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桐女史录入】孟森先生主张的“雍正杀子说”
节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海宁陈家》
惟世宗诸子高宗兄弟之间，不无一可疑之点。世宗三子弘时，以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生，为藩邸侧妃李氏所出。李氏后封齐妃。齐妃共生三子。皇二子弘昀，皇三子弘时，固皆齐妃出。弘时之前先有—早殇之弘盼，生子康熙三十六年，二岁即荡，其生与嫡妃乌拉纳喇氏所出之皇长子弘晖同岁。而后两月余既殇，而皇长子尚在。玉牒遂不序入世宗诸王之次，但以弘昀为皇二子，弘时为皇三子。弘时长大，且已有子，忽于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时弘时年二十四，高宗亦十七龄矣。夫“年少放纵，行事不谨”，语颇浑沦，何至处死，并削宗籍？以前不闻训戒，是日上午，犹御经筵如常，突有此非常之举，世遂颇疑中有他故。皇子而处死削籍，亦是天伦之变。世宗最讲规律，岂能悍然放手为此。或先举之子屡殇，而子帝位之传授，中有隐觎。邸中生育不蕃，亦是不足取重于圣祖之一端。故亟欲以女易男，充实胤育，当时或私与陈氏相洽，有此隐事。逮皇四子长成，在圣祖末年，巳赏其有福相，世宗亦自觉当意，无需有异姓儿舛入其宗，故突然除之欤？然考弘盼固殇于康熙三十八年，而弘晖则殇于四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弘时之生为四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则弘晖犹未殇也。岂弘晖虽未殇，而已嬴尫有征？抑弘时之生日稍为提早，以成此一举耶？惟弘昀生于三十九年八月初七日，至四十九年十月二十日乃殇，则弘时之生，弘昀尚在。或齐妃所出皆无寿相，他妃又不育，故一时有此谲计，其时尚未动废太子之议。 一王邸中之事，尚未足为诸王注目，故偶为之耶？然此所谓附会之谈，不足为训。若以史实衡之，则弘时之获罪，与太祖时戮其长子褚英，殆相等也。褚英劝太祖无叛明，又不忍于太祖之杀弟，太祖罪之。弘时死于雍正五年。其前一年，即世宗大戮其弟之岁。允禩、允禟二人，削宗籍在四年正月。允禩于二月圈禁高墙，三月改名阿其那，九月初五日幽死。允禟于四月系保定狱，五月改名塞思黑，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禁所。又允礻我则前于二年削爵禁锢。母弟允禵，则亦于四年削爵拘禁寿皇殿。、允禩、允禟、允禵三人，同以四年六月，各廷议罪状多款，宣示天下。世宗兄弟间之祸，极甚干此时。至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世宗崩，高宗既即位，于十月初八日，即谕廷臣，议改阿其那、塞思黑处置之法。谕言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皇考本意。则其为世宗干蛊之意，已自显然。至是月二十四日，又谕允礻我、允禵收禁数年，定知悔过，当酌量宽宥，予以白新。而于同时复弘时宗籍。谕言：“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持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仍收谱牒之内”云云。察其年月线索，不能谓非出于一事。盖世宗处兄弟之酷，堵子不谓然。弘时不谨而有所流露，高宗谨而待时始发也。以此推论，不中不远。
【转帖】金承艺先生主张的“雍正杀子说”
关於清世宗皇三子弘时 看一代帝王的家庭悲剧 金承艺
（一）
以「雍正」为年号的清世宗(一六七八至一七三五) ，做丁十三年的皇帝，他一生共有十位皇子。先是，圣祖康熙帝常以满洲人为子孙取名时，误用祖先和长辈的名字，是甚为失礼的事情；认为王子皇孙们的命名，应该仿效汉人望族巨室的排字，既使於谱牒的登记，并可使辈份分明，不易混淆。所以世宗弟兄们遂成为清代皇室第一代排字的王子。
圣祖在诸皇子齿序命名时，第一字均用「胤」宇，第二字并采「示」部偏旁的字取名。
像世宗次兄曾被两度立为皇太子的人，名字叫胤乃礽；三兄诚亲王名胤祉；八弟被世宗改名为「阿其那」的人，名字叫胤祀；九弟被世宗改名为「塞思黑」的人名胤(示唐)；而世宗的同母弟，圣祖第十四子，曾任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和西藏的人，名叫胤祯(却被世宗偷偷摸摸地更名为「胤(示题)」了)；世宗十三弟、十六弟－－他的心腹和羽翼－－爵封怡亲王的名叫胤祥，过继为庄亲王的名胤禄。
世宗自己呢？据一切官书所载，他的名字为「胤禛」，但这是否真是他做皇子时的名字(至少，何以他的名字与他同母弟的取名发音完全相同，字形混淆难辨？令人疑惑。)，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只能以「姑妄听之，姑妄信之」的态度去接受了。
在世宗登极之後，为了要对皇帝的御名避讳起见，他的弟兄们名字第一字的「胤」字，谕命改以「允」字来代替。这样，「胤」字辈诸王，就被称为允礽、允祉、允祀、允(示唐)、允祥……了。
至於世宗下面一辈的皇子，他们在正式命名时，第一宇均用「弘」字，第二字则采用「日」部偏旁字取名。世宗的十个儿子，依出生的次序是：
