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稿1-7]从河北省涞水县水东村怡贤亲王园寝看清代皇室、宗室墓葬制度（欢迎指教）

阎老师，我原本计划做清代中期的舆服改革，也看了一些舆服方面的书，后来发现乾隆时期的舆服改革牵扯事件甚多，尤其牵扯到皇室和宗室权力的斗争和长时段的权力变化曲线，如果仅作描述性研究，似显浅薄，如果深挖下去，以我现在对清代史料的熟悉程度，基本做不出来。所以半途放弃，改换了题目，写成了一篇关于清代墓葬制度的文章，作为作业的主体。由于看了不少舆服的书籍，不忍心放弃，所以在做墓葬之前，写了一篇读书报告，附于文后。文章冗长，细节繁琐，在此一并致歉。

好想好想阎先生上我们的论坛啊，希望乐乐姐姐可以把他招来，保佑保佑！！

阎先生为什么不研究清史呢，不过先生这种人是不会喜欢这种变态朝代的，魏晋风范，多么雅量高致啊。无限花痴yy中据说阎先生的母亲是满人呢

从河北省涞水县水东村怡贤亲王园寝看清代皇室、宗室墓葬制度

一、导言

中国历代皆有所谓“事死如生”之制，从良渚文化琮璧成百的瑶山墓地，到殷墟殉牲上千的商王大墓，再到鼎簋罗列、钟磬齐备的西周、春秋战国墓葬，我们总是很难想象，在那样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在那样有限的统治区域下，统治者是如何集合如此大规模的人力物力，用于经营身后之事的。

西周到西汉中期以前，中国流行的墓葬形式，是竖穴土圹木椁墓，多条墓道，多层台基，多重棺椁，积石积炭，殉人牲人，外厩内厨，鼎簋罗列，钟磬齐备，实器随葬，朱砂玉殓。夫妻并穴合葬，规模相似。然而至少在西周，中国人是不封不树的，在那个时候，墓葬的等级秩序，主要体现在棺椁的层数和随葬青铜礼乐之器的种类、数量上。这种墓葬形式发展到极致，就是所谓的“黄肠题凑”。

汉武帝以后，随着平民阶层的砖券墓逐渐流向上层社会，竖穴土坑木椁墓被淘汰，青铜重器作为身份的标志，也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线。横穴砖石墓室墓开始成为了墓葬的主流。这种形制的墓葬，在东汉，曾经经历过一个发展“失控”的阶段，富豪修墓，动辄数进、十数进，不仅夫妻共穴，还发展到一个家族七八代共用一个厅堂的，建筑材料从空心砖，到小砖，到画像石、画像砖，越来越精致，屋顶也越修越复杂，越修越高，墓上建筑益发发达起来，石阙、享堂、石兽、柱表，还有用来歌功颂德而不再是用来下棺椁的石碑。可以说，东汉的墓葬，但就其规模来说，超越了后世任何朝代，就其精美程度而言，也绝不比后世逊色。

所谓盛极必衰，到了汉末大乱，人口锐减，战争连年，各个割据政权，如曹魏、东吴，都有政府组织的专业盗墓队伍，去挖坟掘墓，陪葬品用以充当军资，木石被用来充当后勤储备和建筑材料。由于作为盗墓亲行者的统治者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古无不被盗之坟墓的道理，同时也出于节省社会财富的考虑，曹操厉行节葬，不仅对臣下的墓葬规模、等级以及树碑立传等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自己也带头执行，不封不树，殓以时服。[ii]伺后，魏晋皇陵，皆不封不树，所以至今未曾被发现。而石碑，也被迫拖进了墓室，逐渐发展为了墓志。厚葬之风，戛然而止。

到了唐代，墓葬规模虽然有所恢复，但与东汉的厚葬之风相比，尚有一定差距。皇室，一墓道，三室。诸侯贵族，一墓道，两室。平民一室。这种规制，一直延续到明清。同时，辉煌壮丽的地上建筑，则被彻底的恢复了起来，仅就唐太宗昭陵的地面建筑遗址来看，规模就十分可观，总面积达两万余公顷，陪葬功臣墓一百八十余座，保存了大量的书法、雕刻和绘画作品。

明清皇陵延续了唐代制度，地宫规模较小，所谓九券四门，实际就是三室墓，而地面建筑较为复杂宏伟。不过，比起唐代的地面建筑规模，明十三陵的规模，实在可算是小巫见大巫。而清代的帝陵，规模比明代的更为缩小，台基，基本上由三层缩减为了一层，享殿主殿的面阔，也由九间缩减为了五间。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观念演化的趋势。而在陵寝规模缩小的同时，墓葬的等级性却没有削弱，甚至有所增强。从汉代到唐代、宋代，陪葬功臣墓一直是帝陵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皇帝的重要大臣及这些重要大臣的后代，都会被葬在帝陵陵区，受到帝国政府的统一照料和管理。即使曹操身后不封不树，功臣仍旧葬在帝陵身侧。[iii]而在明清，不但以“群”的形式出现的陪葬大臣墓被禁止，单个获得皇帝特许的陪葬大臣（雍正朝之田文镜、嘉庆朝之朱珪等），其坟墓也不能建在陵区之内，而要单独建在离陵区有相当距离的地方。

