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身居九重，若不如此，焉能尽知黎庶疾苦，吏治民风，又怎么能作出正确得判断，兴利除弊，造福百姓呢？！况且继位之处，危机四伏，若不如此，怎能掌控全局，运筹帷幄呢？！
雍正的密折制度是空间绝后的，这和他继位时的形势，还有他力图改革振兴朝政的政治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是由于雍正缜密果敢的性格，勤于庶政的为政方式决定的。关于密折制度的作用，杨启樵先生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
不过在中国的传统模式中，勤政并不是皇帝的美德，只有垂拱而治，对群臣言听计从如明孝宗者才是贤君的典范。所以雍正这样的做法自然为一些人所看不惯，雍正一死，谢济世就公然发难，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趁着大丧，想要乾隆帝取消这一制度。而且谢还直言不讳的对乾隆说“以博览广听为求言，以察言观色为知人，以亲庶官、理庶务、折庶狱为勤政，臣恐其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公开对雍正进行指责。
可叹的是，真正开始注意《雍正朱批谕旨》价值却是日本的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就曾赞誉《雍正朱批谕旨》是“天下第一痛快书”，他们在1949年就举办了《朱批谕旨》研读班，二十年以来，风雨无阻，直到文革前夕才停止活动，不过直至今天，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研究室的课程安排上虽然没有《雍正朱批谕旨》，但是由大学院生们自发地组织的读书班仍然在继续阅读这一庞大的史料集，可见雍正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