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by杨珍

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爱情悲剧，历来为世人所瞩目。辛亥革命后，董鄂妃的来历问题，又引起人们的议论和猜测，先曾说她是明末名妓董小宛，后又认为她本顺治弟媳、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福晋。前一种说法属于误解，较快得到澄清，后一种意见则绵延不绝，流传至今。近年来，关于董鄂妃的死因，也成为研究者探讨的课题。这些都是牵连面较广的问题，本文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对此作一初步剖析，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董鄂妃的来历

    关于董鄂妃的来历，官修史书一概避而不谈，唯有《汤若望传》提供了下述线索：

    “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皇帝遭遇一酷烈打击。第三位皇后所生之子，原定为皇位继承者的，于产生后不久，即行薨逝。……这位太子的母后不久崩殂。”（1）

    《汤若望传》还指出:“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一六六〇年(有误，应为一六五七年，即顺治十四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2）

    显然，这里所说的“第三位皇后”与“贵妃”是指同一人，即皇贵妃董鄂氏。她于顺治十四年十月生皇四子，顺治特为此举行隆重庆典，称为“朕第一子”（3），准备立他为皇太子。翌年正月，皇四子夭折，被追封为和硕荣亲王，葬于孝陵西侧黄花山。十七年(1660年)八月，董鄂妃死，追封端敬皇后，即顺治的第三位皇后。

    《汤若望传》并没有将董鄂妃与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相联系，然而《清世祖实录》的有关

记载，恰巧为人们提供了可做此推断的理由: 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己酉)，“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年十六。”    

八月二十五日(庚子)，拟立“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贤妃”.

    九月二十九日(甲戌)，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

    十二月初六日(己卯)，“册内大臣鄂硕女为皇贵妃，……颁诏天下”。

    不止于此，据《清世祖实录》载，拟立董鄂氏为贤妃的当天，以及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的前四天，清廷都曾遣官致祭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这似乎更反映出在册立董鄂氏与致祭襄亲王两事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神秘联系。

    在缺乏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根据上述记载，认为董鄂妃原本是顺治弟媳，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妻，亦即《汤若望传》中所说那位“满籍军人之夫人”。

    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有必要查阅清朝玉牒，或《爱新觉罗宗谱》。

    《爱新觉罗宗谱》所载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婚姻情况是：“嫡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满朱锡礼之女”。（4）这表明，第一，博穆博果尔的嫡福晋并非董鄂氏，而是孝庄皇太后的亲弟满朱锡礼之女，即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博尔济吉特氏。第二，博穆博果尔没有侧福晋。以此看来，《汤若望传》未曾将董鄂氏与襄亲王相联系，并不是偶然的，恰恰表明它如实记述了有关情况，是可信的。

    下述事实，也有助于探讨董鄂妃的来历。  

    博穆博果尔是清太宗皇太极第十一子，崇德六年(1641年)十二月二十日生，母为懿靖大贵妃，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封和硕襄亲王，十三年七月初三日死，年十六岁（5），实际年龄仅十四岁又七个月。他长于深宫，又过早疡逝，《清世祖实录》及其它清代史料中，均无他曾率军出征的记载，事实上，当时清廷也勿须让一位年幼的皇子去前线冒生死之险。他既然未曾经历战阵，也就够不上是“一位满籍军人”。况且汤若望凭借其特殊身份，频繁出入朝廷，与顺治比较接近，了解清朝不少情况，对于皇室的主要成员绝不会毫无所闻，岂能将一位地位显赫的皇子、顺治之弟、并享有亲王爵位之人，含混地称为“一位满籍军人”?  