不过比起前代墓葬，清代距今较近，研究起来较为方便。清代皇陵，其地面建筑大半犹存，而清代宗室王公，聚居京城，其坟茔虽然在民国时期遭到过大规模的洗劫，地面建筑所存不多，然而由于时代尚未久远，建筑基址上少有文化堆积，台基、柱础清晰可见，这就为非专业考古人员利用遗址研究墓葬规格等级提供了条件。

二、分析方法

1.以一带多

本文篇幅所限，不准备泛泛而谈，而是希望通过对一个具体墓葬（河北省涞水县水东村怡贤亲王园寝）的分析，来透视清代皇室（帝陵、后陵、妃园寝，仅限关内）、宗室（亲王、郡王主，仅限北京、河北一带）的墓葬等级制度。

之所以如此选择，一者，关内建陵的有八位皇帝（除去清太祖之福陵、清太宗之昭陵在关外，宣统退位），再加上皇后陵和妃园寝，数量庞大，情况复杂多变，如果一一细致分析起来，足够写一整本书，如果需要描述性的研究，那么相关学术专著和旅游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本文既然侧重制度层面，分析的时候涉及帝后陵和妃园寝、亲王园寝，就以“标准”的“平均”的个案，或者说抽象出的“理想型”个案，作为代表，进行分析，涉及到具体情况和特例，会尽量给出说明；二者，河北省涞水县水东村怡贤亲王园寝，是整个清代除了端慧皇太子永琏园寝之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宗室园寝，它的很多设置，介于标准帝后陵和标准的亲王园寝之间，作为分析的基点，可以非常方便的链接到其他等级之上，而事实上，端慧皇太子园寝入葬多人，有男有女，情况复杂，虽然其主体建筑群等级很高，但囿于东陵附近的土地面积有限，或者因为墓主人幼殇，其引导建筑群并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说，怡贤亲王园寝，显然更有便于作为本文分析的立足点。

2.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分析

一直以来，笔者怀疑园寝规模被夸大的原因，有一条就是信息来源，因为两本相对详细的涉及到水东村怡贤亲王园寝的书（冯其利《清代王爷坟》、陈宝蓉《清西陵纵横》），其实地调查，都是在80年代中期所做，其官方信息来源，都是当时的涞水县文管所所长朱学武，其非官方来源，都是当地村民。因为考虑到该县文物部门和附近村民难免对村庄范围内的古物产生自豪感，可能对其进行夸大，因此觉得殊不可信。但经过详细考量，认为不能完全否定。一者，该调查为20世纪80年代所做，那个时候，当地的信息还比较闭塞，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未必就以统治阶级的巨大坟墓为荣；二者，因为对王坟的调查，不是政府出资的系统工程，北京、河北一带的所有王坟调查，其信息来源都只能是当地村民和文物部门，涞水人也未必就比别的地方的人更能夸大其词，如果按公平起见，都算作平均值，这里仍然算比较夸张的，况且，涞水县境内的王坟不止一座，怡贤亲王嗣王怡僖亲王弘晓及其后代的墓地，都在涞水境内，其规制都是亲王园寝，怡贤亲王园寝附近还有慎靖郡王允禧的园寝，它们并没有任何过分的传闻，可见，传闻中符合逻辑的部分，并不能完全否定。

    更重要的，怡贤亲王园寝的地面建筑虽然基本都在民国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因为种种原因被损毁（有30年代的子孙和军阀拆卖，也有1944年新四军出于抗日的战略考虑而炸毁的），但建筑基址仍在，当年的规模，仍然可以通过台基、柱洞、夯土遗址和剩余的石质建筑等得窥大概，实物是不会说谎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也是建立在实物可信的基础之上。由于本研究除了这两本主要的文献，还有多人的实地考察和游记作为依据，所以，本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是具有相当的坚实性。当然，实物证据有时候也有其内在的问题，因为同等大小的基址，很难对其功能作出合理判断，这就需要结合文献进行探查，如果文献在这一部分也语焉不详，就只能暂时存疑。

三、史料中关于怡贤亲王园寝规格的相关记载

《清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雍正八年）五月庚辰，命造怡贤亲王茔。时于涞水县境内赐地一区，即着管太平峪工之员经理。丙戌，上以王虽有遗言，茔兆悉遵会典，然寝园仅循常制，则褒德显功之礼实为缺备，特谕大学士九卿悉心详酌，定议具奏。六月辛酉，大学士等议奏：怡亲王茔制，宜建享堂七间，享堂外中门三间，内围墙一百丈，中门内焚帛亭、祭器亭，中门外神厨五间，神库三间，东西厢及宰牲房各三间，碑亭一；外大门三间，围墙二百九十丈，大门外奉祀房二十间，石桥二，石坊一，擎天柱二，神道碑一。得旨：怡亲王有遗言，殡殓用常服，一切金玉珠宝之属不可用。王妃及诸子遵遗言，只以常服殓，即平日所束之带亦未曾用。朕亲临其丧，亦只以血泪巾帕及所佩香囊附棺中，示含玉之意，志永诀之哀。盖王天性节俭，一生服食，爱惜物力，不多费丝粟，故拳拳身后如此。且识见高明，深凛古人宝玉送死之戒，是以附身附官皆不忍违其素志。至于园寝之制，则关系国家典礼，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乃古人之通义，恐非朕所得私，亦非王所可让者。今大学士九卿等详定，悉与典礼符合，甚惬朕怀。着依议行。

