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清代北京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学校——雍正七年创办的“西洋学馆”by杨乃济

清代北京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学校——雍正七年创办的“西洋学馆”
杨乃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元年四月及乾隆八年十二月内务府白本奏销档中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内务府据雍正皇帝的上谕，创办了一所“西洋学馆”，以培养拉丁语文的翻译人才。
    这两则档案—开头都引了雍正皇帝的上谕：
    “雍正七军十月内，怡贤亲王传旨：内务府官员人等子弟内，有情愿学习西洋人字、语者，拣选十数人，着西洋人巴多明等教习西洋拉的诺字、话。其日用饭食，照依咸安宫官学生之例结与。”
    据此，我们知道这所学校是由内务府官办的，学员都是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人）的子弟，他们享受着当时专为内务府子弟创办的咸安宫官学（注一）学生的同等待遇。学习的内容是拉丁语、拉丁文，执教的是西洋人巴明多等。
    两则档案的正文还使我们知道：这所学校的正式名称是“西洋学馆”。其首届招收的学员有“万保等二十名”，其中“二达子等七名”因“资质愚钝，学无进益”，被陆续“斤革”。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首届学员毕业时，仅余学员十三名。经过了七年的外语学习，他们对“西洋字、语俱能书写应对”，其中尤以万保等六名学员“堪列优等”。
    十三名学员毕业后，六名优等生被留校任教，其他七人则委以笔帖式、库使、库守等职。乾隆元年又招收了第二批学员三十名，由西洋人宋君如继巴多明之后主持教务。乾隆八年，二届学员中有二十人完成了学业，达到了“西洋字、话俱能书写”的水平，并分别委以“笔帖式等缺”，“以备偶有委用”。另十名“学业未满年分”的肄业生，则分配在“柏唐阿、柏唐阿领催上额外行走，缺出补用。”并指示“仍令西洋人宋君荣等不时教演，以备应用”。
    清代雍乾时期培养拉丁文翻译人才是外交上的需要， 当时中国与欧洲各国来往的外交文书，都要使用拉丁文。清初中国政府的主要外交活动是处理中俄关系，而在中俄外交活动中充任译员的，又是从法国、葡萄牙等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谈判时的译员是法国人张诚和葡萄牙人徐日升；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缔结及以后中俄之间频繁的边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外交往来，都是由法国人巴多明和宋君荣等充任译员的。当时，具有远见卓识的雍正皇帝，对于这华外国传教士，是既使用又不完全信任的，因而他决心创办学校，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  “西洋学馆”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
    一九八二年第七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刊有法国人戴密微撰《宋君荣北京书简前言》一文，其中说到宋君荣“还亲自主持一所帝国拉丁文学堂，为处理中俄关系而培养自己的翻译人员”（根据宋君荣雍正十年的信）。这里所说的“帝国拉丁文学堂”，无疑就是雍正七年创办的“西洋学馆”。
    至于这所学校的所在地点，档案中末曾言及，但据它隶属内务府管下，学员的待遇又与咸安宫官学相同来看，则很可能与咸安宫宫学同设一处，皆在紫荣城西华门内。或者与另一所内务府子弟学校景山官学同设一起，设在紫禁城以北的景山内。
    今年八月八日的《北京日报》上，刊有赵惠蓉同志的《我国第一所外语学校》一文，文中说：“中国第一个培养外语人材的学校叫京师同文馆，建于一八六二年八月。”此一说法，确乎应予补正，因就西洋学馆来说，它的创办要比京师同文馆早一百三十三年。但西洋学馆是否能称为“我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呢？笔者认为尚未可断言，说远一点儿，唐代佛教盛行时，曾翻译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当时很可能设有教授梵语的学塾。元代的统治远及欧洲大陆，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需要，也必须培养翻译人才。说近一点，欧洲耶稣会士不间断地相继来华，是远自明代就开始了的，而我国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与欧洲、阿拉伯船队的贸易往来，则为时更早。为培养商业、文化往来的翻译人才，我国沿海地区，于更早的朝代中，开办各种不同语文、不同规模的、官办或私设的外语学校，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对于雍正七年创办的西洋学馆，我们只能审慎地称之为“清代北京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学校”。
    还应附带介绍一点的是：远在清康熙年间，北京还设有一所官办的、为外国人（俄国人）学习满、汉语文的学校。此一事见记于《清史稿·邦交志一·俄罗斯》：
    “康熙间，尝遣人至中国学喇嘛经典。并遣子弟入国了监习满、汉语言文字。居旧会同馆，以满、汉助教各一人教习之。”雍正五年九月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又定：“俄人来学喇嘛教者额数六人，学生额数四人。”
    看来这所学校的规模不大，但它却是清代北京官办的、第一所为外国人学习中国语文的学校。承第一历史档案馆鞠锦源同志见告，这所学校当时称为俄罗斯馆，清政府在委派满、汉文教习向俄罗斯学员教授满、汉文的同时，也派了—些中国学生向他们学习俄罗斯语文。这样，康熙时的俄罗斯馆，同时也是一所非正式的外语学校，它的创办较之西洋学馆就更要早了。
    [注一]：据《钦定内务府现行则例·咸安宫宫学卷》，咸安宫官学创办于雍正七年四月。初创时（乾隆元年以前）收学员九十名，皆内务府子弟，到乾隆元年以后方兼收八旗子弟。

