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东
胤褆与明珠是康熙朝的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历来是史家著康熙朝历史不得不书的人物，前此论著多加述及，但于二者关系却多有误解。笔者认为，明晰胤褆与明珠关系，对于弄清他们在康熙朝前期的政治活动以及储位斗争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和发展等问题具有较高价值。因此，笔者利用实录、奏折、起居注等史料，从血缘关系和政治交往活动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考证，力图澄清史实。
胤褆（1672～1734年），是康熙帝第五子，原名保清，由于其前诸皇子皆早殇，故其序齿居长，称为皇长子，生母为惠妃纳喇氏。[1]据记载：“胤褆十分英俊聪明，并且具有许多其它优良品质。”[2]深得康熙帝宠爱，多次被委以重任。他曾出任副将军领兵征讨噶尔丹。衔命祭祀华山、总理河工、治理永定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受封为多罗直郡王。[3]在众位皇子中，除太子外，胤褆爵位最高。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除太子事件中，胤褆意图谋害太子取而代之，为康熙帝所识破，被革去王爵监禁，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去世。
明珠（1635—1708年）字端范，叶赫纳喇氏，隶满洲正黄旗，由侍卫累迁而至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佐领等职。明珠担任内阁大学士期问，协助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招降台湾郑氏家族、反击沙俄人侵并与俄使谈判、大力改善满汉关系等，直接参与了康熙朝前期的许多重大军机国事的决策和实施，深得康熙帝宠信。明珠善于结交权贵，在其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朝中重臣，形成了明珠集团，后由于结党为康熙帝所恶。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因监察御史郭诱弹劾而解职。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去世，康熙帝派皇三胤祉致祭，并赐马四匹。[5]
一、血缘关系
谈到胤褆与明珠的血缘关系，就不能不谈胤褆的母妃——惠妃纳喇氏。纳喇氏出身于门第高贵的叶赫纳喇家族，是康熙帝玄烨的宠妃之一，康熙九年（1670年）生下皇子承庆，但两岁时便夭折了。康熙十一年（1672年），又生下皇子保清，即后来的大阿哥胤褆。[6]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康熙帝第一次册封妃嫔时，纳喇氏就被封为惠妃，[7]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又晋封为惠妃。[8]现存史料中关于惠妃纳喇氏的记载不多，而且较为分散，对于她和明珠的关系问题，更是鲜有提及。但《永宪录》中记载；“明珠，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礼部尚书。在康熙二十年间专权任事，妹为贵妃，生皇长子。”[9]虽然纳喇氏并未晋升为贵妃，但生皇长子者则非纳喇氏莫数，故由《永宪录》所记可知，明珠与惠妃纳喇氏为兄妹关系。《永宪录》成书于乾隆年间，其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称道，故此后诸多论著都引用了此条记载。[10]其实，《永宪录》所记有误。的确，惠妃纳喇氏与明珠都出身于叶赫纳喇家族，同为叶赫部首领杨吉砮的后裔，但他们却不是兄妹。查阅《清皇室四谱》可知，惠妃纳喇氏之父为二等男、郎中索尔和，[11]而明珠之父为尼雅哈（或称倪迓韩）[12]，显然他们不可能是兄妹关系。但明珠与惠妃纳喇氏又确实有一点血缘关系，这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祖辈——叶赫东城贝勒金台石（或称金台什）。《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金台石生有二子：德尔格尔（或称德尔格勒、德勒格尔）和尼雅哈，其中德尔格尔有三子，惠妃纳喇氏的父亲索尔和为其次子，[13]而明珠是尼雅哈之次子。由此可见，惠妃纳喇氏应当是明珠的堂侄女，而不是妹妹，她所生的大阿哥胤褆，则应当是明珠的堂外孙，而不是外甥。杨珍先生在其著作《康熙皇帝一家》第四章《后妃》中，关于惠妃、胤褆与明珠的关系结论与笔者相同，[14]惟其于所据史料则付之阙如，颇为遗憾。
二、政治交往活动
对于胤褆与明珠的政治交往活动，许多论著皆有提及，笔者暂不作正面论述，仅就几种前人观点加以考证。
