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雍正年间对吏治的整顿
世宗整饬吏治的决心来源于他对官场弊端的洞察和吏治对巩固封建统治重要性的认识，世宗继位时，已有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他自谓“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世态，无不洞悉。”“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 （1）他深知吏治废弛对清廷统治的危害。在他看来，贪官污吏比“盗贼”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更甚：“命案、盗案，其害不过一人一家而止，若侵帑殃民者，在一县则害被于一县，在一府则害被于一府，岂止杀人和盗之比。”（2）因而认为：“古今为政之道多端，究其根本，未有不以吏治为先。”（3）把澄清吏治视为巩固统治的根本大计和当务之急。所以继位伊始，即于雍正元年正月初一同时向督抚提镇下至州县参游颁发谕旨十一道，历数官场种种弊端，反复表示他“整纲饬纪”、“澄清吏治”的决心。这是世宗的宣言书，雍正年间对吏治的整顿也就随之雷厉风行的展开了。
（一）打击朋党与整顿吏治
清世宗是在圣祖诸皇子经过长期激烈的角逐后才夺得帝位的。在夺嫡斗争中，诸皇子各数党援。因而康熙后期，以各皇子为中心，在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形成了若干势均力敌的强大的朋党集团。世宗继位之初，把原来与他处于敌对帝位的胤禩、胤禟党人看成对自己帝位的最大威胁。他“除‘恶’务尽”，以极其狠毒的手段一一将他们致于死地。此外，雍正初年，拥戴世宗有功的年羹尧、隆科多的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世宗甚至担心他们有不测之心，在与胤禩党人斗争的同时，又果断地收拾了年羹尧、隆科多集团。对这两大朋党势力的斗争，成了雍正初年政治生活的重心。
世宗即位后同时开始的打击朋党都和整顿吏治这两场斗争，既不是相互平列的，也不是相互孤立的。为了彻底铲除胤禩、年、隆的势力，就必须剪除他们的羽翼。而年、隆在扩充自己的势力时，也与胤禩等人一样：“擅权纳贿”、“贪赃营私”。世宗公布的年、隆一系列罪行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贪婪之罪”（年羹尧贪黩之罪十八，隆科多贪婪之罪十六）（4）。世宗把他们这方面的罪恶大事张扬，就使得对他们本人及其党羽的惩处显得更为“名正言顺”。这同时对吏治的整顿是巨大的推动。因为为剪除胤禩、胤禟、年羹尧、隆科多的羽翼，从中央部院大臣到地方巡抚布按、武官提镇一级进行了频繁的更调，其中确又一批趋炎附势的贪酷之吏因他们诸子的失势失宠而堕入法网。这就使得世宗即位之初，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腐朽势力与胤禩、年、隆等人一起首先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整顿吏治这个角度上看，胤禩、年、隆这两大朋党势力被铲除，确是在封建国家的机体上割掉了两大毒瘤。这就使得“惩其官吏之小者，不若惩其官吏之大者”、“以待有司之法，施之于大臣”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这在当时对整个社会的震动是很大的，使得雍正年间对吏治的整顿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颇为壮观的声势。打击朋党和整顿吏治这两场斗争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互为手段、相互推动、是雍正年间整顿吏治的重大特点。
（二） 着重整顿的几个方面
惩治贪污
惩治贪污是雍正年间整顿吏治的重点。雍正年间对贪污的惩治是通过大规模的钱粮清理进行的。世宗即位后，立即限令各省在三年之内将各属亏空钱粮如数补足，紧接着就相继在全国各省开展了对钱粮的大清理。世宗在谈到清查钱粮的意义时说：此时若不把康熙年间的亏空查清补足，将来雍正年间又有了亏空，就更加难以稽查。“积弊相因，何以经国用而垂法纪乎？” （5）“经国用而垂法纪”，概括了清查钱粮的双重目的：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严肃法纪、澄清吏治。世宗采取的一系列惩贪措施，都是服从于这一目的的。
大规模的钱粮清理是在克服重重阻力的斗争中进行的。在多年的“因循姑息”之后，官吏的贪赃枉法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世宗即位之初，督抚巡按一级“封疆大吏”的状况是：“懈弛者十之八九，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以督抚为首，各省官吏盘根错节，结成了十分强固的地方视力，用各种手段抗拒对钱粮的清查。清世宗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坚定的把清理工作推行下去。首先，在对各省督抚进行更调之后，责令后任清查、揭发前任的问题。但光是更换督抚等封疆大吏，并不能使清查工作一帆风顺，因为各级地方官吏往往形成攻守同盟，负隅顽抗。如江西省各州县“一闻盘查，先将日征流水红簿收起，其存房串根俱行改造，按照解司分数作为已征，其余俱坐入民欠，即传讯里民查问经承，俱受本官嘱托，符合捏造。至该管知府，彼既失察循隐于平时，岂肯据实揭报于今日？”（6）因此，世宗在江西采取了“调府盘查”的办法，即各府知府交错调换，主持清查所属州县钱粮，以杜同府瞻循之弊。但类似于江西的办法在附件却失灵了。为什么？根子在新任巡抚毛文铨身上。原来福建仓估亏欠甚为严重，全省官民捐积监谷，应存1，824，222石，但“实贮之谷，未及其半。”雍正三年（1725年），毛文铨到闽抚任，必欲将各省未补流交民欠等项，尽造实贮。“是以各府县结成党羽，与巡抚通同一气”，“纷纷具报买补将完。” （7）以巡抚为首，通省上下官员联成一气，结成牢固的攻守同盟。世宗的对策是：雍正五年（1727年），钦差杨文乾等人随带大批候补官员附闽，分往各州县署事，主持清查，造成“现任者必去，儿接任者新来”的态势，让福建各省官府的原班人马全部缴印。结果局势立即改观。