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娶已故肃亲王豪格之妻。《汤若望传》对此记载道:多尔衮“于肃亲王自杀后，霸占了这一位侄子底妻妾’。（6）

豪格久经沙场，战功卓著，《汤若望传》不说他是“满籍军人”，而称之为肃亲王；博穆博果尔从来未经战阵，《汤若望传》更当名之为襄亲王，不会称他是“一位满籍军人”。

还可以从清初孝庄皇太后突然废止命妇更番入侍后妃的定制一事，考察董鄂氏是否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

《清雷媸德肌范杂诖耸碌募窃厝缦?lt;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顺治十一年四月甲子，谕礼部：历代以来，无命妇更番入侍后妃之例，所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也。今蒙天眷，奄有洪基，内外伦常，首当隆重。联曾奏请圣母皇太后，将随侍皇后及王、贝勒等福金(之)命妇，酌行停止。奉皇太后懿旨，此言甚是。随我命妇，我自裁定。其皇后及王、贝勒福金，贝子、公夫人，随侍命妇，俱著停止。其随侍王、贝勒、贝子、公等母之命妇，各该王、贝勒列名具奏，候旨入侍。”（7）

《清史稿》中的有关记述更为简明扼要:“国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孝庄)始命罢之。”（8）

由于孝庄皇太后此举发生在董鄂氏入宫前一年多，因而人们认为，董鄂氏是通过命妇入侍后妃的机会，出入宫禁，得以与顺治相接触，并双双坠入爱河。孝庄皇太后突然废止这一定制，旨在以此斩断顺治与董鄂氏之间的恋情，尽管为时已晚，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上述看法显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前引《清世祖实录》、《清史稿》关于废除命妇入侍后妃定制的记载都表明，王、贝勒、贝子、公的福晋或夫人，并不是命妇，她们不但不必入侍后妃，还享有令“命妇更番入侍”的特权。

清朝，福晋、夫人与命妇属于不同的等级，这在皇室的各项活动中有明显体现，如《国朝宫史·慈宁宫筵宴仪》：“恭遇皇太后圣寿及元旦诸庆典，慈宁宫筵宴。……设皇太后御筵于宝座前，……东为皇后御筵，西南向稍后。左右为皇贵妃、贵妃、妃、嫔宴席，东西向。再后为公主、福晋以下乡君、入八分公夫人以上宴席。殿外丹陛左右为公、侯、伯、子、男、满洲一二品大臣命妇宴席。……”(9)

具体到顺治年间，如六年四月，“孝端皇后崩，……上率诸王以下，文武各官，及王妃(王福晋)以下，官员命妇俱成服”（10）

又如清朝的服饰中，东珠是昭名分、辨等级的重要标志。以朝冠为例，亲王福晋朝冠饰东珠十，亲王侧福晋朝冠饰东珠九，依此递减，一品命妇朝冠仅饰东珠一，二品命妇以下朝冠不得饰东珠。（11）

可见命妇与福晋、夫人身份迥异，地位悬殊。两者的区别搞清后，董鄂氏是否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妻，也就不辨自明了。她既然依照命妇更番入侍后妃的定制才能出入宫禁，那么只能是某个一品或一品以下武职官员，即“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

上引《爱新觉罗宗谱》载，博穆博果尔并无侧福晋，倘若有侧福晋，当也不在更番入侍后妃的命妇之列。目前尚未发现清初存在亲王侧福晋入侍后妃的制度，何况亲王侧福晋的地位远高于一品命妇。

不妨从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及其母妃所处地位，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

清太宗皇太极共十一子，其中唯有长子豪格、五子硕塞及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得封亲王。豪格、硕塞因军功逐级上升为亲王，博穆博果尔则并无功勋，一跃而为亲王，当时年仅十五岁。孝庄皇太后特将自己的亲侄女指配与他，做为嫡福晋，更表明对他另眼相看。

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博穆博果尔被封为亲王，一年后有关他府邸的一则记载，再次反映出这位皇胄稚子的不同寻常处。

顺治十三年正月，“工部制造库奏言，修葺襄亲王府第，需用赤金四百两，为钉片镀金之用”。“得旨：此乃王所暂居，又非创造，偶尔修葺，赤金四百两，安所用之。且修乾清宫时，尚务俭朴，今何得估计糜费，如此之多?”（12）这座府邸只供襄亲王暂居，不久将建新府，而工部官员在清朝财政窘困之时，却准备大修，这说明了当时博穆博果尔地位之显赫。