    皇帝想提高园寝规格，但囿于《大清会典》所限，及死者遗言，不好肆意行事。为了得到制度化的肯定，命九卿详议，希望能求得舆论谅解。九卿也很识时务，很快给出了方案。如果没有实物，这份材料将成为研究该园寝的第一手材料，但对照园寝基址，可以发现，园寝的实际建设，并没有完全遵照九卿所议，有些部分有所增加（神道、桥、牌坊），也有些部分有所减少（外大门）。本文将在下一部分，给出详细的分析。

四、实际基址所显示的怡贤亲王园寝规格和与文献、制度的对照分析[iv]

亲王园寝，按制度规定和实际考察来看，应该与妃园寝规格大体相似，所以在下文的描述中经常会以两者并提。

宗室园寝中规格最高的，是清东陵附近的端慧皇太子园寝。端慧皇太子永琏，清高宗弘历第二子，元后孝贤纯皇后所出，乾隆初年被秘密建储，八岁时早逝，清高宗追封其为皇太子，一切礼仪俱按皇太子礼行，在东陵附近修建园寝，清高宗后来夭折的得宠子女，都被安葬在该园寝之中，共计八人。其祭祀建筑群，基本与帝陵相当，规格高于后陵，但引导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还有一座比较特殊的亲王园寝，是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妙高峰醇贤亲王（奕譞）园寝，奕譞为清宣宗道光皇帝第七子，清德宗光绪帝的生父。按照古礼，“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v]，所以醇贤亲王园寝总的规模并没有超出一般亲王园寝的规模，只是取风水取得相对较大，并且为了方便天子亲祭，添置了焚帛亭，在附近增添了行宫。事实上，除了端慧皇太子园寝和怡贤亲王园寝，其他的亲王园寝，规格都大同小异。

由于《大清会典》在茔域方面的记述极为简略，很多配置并无记载，并不能较好的反映坟墓的实际规格。而且，墓葬在修建时，很多情况下并不按照《会典》所要求的进行，典型的，《会典》中规定帝陵三重台基，但实际修建时所有帝陵都是一重台基。就实地考察来看，一般来说，大多数墓葬的规格，会与《会典》持平或略低，而很少有超过的。这也与清代王府修建的特色相符。[vi]所以，在涉及“标准”的帝后陵、妃园寝、亲王园寝时，主要按照实地考察得出的描述进行，涉及到《会典》[vii]和其他典制体史书有所记载的，并列于条下。

1.朝向和总体描述

    怡贤亲王园寝坐西朝东，这在清代的墓葬中是比较罕见的。秦制，陵寝坐西朝东，汉承秦制，亦如之。但后世多从周制，坐北朝南。清代帝后陵、妃园寝一律坐北朝南，宗室亲王园寝，就笔者所知，仅有怡僖亲王弘晓园寝、諴恪亲王允祕园寝、醇贤亲王奕譞园寝、孚敬郡王奕譓园寝等极少数是坐西向东，应该与当地的风水有关。因此，所有中轴线两侧的建筑，以北为左，以南为右，略与坐北朝南墓葬之西、东同。

2.主体区——中门及中门内的建筑、地宫

由外而内：

正门：

面阔三间。符合规定。《大清会典》卷七十六载：亲王、世子、郡王门三，贝勒以下门一。正门是进入祭祀区即主体建筑区的门户，是引导区的结束和主体区的开始。帝后陵宫门称隆恩门，面阔五间，中间三个门洞，正中谓之神门，走棺椁，东谓之君门，走后世来祭祀的帝后，西谓之臣门，走陪祀的大臣，如果以尊祭卑，如皇帝祭自己的皇后，或太后祭子辈皇帝、皇后，则走神门。两侧的小门供陵墓工作人员日常进出。亲王园寝由于会有宗室代天子亲祭的可能性，推测中门可能只为代祭者而开，日常使用的，应该只有东西两门。帝陵除了宫门，在引导区的小碑亭外还有龙凤门一座，一般为三门六柱三楼四壁，琉璃木石结构，正雕盘龙，背雕鸳鸯，象征帝后永远和好。具体位置，相当于《清文献通考》中九卿所议园寝准建之外大门，但看建筑基址，怡贤亲王园寝在实际建造的时候，似乎并没有造这一道大门，原因不详。后陵、妃园寝、亲王园寝没有此一道外大门。因为并没有实际建造，所以袝叙于此。