杨文乾奏报：“本身一离原地，诸弊尽露。”世宗批谕云：“是极！”（8）一个个固若金汤的堡垒便告瓦解。就是这样，经过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的反复斗争，雍正年间全国各省普遍地对钱粮进行了清查。这样大规模地清理，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
清世宗发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钱粮清理以推进贪污的惩治举措，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不光是注意经济效益，而尤重“厘剔积弊”。 世宗反复告诫主持清查的官员，要他们不要“惟以征收钱粮”的“多寡为务”，而要以“厘剔积弊，清楚案件”为要。所谓“厘剔积弊”、“清楚案件”，就是要在清查积欠时，一定要把“官侵若干，吏侵若干，实在民欠若干一一厘剔清楚”，“不得丝毫蒙混”（9），这是准确打击贪官污吏的基础。清世宗看来是颇懂得一点刷新政治对改善经济状况的醋劲作用的。他把厘剔积弊和征收钱粮比作源和流的关系，说“本既清，则末亦不难治” （10），也就是说，厘剔积弊比催追亏欠的意义更为深远。
2.在清理钱粮的同时，清理各级官吏队伍。 清查附件仓谷时，世宗密谕杨文乾：“朕意无他，将通省人员于此仓谷一案内，查其好者概留，劣者尽去，此二句乃朕本意。”（11）即是说，以亏欠之有无，定官员之贤否，并决定其去留。雍正年间罢革贪官污吏是毫不留情的。
3.在政治上对贪官污吏打击的同时，又加以严厉的经济制裁，并且千方百计使经济上的惩罚得以落实到实处。清世宗认为：对于贪官污吏，“若止予以参革，犹不足以蔽其辜。”要求各级地方官对他们“一面纠参，一面搜查其宦资，必使其囊囊一空。”因为那般贪污之吏“既惟利是图，必使之失利方知醒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殊不为枉也。”（12）即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世宗绞尽脑汁，使经济制裁无比落到贪赃者头上。这个意向在经过多年筹画，世宗决心对苏松地区的积欠进行一次彻底情理。情理自雍正六年（1728年）底开始，至雍正九年（1731年）方告结束，共情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至雍正四年（1726年）各属积欠10，116，300两，其中侵蚀包揽者共4，726，300两（占46％），实在民欠者共5，390，000两。世宗说，他“为此清查之举，所以经国用，清吏治，实欲厚民生而除民累也。”（13）因此决定，将侵蚀包揽之项，分作十年带征，并且从雍正十年（1732年）开始，本年带征之项完纳若干，次年即照所完之数蠲免额征之粮若干。世宗说，这样就能使“众民普受其泽”，“而贪暴之徒，无所徼幸”，仍然逃脱不了经济上的惩罚。这比起过去那种“概行蠲免历年之逋赋”的一锅煮的办法来，实在是要高明得多。用这种办法对积欠钱粮进行处理，说明世宗希望通过整顿吏治，能够直接收到切实贯彻休养生息这一方针得效果。
世宗对追赔亏欠还发布了一系列诏令，如：不许亏空官员在任陪补；不许现任官员为他人（一般即前任）陪补；分陪著陪之例：即“暑印官亏空钱粮，著落遴委暑印之督抚布政使分赔。”（14）这些措施集中到疑点，是为了防止贪官污吏把退赔脏私的经济负担转嫁或变相转嫁到百姓身上，使贪赃枉法者无法逃脱经济上的惩罚。
世宗对康熙年间的贪污案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完补好者即可免罪，因公挪用而致亏欠者，完补后还可以开复。而对雍正年间三令五申之后仍然贪赃枉法者，倘有觉察，必从重惩处。雍正四年（1726年）令任淮关总督三年、贪婪吓诈得银十七、八万两的庆元自裁；雍正五年（1727年），任夔州知府时对盐商盐贩吓诈勒索并成批杀戮私盐贩的四川按查使程如丝论死，程的后台川府蔡珽定为斩监候；雍正十二年（1734年），“纳贿行私”的河南学政俞鸿图处斩，都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大规模的钱粮情理，经久不懈地追陪赃款，许多官员囊囊一空，倾家荡产，加上比较及时地对许多现行贪赃案件究根究底，严惩不贷，就造成了雍正年间惩治贪污的特有声势。
整顿官场风气
唐甄曾生动地描绘过康熙年间官风日下地情景：“今之为吏者，一袭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锦绣视此矣。优人之饰，必数千金，其他玩物视此矣。金钱银罂珠玉珊奇巧之器，不可胜计：若是者谓之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若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他又说“治贪之道，赏之不劝，杀之不畏，必渐以风。”但“由今之俗，变今之贪，是求白于缁也。（15）不端正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是谈不上吏治的澄清的，而当时腐败不堪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保护着贪赃败检的行为。世宗对此是有所认识的，他说：“理国之道，贵储材有素，首先以厚风气为要务，夙习既端，斯趋向有方，而人文蔚起矣。”（16）并称官风的整顿为澄清吏治的“探本寻源之道”（17）。