其一，由于采用“胤褆与明珠是甥舅关系”这一论断，径直认为明珠在康熙朝储位斗争中支持胤褆，并借助其地位给予胤褆巨大帮助。[15]如上所述，“胤褆与明珠是甥舅关系”论断既已有误，故其结论与史实亦有出入。诚然，康熙朝二十年代，明珠权倾朝野，在其周围集结了大批权臣贵要，形成明珠集团，与索额图集团针锋相对，是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之一。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深恶朋党的康熙帝觉察，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在其授意下，由徐乾学、高士奇等起草了弹劾明珠的八大罪状，并由监察御史郭诱上奏弹劾。[16]康熙帝故作姿态，而予以“从轻发落”，革去明珠大学士职务，改授其为内大臣。在此之前，即使明珠有过倾向于胤褆的举动，也并不是由于什么“甥舅之谊”，而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康熙二十年代以后，大阿哥胤褆逐渐成年，由于其聪明伶俐，而深得康熙帝喜爱，因此明珠向他靠拢，以取得与索额图集团对抗的砝码，与其争夺对朝政的控制权，并非是想在康熙朝储位斗争中有如何建树。而且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以后，明珠失势，在康熙帝的打击下明珠集团亦一蹶不终致瓦解。虽然明珠也曾几次随康熙帝出征，但都是在康熙帝的严密控制之下，他已经没有实权，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闲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四月明珠逝世。这样，明珠也就不可能在康熙朝四十年代储位斗争激烈之时，对胤褆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而且，明珠逝世时，康熙帝派皇三子胤祉往奠茶酒。而其后卷入储位之争的大臣，康熙帝对他们毫不留情，或未得善终，或死后草草了事，皆未有此遇。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月，在纂修国史《明珠传》时，乾隆帝谕旨中指出：“确核明珠罪案，只在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格守官箴，要不至明代之严嵩、温体仁辈窃弄威福，竟敢阴排异己，潜害忠良，举朝侧目，而莫可谁何也。”[17]乾隆三十七年，距明珠去世已有六十余年，此时的清朝统治者对明珠的怦价已经趋于客观而公正，对康熙朝的储位斗争亦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在乾隆谕旨中，指出明珠的贪财和结党等诸桩罪状，却丝毫未见见明珠与胤褆勾结、卷入储位斗争之语。由此我们亦不难看出事情的真相了。
其二，明珠与索额图针锋相对，“索额图善事皇太子”，故由此认为，明珠反对皇太子，支持胤褆。此说源于《清史稿·明珠传》，“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待皇太子者，皆阴斥去。”[18]并引汤斌被陷之事为证。此语一出，便为许多史著引用。[19]并以此作为明珠与胤褆相勾结、与索额图及太子相对抗的证据。这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的确，明珠集团与索额图集团是针锋相对的，凡是索额图集团支持的，明珠集团多半反对，凡是索额团集团拉拢的，明珠集团多半排斥。但“索额图善事皇太子”，却并不会响明珠与太子之间的关系。现存史料中，还未见到任何有关明珠与太子交恶的记载。且明珠为人“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徕）新进”[20]，“见人辄用柔言甘语，百般款曲”。[21]他还时时揣摩帝意，对康熙帝宠信之人，加意拉拢。他见侍讲官德格勒为康熙帝所信任，就乘德格勒扈驾巡行之机，“使人累千金为装”[22]，加以拉拢。连康熙帝信任的侍讲官都要拉拢的明珠，又怎会与康熙帝异常宠爱的皇太子交恶。
那么明珠倾陷汤斌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明珠倾陷汤斌并非是因为汤斌是太子老师“侍皇太子”，其矛盾由来已久。康熙朝前期，明珠权倾朝野，极力笼络朝中官员；汤则为康熙时名臣，向以疾恶如仇、刚正不阿而著称，二者产生矛盾在所难免。明珠为人极为贪财，“簠簋不饬，货贿山积”[23]，时常向下面官员索贿，但当明珠派人向汤斌索贿时，却被汤斌严辞拒绝。每逢大计之时，“外吏辇金于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24]。这都是明珠难以容忍的。特别是汤斌调回京城后，更是与明珠集团针锋相对，先是在治河问题上与阿附明珠集团的总河官员相抵牾。[25]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内阁。在明珠的授意下，大学士王熙提出“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26]朝中官员因畏惧明珠势力，皆噤若寒蝉，唯汤斌挺身而出，在其谏议下，康熙帝赦免了董汉臣，这件事更加激化了汤斌与明珠之间的矛盾。汤斌的存在已威胁到了明珠等人的地位，于是他们便想方设法陷害汤斌。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太子出阁读书，诸臣荐汤斌等出任太子老师，明珠等人仅作象征性的反对，便爽快地同意了。[27]但这并不表示明珠放弃了陷害汤斌，相反正是他们新计划的开始。皇太子胤礽为人奇骄至奢，贪得无厌。十岁时，就有人说他“刚愎喜杀人，皆谓必亡其国矣”。[28]他时常以皇太子的身份凌虐宗亲贵胄和朝中大臣。明珠等同意汤斌出任太子老师，正是想让汤斌待奉这位暴虐、难伺候的皇太子，让其吃点苦头，而他亦可寻机弹劾。事实也正如其所料，出任太子老师的汤斌吃尽了苦头。“时盛夏初伏，褥暑炎热。皇太子凝神端穆，冠服严整，仪度从容，伏案作书，持笔甚敬，而汤斌、耿介常常昏倦，几至颠仆。”“于时日已正午，甚暑。皇太子不挥扇，不解衣冠，端坐无惰容，而达哈塔、汤斌、耿介不能支持，斜立昏脑而已。”[29]时值酷夏，汤斌等均已年过花甲，每天在太子书房陪侍，从早至晚，长达十几个小时，他们大都侍立于书房东侧，而且每逢与胤礽讲话，或者为胤礽指定背诵、讲解的章节，都须“到案前捧接经书”，等胤礽背诵完毕后，为他再圈定新背诵的章节后，才退回原处侍立。胤礽偶尔让汤斌等人坐下，也要叩头谢恩之后方敢就坐。酷暑高温之下，精神高度紧张地持续站立十几小时，年轻力壮者尚难持续始终，何况汤斌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若不是实在不能坚持，汤斌等人决不会在皇太子面前“斜立昏盹”“几至颠仆”，他们此种失礼行为极可能会招致重罪。他们如此的表现，恰恰表明他们的身体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在此情况下，汤斌等人仅为太子“早晚侍读”几日，便相继病倒。不久，明珠等人又以汤斌“擅用朱笔错圈太子仿内甚好之字”而将其弹劾，康熙帝无奈之下，将汤斌等降职。[30]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月，汤斌猝死，死因未明。[31]明珠等人终于拔除了汤斌这颗眼中钉。