仪仗角门：

是在正门附近加筑的随墙角门，没有门楼，虽然《会典》没有明文规定，但不少亲王园寝均有此建制，应该不逾制。

焚帛亭、祭器亭：

逾制。焚帛亭是祭祀的时候用来焚烧金银锞子（金银箔制成的小锭）和五彩纸的，又叫燎炉。帝后陵各有燎炉两个，建在两侧配殿之前，周身由黄琉璃构件制成，雕有门窗等图案，高四米、长三米、宽两米余，内有铸铁壁炉。妃园寝有一个燎炉，在左侧，形制大小与帝后陵完全相同，只是周身由绿琉璃构件制成。除了怡贤亲王园寝，宗室园寝中，只有端慧皇太子园寝建有两座燎炉，妙高峰醇贤亲王园寝建有北侧一座燎炉，均为绿琉璃建筑。怡贤亲王园寝基址在应设燎炉之处，有左右对称大小一致的两个建筑基址，推测应该为燎炉，绿琉璃瓦。但一者如果设置两个，严重逾制，再者，《清文献通考》中记载九卿定议，有祭器亭之设，而遗址中找不到其他类似祭器亭的建筑遗址，推测可能北为焚帛亭，南为祭器亭。祭器亭与焚帛亭大小相似，在明代王府祭坛建筑中多有设置，但在清代实属罕见，就笔者所知，仅光绪帝生父醇贤亲王奕譞的祭祀单庙有此设置。[viii]

享殿：

面阔七间。逾制。享殿是整个墓葬地上部分最重要的殿宇，是举行祭祀的主要场所。按制，帝陵、后陵享殿正殿面阔五间，称为隆恩殿，妃园寝、亲王园寝，正殿面阔都是五间，只是帝后陵有左右配殿（帝五后三），而园寝没有配殿。这个面阔七间，明显是为了补偿不能建配殿的遗憾，而在左右各加了一间面阔。帝后陵隆恩殿，内有三间暖阁，中间供奉帝后牌位，西暖阁供奉从葬皇贵妃的牌位，东暖阁为佛堂，左右最靠边的两间基本用来悬挂一些丝织品，没有具体功能。东配殿为放置祝版的地方，西配殿为帝后忌辰喇嘛念经的地方。帝后陵享殿正殿外台基有龙凤柱头栏杆，荷叶净瓶栏板，有龙凤戏珠丹陛，台基上有铜炉、铜鹤、铜鹿（帝陵各一对，后陵各一只）。由于怡贤亲王园寝破坏严重，台基的具体形制不甚可考，推测不会有铜鹤、铜鹿，但由月台上残存遗址推测，应该有栏杆、栏板，附近村落并无发现遗存，应该已被盗卖干净，因此无法推测柱头形状与栏板花纹。

宝顶：

据当地村民等人回忆，宝顶未被破坏时高七尺，这是非常正常的高度。宝顶的高度，因地势而定，所以高下不等。比如，作为皇后陵的泰东陵的宝顶（一丈五尺九寸），就比作为皇帝陵的泰陵宝顶（一丈三尺）要高，密云卸甲山乡和恭亲王弘昼园寝，宝顶就高于慕陵。未被破坏时通体大红，有些地方露出黄色（应该是三合土的颜色），有些奇特。因为只有清代入关早期的孝陵妃园寝废品的宝顶覆以红泥，但天长日久，多半脱落，后来这种做法就不再时兴，怡贤亲王和怡僖亲王园寝的宝顶，却都覆以红色，不知何故。就现场遗存来看，怡贤亲王园寝宝顶的下半部分，应该是用雕刻精美的青白石砌成，周围散落有不少大块条石遗存。帝后陵宝顶周围有大规模的建筑群，包括方城、明楼、宝城等。方城长宽各二十余米，高十五米有余，方城上砌有城垛，垛内是平台，平台上建有明楼，明楼上建有朱砂碑，书帝后庙号谥号。园寝中只有景陵皇贵妃园寝有两座明楼，其余皆无。

地宫：

地宫由于多次被盗掘，早已被破坏殆尽，只剩下土坑一座，所以袝叙于此。按制，标准帝陵地宫为九券二门，其建筑，由外而内依次为隧道、月牙影壁、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头道门洞券、明堂券、二层门洞券、穿堂券、三层门洞券、金券闪当、金券、宝床等，标准后陵地宫为五券二门，其建筑，由外而内依次为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门洞券、金券闪当、金券等（就已开掘的纯惠皇贵妃地宫来看，皇贵妃型地宫与皇后型地宫构造相同），妃园寝中妃型地宫为罩门券、门洞券、梓券。推测怡贤亲王园寝地宫规制应与妃型地宫相似，但由于全部石料已被拆买，无考。

3.引导区——中门外建筑

由外而内：

神道：

原长1.5公里，宽6.2米，贯穿整个园寝区。逾制。神道为砖石铺墁，两侧盖有各种建筑，其功能主要是增加陵墓的气势，造价很高。按制亲王园寝无神道，典型的，如醇贤亲王园寝。就清西陵为例，泰陵神道长约2.5公里，昌陵神道长约2.2公里，泰东陵神道，长约5公里，中间分叉通往泰陵妃园寝。标准规制的神道，宽11米。其他各陵寝，包括离昌陵很近的昌西陵和昌陵妃园寝，虽各有神道，但都很短，只能连接神厨库到隆恩门的一小段，位于陵区西部的慕陵、慕东陵和位于陵区东部的崇陵、崇陵妃园寝与陵区中部的泰陵、昌陵都仅有夯土路连接，较为简陋，它们的神道与昌西陵一样，也只能顾及正门外的主要引导建筑。虽然泰陵妃园寝设置了较长的神道，但由于其他亲王园寝皆无设置神道的例子，所以应该可算逾制。神道现在仅存三孔桥以东125米，其余多被农田覆盖，现存部分由于连入道路，常有大型机动车过往，破坏严重。