官场陋习有多种表现，世宗企图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厘剔矫正，重点则放在：一、打击夤缘请托、朋比党援、因循瞻顾之风；二、打击“沽名钓誉”之风，惩治“巧宦”。
从康熙年间开始多起重大案件可以看到：贪官污吏之所以能够得逞，无不藉助于上下属之间、同官之间、部院大臣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相互徇庇。年久日深的“因循瞻顾”之风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固的习惯势力，成了整顿吏治的阻力。雍正初年督抚布按等大换班之后，又发生了多起新任继续徇庇前任、属员的是件。世宗对此深有感慨，说“柔善将就之风其来已久，若不如此，内外不容，原难处也。”（18）所以他把大臣之间的“朋比党奸”看得比欺隐钱粮、隐匿关税的罪孽更为深重（19），深恶而痛绝之。
在与朋比瞻顾之习的斗争中，世宗尤其着重于破处科甲党援之风。由科目出身的官员，彼此引为同类，“以科甲流品相夸尚”，互相吹捧。但在“师生同年”招牌的背后，往往维持着极端庸俗腐朽的关系：“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探望索取，名曰‘抽丰’，送迎接应，势必挪移正项……亏空以此渐至。”（20）也就是说，科甲出身官员之间的朋比党援，已成为贪赃枉法、财政亏空的直接导因。世宗深有感慨地说：“士习吏治，自唐、宋以来，不可问矣！”他决意要“挽此数百年之颓风”（21），对科甲官员地援引结党之风加以摧抑。雍正三年（1725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先后参劾黄振国、张玢、汪諴、绍言论等府县官（他们均系乙丑——康熙四十八年同年进士）而起的大狱，便是雍正年间打击科甲之士的一个高潮。世宗用人不专重科目一途，他认为：“假若士途尽系科目，则彼此固结，背公营私，于国计民生为害甚巨。”（22）因此，必须打破科甲之士对各级政权机构的垄断。
为了革出因循日久德怠玩之习，世宗希望“天下臣僚”都能“振作兴奋”，提倡“以实心，行实政。”而当时官场中却存在着一股“沽名钓誉”的风气。世宗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23）所谓“名实兼收”，即“实取利而反得廉名，实行恶而反得善名，实欺诈而反得忠名”（24）。世宗把这种人称为“巧宦”。这种“巧宦”从表面看来，持身甚谨，操守廉洁，人们一般把他们视为“清官”。但并不实心任事，“以因循为安静，以卖法为宽仁”，换取各方面的好感，一位保官禄安身家之计。这种“巧宦”治理地方，则百务废弛，统帅军队，则将骄兵惰。世宗认为，“巧宦”沽名钓誉给国家造成的危害，“较贪劣者为尤甚。”为了扫除这股“沽名钓誉”的恶习，世宗在考察和选拔官吏时，不只是强调操守。他经常告诫臣下，不要“硁硁自信一点操守”，如果“止以洁己谨饬自便，恐反致误事。”片面强调操守，事情会走到反面。他认为“清官”的毛病往往是“洁己而不奉公”，“假平和安静上下相安之名，废弛因循，诸务不理（25）。”因此，他提出“察吏之道，当观其实在政迹如何”，（26）而舆论则“不尽足凭”。就是说，评价一个官员的优劣，不能光听人们的评论。如果把舆论当作鉴别官员的首要条件，只会助长大家去“沽名钓誉”，而不行实心实政。为了刹住这股“沽名钓誉”的歪风，世宗在打击朋党、惩治贪污的同时，还特意制裁了一批“巧宦。”
官场风气有一个千百万年形成过程，世宗把整顿官风列为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向习惯势力挑战；他摒弃因循懈怠、瞻顾徇情，提倡勇于任事、振作勤奋，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
对吏胥、幕僚队伍进行整顿
从部院到地方督抚衙门的幕僚、笔贴式、经承等书吏以及各种衙门，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从职务上说，他们是各级官员的帮手或参谋，没有这些人，各级衙门的日常事务就无法进行。由于钱粮刑名都由他们经手，官吏营私舞弊，必须通过他们才能实现；吏役又是沟通地方绅衿和官府的桥梁，因此他们又是贪官污吏的帮凶。但他们的实际作用又远远不是“帮凶”二字所能范围的。各级官府对他们不可或缺这种状态，使之得以挟制上司、把持衙门而为所欲为。田文镜说当时奸胥猾吏之鱼肉乡民“比比皆是”；花户完纳钱粮时，“柜书之串票有费，银匠之凿印有费，经承之执笔有费。而且衙役则包揽侵渔，单头则需索派累。其司府衙门之饭食、敲平、看色寄库，以致解银发销等项，派之州县，州县书役又派之里民，用一派十，各自分肥。”（27）这批社会的蠹虫，是一条条缠绕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毒蛇，也是吏治败坏的一个祸源。世宗即位以后，立即着手整顿，其着眼点是解散并防止他们再成为固结不解的世业集团，从而便于把持各级衙门，营私舞弊。如雍正二年二月令督察院将“缺主”题参革究，押解回籍。所谓“缺主”是一种“积棍”，“或人占一司，或数人共一省”，盘踞各级衙门，“沟通内外书吏，舞文弄法”。