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烨教子中，品格教育是一薄弱环节。在这方面，他不仅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甚至有时还因自己的不当言行，给皇子们以错误导向，无形中助长了他们的不良意识和思想。尊师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方面。
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玄烨决定让詹事府詹事汤斌、少詹事耿介、吏部尚书达哈塔等3人，“朝夕于皇太子（胤礽）前讲书”。当月初九日，3位老师辅导胤礽学习的第一天，玄烨当着胤礽面，考问汤斌、耿介有关书经中的典故与词语，并令汤斌背诗，结果汤、耿二人或不能答，或背不全 。玄烨在胤礽面前故意刁难其老师，近似侮辱的作法，不利于对胤礽的教育，很不明智，但如果考虑到汤、耿二人虽是太子之师，但终究是皇帝的奴仆，此举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时正值盛夏。汤斌、耿介等年过花甲，体弱多病，每日在太子书房陪侍，从早上直到薄暮。长达十几个小时内，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侍立书房东侧，每逢与胤礽讲话，或为胤礽指定背诵章节，都须首先下跪，捧接经书后，等胤礽背诵完毕，才起身退立原处。胤礽偶尔让他们坐一下，也要叩头谢恩。即使年轻力壮者，在酷暑高温之日，精神高度紧张地持续工作十余小时，也难以坚持始终，更何况这些衰迈的老人！《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时盛复初伏，溽暑炎热。皇太子凝神端穆，冠服严整，仪度从容，伏案作书，持笔甚敬，而汤斌、耿介常常昏倦，几至颠仆。”“于时日已正中，甚暑。皇太子不挥扇，不解衣冠，端坐无惰容，而达哈塔、汤斌、耿介不能支持，斜立昏盹而已。” 胤礽刚过13周岁，精力旺盛，酷暑中坚持学习，自然算不了什么，而且他一直是坐着念书习字。但汤斌等3位老师，若非实在不能支持，绝不会在太子面前“斜立昏盹”，因这种“非礼”表现，很可能招致重罪。他们如此失态，恰恰表明其身体承受力已到达极限。起居注官如实记下当时的情形，使太子与汤斌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旨在褒扬胤礽的刻苦精神，但实质上，这是对玄烨教子中存在弊端的真实写照和揭露。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胤礽不尊敬、善待老师的行为，康熙不仅默认，还曲意为之辩护。六月十一日早，胤礽习字时，侍立于侧的耿介突然晕倒在地。玄烨得知后，派侍卫到太子书房向老师们传旨：“向来讲书，尔等皆坐，今以皇太子委付尔等，应坐应立，宜自言之。尔等侍立，朕焉得知？凡大臣启奏时久，朕皆赐之坐论，起居注官皆知之。皇太子欲赐坐，未奉朕谕，岂敢自主？”达哈塔赶忙回奏以作解释：“臣等学识疏浅，不敢当辅导重任，是以臣等自行侍立。” 胤礽身为太子，当然有权令老师坐讲，况且他也这样做过，只是次数极少。他明明看到老师的疲惫之态，却让他们长时间侍立一旁，而玄烨并未指责一句，反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有埋怨汤、耿之意。这种包容态度，只会促使胤礽其后遇到类似事情时，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汤斌等人仅为太子“早晚讲读”了四五天，便先后病倒。不久，汤斌因“擅用（实际上是奉太子之命）朱笔错圈太子倣内甚好之字”而被参劾，加之当时朝内党争相陷等复杂因素，受到降级处分，耿介则被革职。没有多久，二人相继病故。玄烨择选大臣日辅太子左右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时隔三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玄烨率军赴塞外与噶尔丹作战途中，突然发起高烧，病势沉重，特从京城召来皇太子胤礽和皇三子胤祉。胤礽见到正受病痛折磨的皇父，竟丝毫无动于衷，玄烨十分气恼，“以允礽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令即先回京师” 。胤礽对皇父的这种冷漠态度，与其三年前不体恤年迈老师的行为一脉相承，玄烨自食教子不当的恶果，这大概是第一次。
对于其他皇子的老师，玄烨求全责备，更有甚之，由此给皇子们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具有普遍性。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玄烨在瀛台教皇子们射箭，随去的皇子之师徐元梦一向不善骑射，此次因“不能挽强”，被玄烨“蜚语诘责”。徐元梦进行解释后，玄烨“震怒，命扑责，被重伤，命籍其家，父母皆发黑龙江安置”。然而，为了不耽延皇子学业，徐元梦受重伤的当夜，玄烨“命医二人治其创。翌日，复召诣皇子书堂。时大雨，（徐元梦）裹创至宫门，跪泥中，见御前侍卫，即号泣，求转奏：‘臣奉职无状，罪应死。臣父廉谨，当官数十年，籍产不及五百金。望圣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壮，乞代父谪戍，尚能胜甲兵效命。’众皆掩耳去之。有关保者最后至，斥公（指徐元梦，下同）而入，尽以公言奏”。玄烨“立赦公父母，则已槛车就道矣。及诸途，观者夹路，皆感泣”。徐元梦遂复官职，“仍侍皇子” 。这时皇子们还都年幼，玄烨当着他们的面，对其老师大打出手，下令籍没其家，将其父母流放黑龙江，这一切会在皇子们稚嫩的心灵上留下很深的阴影，使其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高贵身分与老师的下贱地位。