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后，他的表现如何呢？如果我们只从表面的文字记录上看，他似乎不如他的父亲康熙那样负责认真，每天的工作量似乎也不如他父亲那样大，现在先举一个例子做为说明，来看看他在即位初期的听政办公情形。我们从现存的《起居注册》中，可以了解他常有不视朝御门听政的记录，例如：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没有上班。
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没有视朝。
雍正二年七月七日至十五日不曾办公。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也无上朝记录。
以上这些官方记载都足以说明皇帝常有六七天不工作的证明，更令人惊讶的是，雍正在三年新春期间，竟有从元旦至正月二十一日这段时间，除元旦去堂子行礼及小规模的接受大臣与外藩行元旦庆贺礼外，其余日子都没有理政的活动，年假也不能放那么久，这是康熙朝不见的事。
不过，雍正不是一个荒君，他的确是一个关心国事的勤政君主。他要集大权于一身，事无巨细都要躬亲，想偷懒也不能了。例如他强化了密奏制度的功能，当然就得每天仔细阅读从全国来的奏折，少则三十件，多则七八十件。每一件他都仔细阅读，仔细研究，并且还给予批示，这一项的工作量已经很可观了，所以他经常要工作到子夜，看报告令他头晕眼花，脾气激动，甚至影响到他的健康。另外他有成立了军机处，这是一个以皇帝为首的决策国家重大事务的班子，即使在雍正朝偏重军务，但毕竟要皇帝主持，每天与重臣商讨，甚至有一天几次召见大臣的情形，不听政、不视朝是不行的。雍正性急，一切工作讲求效率和效果，因此他反对大臣积压公事，自己带头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像雍正三年四月至六月间，皇帝与河南巡抚田文镜的一些密奏往来文件，可以看出君臣双方都是立即报告、立即批示的，因此皇帝才能随时掌握年羹尧的情况。有如雍正十年七月间，礼部侍郎张照为他祖父呈请设立义庄并请求旌奖的报告，也是不出三天就批准了，其中还经过了中央某些衙门的程序，效率不能不算高了。有些大臣对皇帝交办的事未能速办成或如期办理，雍正发现后都会予以痛斥。五年六月他就向大臣们发过脾气，问大臣为什么不能办妥交代的事，如有困难又为什么不向他说明原因？他甚至气急败坏的说出干脆他一人来办理的话来，大臣们从此知所警惕，也都辛勤努力工作了。这正像他常对新任地方大吏们说的：
朕之不少图暇逸者如此，尔等督抚身任封疆之责，朕又岂肯任其贪图逸乐？务宜勉励为之，无为溺职之巡抚！
雍正处理公务，勤劳认真，自早至晚，从不停息，而且坚持不懈。大体说来，他白天与大臣们会商讨论，议决与实施政事，晚上则批阅奏章，给地方大员各种指示，这可能是他有时上班较晚的原因，他不上朝的日子也未必就表示他不在处理公务，因为像他批览密奏或召见某些大臣都不是起居注官们所能参与或记录的。雍正曾经说过：“初御极时，……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这番话应该是可信的。
雍正整天忙于办公，当然就不能像他父亲康熙或是儿子乾隆那么常到江南塞北游山玩水了。甚至连他父亲最重视的木兰行围他也不积极举行，他根本极少离开北京，三年父丧期满后才因怕热常到京城近郊圆明园去居住。他花了不少心血与经费建设圆明园，使其成为清朝另一处统治中心，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享受，因为他在圆明园时虽是政务一样繁忙，但是在难成寐的夜晚他听到寝宫对岸观音庵里传来的钟声梵音，会使他心情平静下来，安稳地入睡。园中又有“春宜花、夏宜风、秋宜月、冬宜雪”的“四宜书屋”建筑群，他可以在那里读书写书，赏花休憩；不像在京城勤政殿里看到天边一钩新月，还令他写下“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让他紧张勉励自己，警戒骄盈；同样的，春夏天虽然花卉盛开，他却是“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旸匀”，他一心勤民，当然无心欣赏花木的繁荣开放了。