纵观整个事件可以看出，汤斌之被倾陷，并非因其“侍皇太子”，而是因其正直，与明珠等人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此过程中，皇太子胤礽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清史稿》中“朝中有侍皇太子者，（明珠）皆阴斥去”及汤斌由此而遭陷之言并不成立。
其三、也有许多史家引用其它史料说明明珠与胤褆的政治交往活动。如《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中认为：胤褆在政治上的靠山是他的叔姥爷大学士明珠，而且对于胤褆与明珠之间的密切关系，康熙帝也很重视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康熙帝陪同太皇太后去遵化汤泉治疗皮肤疾患，乘祖母洗温泉之际，他本人又去塞外巡视，历时十余日。此间，他始终将允褆带在身边。四月二十二日，康熙帝从塞外发给大学士明珠的一则谕旨中写道：“朕闻京城左右亢旱，农事甚忧，尔可传谕礼部，著行祈雨。……朕体甚佳，皇长子亦安。尔近佳否？为此特谕。”[32]此时正是明珠最受信任之际，他在朝中的显赫权势与皇长子的日受倚重，可谓相得益彰，同另一对权力伙伴索额图与皇太子之间，成对峙之势。这也是康熙帝用以互相牵制的策略之一。[33]文中虽弄清胤褆与明珠之间的血缘关系，但于二者政治交往活动的分析与史实则有所偏差。
（一）康熙陪太皇太后去温泉，或是去塞外巡视，都把胤褆带在身边，并不足以说明康熙帝对胤褆日益倚重。况且，康熙二十年（1681年）胤褆年方九岁，尚属顽劣之年，又何奢谈康熙帝对其日益倚重？实际上是康熙帝十分重视对皇子的教育，每次外出打猎或者巡行，都会带上皇子，了解各地风情、民间疾苦，以增加其阅历、增长其见识。但是外出条件较差，故康熙帝往往选择那些年纪较长的皇子带在身边，这在以后历次狩猎和巡行中都可以看出。康熙二十年的出巡，是康熙帝第一次带皇子出巡，此时皇长子胤褆年方九岁，而皇太子胤礽七岁，皇三子胤祉只有四岁，其余诸子尚在襁褓之中。而且此次出最重要的任务是陪伴太皇太后治疗皮肤疾患，笃孝的康熙帝不可能有太多的精力照顾皇子，所以他只将年纪最大的胤褆带在身边。
而且现存诸多史料也显示，康熙帝对每一个皇子都十分疼爱，关怀备至，但对皇太子胤礽又超出了其他皇子。[34]康熙以前，清朝旧制，皇帝生前不预立太子，建储为康熙帝创举，所以他十分关心皇太子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十分注意维护皇太子的权威。胤礽被册立为太子之时，康熙帝让大学士索额图负责拟定太子仪注，几与康熙帝相似。后来他指出：“昔立允礽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35]将胤礽仪注过制，对胤礽教育失败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了索额图身上。试想，制定皇太子仪注乃极为重要之事，虽以索额图总领其事，但实际上他只是执行者，最后的决定权仍在康熙帝手中。如果康熙帝认为所制仪注过制，大可以将其改正，康熙帝未加反对，恰恰说明索额图此举深得帝意。将皇太子仪注制定甚高，几与康熙帝相似，表明了康熙帝和清廷对皇太子胤礽的重视。更为明显的是，此后，康熙帝本人对本已甚高的皇太子仪注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充实。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康熙帝钦定，“诸王、大臣于皇太子前行两跪六叩头礼”[36]。这与诸王大臣向康熙帝所行的三跪九叩之礼，已经相差无几，而此时胤礽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此外，皇太子出门须走中门[37]，所有官员至皇太子门前必须下马等[38]。这些都无不诏明康熙帝对胤礽的宠爱和重视，在他心目中，胤礽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康熙帝自己赋云了皇太子胤礽无上的权威，又怎会去扶持别人威胁皇太子的权威地位。
（二）文中一条重要论据就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康熙帝发给明珠的一则上喻中提到：“朕体甚佳，皇长子亦安。尔近佳否？”由此得出，“皇长子的日受倚重和明珠的显赫权势相得益彰，深受康熙帝喜爱”这一论断。