一、弘晖
二、弘（日分）
三、弘昀
四、弘时
五、弘历
六、弘昼
七、福宜
八、福惠
九、福沛
十、弘（日詹）
为甚麼世宗皇七子福宜、皇八子福惠、皇九子福沛，没有跟其他皇子们一样的排字呢？这是因为他们都在未正式命名和齿序时就夭殇了，故玉牒中只以乳名登记入谱。事实上连世宗弟兄储们的儿子，像诚王胤祉的儿子弘晟、弘(日景)，怡亲王胤祥的儿子弘昌、弘(日交)、弘晓，庄亲王胤禄的儿子弘普、弘(日融)等，也都依相同的原则来命名的。
（二）
自「清史稿」「诸王传六」所载，世宗十位皇子的母系各为：
孝敬皇后乌拉那拉氏(世宗居潜邸时她是嫡福晋)生弘晖。
齐妃李氏生弘(日分)、弘昀、弘时。
熹妃钮祜鲁氏(高宗即位，尊为孝圣皇后)生弘历(即清高宗)。
裕妃耿氏生弘昼。
皇贵妃年氏生福宜、福惠、福沛。
谦妃刘氏生弘(日詹)。
这些皇子们，都有甚麼事迹呢？
弘晖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世宗还做皇子的时候；他是嫡福晋乌拉那拉氏所出。清代皇室和满洲望族，极重视嫡子、庶子的区分，不过他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O四)，亦即世宗被封为雍亲王的五年前，就殇逝了；年仅八岁。後来齿序时，称他为「皇长子」。因世宗十子中，他是唯一具有嫡子身份的人，高宗弘历即位後，特追赠他为亲王。
弘(日分)与弘晖同年，仅迟生了三个月。他三岁时殇逝，虽经命名，未予齿序。弘昀生於康熙三十九年(一七OO)，四十九年(一七一O)殇逝，年十一岁。後来齿序时，称他为「皇二子」。
弘历生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称「皇四子」或「四阿哥」，据说自幼即为祖父康熙帝所器重。雍正十年，世宗赐号长春居士；十一年(一七三三)封宝亲王；十三年(一七三五)八月，世宗崩於圆明园，弘历继立为帝，是为清高宗。(世间有「高宗为海宁陈家子」的传说，然高宗上有储，下有弟，则其馀弟兄又各来自何家？高宗母为钮祜鲁氏，凌柱之女。凌柱祖父为额亦腾，乃清初开国元勋宏毅公额亦都从弟；家世斑斑可考。传说荒诞，实不值识者一笑。)
弘昼与高宗同生年，小於高宗三个月；称「皇五子」或「五阿哥」。雍正十年，世宗赐号旭日居士；十一年封和亲王。「清史稿」中说他性格「骄抗」、「奢侈」，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排列明器，手订丧仪，使家人祭奠哀泣，而他从旁欣赏，引为乐事。大概是一位怪人吧。
福宜生於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O)，第二年就殇逝了；未正武命名也未齿序。
福惠生於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从後来高宗谕旨中有「朕弟八阿哥，素为皇考锺爱」语，可知福惠幼时必为世宗最喜爱的皇子。他在雍正六年(一七二八)殇逝，年仅八岁。世宗很痛悼，「世宗实录」上载，特命「照亲王例殡葬」。
据「世宗上谕八旗」记载雍正八年(一七三O)，世宗罪囚三兄诚亲王胤祉的时候，手谕责骂胤祉「自幼即为皇考所厌贱」，「性情乖张，行事残刻」，历数他的罪状，中有：
「前年八阿哥之事，诸王大臣无不深为悲悼。乃允祉欣喜之色倍於平时，存心阴险，莫此为甚！此其恶逆之罪，法所难宥者一也…。」
自己的儿子死了，迁怨哥哥未能表示悲悼之色，居然也成「法所难宥」的大罪之一了。噫！
其实福惠的死，世宗才应是内心感到歉意的人。福惠的母亲－－贵妃年氏，是太保、公、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的妹妹。世宗诛杀年羹尧於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年羹尧全家由杭州械系至京，这一天世宗由圆明园回銮进宫，据「永宪录」载：是日「贵妃年氏以不怿留圆明园」。十一月十五日，世宗迳降旨礼部，命晋封年妃为皇贵妃；可是事情并不这麼简单，世宗手谕中，指年妃身体素弱，病势沉重；诏旨最後更说「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多麼可怕的「倘事出」三个字，但皇上已经给她划出道儿来啦，年妃天胆，敢不照著走吗？於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年妃遂以「薨於圆明园」闻。(请参看作者前著「从永宪录来讨论年羹尧的年岁」一文，原载「故宫季刊」第十卷第一期。一九七五年)
世宗狠心的夺走了爱子母亲的生命，当时福惠只是个五岁的幼儿，失去了慈母的呵护与抚爱，三年以後他的夭殇，世宗岂不应负最大的责任？
福沛生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降生不久即夭殇，未命名亦未齿序。
弘(日詹)生於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少於高宗二十二岁，是世宗最小的儿子。世宗在他降生两年後就去世了；齿序称「皇六子」。幼时一直住圆明园中，当时宫中均以「圆明园阿哥」呼之。他不甚为高宗喜爱，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将之出嗣为圣祖第十七子果亲王胤礼後，袭封郡王。
