追悔。
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的结尾说："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顾一切去奋斗，至于奋斗的结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乐？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他是错的，他们并不是不在乎，而是他们心里的责任感不让他们在乎，太高的责任感麻木了他们的身心，把他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傻子"。所以，那高处的风是依旧冷，可他们却是感觉不到那股刺人的寒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