博穆博果尔享有特殊地位不是偶然的。他的生母懿靖大贵妃，原是雄长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插汉部)林丹汗之妻。“插汉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今内外札萨克蒙古……皆元子孙，皆以插汉部为大宗。”（13）夭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击溃林丹汗部众，林丹汗走死青梅大草滩，他的遗婿和儿子归顺后金，皇太极终于统一漠南蒙古，并以此为契机，建元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为进一步拉拢、团结漠南蒙古各部，尤其是怀柔尚有一定实力与政治影响的察哈尔部，皇太极特娶林丹汗的两位遗孀为妻，即麟趾宫大福晋贵妃（顺治八年晋封皇考懿靖大贵妃)和衍庆宫侧福晋淑妃(顺治八年晋封皇考康惠淑妃)，她们在崇德元年(1636年)册封的五宫后妃中，分别居于第三、第四位，都在永福宫侧福晋庄妃(孝庄皇太后)之上。皇太极还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亲王，并将自己与孝端皇后所生的固伦温庄长公主下嫁与

他。

清朝始终将维护、巩固满蒙贵族联盟作为重要国策，在统一中原地区的过程中，更注意加强与漠南蒙古各部的团结，以稳定后方，得到他们的支持。博穆博果尔娶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为嫡福晋，又于十五岁便得封亲王，是清最高统治者继续奉行这一国策的具体体现，是安抚察哈尔部贵族的重要措施。

这种情形下，博穆博果尔死后得享特殊祭典，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顺治十三年初，清朝的统一战争进展顺利，“四方以次荡平，兆民宁辑。”同年五月，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及景仁、永寿、承乾、诩坤、钟粹等宫相继落成。顺治原准备于七月移居乾清宫，八月举行册立两妃的典礼，以此向全体臣民表明王朝的兴旺与政权的日趋巩固，不料七月初三日襄亲王突然去世，为即将来临的庆典蒙上阴影。由于原定日程意义重大，不便再临时更改，清廷不得不采取庆典与哀悼活动并行兼顾的折中方案。

顺治十三年七月初六日，“上移居乾清宫，以和硕襄亲王丧，免行庆贺札。”（15）七月初八日“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和硕襄亲王莞逝，不忍举行，命八月以后择吉。”（16）

博穆博果尔去世后第二天，清廷决定:“和硕襄亲王祭葬，礼宜优厚，应于定例外加祭一次”。17）

按：“顺治九年题准，和硕亲王丧闻，辍朝三日，……谕祭二次，祭文由内院(今翰林院)撰给，遣礼部官奉至坟，读文祭酒。”

加祭是一种特例，在当时被视为是很高的荣誉。如清朝开国元勋郑亲王济尔哈朗去世后，“赐和硕郑亲王恤典如例，仍加祭一次”。（19）雍正的心腹怡亲王允祥去世后，“其致祭应于定例二次外加祭一次’（20）。博穆博果尔的祭葬规格，再次证明他十分显赫的地位。

博穆博果尔下葬前，除去例行的月祭外，还有三次特祭.据《清世祖实录》载：

顺治十三年八月十一日(丙戌)，“遣内大臣公额尔克戴青祭和硕襄亲王”。

八月二十五日(庚子)，即宣布将立董鄂妃为贤妃的同一天，“遣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祭和硕襄亲王”。

九月二十五日(庚午)，“遣伯索尼，致祭和硕襄亲王”，四天后，宣布将立董鄂氏为皇贵妃。

索尼、鳌拜和额尔克戴青都是领侍卫内大臣，职高权重，孝庄皇太后与顺治改变一贯作法，不派遣礼部官员，而是让这些亲信重臣致祭襄亲王，说明他们对于博穆博果尔的去世极为重视。至于第二、第三次致祭，与宣布即将册立董鄂氏为贤妃、皇贵妃在同一天，或前几天，是为表明皇太后与皇帝即使在册妃之喜时，也未曾忘怀骨肉、手足之情，其实质则依然是为笼络察哈尔蒙古而做出的姿态。总之，清廷对于襄亲王的三次特祭，乃出于死者的特殊地位与政治需要，并非其它原因。