由上述简历可知，世宗虽有皇子十人，但其中弘晖、弘(日分)、弘昀、福宜、福惠、福沛，六个人都是在十岁左右或更早时就殇逝了。
(三)
现在，该说到本文的主要人物－－弘时了。
弘时生於康熙四十三年(一七O四)，在「清史稿」「皇子世表五」上面，「弘时」项下只注了短短的九个字：「世宗第三子。早薨。无嗣。」
看起来好像他也和弘晖、弘(日分)，弘昀一样都是，童年早殇，没有甚麼可资记录的皇子一样。
可是「清史稿」「诸王传六」的记述，却与「皇子世表五」所载不尽相同。它有一句颇不寻常的话，是这样写的：
「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
这虽然仅是一两句语焉不详的话，但是，若与「皇子世表五」两相比较，其中包括的问题可不少，例如：
甲、弘时生在康熙四十三年，如果他没有「早薨」，他就是实际上世宗最大的儿子－－比高宗弘历还年长七岁。世宗获得皇位後，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弘时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了。「清史稿」「皇子世表五」上，在「弘时」项下注以和弘晖、弘昀一样「早薨。无嗣」一类的字，显然是不对的。
乙、按照「清史稿」「诸王传六」的记载：「弘时、雍正五年……」足见雍正五年(一七二七)的时候，弘时尚在人间，他那时该是二十四岁的成年人了；非但说不上「早薨」，而且皇子王孙们结婚较早，他应已经成家、分府，过有相当独立的生活了。那麼，他有甚麼事迹没有呢？
丙、他究竟犯了甚麼无可宽恕的过错，竟以「放纵不谨」罪「削宗籍」了？
丁、皇子们如果不是身犯重大的罪过，应该不致受到「除宗」严惩的。弘时後来有封无封，倒无关重要，重要的是他被「除宗」後结果如何？被处死了？抑是仍然活著？他还有甚麼下文？
「清皇室四谱」，是对清代皇室人物记载得较为详细的一部书，作者湖北丹阳人唐邦治，在清史馆中曾任协修的一位前辈学者，他当已参酌过那时可见的一些材料；这部书对我们的疑问，有一小部份的解答。唐氏在卷三「皇子谱」中，列述「世宗宪皇帝」诸子时他说：
「皇三子弘时，其初行次为第四，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一七O四)，二月十三日子时生。藩邸侧妃李氏即齐妃出。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年二十四。十三年(一七三五)十月，高宗即位，追复宗籍。」
到此，我们遂进一步得知：
一、果然弘时并不「早薨」，世宗这位年龄最长的皇子，雍正五年时确仍在世。
二、弘时是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二十四岁的这一年，八月初六月获罪除宗，并且就在这一天死去的。
三、当然，他的死不是被诛戮，就是被世宗赐令自尽了。
四、高宗弘历是对世宗的诸多举措不满的人，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後，乃大事更张；因而招致「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讥。他必是同情哥哥的遭遇，故登极一个月後，即将除宗的弘时「追复宗籍」，期聊慰死者於地下。
(四)
最出乎意料之外，也是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百五十九卷的「大清世宗皇帝实录」上，没有一个字或一句话提到弘时的这件事实－
本来，各代实录都以皇帝为记载的中心，「大清历朝实录」自然也不例外；由於以帝王为中心，所以它是记录有关皇家事务最详尽的书籍。我们如想知道某一皇子的动态，首先应该查阅当代的实录。
在实录上，对皇子之生、之死、升爵、降罪……均有清楚的记录。就以「世宗实录」为例，像雍正六年九月丙辰(初九日)这天，有一条记的是：
「皇八子福惠薨，照亲王例殡葬。」
雍正十一年六月庚申(十一日)这天，有一条记的是：
「皇子弘(日詹)生。」
又如，雍正十一年正月辛卯(初九日)这天，有一条记：
「谕宗人府，朕幼弟允秘秉心忠厚，赋性和平，素为皇考之所锺爱。数年以来，在宫中读书，学识亦渐增长，朕心喜悦，著封亲王。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年岁俱已二十外，亦著封为亲王。」
不久，二月己未(初七日)又记：
「封二十四阿哥允秘为和硕诚亲王。皇四子弘历为和硕宝亲王。皇五子弘昼为和硕和亲王。」
再如，雍正五年七月庚午(十六日)记：
「上自圆明园进西直门，诣大高殿祈晴。礼毕。…以本月十八日，皇四子婚礼吉期，回宫。」
这一条就是高宗做皇子时娶妇之记载也。
今者，我们要对弘时有更多的了解，当然也应查阅实录，看一看那上面有些甚麼关於他的记载才是。可是当我们翻找实录的时候，怪异的情况出现了－－前後包括了十三年的「世宗实录」，裏面完全没有世宗这位年龄最长的皇子的任何记录，岂非怪异之极！
例如自「清皇室四谱」，我们得悉弘时是在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这一天获罪除宗、死去的，在我们打开这一天「世宗实录」去核考的时候，竟什麼痕迹也看不到，像是根本没有过这麼一回事情一样；其中非但没有他获罪的谕旨，连他去世的记载也没有。
