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 副研究员）
中国第—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宫廷档案中，记录了一桩雍正年间学臣俞鸿图收受钱财，贿卖秀才一案。学臣贿卖秀才，明清两朝文献均有记载，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河南学政俞鸿图的包揽贿卖案较为典型。
俞鸿图，浙江海盐人，其父亲俞兆晟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科进士。俞鸿图本人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科进士，旋授翰林院编修。他曾于雍正四年（1726年）任江西乡试副主考，正主考是查嗣庭。这次乡试，因为出题有诋毁皇上之嫌，被言官参奏，正主考查嗣庭被斩，副主考俞鸿图亦受讯问，但得以免罪。
雍正十年（1732年），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俞鸿图被任命为河南学政。清代学政，掌管一省之文教，三年一换，属钦差大臣。学政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主持省内岁、科考试，即在到省的第一年巡视各府、州、县学校，轮回举行岁试，第二年再到各地主持科试，通过岁、科两试，从童生中考选生员——即秀才。国家能否通过科举选到真才，士子能否迈上科考的第一台阶，学政考试是最为基础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朝廷认为，“学臣岁、科考试，乃选英论秀，为国家储备栋梁之用，必须矢慎矢公，屏绝贿赂，方能拔孤寒而得正才。”但一些省的学政却把一手掌管的岁、科考试当作纳贿发财的良机加以利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档案，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五月间，俞鸿图来到许州主持考试。按例当由知州充任提调官，但当时许州知州安凤彩因公务正在省城办事，俞鸿图便委派临颍县知县贾泽汉代办提调事宜。贾泽汉目无法纪，因为住在当地一个油店内，便与店主王治公、包揽人金相、祥符县训导张正性以及帮手马泽三、焦月峰等人通谋，与俞鸿图上下勾结，合伙贿卖秀才。据河东总督王士俊后来分析说：“若学臣果能屏绝贿赂，则与试生童纵有功名之念，亦无从投纳苞苴。今俞鸿图立心贿卖，以致提调、教官、巡捕、门役人等私路纷纭，遍处包揽。而功名念切之诸童，不知法纪，又误以现有学臣可恃，亦遂夤缘贿买。”
河南学政俞鸿图贿卖秀才的丑闻迅速传播开来。当时，河东总督王士俊正在山东料理公务，虽然隔省，竟也听到了河南方面传来的消息，他向雍正帝奏报说：“臣虽巡视东省，而豫省官吏时刻提防，留心访查。在东省时，即闻学臣俞鸿图私卖秀才，声名不好。”七月二十六日，王士俊来到河南“细加密察”。三天后，即七月二十九日，王士俊便缮写密折，把初步了解到的俞鸿图“私卖秀才”的情弊奏报朝廷。
俞鸿图贿卖秀才共有多少名，河东总督王士俊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密折中谈到：
所有贿买生员之童生姓名，现今臣所访知者，许州则有张瑞生、何衷—、武姓，临颍县则有张倓、张铎，郾州县则有尚璿、尚玮，新郑县则有冯复与冯姓，长葛且则仑孟应祥、孟琰、左光先，禹州则有张健、魏陶锦、魏廷楷、田际庚、陈姓、马姓、贾姓，密县则有禹景高等名。其余尚未尽悉。
据此，“尚未尽悉”的除外，仅有名有姓的贿买童生就有20人之多。
两个月后，即雍正十一年（1733年）九月二十二日，王士俊又有—件奏折呈报，反映俞鸿图贿卖秀才的人数又翻了一番，该折载道：“臣查原参疏内新进童生访有23名，今复陆续据各童投首，又有24名。”这样，经俞鸿图之手卖出的秀才确数已达47名。
俞鸿图贿卖秀才过程中究竟收了多少银子，几位串通贿卖的人当初这样议定：
过付每童生一名，议价自三百六十至四百两不等。内缴俞鸿图每名银三百两。余俱贾泽汉、张正性、焦月峰、王治公、马泽三、金相等瓜分。