顺治的一次谈话，也从侧面表明他与襄亲王之死没有干连。

十五年(1658年)正月，降生不足四月、被顺治称之为“联第一子”的荣亲王死去，顺治“召诸内大臣谕曰：兹者皇子薨逝，尔等将无谓朕因此感伤。……向襄亲王薨时，尚反复忖度，恐皇太后悼伤，勉强抑忍。且生死从来定数，焉能有违。肤念切国家，仰副我皇太后之心，安敢过为伤念。”(21)

顺治因荣亲王去世谈到博穆博果尔之死时，态度坦然，没有流露出任何内疚与不安。这只能说明，博穆博果尔的死，确与顺治本人无关，如果博穆博果尔真是由于董鄂妃而死，年轻的天子无疑会在各种场合极力避免提及，岂能自戳伤疤，毫无顾忌?顺治一向感情丰富、外露，又较脆弱，当他亲口叙及于心有愧的事时，恐怕难以如此镇静、坦然。

《汤若望传》指出，那位“满籍军人”死后，顺治遂将其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满籍军人”并非襄亲王，已如前述。不仅如此，事实上，董鄂妃也不是在襄亲王于顺治十三年七月三日去世后，才入宫成为顺治宠妃的。同一时期董鄂妃之父、副都统鄂硕的升迁情况，以及他在朝中十分微妙的地位，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点。

顺治十三年三月，鄂硕被提升为内大臣。（22）闰五月十二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承乾宫、景仁宫等宫殿相继建成，“是日，以合龙门、插剑悬牌礼，乾清门由内大臣鄂硕、乾清宫由内大臣索尼、交泰殿由内大臣苏拜、坤宁宫由内大臣努山、坤宁门由吏部尚书科尔昆……等承宰羊豕，奠缎帛、果品，燃香烛，读祭文。”（2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隆重祭礼中，刚刚升任内大臣的鄂硕竟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才是德高望重的领侍卫内大臣伯索尼。鄂硕得享这一非同寻常的荣誉，应是董鄂妃此时已宠冠后宫的反映。因此，董鄂妃入宫时间，最迟当不晚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即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去世前的四个月。

再者，博穆博果尔死时只有十六岁，实足年龄仅十四岁又七个月，如此早逝，难免使人生疑。这或许可用下述事实予以解释。

据统计，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八年（1661}年)的十六年中，清朝的亲王和郡王有二十位先后去世，而不满三十岁者竟达九人之多，其中敏郡王勒度二十岁，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十六岁，郡王塔尔纳十五岁，敬谨亲王尼思哈刚刚十岁。众多皇族子弟过早殇逝的异常现象，与当时痘疹流行密切相关，就连顺治本人，虽然常去南苑避痘，最终仍未幸免，在不满二十三岁时死于此症。博穆博果尔的早逝，较大可能也是由于痘疹，而非其它意外事件。

二、董鄂妃之死

董鄂妃人宫后备受顺治帝宠爱，封为贤妃，不久，又晋升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然而，这种集专宠于一身的日子并不长久，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她就因病故去，年仅二十余岁。

董鄂妃之死是一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进行探讨时，需要从与之有关的各个方面予以考虑。

有必要再次引用《汤若望传》中有关叙述:“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皇帝遭遇酷烈打击。第三位皇后所生之子，原定为皇位继承者的，于产后不久，即行薨逝。……这位太子底母后不久崩姐。”董鄂妃去世，实际上与荣亲王之死相隔两年多，但上述记载起码表明，在世人看来，董鄂妃的死，是与其爱子早逝密切相关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董那妃生子的同一年冬天，孝庄皇太后曾得了一场重病，住在南苑调摄，董鄂妃则在旁朝夕侍奉。人们不禁会问，两年后董鄂妃的病亡，与她产后不久为婆婆侍疾，有何内在联系吗?