如此情形下，何谈再让他们尊重师长！当然，玄烨重惩“不能挽强”的徐元梦，也是故意做给诸子看，使之引以为戒，学好弓箭技艺，但客观上，却在更重要的方面收到相反效果。这一事例真实地反映出康熙朝皇子之师的可怜处境。尽管玄烨最终动了恻隐之心，将徐元梦复职，其父母也免于流放，可是由此带给皇子们的消极影响和作用，则是玄烨永远无法挽回的。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十二日，玄烨离京，开始第六次南巡。二月初七日，“御舟泊临清州堂邑县”，玄烨收到胤祉等12个皇子、皇孙自京城发来的请安折，他做了如下朱批：“让随朕前来的三个小阿哥念书，经朕看试，伊等皆不明文义，生疏而不流畅，这俱由徐元梦不尽心教诲所致。见今在这里反复念读，已大有长进了。拟将徐元梦革职，当着全体阿哥之面，由乾清门侍卫杖笞三十板。令伊于朕外出期间，勤勉教诲在京阿哥。如若徐元梦仍履旧辙，再加板笞之，断不宽恕。”
二月十一日，胤祉等8个皇子向皇父奏报：“臣等传谕内务府总管凌普，将徐元梦革职外，又传旨徐元梦，在臣等共同看视下，由乾清门侍卫轮换而行，将徐元梦着实杖笞三十板，并交付道：‘（我等）皇父外出期间，尔须尽己所能，勤勉效力，教在家小阿哥们念书写字。’徐元梦所奏认罪之言，臣等未予承领。”玄烨阅后朱批：“知道了。” 胤祉等皇子中，很可能有人曾是徐元梦的学生，或者依然从学于徐元梦。当徐元梦教授他们儒家典章，为他们讲释尊师爱友之道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在学生的指挥、看视下，遭到众人的羞辱，忍受杖苔之痛。
第二次废黜皇太子后，玄烨曾斥责胤礽“举动乖张”，即如对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梦，竟“在朕前背立，以手指伊，詈及父母，推入河内，复引出殴打……” 。此刻，玄烨显然早已忘记他本人动辄将徐元梦的父母发配流所，并让皇子们共同看视对徐元梦杖笞的事实，更不会想到这与胤礽的“乖张”表现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雍正帝胤禛之子与老师们初次在书房见面，胤禛传谕：“皇子见师付，礼当拜。”皇子们遵旨实行时，老师们“固辞不敢当，遂行揖礼” 。自此，皇子与老师相见，互行作揖礼，遂成为一项定制，为雍正以后各朝承袭下来。这说明在康熙朝，玄烨并未定立过类似的规制，而胤禛对此明确降旨，可见他已认识到乃父在这方面的疏忽。虽然这是形式上的礼节，无法代替尊师重道之实，但最为重视皇子教育的玄烨，却将此完全置之脑后，实在令人诧异。事实上，没有任何尊师观念的皇子，不可能对自己的父兄长辈真正怀有孝义之心，因为两者密切相联，很难截然分开。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玄烨竟没有认识到。
在其它方面对皇子的品德教育，玄烨的表率作用有时也很不够。比如，他一再教导儿子们要“清心寡欲”，“平日不自放纵” ，可是他本人直到暮年后，还一再从南方挑选女子，充实后宫。父行子效，玄烨在世时，皇子内有不少人也从苏州等地买来女子，以资玩乐。
《朝鲜李朝实录》中，对玄烨诸子倚恃特权，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行径，有所披露。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臣，“以道路所闻”启奏李朝国王：“康熙皇帝子女众多，不能偏令富饶，诸子女受贿鬻官，若漕总盐务等职，随其丰薄而定赇多少。且于京外富民之家，勒取财产，多至数十万，小或累万金，而田园人畜，亦皆占夺，人或不与，则侵虐万端必夺乃已，而不禁。新皇帝（胤禛）亦尝黩货致富，及登大位，前日所占夺者，并还本主，而敕谕诸昆弟曰：‘朕在邸时，虽不免夺人利己，而未尝伤害人命。他余昆弟、则杀人伤人，朕甚悯之。……尔等所夺民财，限一年并还其主，若久不还，致有本主来述，断不以私恩贳之也。’”“又曰，畿内饥荒，三王（皇三子胤祉）、五王（皇五子胤祺）、九王（皇九子胤禟）贸米积置，不许发卖，以待市值之? 登。即今米一斛，价至银八两，而米无有处，民不得买食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玄烨教子费尽心血，根本目的就是为吸取“古昔贤君”因“训储不得其道”，“不能保全储副”，“以致颠覆”的教训 ，使皇太子能接好他的班，诸皇子能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父子兄弟同心协力，巩固清朝的统治。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皇太子胤礽被废黜，诸皇子激烈争夺储位，他精心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儿子，客观上竟成为其晚年统治中最大的掣肘因素，严重妨碍了皇权的集中与巩固。
皇子们诸如此类的表现并非偶然。由于他们是被作为剥削阶级的接班人而培养，因此所受品德教育势必带有很大局限性，而其高贵的身分，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权势，统治阶层巧取豪夺的榜样，以及包括建储制度在内各种制度的漏洞，都是他们的贪婪与私欲滋生、发展的温床，为其挥霍无度，觊觎储位，拉党结派，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其阶级属性及所处时代造成的必然结果，不以玄烨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任何教子举措所能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