碑亭（其中一个现存石碑，另一个被完全毁坏）：

两个。逾制。帝陵有两个神道碑楼，大碑楼在石桥之外，为圣德神功碑楼，规模宏大，高二十余米，里面立有两块硕大的石碑，是嗣皇帝为死去的父亲（皇考）歌功颂德的长篇文字，道光以后由于国事衰颓，皇帝为表示谦抑愧疚，永远停建。小碑楼在神厨库之外，为庙号碑，书写皇帝的庙号谥号，规模仅为圣德神功碑楼的三分之一左右。道光以后，在小碑楼立碑叙述皇帝生平。后陵、妃园寝无碑楼，亲王、郡王按制建碑楼一座，为皇帝“御制”碑文[ix]，叙述生平。怡贤亲王园寝的两个碑亭，体量较小，基本相当于小碑亭，在引导区中的相对位置，与帝陵的两座碑亭相似，第一个在第一道石桥外，第二个在神厨库外。只是功能有所不同。第一道石桥外的，书写的是墓主人谥号“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x]，碑亭已经无存，但石碑基本完好。神厨库前的第二个碑亭，现在已经无存，推测应该是叙述生平的碑文。[xi]

牌楼（现存基本完好）：

两座。逾制。九卿议定设立牌楼一座，但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显然有所逾越。火焰牌楼：三间四柱三顶，均用清白石雕成，旁饰游龙，顶雕火焰，象征逢凶化吉，合族兴旺，应该算作是整个园寝的总门户。相隔一座五孔石拱桥，是另一个三间四柱牌坊，雕刻也很精美。牌坊又叫牌楼，具有礼教意义，比如所谓“节烈牌坊”。“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xii]汉唐里坊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防止人民行为逾矩，而牌坊，作为里坊的标志，起着精神上的防范作用。[xiii]牌坊从结构上分，分为一间二柱、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西陵的总门户，就是一座三间四柱三顶牌坊，与怡贤亲王园寝的火焰牌楼，形状相似，体量较大而气势宏伟。而大红门外有三座石牌坊，均为石结构，五间六柱，取“人者……五行之秀气……五行之端……”[xiv]之意，象征法备天地、天载地覆、万宇一统。分别面向南、东、西，与大红门一起形成了一个广场。除了泰陵的四座，西陵陵区里还有牌坊三座，分别是：慕陵一座，隆恩殿后，石结构；崇陵一座，神道碑南，木石结构；梁各庄永福寺喇嘛庙一座，木石结构。皇后陵、妃园寝、亲王园寝例无牌坊。在笔者所知的诸多园寝中，只有北京市昌平区东崔村恭忠亲王（奕訢）园寝前有三间四柱石牌坊一座。

石桥：

四座，自外而内，一座五孔拱桥（现存基本完好，栏杆被偷），一座五孔平桥，一座偻佝桥（亦为三孔拱桥），一座三孔拱桥，皆为单路桥。逾制。《会典》上并未对亲王园寝月牙河的数量和桥的规制做出任何规定，但亲王园寝一般为一座平桥，少数为单孔拱桥，个别亲王园寝未挖月牙河，也就没有石桥。一般来说，帝陵的隆恩门之外有两座石拱桥，其中一座是三路三孔的，另一座单路七孔/五孔，隆恩门内视风水情况，设有一道或两道石桥。西陵范围之内，泰陵的石桥数最多，有拱桥六座，平桥三座，长八十七米的五孔桥和长一百零五米的七孔桥气势宏伟。而皇后陵的石桥，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都与帝陵有着相当的差距。清西陵境内最大的皇后陵泰东陵，也只有平桥两座，三路三孔拱桥一座。怡贤亲王园寝的石桥，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格，都大大超越了亲王园寝应该有的规制。