（28）世宗认为“各级衙门奸弊丛生，未有不由于缺主者”（29）。但由于吏胥幕客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而他们又掌管一切档案，刑名钱粮又带有技术性，在封建制度下，这支队伍的全盘更新是不可能的。世宗也感叹此弊“实有不能遽革之势。”（30）虽然驱除了六部衙门的“缺主”，而对于地方上的积棍蠹役，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他们继续存在。与打击贪官污吏比起来，雍正一朝对吏胥的触动是较为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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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九，雍正四年十月庚申。
（2）《上谕内阁》，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3）《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四，雍正七年闰七月壬午。
（4）《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五，《列传》八十二，《年羹尧传》；《清世宗实录》卷六十二，雍正五年十月丁亥。
（5）《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七辑第342页，迈柱雍正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奏报钱粮折》
（7）同上书第八辑第47页，沈廷正雍正五年四月十六日《奏陈仓廪积弊折》
（8）（11）《朱批谕旨》四册，90页，对杨文乾雍正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奏折之批谕。
（9）《上谕内阁》，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三十日。
（10）《朱批谕旨》五十册，73页，对高斌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奏折之批谕。
（12）《朱批谕旨》第一册68页，对齐苏勒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奏折之批谕；三十七册57页，对魏廷珍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奏折之批谕。《上谕内阁》，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
（13）《清世宗实录》卷一百十五，雍正十年二月庚寅。
（14）《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三月初九。
（15）《皇朝经世文编》卷七，《治体》，《原治》上，唐甄：《富民》
（16）《朱批谕旨》三十册，97页，对田文镜雍正五年二月十八日奏折之批谕。
（17）（台）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二辑第466页，对吕耀曾雍正七年二月十六日《奏报地方政务折》
（18）同上书第七辑第97页，对阿克敦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奏报办理交接折》批谕。
（19）《上谕内阁》，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20）《永宪录》卷三。
（21）《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七辑第376页，对杨尔德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奏请圣安折》批谕。
（22）《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六月十四日。
（23）《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辛巳。
（24）《朱批谕旨》四册，104页，对杨文乾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奏折之朱批。
（25）《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七辑第240页，对阿支敦雍正五年正月初三《奏报官员官箴折》批谕。
（26）《上谕内阁》，雍正四年七月十一日。
（27）《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二辑第639页，田文镜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奏报山东人民传播谣言折》。
（28）《清史稿·列传》七十九，《唐执玉传》。
（29）《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30）《朱批谕旨》二十二册，43页，对徐鼎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奏折之批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