董鄂妃生子与孝庄皇太后患病都在十四年((1657年)冬天，但不是在同一个月，这从《清世祖实录》所载顺治在此期间的活动，可以得到证实:

十四年十月初七日，董鄂妃生皇第四子，顺治称他为“联第一子”。初九日至十一日，为此祭告天地，接受群臣朝贺。

十月十二日至十九日，顺治在南苑较射、阅武、狩猎。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举行颁布皇第一子诞生诏书的隆重庆典。（24）

十一月初四日，顺治再赴南苑。（25）十二月二十六日顺治宣布“皇太后圣体违和”，“今皇太后圣体康宁，中外欢庆”.（26）十五年正月初五日，即停留两个月后，他才“自南苑还宫”。（27）

上述情况表明，十一月初四日前，顺治一直沉浸在“朕第一子”诞生的莫大欢欣与兴奋之中，如果在此期间皇太后患病，顺治则会立即趋至榻前，以尽其孝，绝不可能拖至十一月初四日，才“再赴南苑”。可见，孝庄皇太后患病是在十一月初四日或稍后儿天，即董鄂妃生子即将满月，或已经满月之后。

皇帝刚刚喜得嘉儿，皇太后却突然病倒，两件色调极不和谐的大事首尾相连，是纯属巧合，还是后者有意为之?在缺乏其它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只有根据顺治当时的有关言行，对此进行分析。

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或稍后几天，顺治开始在南苑护理病中的皇太后。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宣布“今皇太后圣体康宁，中外欢庆”。在此期间，不仅董鄂妃“朝夕奉侍，废寝靡惶”，顺治本人除去“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旋宫者再，，，之外，“朝夕侍奉，食息靡逞”。‘由于皇太后患病，不少亲信重臣纷纷赶至南苑，鳌拜、遏必隆、巴哈、费扬古、苏克萨哈等“近侍卫护，昼夜勤劳，食息不暇”。（31）

十二月二十八日，因皇太后病愈，顺治特“发内帑银十万两，一半给八旗兵丁，一半遣官赈济畿辅贫民”。（32）二十九日，他奖赏侍奉皇太后有功的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等人，共计八十二员，其中包括侍卫、祝师、医官、司膳、司茶等人。（33）十五年正月初三日，顺治以皇太后圣体康豫，颁诏大赦天下。同月初五日，顺治自南苑回宫。

由此可见，顺治十四年十一、二月，孝庄皇太后确曾患病，而且一度较重，致使皇帝、妃殡以及大臣们无不紧张异常。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与精心护理，孝庄皇太后转危为安，顺治因此大赦天下，并褒奖一大批为皇太后康复做出贡献之人。显然，孝庄皇太后这次持续时间较长、几乎牵动整个朝廷的重病，是不可能伪装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近两个月内，她即使是小病大养，故意夸大病情，也难以做得不露破绽，使众人为之惊恐不安。况且孝庄皇太后是个深谋远虑的政怡家，等候时机，发则必中，是她在数十年政治斗争中养成的特点。装病之举劳神费力，很难掩人耳目，与她的身份、地位及平日作风并不相符。

孝庄皇太后患病期间，董鄂妃“朝夕奉侍废寝食”，这对她的身体尽管无大妨碍，但终究是不利的。董鄂妃为什么要这样做，是遵照皇太后的旨意被迫而为吗?可以从她入宫后的一惯做法，对此进行考察。

顺治在十七年( 1660年)八月(或稍后)所撰《董后行状》中指出:

“后(董鄂妃)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矜。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

后“侍朕（顺治帝）如父，事今后(孝惠后)亦如母，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

“前岁(顺治十五年)今后(孝惠后)寝病濒危，朕躬为扶持供养，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谭以解之。及离侧出寝门，即悲泣曰，‘上委我候侍，倘疾终不痊，奈何?’凡(今)后事，咸躬为藏治，略无倦容。”

“今年(顺治十七年)春，永寿宫(恪妃石氏)始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

后“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来晋接以礼，亦无敢慢。其御诸嫔嫱，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宫闹眷属，小大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妹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谇垢。(35)