看来，他们还是把大头送给了学政俞鸿图。若按这一分赃比例进行粗略估算，俞鸿图本人收取受贿银两当在14000两左右。
实际上，俞鸿图收受的银两和这个数目确实相差不多。河东总督王士俊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八月二十六日奏报办案情况的折子上谈到：“现今各童生甚是畏法，已将贿买秀才银两悉行供出。”根据行贿童生的供认，王士俊进行统计得出结论：向俞鸿图行贿银共有12000余两。
档案反映，由于“俞鸿图贿卖银两甚多”，他一边出棚主试，一边往京城老家汇送贿银。在许州考试时，他让随身家人邵裕菴将4490两银子交送当地元顺、通顺、义兴等号油店兑会，然后再到北京蒜市口西通顺、魁升、源远等号收油还银。关于这点，不仅“确凿有据”，而且顺天府府尹还于案发后在蒜市口的几号油店“起追”到这笔赃银。
俞鸿图本人在案发后供称：“许州考毕起行时，知县贾泽汉云，生童感激，有公礼封套一函。一时昏瞆，竟行收取。内计三票，两票共银二千四百九十两，—票二千两。再，于八月间回省，家人丁宝、宋纪云，教官张正性在外撞骗着了几名，前后持银一千五十两，分与小的们的。”这里，俞鸿图供认的三张票子共4490两，就是在京城起追的那笔贿银。另外谈到的1050两，他说是“分与小的们的”至于其他，则没有再供出一两。
河东总督王士俊就此上奏说：“据藩臬二司提讯，贾泽汉—人已供，经手交银六千二百两，其余张正性等经手交收者甚多。”俞鸿图受贿银两肯定在12000两之上，“而俞鸿图所首之数未及一半，则更属欺罔矣。”
对俞鸿图贿卖秀才案，雍正皇帝十分重视。当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二十九日河东总督王士俊将俞鸿图贿卖公行之弊奏报后，雍正帝一面表彰王士俊，“此奏朕甚嘉是览之。封疆大臣若皆肯如此存心，朕复何忧也。”一面明确指示，“将俞鸿图一并严参题奏。”在八月二十六日王士俊奏报俞鸿图贿卖秀才所收银两数目的折子上，雍正帝气愤地批道：“未料俞鸿图负恩至于此也。”九月初二日，雍正帝通过内阁下达办案旨令，说：“河南学政俞鸿图，原系查嗣庭案内获罪之人。……今据河东总督王士俊列款纠参，赃私累累，实出朕意料之外。”痛骂俞鸿图“纳贿营私，甚属可恶”。为使此案顺利审理，雍正帝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将俞鸿图立即革职，摘印看守；二是“差户部侍郎陈树萱前往豫省，会同总督王士俊将本内参奏情由及有名人犯一并严审。”
经过半年的审讯，大致查清了俞鸿图在河南贿卖生员的舞弊情节。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刑部经过核议提出：“俞鸿图受贿营私，应拟斩立决。”雍正帝对刑部这一审处意见表示认可，并正式颁旨：俞鸿图纳贿营私，受赃累万，如此违背父训，以致丧身，不但负国，且辱家门，“俞鸿图著即处斩”。
对贿买秀才的40余位童生，按大清律例，行贿与受贿“同科论法，原无可贷”。负责承办此案的河东总督王士俊认为，这些童生“论情实属可怜”。因为第一，这桩案子主要是学臣俞鸿图“立心贿卖”“遍处包揽”所致，童生们本不知法纪，又误认为有学臣可做靠山，所以才辗转贿买的；第二，“同案童生40余人，皆系青年”，这么多的年轻人，若全部处以斩罪，实在可怜；第三，中州人情淳朴，颇知畏法，这些童生一闻发觉，立即各赴州县投案自首。为此，王士俊奏请：“照律减等，应拟杖徒。然一经发配，则终身莫赎。伏念皇上以天地为心，可否照赎罪之例，不比常例收赎，每童生照原出银数，或加一倍或加二倍追罚。”雍正帝览过此奏，朱笔批示“是”。几十位童生遂得纳银赎罪。
俞鸿图贿卖秀才案审结后，雍正帝认为有必要对天下学臣进行整饬。他颁谕说，“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他告诫天下学政，务须洁身自律。雍正帝特别指出，学政俞鸿图辜恩藐法，如果不是遇到秉公持正的总督王士俊直言参奏，恐怕这一贿卖生员案的盖子还难揭开。为此，雍正帝规定：“嗣后备省若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者，经联访闻，除将学臣从重治罪外，该督抚亦必照溺职例严加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