华表（现存基本完好）：

一对。逾制。华表又称擎天柱或蟠龙柱，在帝陵，是圣德神功碑的附属建筑，矗立在圣德神功碑所在广场的四角上。后陵、妃园寝、亲王园寝例无华表。道光以后帝陵裁撤圣德神功碑，华表也相应取消。据说华表起源于尧舜时立下，供百姓传递意见的“诽谤木”，后来演变为宫廷建筑和陵寝建筑的装饰物。帝陵的华表，周身雕朵朵云团，一条巨龙沿柱身扶摇而上。底座八角，每一面上都刻有游龙戏珠。下有栏杆，上有望天吼，气势雄浑，十分壮丽。怡贤亲王园寝的一对华表，形制十分特殊，基座周围没有栏杆，柱身八面，每一面雕升龙、降龙各一条，首尾相接，回首戏珠，整个柱面共有十六条龙上上下下，基座八面，每一面也雕二龙戏珠，每根柱子上就有龙三十二条。柱头望天吼与一般华表同（在失窃被追回后，现被村民放于村中保护）。《清西陵纵横》的作者认为，不刻独龙升天而刻游龙彼此嬉戏，是为了表示不敢与天子等量齐观。这点笔者十分同意。但《清西陵纵横》的作者进而推断，群龙升腾首位相顾，是借此表示皇家众兄弟齐心协力，共保今上。这点笔者很难赞同。怡贤亲王园寝开始建造之时，为雍正八年年（1730年）五月，此时，清世宗所剩的兄弟，已不足十六个，如果是表示圣祖的所有儿子，那清圣祖共有子三十五人，序齿二十四人，长成二十人，即使去掉皇帝，也凑不出十六之数。笔者认为，每一面的双龙戏珠，似乎与墓主人赐园“交辉园”一样[xv]，象征的是皇帝与墓主人间的棠棣之情。

下马桩：

合乎规定。由于下马桩较小，因此遗迹已经不可查。由文献中查到以下文字，可确定其存在。《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四：（雍正）十二年议准：贤良祠前殿供奉和硕怡贤亲王神位，应照王府园寝设立下马柱之例，于贤良祠大门外设立下马红柱。王府建筑设立下马桩，是惯例，所以下马桩的设立，完全合乎体制。如果按照清代王府的制度，下马桩，亲王高一丈，郡王九尺，贝勒八尺。

神厨库：

神厨面阔五间，神库面阔三间，宰牲房（省牲厅）面阔三间。逾制。帝后陵有神厨面阔五间，神库面阔三间，省牲厅面阔三间。这三者是一组建筑，形成一个庭院。通常设置在神道左侧。妃园寝、亲王园寝无。省牲厅为屠杀牛羊之处，神库为准备原料之处，神厨为制作供品之处。古制，诸侯七鼎六簋，与天子同享太牢。清制，所谓整头牛羊，实际上只取头、脊、尾、蹄，作为象征。

井亭：

逾制。帝后陵有井亭，妃园寝和亲王园寝无井亭。井亭是用来在做祭祀的食物时供水的，四柱盝顶，亭顶露天，以方便阳光射入。

班房：

左右各面阔三间。符合规制。为值班人员所住，无论帝后陵还是妃园寝、亲王园寝，班房均为面阔三间，布瓦盖顶。

厢房：

左右各面阔三间。符合规制。左侧为准备奶茶瓜果之处，又称为茶膳房，右侧为准备面食点心之处，又称为饽饽房，两房内均设有锅灶。帝后陵面阔五间，称为朝房。妃园寝、亲王园寝面阔三间，称为厢房。其功能一致。

4.总结

河北省涞水县水东村怡贤亲王园寝建筑，由外而内：（楷体下划线为逾制建筑，其余为妃园寝、亲王园寝应有建筑）

    神道碑亭、火焰牌楼（现存基本完好）、五孔石拱桥（现存基本完好）、四柱三门牌坊（现存基本完好）、五孔平桥、华表一对（现存基本完好）、偻佝桥（三孔拱桥）、三孔桥、下马桩、神道碑亭、神厨库、井亭、班房、厢房、正门、正门两侧各有仪仗角门、焚帛亭、祭器亭、大殿（面阔七间）、宝顶。

总结标准帝陵建筑，由外而内：

石牌坊、大碑亭、华表、五孔拱桥、望柱、石像生、龙凤门、下马碑、神道碑亭、三路三孔拱桥、神厨库、井亭、东西班房、东西朝房、隆恩门、东西焚帛亭、东西配殿、隆恩殿、玉带桥、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玉带桥、方城、明楼、哑巴院、宝城、宝顶。

总结标准后陵建筑，由外而内：

下马碑、三路神桥中为三孔拱桥两侧为平桥、神厨库、井亭、东西班房、东西朝房、隆恩门、东西焚帛亭、东西配殿、隆恩殿、玉带桥、陵寝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

标准规制的帝陵有景陵、裕陵、昌陵，超越规格的帝陵有孝陵、泰陵（这两座陵是两个陵区的首陵，很多建筑都是整个陵区共享），缩减规制的帝陵有慕陵、定陵、惠陵、崇陵，其中定、惠、崇三陵只是规模略有缩小，慕陵由于拆建两次，耗资巨大，但规模却非常小。

标准规格的后陵有孝东陵、泰东陵，逾制的后陵有昭西陵、定东陵，缩减规制的后陵有昌西陵、慕东陵。但总的来说，逾制的皇后陵逾制得不多，缩减规制的皇后陵缩减得却比较厉害。

各种陵墓园寝的标准配置，列表如下（按从外到内的顺序，即坐北朝南墓自南而北，坐西朝东墓自东而西，不同陵寝顺序略有调整，但差别不大）：

说明：a.怡贤亲王园寝虽无中门内的两道玉带桥，但中门外比标准帝陵多两道桥，一道五孔平桥，一道三孔拱桥，似可两相抵消。b.怡贤亲王园寝之北焚帛亭对面有一祭器亭，似为其他形制的陵寝所无。c.怡贤亲王园寝添置了相当于陵寝总门户的四柱三门火焰牌楼，只有作为东西二陵首陵的孝陵、泰陵有此设置。d.标准妃园寝/亲王园寝未考虑逾制的景陵皇贵妃园寝和端慧太子园寝。