顺治的上述回忆表明，董鄂妃尽管地位尊贵，却活得很累。她颇有自知之明，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觉察到自己宠冠后宫，不仅招致嫉恨，还使得顺治与皇太后在如何对待博尔济吉特氏后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因此极为不安。这种难以名状的困境，迫使董鄂妃在宫中采取十分谨慎的处事态度，异常谦逊，恭顺温婉，对于皇太后和皇后尤为如此。无论皇太后、皇后、甚至妃子，只要患病，她都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全力侍奉，废寝忘食，企望以此换取人们的理解，逐步改变人们对自己的敌意，改善自己在宫中的处境。当然，顺治也希望她能这样做，如皇后在十五年01658年)重病时，董鄂妃曾说“上委我候侍”一语，即可证实。所以，十四年(1657年)冬皇太后病倒南苑时，董鄂妃主动前往侍疾，是其一贯作风使然，并不足怪，她这样做显然也是顺治的主意，因为对他们两人来讲，取悦皇太后的良机至关重要，绝不可失。

董鄂妃侍疾南苑并非是孝庄皇太后的旨意，还可以从孝庄患病期间孝惠皇后的反常表现，得到证实。

十五年(1658年)正月初三日，顺治为皇太后病愈而颁诏大赦天下的同一天，降谕礼部:“昨者，皇太后圣体违和，联朝夕侍奉，食息靡惶。皇后身为子妇，平时格恭定省，原属敬勤无失，且承皇太后笃爱，恩眷殊常，而此番起居、间安礼节，殊觉阙然”（36）。两年多后，他在《董后行状》中也指出:“皇太后圣体违和，……今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未曾遣使问候”。（37）

顺治欲二次废后，以董鄂妃取而代之，于心已久。上述谕旨中对于孝惠的指责，更是用意昭然。如果孝庄皇太后曾有命令后妃等视疾问安之旨，那么孝惠皇后对病中的皇太后不闻不问的做法，就是公然抗上，性质严重，顺治不会不抓住这一有力把柄，对她大张挞伐。可是顺治在对孝惠的指责中，并未以此为由，这只能说明孝庄皇太后未曾有过让后妃等前来视疾问安的旨意。

孝惠皇后这种反常的行为当如何解释?

首先，应考虑到她与孝庄皇太后的特殊关系。她不仅是皇太后一手挑选的正宫皇后，还是皇太后的亲侄孙女，一向为皇太后“笃爱，恩眷殊常”。与包括董鄂妃在内的其她妃嫔比较，孝惠皇后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正由于此，她才可能在某种场合表现得任性、疏忽，不顾及其它。这与董鄂妃的处境与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是当时宫内的形势使她一时丧失了理智。十四年十月，顺治将董鄂妃之子作为未来的皇太子，举行隆重庆典，诏告天下，孝惠皇后终于认识到，自己将成为第二个废后的结局己定，因此万念俱灰，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务都不理会，甚至连皇太后患病也不关心，全然忘记作为子妇应尽的礼节和责任。她这一失策之举，客观上为顺治二次废后创造了条件，因而在皇太后病愈后，立即对她作出“止存皇后之号，册宝照旧，停其笺奏”(38)的决定。只是由于孝庄皇太后及时干预，顺抬才被迫下达“嗣后中宫笺奏等项，著照旧封进”(39)的谕旨，再次废后未能成为现实。

需要一提的是，孝庄皇太后也为自己的亲侄孙女(孝惠皇后)授人以柄的拙劣做法感到气恼，以致从十五年初至十七年末近三年中，始终不愿与她相见;“皇后蒙皇太后慈谕，此三、四年来，未令朝谒慈宁宫。”(40)

孝惠皇后则对孝庄皇太后在关键时刻给予的庇护感激不尽，为自己的不智之举悔恨不迭，很快大病一场，“寝病濒危”(41)。三十年后孝庄太皇太后病逝，她悲痛欲绝（42），真实地流露出对于自己的保护者的无限深情。

上述分析表明，董鄂妃之死与其产后侍疾并无直接联系，若究其原因，恐怕是综合性的。顺抬的《董后行状》为安们提供了线索:“后病阅三岁，虽容瘁身癯，仍时勉谓无伤，诸事尤备，礼无少懈，后先一也。”