事实上还不仅这样，而是「世宗实录」上，从头到尾，连「弘时」这个名字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他是彻底的从「世宗实录」上失踪了。而这个人并不是普通的人，他是清世宗最大的皇子。如此怪异得离谱的事情，简直使人不能相信，但这一切情况都是真的。
(五)
也许有人说，弘时既然获罪，为世宗「削除宗籍」了，所以「世宗实录」裏，就把有关他的一切记载都删掉了。
然而，这个理由并不能成立。皇子被罪「除宗」，乃皇家的一件大事，是须要明正他的罪状的。
清世宗时，皇八弟胤祀，皇九弟胤(示唐)，都被「削除宗籍」了，他们的名字在「世宗实录」上，出现过又何止百次、千次？直到雍正四年八、九月，塞思黑(胤(示唐))、阿其那(胤祀)死去之前，甚至於在他们死去以後的相当时日，世宗对他们的斥责，在「世宗实录」上是无卷不见的。如世宗骂胤祀「不孝不忠，奸险诡诈」，说他是「吴三桂之再世，梁山泊之馀党」；?胤(示唐)为「痴肥臃肿，粗率狂谬」、「卑污无耻，皇考不比之於人数」。类此罪大恶极，一若世宗所说「吴三桂再世」、「皇考不比之人数」的人，怎能容留於皇室宗姓之内？理应把他们「削除宗籍」的。
然则弘时也遭到「削除宗籍」的命运，并被处死了，怎麼「世宗实录」上却没有明正他的罪状呢？这种情形，让我们不禁要怀疑到，究竟唐邦治在「清皇室四谱」上，所述弘时的结局，是否正确？「世宗实录」固然对这问题毫无交代，倒是在「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上，反而透露出来一点消息，弘历是在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九月初三登极「继世宗为帝的，十月己丑(二十四日)，「高宗实录」中载有谕旨一道：
「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著总理事务王、大臣，酌议具奏。」
要是没有看到高宗的这道谕旨，我们对「世宗实录」上失踪不见的弘时，去从事追究的工作，真会陷入茫然无迹的迷惑状态中了；现在这道谕旨，足以说明唐邦治「清皇室四谱」上所记弘时的遭遇，是有来源和根据的。因为：
一、弘时确实受到了世宗的「严惩」。
二、高宗在谕旨内说弘时「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那就证实他和胤祀、胤(示唐)一样，果然被「削除宗籍」了。所不同者，世宗之处置胤祀和胤(示唐)，只是对付两个同父异母，属於政敌的兄弟而已；弘时却是自己的儿子，世宗狠心的杀掉了自己最大的儿子。
今天我们研究实录，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凡是在「实录」中故意隐晦，或作含混模糊记载的地方，一定关系有什麼重大的事件；只因在政治上有难以言宣的苦衷，衡量轻重，最後才采用这种方式以出之。
可以想见，世宗之处死皇三子弘时，必是震动一时的大新闻。在时间上又洽在雍正三年至六年间，与年羹尧、隆科多、阿尔松阿、鄂伦岱、七十、苏努、延信、吴尔占、胤祀、胤(示唐)诸大狱，连续在一起的。「皇上杀了自己的儿子」，相信这件事彼时轰传海内的情况，较前述诸大狱当有过之。
现在「世宗实录」上，片言只字有关弘时的都看不见了。从表面上言，这一做法好像对弘时事件掩饰得很成功，可是因为造做得完全违反常情，从另一方面看，岂不可以说适足显示出弘时事件，有高度不可告人的情况，和异於寻常的严重性吗！
「世宗实录」成於高宗之手，当时起居注和实录馆中也许有很多关於弘时的材料，或是世宗罪责弘时的谕旨。弘历既然继世宗为帝，尽管他对父皇举措有很多不满的地方，可是他不能让关系过於重大的丑闻(譬如：若是跟帝位篡夺有关的事)暴露出来，如果使世宗丢失颜面，也要影响他脸上无光；因此一古脑儿的把弘时资料全部抽出来销毁掉了。仅在他的谕旨中，轻描轻写的说「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等等不著边际的话，希望把当年的这宗公案敷衍过去，就算做为了结了。
(六)
在所谓「满洲国」於「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出版的「爱新觉罗宗谱」，它实际上就是玉牒，对於清代王子皇孙、帝室宗族，依照辈份，书中表格上清晰、周详的列出记录。其中某些材料，为他书所不及见。
今录「爱新觉罗宗谱甲册」世宗诸子，「弘时」项下所注如下：
「世宗第三子。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一七O四)二月十三日子时生。母齐妃李氏，知府李文辉之女。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八月初六日申时卒，年二十四岁。」
「爱新觉罗宗谱」也是官方资料，这可证实唐邦治所说，弘时死在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果然不假。「申时」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被杀或受命自尽的。
「爱新觉罗宗谱」，「弘时」项下续注有：
「嫡妻栋鄂氏，尚书席尔达之女。妾锺氏，锺达之女。妾田尺。」
可见弘时确是婚娶成家，他死前已经有一妻两妾了。
在「宗谱」「弘时」的下面一栏表格上，还注出了他已有一子：
「永珅，康熙六十年辛丑(一七二一)七月二十日午时生。庶母锺氏，锺达之女。雍正二年甲辰(一七二四)年正月初六日申时卒，年四岁。」
