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学者说过：“论人贵平心，尤须审时势。”我觉得这是至理名言。我们要想对雍正皇帝作一些评论，这两句话更显得重要。
多年以来，雍正一直被大家视为“暴君”。他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简直是禽兽不如。他凶残嗜杀，完全望之不似人君。
不过这些负面评价固然有一部分与他的个性，作风有关，大部分却是他当时的政敌宣传所致的，失意政客日后给他塑造成的，或是后世与他政治见解不同人士为他追加到身上的。加上种族成见的推波助澜， 雍正的骂名似乎愈叫愈响，终于让人相信他是一个杀人魔王，一个不孝不义的人间败类。
说实在的，雍正在继承斗争中，对允禩，允禟的处置，表现得刻薄寡恩。在杀戮功臣的事件中，对年，隆透现了无情无义。在株连朋党的案件中，对汪景祺等人的惩罚，更反映了残暴不仁，给人极坏的印象。然而，继承斗争是康熙引起的，他先废储，又不预立新储君，因而导致骨肉相残，
保括康熙在内，家人父子之间充满猜忌，充满杀机，明争暗斗，君臣伦理与家庭伦理全然不顾，有哪一个是品德完美的呢？如果允禩，允禵等人得位，谁又能保证不会发生杀戮的余波。所以责难雍正一人，是不是真的公平，值得考慮。再说很多传闻是政敌制造出来的，真实性也值得考究。如若根据不可靠的证据定人于罪，那就更不公平了。雍正既登上宝座，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统治权力，消除异己，统一权力中心也是必要的。
经过残酷的斗争，雍正消除了亲贵，功臣与朋党的势力，为自己施行治国政策排去了干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位性情急躁而又易怒苛刻的帝王，在推行革新措施时，又为自己留下骂名了。李如他以猛烈的气势，严谕“直省仓库亏空，限三年补足，逾期治罪”，“其实系侵欺者，定行正法无赦”。如此一来，他不但有了嗜杀的罪行，同时也给人有穷搜财货的印象，难怪朝鲜人都说他有“爱银癖”。又如他以大学士票签不符，御殿前班行不齐等事，痛斥朝臣。甚至为题本上丢落一字，而小题大做的指斥大学士等官员互相推诿，说他们若“肯用心细问，自无错误”。这种“诱咎”，“岂不可耻”？还有他在为康熙与四位皇后神牌升祔太庙的典礼时，发现途经端门前更衣房的油气漏泄，气味难闻，竟发怒令允禩与工部负责的其他官员在太庙前跪一昼夜。他的这些座位，当然被人指为严苛狠毒。不过，我们若是换一个角度看，也许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大家知道：康熙末年，吏治废弛，官场一片因循苟且之风，正如雍正说的，
“倘若惰者不加惩，勤着不加劝，必然上宽下慢，递相仿效” ，因此他对细微之事，也要求得极严，希望藉以改正官员们漫不经心以及他们希图侥幸的态度与想法。他的严厉行事作风，确实收到扫除官场怠玩推诿风气的效果，令雍正朝政治呈现出新兴的气象。
雍正还有一些行事是被人非议的。在京城里不但“缇骑逻察之人，四出侦调”，弄得人心惶惶。他甚至还派出“侍卫”到年羹尧军前听他使唤，实际上是派去了一个卧底的情报人员，帮皇帝刺探年羹尧的言动。更特别的是雍正又命侍卫混入天津赌场，了解实际情形。这一切特务活动，都让人有恐怖感觉，使不少大臣相信“伴君如伴虎”。雍正对大臣的赏罚是公正严明的；但是变化得太快，很多臣工正陶醉在皇帝的激情朱批文字中，不久就被骂得不成人样，简直是“翻脸如翻书”，又快又平常。这些也是多年以来大家对雍正不满或不齿的；不过，
雍正为了解中外政情，为统治天下，他不能不对臣工严密监视，不能不对臣工施以权术，使臣工不能预料皇帝的意向，无法预知赏罚的降临，大家只有好好的实心办事。这可以视为雍正的一种驾驭臣工的伎俩，一种治术。
事实上，雍正一朝可以正面肯定的事情很多。他宵旰勤政，严格认真，是一般帝王所不能匹比的。每天视朝听政，并从事引见臣工等活动，傍晚后还要批阅大臣报告几个小时，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又成立军机处，是自己掌理大学士与议政王大臣的处理政事之权，成了真正独裁的君主。
雍正朝的吏治澄清，官员效率提高，政治上轨道，都与皇帝的勤劳工作有关。 说起君主独裁，中国的官制本来是有一定理性色彩的，因为在皇帝之下，从内阁到地方省县，行政系统实行着专门化的职能分工。另有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员以保证政令的执行。还有在科举制度下，开放了政治圈，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与自由参与性，这些都是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的。然而，康熙长期统治以来，特别是他晚年标榜宽仁不生事，是这套官僚机器失去了灵活性，官员因循玩愒，吏治不清，科举制度弊病丛生，雍正在潜居藩邸时，他自己说“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因此他上台之后，当然对臣下的那些“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恶劣之习，予以痛击，大力改革。他要大臣密奏，缇骑四出侦查；任命可信官吏，推行务实政治；成立会考府与军机处，使中央财政不至被侵渔或浪费，行政事权归于统一。他又不拘资历任用人才，刻意打压科举出身的不法官吏，为公务人员换新血。由于他的这种种措施，造成了当时有个比较廉洁的政府，从而使清朝政治比较清明。