雍正皇帝白天除了听政之外，还有一些公务他也是认真做的，比如引见大臣。他在引见官员时常注意他们的谈吐相貌，以为重用与否得依据，他留下手批文字纪录最多，我们现在还可以在引见单的资料上看到。如金珙在引见时，他写的是“好汉军，将来可以任用”。对朱鸿绪的评语则写作：“出格的全才第一人，上上。”对刘灿是“似老好正气人。中上”。这些都是好的评级。也有一些官员被他看做不好的，如他说张鋗“相貌卑寒些”等等。不过，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说明皇帝理政勤劳认真。他对殿试的评分取士，也是很关心的，例如雍正元年一科，他就把原先大臣所做的决定作了调整，清宫书里做了如下记载：
（十月三十日申时）上御懋勤殿，殿试读卷官大学士马齐等奏请钦定策试天下贡士试卷。上曰：尔等昨所呈十卷，朕已详览。第一卷杨炳对策，不及伊会试制艺第三卷。于振策、字俱佳，尔等以为如何？舅舅隆科多奏曰：皇上圣鉴甚明，第三卷文极条畅，字亦精工，原为读卷诸臣所共称赏者。上曰：朕意欲将此卷移至第一，戴瀚仍置第二，杨炳可置第三。……上曰：第四卷张廷珩字甚端楷，因非正榜进士，置伊第四，未免稍屈；第九卷李桐亦应移置第七。随命户部尚书张廷玉填写名次。
第二年十月贡士阅卷时也做了更改，他命令将“第三卷移置第二”，“第五卷可移置第九，第七卷可移置第十”等等，可见他是认真办事，以内容文字做多面性考虑录取人才的。
遇到武举大考时，他也“亲试中式武举步射”，有时候还命令诸王、侍卫等“步射、开弓、舞刀、掇石”以做示范，给新中举的武生们观看，以提倡尚武的精神。
雍正即位时已经四十五岁，受教育读书之事早在他当皇子时就已经经历过了；不过他有时仍照皇帝行经筵讲学礼的惯例，在宫中与儒学大臣讨论学问。雍正四年八月初十日上午他就与讲官常寿、蔡珽、傅敏、励廷仪等人研究《中庸》里“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章句，皇帝认为：“时中中字，凡属讲章，俱讲成中字，尚未尽时中精义。君子之中也，以敬而统庸于中，君子之庸也，以诚而推中于庸；不然即不能时中矣！”他的这一番解释倒也“发从前所未发”，对古经书有些补充发明的作用。
除了办政务、阅奏折、选考生、行经筵之外，雍正有时还到各处祭祀行礼、会见外藩属邦使臣、参加赏赐有关人员的茶会等等，整天真是忙碌万分，谈不上什么个人的享受。事实上他自己的生活很简朴，传说他吃饭时连一粒米都不浪费，他的生活用品绝无奢华。全国各地进献到宫中的特产礼物，他怕过时坏了，多与大臣分享。他给中外臣工所送的礼物真是多得无可计算，有些他宠信的大臣，像田文镜等，年老要退休时，竟然要买一间专屋，恭存皇帝历年来赐给他的各项物件。大臣送给他的日用物品，像笔墨纸张等，当然都是出名好的，他总是对大家说：“笔用得好。”“再不必进。”对于四百纸张，他也表示：“也用（不）了如许之多，再少进些。”现在北京一史馆中还存藏着不少他留下来的朱谕，所用的纸料都是裁成小条的，绝不浪费。他也曾对一些大臣提出节约的忠告，如对福建巡抚黄国材就批示说：“请安摺用绫绢为面，表汝等郑重之意犹可；至奏事摺面概用绫绢，物力维艰，殊为可惜，以后改用素纸可也。此事亦传知满保尊奉。“满保是当时的闽浙总督，雍正的简朴由此可知。
现在从清宫的旧档中可以看到，雍正大概不会酗酒，但是他可能染上了烟草地嗜好，因为他下令内务府特制鼻烟壶，讲究式样与花纹。另外他也喜欢西洋的玻璃眼镜与望远镜，他还下令赐一些眼镜给年老眼花的大臣以及一些“泼灰”的工人，让他们保护眼睛，这也算是一大德政。西洋的计时钟、日晷、温度计、玻璃镜等物，也是他爱好的，这显然是实用的需要。不过也有一些物品，如手巾、皂鞋、香袋、盆景，以至于蟒袍之类，他极重格调与美感，当然费钱是在所难免的。养狗、溜狗可能也是雍正的另一喜好，因为他指示制作过不少的狗衣、狗笼、狗窝等物品，相信这是他枯寂单调生活上的一种调剂吧。雍正是一个“崇俭而不奢”的君主，也是一个劳碌命的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