按清代皇室第三代排字为「永」字辈，第二字并采用「玉」部偏旁字取名。如高宗第六子，以绘事出名，封爵质亲王的名永瑢；高宗第十一子，清代宗室中的大书法家，封爵成亲王的名永(玉星)；继高宗而立的是仁宗嘉庆帚，他的名字叫永琰。
弘时的儿子－－永珅，即是遵循这一规定取名的。他生在康熙六十年，所以世宗登极时，不仅有子，且也有皇孙而身为祖父了。
还算幸运的，是永珅在他父亲死去的两年以前就殇逝了，不然的话，世宗在处置弘时的时候会更感棘手，他可以赐死一个儿子，将之「除宗」，若是永珅未死，长孙仍在，世宗能否忍心的将自已的子孙骨肉，做一次「灭门」的举动呢？
至於弘时可怜的妻妾，她们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满洲皇族巨室的婚姻，对出身、家世的条件，非常注意。弘时妻子，系出名门，她是席尔达的女儿。席尔达，姓栋鄂，隶旗红旗，祖父岳瞻为福陵总管大臣，父格礼年仅二十四岁阵亡云南军中，席尔达少有才名，三藩乱时已渐露头角，康熙三十年代令四十年代时，白左都御史，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并曾外放三年，署理川、陕总督事务，是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雍亲王为自己长子选择的这门亲事，出身、家世都算得上相当的贵重了。
(七)
弘时的婚期，从原始的资料中我们也能寻得线索。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O)，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印制「文献丛编」，陆续将清故宫中的文献、史料，公诸於世，在「文献丛编」第一辑，中有彩印景阳宫中珍藏的「雍亲王致年羹尧书」一件，这是我们仅知的雍亲王居潜邸时留存於世间的墨迹。
世宗四十五岁即帝位，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身为王子；照理说应该有很多墨迹为他在潜邸时所写而留於世间的；可是他做皇帝以後，立即雷历档风行，迫令存有他墨迹的人，将原件呈缴，从「世宗实录」上的记事，我们知道他连居皇子时书赠一位老和尚的金刚经序文，也以「伪造」、「错书朕名」做理由，(其实，序文上如果写的不是他的名字，世宗何能知道那伪托的名字就是他呢？)将之收回销毁，因此，现在我们难得一见世宗在雍正亲王时代的史料。依笔者的推论，世宗这样做的动机，纯是为了消除他真名外泄的危险。(请参看笔者前著「胤禛，非清世宗本来名讳的探讨」一文，原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期，一九七九年)
这一封雍正亲王给年羹尧的书信，虽是真迹，惜乎为一「主子」致「奴才」的手谕，信後没有落款，未用名章，只印了「和硕雍亲王」的钤记。也许正因为信後没有具名的缘故，所以才能在景阳宫中存留了下来。
信後亦未书明年、月、日，惟信中提到结束未久的孟光祖一案。缘是，康熙五十五、六年时，有某王门下包衣孟光祖者，外出各省督抚处招摇索贿，地方大吏多敬礼馈赠之，其後案发被逮。孟案结束於康熙五十六年夏季，以时间言，这封信当写於康熙五十七、八年。
此一「雍亲王致年羹尧书」，通篇中充满责骂年羹尧之语，信中两次提到「妃母千秋大庆，阿哥完婚之喜，而汝从无一字前来称贺」的话，世宗之母德妃即孝恭皇后，生辰在三月十九日。
按世宗自登极後，与母后之间龃龉即起；德妃於世宗之即位有否强烈的反对态度，固无所悉，但从「世宗实录」及「上谕内阁」所载，得知德妃对世宗曾采取全面不合作之行动，计有
一、她拒绝接受世宗登极之日新皇帝率文武百官朝诣皇太后前行礼。
二、她拒绝接受皇帝及群臣所上皇太后尊号。
三、新正佳节，改元「雍正」，她拒绝皇帝率文武百官给她贺年。
四、三月十九日是德妃为皇太后後第一次圣寿节，她拒绝世宗率群臣为她祝嘏。
五、德妃原住永和宫，她拒绝迁入皇太后应该御居的宁寿宫。
总之，从种种行动，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德妃的意愿：她不承认自己是皇太后。那也等於是向世宗说，「你愿做非法的皇帝你去做好了，我却不做非法的皇太后。」她的为人如此，也许这就是清圣祖为什麼早年即封她为「德」妃的原因吧。
清代自开国以来，各帝相继标榜「以孝治天下」。德妃的举动，使世宗极感尴尬，因为很多重要的典礼，如果母后坚持这种态度，颇有使「这出戏难於唱下去了」的趋势。世宗遂不得不多方运用压力，务使母后承认既成的事实，逼她非接受皇太后尊号和册宝不可。终於，雍正元年五月，皇太后暴崩於永和宫中。据後来朝鲜派去北京的使节记载，皇太后是「触头於铁柱而死」的。这一年她六十四岁；四年前德妃六十岁「千秋大庆」，正是康熙五十八年、所以可以确定这封信是写在康熙五十八年了。
同时，弘时的完婚必也在康熙五十八年。或曰，信中所称「阿哥完婚之喜」并未指明弘时，何以知此处之「阿哥」即为弘时？盖世宗年长於弘时诸子均早殇，次於弘时者为高宗弘历；弘历在康熙五十八年时，年始九龄，自不适合於结婚，而高宗成婚在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世宗实录」上已有记载。世宗诸子中，康熙五十八年可完婚者只适於弘时一人，时弘时年十六岁，故这里所说「完婚之喜」的阿哥非他，乃三阿哥弘时也。