5.关于帝后陵独有的一些规制的说明

帝后陵独有的一些规制，在本部分的第二小部分的门、地宫等章节已经对龙凤门、方城、明楼、宝城等作了一些说明。现在分列其他如下：

望柱：

俗称通天柱，由古时的墓表演化而来。宋代以前陈设于整个陵墓建筑的最前端，作为神道入口处的标志，明清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装饰。清制，帝陵望柱一对，后陵以下无望柱。

石像生：

石像生主要是显示墓主人的等级、地位。西陵仅有泰陵、昌陵设置了石像生，其他帝后陵均未设置。实际上泰陵初建的时候也未设置石像生，原因是与风水冲突。二年二月乾隆皇帝下旨增添。“又奉谕旨。朕因泰陵前安设石像生一事，于乾隆元年降旨，令王大臣议奏。据称，询问原相夺风水之巡抚高其倬、户部员外郎洪文澜，佥称：泰陵甬道系随山川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是泰陵之未议安放石像生者……实有风水攸关，非典制之未备等语。朕思，陵前之石像生系典礼之一节，若因甬道前地形盘旋难于安设，或将大红门、龙凤门展拓向外，俾地势宽广位置攸宜。尔等同和硕亲王，带领通晓风水之洪文澜，再加敬议相度，妥协定义。”[xvi]这样，原本因风水问题被裁撤的石像生，又被清高宗编排了进去。共计五对，安放在圣德神功碑楼与龙凤门之间的神道两侧。狮、象、马、文臣、武臣各一对。《明会典》规定，公侯和一品、二品官员可设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三品减石人一对，四品减石人、石羊各一对，五品官减石人、石虎各一对……[xvii]《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七：一石像生：民公侯伯、一二品官皆用石人二、石马二、石虎二、石羊二、石望柱二。三品官减石人，四品官减石人、石羊，五品官减石人、石虎。仅就文献上的记载来看，清代沿袭明制，允许官员自设石像生，既然五品以上官员都准设立，那皇后、妃嫔、宗室王自然可以设置，但在实际的墓葬遗址来看，并没有帝陵以外的陵墓建筑设置石像生的案例。这也可以进一步验证考察实物的重要性。

石五供：

帝后陵后寝院内，明楼宝顶之前，设有祭台一座，是皇太后、皇后、妃嫔、公主等皇族女眷祭祀的场所。祭台上有香炉一尊居中，两侧有石花瓶、石蜡台各一对，祭台下部为供座，刻有轮、螺、伞、盖、花、罐、鱼、肠，为佛家八宝。

五、关于怡贤亲王园寝逾制的其他情况

1.经费和营造

就像均田制一样，大多数制度规定的是上限而非下限，其原因在于经济上的限制。皇帝要求九卿定议，只是为园寝全面逾制开了一个制度上的口子，这的确是关键性的一步，但是，这仍然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即使规划再宏大，没有相关的经济和人员支持，纸上的规划，仍然不可能变成现实。清代帝陵，前五陵（孝、景、泰、裕、昌）规制相似，做工精美，而后三陵（定、惠、崇）则规模较小，做工也比较粗糙。（慕陵由于有拆建，不在讨论范围中）这在道光以后皇陵的神道修建上，体现得就更为明显，可见经济因素的限制，并不比体制上的限制更少。

《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七有载：

一造坟工价：顺治十年题准，亲王给银五千两，世子四千两，郡王三千两贝勒二千两，贝子一千两，镇国公五百两，辅国公同。十八年议准民公六百五十两，侯六百两，伯五百五十两，一品官五百两，二品官四百两，三品官三百两，四品官二百两，五品官至七品官一百两。皆给价令其自造。康熙十四年议准，镇国将军与一品官同，辅国将军与二品官同。

一碑价：顺治十年题准，亲王给银三千两，世子二千五百两，郡王二千两，贝勒千两，贝子七百两，镇国公四百五十两，辅国公同。十八年题准，镇国将军五百两，辅国将军四百两。

由于怡贤亲王园寝曾遭到过数次洗劫，地面建筑存留不多，况且，现在对当时的工价，恐怕也难以估算得十分清楚，但是就仅从现存的石桥、石牌坊、华表等石制建筑，可以大体推敲一下花费的可能区间。古代建筑中的石件雕刻称为凿花活，操作起来极为复杂，放线、扎线、装线、雕刻。初具模样后，还要一遍斧、二遍斧、三遍斧，剔出花纹，还要刷凿道，剔金边，磨光，而光磨光就要三遍。如此费工，造价可知。《清西陵探源》一书，根据清代内务府档案，推出裕陵耗资206万两，昌西陵耗资44万8千两。裕陵为标准规制的皇帝陵，况且其地宫雕塑之精美程度为各陵之首，但昌西陵却是清代皇后陵中最简陋的一座，规模全面缩减，其造价应该低于标准规制的皇后陵甚多。怡贤亲王园寝的规模，比裕陵大有不如，但比昌西陵，却超出不少。因此估算其造价，至少在昌西陵之上，应该不为过。

