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东华录》乾隆七年四月乙未谕下有注云：“人之言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初读颇费解。康熙年间吏治不如雍正年间，后人多有议论。清世宗整饬官方，严惩贪墨，裁革陋规，又何以“雍正年间无清官”？后来读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很受启发。
康熙年间，学者陆陇其知嘉定县，时人称他“洁已爱民。去官日，唯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雍正年间，议增从祀诸儒，陆陇其是其一。乾隆元年，特谥号“清献”。据记载，“嘉庆民颂陇其，迄清季未已。”可谓大名鼎鼎的清廉官（《清史稿·陆陇其传》）。但是，即使是这样清官，也不是两袖清风。《清史稿·钱陈群传》云：乾隆初年，清高宗询问州县耗羡一事，内阁学土钱陈群回答说：“康熙间，州县官额征钱粮，收耗羡一、二钱不等，陆陇其知嘉定县止收四分。清如陇其，亦末闻全去耗羡也。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羡，非无耗羡也，特无耗羡之名耳。”
清代征收钱粮有耗羡，由来已久。这是以折耗为名强行征收的附加税，实际上是变相的贪污勒索，康熙年间非常严重。州县官视耗羡为应得，尽入私囊；州县以上官虽说无耗羡，却收受属员的规礼、节礼。州县官以此有所藉口，更加贪婪；上官因受贿而不敢过问，乃至以馈遗多寡为黜陟等差，吏治民生均受其害。尽管如此，清圣祖为了顾全脸面，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不愿意公开处理。钱陈群是一个“安分读书人”，指出康熙年间不是没有耗羡，只是没有公开罢了。陆陇其将每两钱粮加收耗羡四分，与其他收耗羡一、二钱者相比，确实少得多，足见其清廉。锉子里显大个，陆陇其之类也就成了当然的清官，“是为康熙朝有清官。”
雍正年间，清世宗正视现实，规定耗羡归公，将其中一部分酌量分给大小官员养廉，“贤者无用矫廉，不肖不能贪取，”（《东华录》乾隆七年十一月乙丑条）吏治民生均受裨益。耗羡不但公开了，合法了，还变成了不同层次的大锅饭。从此，在耗羡问题上，也就无所谓清浊之分。另外，孟森先生说：清世宗实行耗羡归公之后，“就吾所见清末之吾乡武进、阳湖二县，每两不过三分，嘉定亦赋重粮多之县，断不亚于武阳，而犹非每两四分不能给，则有耗羡以后之州县，其清有过于陆清献，而决不得谓之‘清官’，是为雍正朝无清官矣。”（《明清史讲义》下册）
由上述可知，清官是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物，清与贪是相对比较而言。所谓“清”，守令畏法而己，正象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说：“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间府州县宫，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子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文史通义·古文十弊》）考察雍正朝吏治，章氏之言亦不失为精辟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