人孰不爱自己的子女？弘时死时已成婚八载，又曾诞育过皇孙，如果父子间没有无法化解的冲突，我们想像不出世宗会对自己的儿子施出杀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现象，是为甚麼世宗的家庭中迭出伦常的惨变呢？
(八)
自清初建国，诸王门下所出的地方大吏，例须对本门主子不时报效。今雍亲王於书中责年羹尧说「妃母千秋大庆，阿哥完婚之喜，而汝从无一字来称贺」，羹尧对本门主子的母妃及阿哥的寿、婚大事，都不上书称贺，他对雍亲王在钱财上未做报效，自更不在话下了。甚至雍亲王在这一书信中的另一段裏，有「并於我处，终年无一字请安」的话，羹尧属雍王门下，其妹又为雍王侧妃，何以羹尧对本门主子雍亲王胆敢如此冷淡？何以年羹尧狂妄到这步田地？
因为说到「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笔者愿在此提出这件与弘时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也相当重要的问题。
多年以来，研究世宗与年羹尧之间关系的人，大部份均疏忽去注意两件事：
一、没有去仔细研究这封「雍亲王致年羹尧」的长函：是书为研究世宗在雍亲王时代与年羹尧间关系的最原始的第一手史料，而且它把雍亲王与年羹尧间的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
二、没有注意「世宗实录」和「上谕内阁」所载，世宗曾说年羹尧初娶乃「大学士明珠孙婿」的意义：就我们所知，明珠有二子长子：
纳兰?成德。
次子：纳兰?揆叙。
三子：纳兰?揆方。
其中揆方於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经指婚，娶郡主康亲王杰书女，授为和硕额驸。因他年龄过小，无算，所以羹尧初娶，若非成德女(按成德有二子一女)，即为揆叙女。而成德(後更名性德，字容若)这位清初的第一大词人，又於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英年早逝，故羹尧最有可能为揆叙之婿。
揆叙於康熙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时，以礼部侍郎、工部侍郎、升都察院左都御史、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充经筵讲官，日侍圣祖左右，最受宠信。「清史稿」「揆叙传」上说「明珠柄政，势焰薰灼……宾客满门下。揆叙交游即广，尤工结纳。」大学土明珠是反对太子派的元老，揆叙则为拥戴皇八子胤祀的谋主。圣祖晚年，废太子後，皇八子胤祀及皇十四子胤祯一派，声势夺人，为当时物望所归，雍亲王把揆叙恨得牙痒痒。笔者以为世宗谈话，每具深心，之所以说年羹尧为「明珠之孙婿」，而不指出羹尧为何人之婿者，正因为他是揆叙的女婿特避而不谈其名故也。
揆叙去世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五年後世宗做了皇帝还不放过他，把他的墓碑刨掉，另立新碑，赐令刻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诸字於上，对他衔恨之深，盖可想见。
羹尧倚仗岳家为靠山，康熙四十八年春，圣祖复立胤礽为太子，羹尧奉使朝鲜，宣达再立太子诏书。归後，是年秋以二十八、九岁的人，出为四川巡抚，任封疆大吏了；他出道得如此之早，即得力於有揆叙这样的人物，在朝中提掖的缘故。相信这就是年羹尧对雍亲王平日不加报效，连德妃「千秋大庆」和弘时「完婚之喜」都不曾称贺的原因。年羹尧恃有这种关系和背景，自以为攀上高枝，根本就不把雍亲王看在眼中了；对本门主子竟然「终年无一字请安」。所以世宗对年羹尧蓄怒衷心已非一日，杀机早伏於「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的时代了。
可叹年羹尧仅有小聪小智，而实为蠢材之大者，世宗晋封胤祀为廉亲王时，胤祀已知「此头不知落於何时」；年羹尧却在世宗认为尚可利用下，任大将军、爵太保、进一等公，赏黄带紫韁时，顾盼自雄，得意忘形，全然不知死神之与俱来；直到他贬去杭州，要械系京师前，见到了接替他的杭州将军鄂弥达之後，才魂飞天外，如梦方醒的说，「皇上要杀我麼？」。胤祀与羹尧间对世宗性格了解的程度，相差何止天渊！
羹尧续娶为宗室英王阿济格後裔辅国公苏燕女，雍正三年世宗赐令年羹尧死时，手谕云：「年羹尧之子甚多，惟年富居心行事，与年羹尧相类，著立斩。」诸子中独杀年富於市。笔者认为年熙、年富为羹尧长子及次子(年熙已於上一年因肺病去世)，当是纳兰夫人所出，为揆叙的外孙，是以世宗杀之期灭绝一仇人之种子也。
(九)
在「清宫述闻」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些与弘时有关的资料。辑著「清宫述闻」的章唐容、王蔼人两先生，曾任职北平故宫博物院；他们参考了四百五十馀种史书与典籍，把凡是有关清代禁垣宫殿旧制、遗事而是信而可徵的，专录出来，辑成此书。
在「清宫述闻」卷四「乾清门」目後所列各条中，有一条是：「雍正元年，调安庆教授王懋竑来京。乾清门引见。奉旨，授翰林院编修，著在三阿哥处行走。」
同卷「上书房」目後，亦有一条是：
「雍正元年，安庆府教授王懋竑，朱笔著调来京，擢翰林院编修，在上书房行走。」
从这两条记载，我们知道世宗曾把王懋竑特从安徽召至北京，聘他为皇三子弘时的师傅。