其实，康熙二十年（1681年）出巡时，康熙帝身边仅带胤褆一人，这一点史料中虽无确切记载，但《康熙起居注》记载，“（三月）二十八日辛巳。上随往仁孝皇后、孝昭皇后陵，命皇长子保清（即胤褆，笔者注）及大臣、侍卫等行三跪九叩头礼，奠酒举哀。”[39]由此可见当时跟随康熙的皇子仅有胤褆一人，这也就解释了康熙帝给明珠的上谕中为何只提“皇长子亦安”，而未提及其他皇子。又，在康熙朝请安折和上谕中，君臣之问互致问候，询问身体状况甚属平常，其中偶尔也会提及皇子的情况，皆在情理之中，我们并不能就此判断，该臣子上皇子的关系甚为密切。笔者仅对《康熙朝汉文奏折汇编》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部分奏折进行比照，发现许多奏折中都存在这一现象。如，康熙四十一年（1701年）十月康熙帝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朱批中写道；“……朕览淮黄造堤岸南巡至德州，不意皇太子偶感风寒，病逝甚危，幸而朕留心多方凋理，以致痊愈。……”。[40]另，江宁巡抚宋荥在康熙四十二年（ 1703年）六月至四十四年（ 1705年）十二月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先后上奏书25份，其中21份皆请皇太子安，[41]占其奏折总量的绝大多数，而康熙帝未有片言斥责。湖广巡抚刘殿衡亦于其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和十月所上奏折、偏沅巡抚赵申乔于其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和十二月所上奏折中恭请皇太子安。[42]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皇太子地位的重要及臣下对皇太子的重视。但若仅通过以上奏折，便断定李煦、宋萦、刘殿衡等臣子与皇太子关系非比寻常，而且他们这种关系还得到康熙帝首肯，显然颇为武断。其实在奏折朱批中提及自己及家人的状况，只是康熙帝及其臣下联络感情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康熙帝表明自己对该臣子的宠信，有闲话家常，以朋友相待之意，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使臣子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力。如，康熙帝于川陕总督佛伦奏折中朱批“朕体安。皇太子、诸阿哥皆好。尔可好？”佛伦“见此皇上圣旨，呆若木鸡，但望阙泣叩，手足元措矣”，“虽肝脑涂地，亦不能报答皇上此一谕之言。”[43]臣子奏折中请皇太子安，则是揣摩康熙帝的喜好而爱屋及乌。
（三）文中认为，明珠是胤褆的靠山，而且康熙帝对他们的这种密切关系还非常重视。如其所言非虚，那么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明珠失势，明珠集团瓦解之后，靠山倒了大阿哥胤褆自此失宠当在情理之中，但事实恰恰相反，明珠集团失势之后，胤褆的地位并未受到任何影响，而且随着胤褆年龄的增长更加受到康熙帝的宠爱。康熙二十九年（1692年）年方十八岁的胤褆便出任副将军，出征噶尔丹。虽然在此次出征过程中，胤褆表现出种种错失，但康熙帝都予以原谅。后来，胤褆又参加了第二次讨伐噶尔丹；衔父命代祭华山；总理河工，治理永定河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受宠之势更胜于明珠在朝之时。种种迹象表明，明珠集团的存在与否对胤褆与乃父的关系未曾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明珠是胤褆的靠山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l）胤褆与明珠的关系是堂外孙与叔姥爷的关系，而非平常史著所述的甥舅关系。（2）虽然胤褆与明珠之问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二者的政治交往活动并不密切，明珠并未卷人康熙朝储位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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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三《皇子》，第12页
[2]]白晋（法）著，马绪祥译，《康熙皇帝》，载于《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4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七，第1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
[4]赵尔巽 等撰《清史稿》第33册，卷二六九，《明珠》，第999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5]《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二，康熙四十七年四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
[6]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二，《后妃》，第13页．
[7]《清圣祖实录》卷六十八，康熙十六年八月丙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
[8]《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九，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
[9]萧奭著《永宪录》卷四，第191页，中华书局1959版。
[10]《雍正传》中作“大学士明珠，他的妹妹为惠妃纳喇氏，生皇长子胤褆。”《清帝列传·康熙帝》中亦有“大阿哥胤褆，生母惠妃纳喇氏（明珠之妹）。”等语。
[11]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后妃》，第13页，民国十二年刻本。
[12]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二册，卷八，第53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福敏、徐元梦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十二，《叶赫地方纳喇氏》，第1页，乾隆间刻本。