董鄂妃死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所谓“后病阅三岁”，可理解为她从十四年(165?年)八月起便已患病。换言之，荣亲王出生前她已有疾在身;生子，体力消耗极大，进一步伤了元气;一个月后又侍疾南苑，更影响了身体的恢复。皇太后病愈不久，爱子义突然夭折(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遭此沉重打击，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病情日渐加重。以此看来，痛失爱子，是董鄂妃的健康发生质的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汤若望传》中讲她在儿子薨逝后“不久崩殂，’，是事出有因的。

董鄂妃入宫数载，无日不在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又极为辛劳，身心两疲.可是，她的客观处境，迫使她仍需在人前强作欢颜，勉自支持，事必躬亲，无所不周，这更进一步加速了她的死亡，终于一病不起。董鄂妃华年早逝，是包括宫闱之争在内的清廷政治斗争漩涡中，一个弱女子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必然结局。

（1）（2）魏特:《汤若望传》，第9章。

（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顺治十四年十月，顺治十五年四月。

（4）（5）《爱新觉罗宗谱》甲集，第2229-2230页。

（6） 魏特:《汤若望传》，第8章。

（7）《清世祖实录》，第83卷，顺治十一年四月甲子.

（8）《清史稿)，第214卷，列传一，后妃.

（9）《国朝宫史》，第7卷。

（10）《清世祖实录》，第43卷，顺治六年四月乙巳。

（11）《清史稿》，第102,103卷，舆服一、二。

（12）《清世祖实录》，第97卷，顺抬十三年正月乙酉。

(13) 魏源:《圣武记》，第3卷，外藩。

（14）《清世祖实录》，第9$卷，顺治十三年二月丁已。

（15）《清世祖实录》，第102卷，顺治十三年七月壬子。

（16）《清世祖实录》，第102卷，顺治十三年七月甲寅。

（17）《清世祖实录》，第102卷，顺治十三年七月庚戌。

（18）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497卷，《礼部·丧礼》。

（19）《清世祖实录》，第91卷，顺治十二年五月丁未。

（20）《清世宗实录》，第94卷，雍芷人年五月丙子。

(21) 《清世祖实录》，第114卷，服治十主年正月辛酉。

(22) 《八旗通志》初集，第113卷，八旗大臣年表七.

(23)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聚译编》，下册，顺治十三年闰五月。

(24) 参看《清世祖实录》，第112卷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顺治十四年十月至治 十五年四月.

(25)《清世祖实录》，第113卷，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壬寅.

(26)《清世祖实录》，第113卷，顺治十四年十二月甲午、丁酉。

(27)《清世祖实录》，第114卷，顺治十五年正月壬寅。

（28）（29）（35）（37）（41）《清稗类钞》，第1册，《世祖自撰董妃行状》。

（30）（34）（36）《清世祖实录》，第114卷，顺治十五年正月庚子。

（31）（33）《清世祖实录》，第113卷，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丁酉。

（32）《清世祖实录》，第113卷，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丙申。

（38）《清世祖实录》，第114卷，顺治十五年正月甲辰。

（39）《清世祖实录》第115卷，顺治十五年三月壬戌。

（40）《清世祖实录》第143卷，顺治十七年十二月癸巳.

（42）《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杨珍这篇文章引用的材料《汤若望传》，似乎对汤所说的“一位满籍军人”深信不疑，然后在这个基楚上寻找佐证。

《汤若望传》其实只是部传记，只能算是间接史料。且不说汤若望本人对后宫之事，嫔妃身份不能100%的了解，更别提写这本书的还不是汤若望本人。像这样转述再转述的材料，不宜在文章一开头就提出来当主证。

当然，我同意杨珍的观点。董鄂氏并非襄亲王之妻。这一点，只要举出《爱新觉罗宗谱》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然后再提出《汤若望传》中所说的“一位满籍军人”加以佐证，这样的顺序，似乎更好。

恩 明明是博尔济吉特氏嘛~

但是他死的时间确实很凑巧^封亲王也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