雍正元年，世宗辟乾清官以东房屋五间为上书房，命年幼诸弟及皇子们读书其中，并延聘海内硕学通儒在书房中照料，王懋竑即为其中之一。然三阿哥弘时，是年二十岁，早巳成婚分府，除有时在上书房就读外，世宗并令王懋竑在三阿哥府邸行走。昔自圣祖时，名儒於各皇子府行走之制，早有前例，如：陈梦雷曾在皇三子胤祉邸修书；何焯也曾在八贝勒胤祀府行走有年。
王懋竑是个甚麼样的人物？他原籍江苏宝应，字予中，号白田。他的叔父就是康熙四十二年(一七O三)，会试得中会元，殿试再点中状元，一年内双夺魁首的王式丹。叔侄两代，并有文名，懋竑淡泊功名，据说夙为李光地、汤斌所称赏。他写的「朱子年谱」，两三百年来，儒林公认是研究朱熹的权威之作；或许世宗慕他是研究朱子「居敬」思想的大儒，希望儿子在名师循循善诱之下，潜移气质，所以才颁朱谕，把在安庆府学做教授的他徵调来京。这年王懋竑五十六岁。
我们研究王懋竑的传记，知道他做皇子之师的时间非常短暂，雍正二年，他坚以病体难支，乞假返里，归家後即杜门谢客，不问外事。是否他真的病入沉痾了？非也，他埋首以著书自乐，直到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才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他的著作除「朱子年谱」外，尚有「读经记疑」、「读史记疑」及「白田草堂存稿」等书。在他的「白田草堂存稿」中仅只提及雍正元年赴京，奉旨在三阿哥弘时处行走，此外，没有记述任何一项与弘时有关的事迹。
王懋竑雍正元年赴京，第二年乞假返里，从此闭门著书，他这样的仓促去就，显然其中必有缘故。笔者认为，他一到北京，在皇三子弘时府行走之後，立刻发觉弘时与世宗父子间的冲突日趋尖锐，自己已经陷身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了，若不速求逃脱事外，日後将有杀身之祸。按之弘时现时的年岁，正在所谓血气方刚的时候，如从当代心理学和教育学来解释，这种年岁，就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反抗性最强的年代」；也是嫉恶如仇，不计较後果去追求正义的年代。像弘时这种年岁的人，恰又适逢其会，他把祖父生前死後政局上发生的突然变化，父亲与隆科多的勾结、叔父胤祯的冤屈，连名字也被变更了(父亲的原名大概也同时不见了)、祖母之死，大部分的叔伯与宗室王公的囚禁………这一切一切，都看在眼中了，是非曲直，对於不解真相的人才会有迷惑感，但在他心中是一清二楚得有若黑白似的那麼分明，身处「反抗性最强的年代」的弘时，他能够隐忍住内心中的反感和愤怒吗？在那种情形下，弘时对父皇有犯颜相抗的举动，应该一点都不是甚麼稀奇的事。
王懋竑来京後，一看要教授的学生，竟是这样的人物－－一个思想已成定型，至少也是将定型的青年了，而他又看出学生父子间冲突的内容，事关重大，他想要在一年半载之间，使学生为人处世的态度有所改变，化乖戾为祥和，深知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另有一种可种，是弘时已认清与父皇间冲突的爆发，甚至於自己悲剧的下场，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他不愿见到王老夫子在花甲之年惹来横祸，白送一条性命，所以促他赶快高飞远颺，求脱身之计。就这样，王懋竑为了避祸起见。返里养痾，杜门著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走了。
三年後，学生受到了父皇的「严惩」，老夫子惊叹之馀，恐怕还是在战战兢兢里度完了馀生的。
(十)
世宗可以狠心的，全无怜惜的对待那些反抗他非法得位的弟兄们，他与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其实早巳没有了手足之情，有的，只是十几二十年来互相敌对间所积的仇恨。
他可以毫无顾忌的惩治他们，若果世宗尚有顾忌，那也不是情感上的顾忌，而是要顾及他登极时所说的「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希望邀得孝名的问题；或者，还要顾及到万世千秋之後，人们对他如何批评的问题。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七月，世宗颁发了著名的御制「朋党论」，後世不求甚解的人们，还真的以为世宗是有鉴於朝臣的互分朋党使他受到威胁而发的，事实上完全不是这麼一回事；他是要用这份御制的小册子，向反抗者亮起警告的红灯。
「朋党论」中强调的只是一点：人臣必须「与君上同共好恶」，世宗明确的阐述说：
「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换句话说，这是世宗对王公宗室和满朝文武们指示出忠奸的分界－－顺我者为忠良，逆我者为奸党。他也是给日後的大整肃行动，预先建立起理论上的根据；在这之前，世宗已有谕旨向诸王、大臣说「尔等当以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奸党无自而起。」「奸党」者为何？不久以後世宗在另一篇谕旨中就指出来了，「廉亲王(胤祀)存心狡诈、结党营私，…朕不过切加训诫，冀其改过自新……乃在廷诸臣为廉亲王所愚，反以朕为过於苛刻，为伊抱屈。即朕屡降谕旨之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此党援之终不能解散者也。党援必由众人附和而成，若人人皆知廉亲王之非，则党援自散，廉亲王一人又何所恃而如此行为乎？」