[14]杨珍著《康熙皇帝一家》第四章，《后妃》，第125页，学苑出版杜1991年版。
[15]如，《清帝列传·康熙帝》、《康熙与大清帝国》中作“明珠，是惠妃的哥哥、皇长子舅父，为支持皇长子．他联合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刑部尚书徐乾学等，与太子党对立。”《雍正传》中亦有“大学士明珠，他的妹妹为惠妃纳喇氏，生皇长子胤褆。……他为帮助皇长子胤褆，联合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刑部尚书徐乾学等，与太子党对立。”之语。
[16]《榕村语录续集》卷14；另参见周远康、孙文良主编《中国通史·清时期》（下），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李桓辑《国朝音献类征初编》卷九，《宰辅》9，《明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
[18]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3册，卷二六九，《明珠》，第999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9]如《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六卷）《明珠传》中写道：“索颔日是皇太子胤礽的叔外祖父，感情上亲近并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等。
[2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33册，卷二六九，《明珠》，第9993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21]李桓辑《国朝眷献类征初编》卷九，《宰辅》9，《明珠》，江苏广陵古藉刻印社1991年版。
[22]陈康棋著《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册），二笔卷4，第39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3册，卷二六九，《明珠》，第999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3册，卷二六五，《汤斌》，第993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3册，卷二六五，《汤斌》，第993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3册，卷二六五，《汤斌》，第993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9]吴啥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三，肃宗实录一，十年，第10册，第409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42—164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40—165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另参见杨珍著《康熙皇帝一家》第五章《皇子》第200页，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
[32]昭槤著，《啸亭杂录》卷4，《汤文正》，第9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3]《清圣祖御制诗文集一集》卷11，《谕大学士明珠》，另参见《清圣祖实录》卷95，康熙二十年三月癸酉、四月乙巳。（原注）
[34]《清代皇位继承制度》第三章《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第216页，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35]参见杨珍著《康熙皇帝一家》第五章《皇子》，第168页，学苑出版让1991年版。
[36]《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46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78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9]《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四十二年五月癸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68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53条，第79页，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95～270页，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229、240、695、775页，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4条，第32页，中国杜会科学出版杜1996年版。
原文载于《满族研究》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