雍正还做了一件历代君主不敢放手做的事，那是贱民阶级的豁除。他尽管知道地方上的绅衿势力是强大的，他们的既得利益是不能剥夺的，但是他还是向他们挑战了，藉以改变社会上的阶级秩序。他先后豁除了山陕乐户，绍兴堕民，江苏丐户，宁国世仆，徽州伴儅，广东蜑户，福建棚民等贱籍，允许他们开户为民，改业从良，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压抑了不法的绅衿，改变了贱民千百年沉沦命运。较之历代帝王，雍正的表现是空前的，是值得大加喝彩的。不但如此，雍正时期还有些汉族官员对回民有成见，看不惯他们的风俗信仰，语言服饰，因为向皇帝密奏，希望“严加惩治约束”。雍正对大臣的请求没有批准，反而对他们说：
直隶各省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数年以来，屢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则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 回民处天地覆载之内，受国家养育之恩...... 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拜官受爵，洊登显雉者，常不乏人，则其勉修善行，奉公守法，以共为良民者亦回民之本心也。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异视，而以治众民者治回民...... 则赏罚善恶，上之令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
雍正认为回民是国家的编氓（登记了的民户），就是国家的赤子（人民），不容许被歧视。可见雍正有着博爱的思想，全国人都是他的子民，都应该同等看待。当然他以“作奸犯科，惑世诬民”为标准，则又与服从他的管理统治有关了。正如豁除贱民一样，多少与稳定农村与社会秩序有关的。
中国赋税制度， 一直存在积弊，很多皇帝与政治家都想从事改革，可是都不敢贸然进行，最多做些小幅度的变动。雍正认清事实，他知道这些弊端一日不改，人民经济负担就不能公平，也无法减轻。官贪吏蚀的现象更无从尽绝，所以他决心以严猛之威，大刀阔斧的推行摊丁入亩与火耗归公两项政策。摊丁入亩使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减少了赋税负担，放松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这对清代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火耗归公则是变私收为官征，遏制了官员的借机狂收滥取，也使吏治得到一时的澄清，国家财源得到了增加，实在一举多得。
儒家思想在汉人心中已牢不可破，雍正为统治汉人，必然会以崇儒尊孔为国策。不过他自己对佛教有高深的造诣，了解佛教也有其功利的一面，所以他以孔孟之道作为官方哲学，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他又抬高佛学的地位，以辅助儒学，加强统治的效果，因为佛家讲因果报应，叫人甘心忍受，以求来生的幸福。人若能如此，无异的给自己内心套上了枷锁，做个逆来顺受的良民，当然就有利于社会国家秩序的稳定了。雍正对道教也有兴趣，他深知这种讲清静的教派对统治者无害，所以他竭力找出儒释道三教共同具有的教义，他认为三教有一共同的宗旨，即劝人为善弃恶，都共同的可以发挥“致君泽民”的作用。甚至他也相信回民与汉人“习尚虽不同教，而同归于为善”。西洋天主教也“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也是叫人为善的，如果不是天主教徒违反了中国的伦理传统，牵涉到了政治斗争，相信雍正也会利用他们的。总之，雍正对各种学理与宗教都有兴趣，而且又有深入研究，以而他能糅合各家的宗旨大义，充分发挥，作为皇帝统治国家的御用工具。
雍正年间对边疆事务极为关心。初年动员大军平定青海之乱，并于事后采取很多措施彻底解决问题。例如推行盟旗制度，使蒙古王公成为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员，并为清廷统治蒙古牧民。又如对喇嘛寺庙的整调，使喇嘛教更加成为统治蒙藏的思想工具。还有加强青海地区与内地贸易来往，发展了青海的文化与经济。这一切促进了青海地区的统一，也促进了清朝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准噶尔蒙古的和战关系虽然不算成功，但毕竟遏制了准部的野心与东进。划定阿尔泰山为牧地疆界，保障了喀尔喀蒙古的安全。雍正对西疆的用兵，对边疆的经营仍是有其成效的。魏源说：清朝解决西北问题，“圣祖垦之，世宗耨之，高宗穫之”，正足以说明雍正在这方面承先启后的作用。
以上只是雍正事功成就中的重大几项，其他在严行保甲，加强宗族制度上的努力，也有助于地方的治安；他重视农本，扩大垦田，兴修水利，确实发展了经济；他又在改革旗务，笼络汉人，去奢崇俭，移风易俗以及很多方面作过努力，多半也有良好丰硕的成果。当然他在位只有十三年，时间不算多，很多改革工作可能无法完成，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同时又有很多改革，只是治标而未能治本，像科举考试制度仍在举行，仅靠打击科举中人是无法清除弊端的。另外，他的皇权无限提升，迷信神仙祥瑞，个性残忍狠毒，思维自傲主观，应该也是他的缺点，而这些缺点也影响到他的政策制定与推行。 我个人以为雍正的一生功大于过。
他自己评论他的历史地位时说：“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这句话应该是相当中肯的。
—— 录自“雍正写真”，陈捷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