所以，凡是後来受到世宗惩处的人，他们都有与「固结逆党，久蓄邪谋」一类相似的罪名。可是，世宗对付弘时，那就不同丁；弘时是自己的儿子，他不可能不动感情的。甚至於，如果加给弘时「固结逆党」一类的罪名，说出口来似乎亦不甚合乎情理，为甚麼皇上的儿子不和皇上站在一起，却和逆党们「固结」在一起呢？这情形岂不非常尴尬。总之，弘时事件，一定给予世宗不比寻常的困扰和羞愤，世宗看到儿子对他的那种态度，在无法抑制的激动和怒火下，他终於决定把弘时赐死除宗了。现在，虽然史书上抹去了世宗这宗伦常惨变的一切痕迹，可是在同一时期，世宗流露在朱批大臣们奏摺上的文字，仍然可以窥见他心中激动的馀波。
雍正五年九月六日，那是皇三子弘时被杀的一个月之後；陕西兴汉镇总兵刘世明，因为弟弟刘鍚瑗涉嫌某一罪案，刘世明上书世宗，自请处分。我们在他的奏摺上，发现到世宗有这样的批语：「朔尚有阿其那、塞思黑等叛贼之弟，刘世明岂能保无锡瑗之兄弟乎？不但弟兄，便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也。骨肉间原有两种－－善缘、恶缘。所以释家言不是冤家不聚头。」世宗在批语中，不但流露出他的满腔感慨，从他说「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的话，可见弘时不应是犯了甚麼「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的过错，而世宗把亲子骨肉和他的大对头冤家－－胤祀、胤(示唐)，都联结在一起，这也就把弘时遭赐死、除宗的严惩的原因，等於做了一次约略的说明。这个兴汉镇总兵刘世明的自劾摺，时间上巧逢世宗「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时候，谁知因祸得福，由是而简在帝心，刘世明从此官运亨通，不数年升授福建巡抚，後来做到了福建总督。
再者，「国朝宫史」载，雍正五年七月二十日，世宗为了内务府挑选皇子下使用太监事，曾有谕旨说：「补挑太监下阿哥一事，不可将玲俐太监挑去，恐致引诱阿哥，外事干预。宁可挑蠢笨老实者，与阿哥使唤方好。若挑给玲俐之人，日後有不安静处，惟尔总管等是问！」世宗因阿哥中曾有「干预外事」者，故发是谕；不然，他又何致如此多虑呢？七月二十日，是在弘时被处死之前半个月，要想推敲弘时的死因，这种谕旨，都值得玩味。
(十一)
中国历代的帝王们，对於「修身、齐家、治国而後平天下」的大道理，并不一定真去身体励行，然而表面上，都用之为内圣外王的法则；一代圣王，必须道德行为，各方面足为人民的楷模。中国人认为家庭间发生悲剧，那也是丑闻，而「家丑」是「不可外扬」的；普通人尚且「家丑不可外扬」，皇帝的家丑，自然更不可外扬了。如果皇帝家庭中有见不得人的惨剧发生，那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列序步骤中，首先在「修身、齐家」属於「内圣」方面有了缺失，这样如何还能为亿万斯民的表率？然後，又怎麼能够「外王l到去「治国、平天下」呢？所以，今天清代官书中，有关弘时之死的一切记载全付阙如，这也许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不过研究明、清史的前辈学者，孟森(心史)先生早就说过了：
「凡历代实录所载，其直接关系帝王本身事者，为最难得实。」
多年以来，一般人只注意到世宗弟兄手足间的参商，认为这是他帝业中的盛德之亏；「清史稿」下世宗本纪」後面的「论曰」，批评世宗「独孔怀之谊，疑於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於文帝之寡恩也。」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早在他写的「清朝全史」上就说世宗「内苦於诸王之排挤，外苦於臣僚之朋党」，其幽杀弟兄「是亦不得已也」。
其实就我们看来，这都是些肤浅的乡愿之论。
现在，借著对世宗皇三子弘时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的看到一些世宗家庭生活的情况和他至亲骨肉间的关系。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更能认识清楚世宗的性格和真面貌。一个对母亲、对妻妾、对儿子，可以冷然不予值顾的人，「孔怀之谊」的「笃」和「未笃」的问题，对他又算得上甚麼呢！何况，与世宗有「孔怀之谊」的人，大部份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已。
历史事件，很难全部相同的重演，但类似的情形，却有时不难发现；一千八百年前，王莽就是个工於心计、矫情伪饰的人，其後，他也如愿已偿的做了皇帚。王莽有四个儿子，他杀掉了其中的三个，他也杀死了一个侄子和一个孙子。清代的大史学家赵翼(瓯北)在他的名著「二十二史札记」卷三「王莽自杀子孙」条後，言简意赅的批评他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笔者认为，这才不失为中肯之论。
(一九八一年初，在一个我以为是最热的夏天中写毕初稿。金承艺志於澳洲墨尔钵大学东亚研究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