雍正皇帝禁教的理由之一是：“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一百多年后，他的话不幸成真。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为四惊人的远见卓识、以及他的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英明举措不能被继续大力推行，反而被忽略，漠视，以及最终闭关锁国、鸦片战争的到来，感到无比地无比地痛苦。

中国并非是不曾有过一个伟人预见并试图解决将要发生的危机，只是政权接替者是些彻头彻尾的井底之蛙，这不仅是四一个人的悲哀，而是全民族的悲哀。

这种观点可能或多或少受了康熙的影响，老爷子就说过“海外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且康熙朝广东碣石总兵陈昂就奏称过：“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诸国），最为奸佞。”看此考语不禁感叹，当世之人颇有先知之明。唉，怎么到了道光朝，皇帝居然还问英吉利“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时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真悲哀啊！ 

只能说到后来由于闭关锁国等等的狭隘的天朝心理，使得道光等人越发的无知起来吧。

所以说，禁教和排斥外来文化等是两码子事啊，为啥还有人说雍正那时候一味排外……其实他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开明和有远见的人了……

在天涯上，很多人把他当成闭关锁国的罪魁，甚至还有人说他根本不重视武备。一个禁教，他就万劫不复了。我上高中的时候，课本上就把西学东渐嘎然而止的责任归咎在他的禁教政策上。

闭关这个问题上还有待商榷，但是轻视武备又从何说起呢？

PS：今天看了国宝档案，上面煞有介事的将曹雪芹和他所谓的表妹李绮筠，真令人无语，感觉央视的东西越来越没法看了。

雍正的运气可真不好，偏偏他抄的曹家出了一个曹雪芹，写了部《红楼梦》。

其实曹家败落算不得冤屈，怎比得鄂昌一家？鄂昌因文字而获罪，被赐自尽，而曹家呢，谁被赐死了，雍正后来不还发还了一部分家产给曹家么？哪个更悲惨些？论才学鄂昌得孙女顾太清不下于曹霑，估计她要是写一部小说，呵呵，不知有多少人为鄂昌抱不平了。叹叹！白菜可以总结一下某的命运指数！

都是做人，四儿和伊都立那厮的运数咋就差那么远呢？郁闷之极……

你看四儿从生到死，母亲出身包衣，自己不是嫡子，生母疏而偏宠，养母亲而早逝，兄弟多而乱政，继位之初，土地大量集中，国库空虚，政治腐败，好不容易国家有了转机，亲爱的人又相继离去……某这一辈子，是万事老天不周全，都要自己忍耐着，一点一滴辛苦地去做，去争取，即使这样，生前身后，骂名滚滚，宁不见此人负天下人几许，惟见天下人负此人甚矣！

就这个运气，抖，叫白菜根本无法羡慕他能当皇帝！然，“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另to竹汐：四四禁教即是反文化侵略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说：“尔等欲我中国人为教徒……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不尽为尔教皇之百姓乎？”
四四的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可以说正着要害。
欧洲历史上对异教徒的迫害，十字军的数次东征，还有欧洲一系列以传教为名对他国进行的侵略战争，鲜血渗透了数个世纪，而且即使在四四的时代，天主教仍然不是佛学，道教一样的单纯信仰，而是政教合一，对国家行政，军事，外交活动仍然有决定权，干预权的政治实体，所以，教皇也是实际的政治领袖之一，四四禁教，有着反文化侵略，反外国政教势力侵害我国主权的意义，何错之有？
顾长声说，“康熙雍正禁止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中国从这一道防线基本上堵住了殖民势力的渗透达一百多年。”
白菜高举双手同意！

雍正不应该禁教,他应该采用独立自主自办的政策,哈哈~

他跟道士玩的很开心,于是高宗很赏识一句话：“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

o(∩_∩)o...哈哈。道士都是道流卑贱之流啊。

 

 

不过话说回来，闭关锁国这个话题说起来可真是可以吵大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