如果按制度，那么亲王造坟造碑，共计给银八千两，这显然是大大不够的。当然，在实际执行之时，往往会对制度有所松动，但起伏范围不大。比如，康熙四十三年，清圣祖五弟恭亲王常宁丧，特旨给银一万两，命内务府郎中皂宝监修坟茔立碑。[xviii]虽然常宁不得圣祖喜欢，但毕竟是近支子弟，一般亲王情况不会更好。康熙四十三年清圣祖兄裕亲王福全丧时，皇帝从内库拨出了大量物资，如马匹、骆驼、绸缎、牲口等等，但总数合计，也不会超过几万两。[xix]虽然怡亲王厚宠且善于理财，家大业大，余财甚多，但拿出保守估计几十万两白银经营坟茔，恐怕也不太现实。而皇帝如果大把从国库调钱，不但舆论沸腾，也不合规范，容易遭人诟病。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避开国库，从潜邸小金库拿钱。

朕原拟不动户部国帑，而以内库银两为修造园寝之费，细思内库银两亦民间之膏脂也，王生平以节用爱民为心，朕深知之，今体其心，即内库之项亦不动支。朕在藩邸数十年，仰赖皇考福荫，尚有余资，即以藩邸存剩银两为王园寝一切工程之用，并谕中外知之。[xx]

    用国库需要在户部一项项奏销，固然不便，内库的话，内务府也有种种留档制度，而如果用潜邸的银两，都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可以避免别人插手，可以办得很“密”。况且在皇帝看来，潜邸之资，相当一部分为经营所得，并不是继位后来自稳定的税收，因此便可以不算“民间之膏脂”了。实际上，清世宗的潜邸雍和宫，正是怡亲王一手经营，到了乾隆年间，仍然所余资财甚多。[xxi]“谕中外知之”，其实是想向众人表明，怡贤亲王园寝虽然逾制，但其花费并不由国库所出，乃是皇帝自己掏钱，这就尽可能的减少了舆论可诟病之处。

坟茔的监修官员。康熙朝为例，裕宪亲王福全园寝的监造官员，为御史罗占，恭亲王常宁园寝的监造官员，为内务府郎中皂宝。清制，御史从五品，郎中正五品。而怡贤亲王园寝的监修人员，则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规制。

雍正八年五月十三，大学士张廷玉奉上谕：修造怡亲王坟茔，著管理天平峪工程之保德、鄂尔奇办理，其迁移售买民地，一切与百姓交易之处，悉照天平峪之例加倍给予价值。尔传旨与哈达、博第，将王当日派往相度地势之人，令其与保德、鄂尔奇一同办理。仍令哈达、博第不时察看，倘再有需用人员之处，著仍将王府谨慎精细直人再行选派。钦此。[xxii]

    保德为世袭子爵，鄂尔奇时为二品大员，这二人实际是世宗当时营造泰陵（天平峪）的管理者，结合雍正帝的其他上谕，基本可以看出，这两块墓地，基本是一体经营的。按照前面所引《会典则例》中的记载，宗室王公，无论何等级别，但凡已经分家[xxiii]，遇丧，则国家“皆给价令其自造”，国家只是派一个中级官员进行监督，这在前面所举康熙的兄弟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后世并无太大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会典》、《清三通》之类的礼书，对幼殇的荣亲王、怀亲王、端慧太子、悼敏皇子[xxiv]等人的丧事记载相对详细，而对已经分家的宗室诸王，无论其丧事，还是坟茔，都几乎缺载。而怡贤亲王园寝，不仅规制宏大，而且与帝陵在营造时一体经营，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人员、技术、后勤供给上，都能最大限度的得到保证。这也是这个逾制的亲王园寝能够建立起来的物质基础。

2.守备兵力

一般来说，单个的王坟，安置十家守护[xxv]，而亲王园寝比较集中的区域，则会安置军队进行守护。涞水县是宗室王园寝比较集中的区域，怡亲王后世数代嗣王及慎靖郡王园寝均在县内。在怡贤亲王葬入之时，涞水尚非王坟集中之地，但仍然设置了军队进行守护。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怡亲王园寝在涞水县水东村，现在兴工修造，著设立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丁五十名，永远守护。守备等官著总督提督拣选补授，俱受天平峪副将管辖，其兵丁五十名，即著该督等招募补充，其营建营房屋宇等处，著交与保德等料理，地势著管志宁悉心相度。钦此。[xxvi]

    据当地老人回忆，到民国初年，这里的守备有兵丁九十六人，每月发给钱粮月米，每人住一间半房，给养身地几亩。这应该是庄亲王允禄在怡亲王棺椁下葬时奏请增设千、把总各一人，马步兵五十人后的结果。[xxvii]

    因为文献缺载，所以一般亲王园寝的守卫人数难以考订，唯帝后陵、妃园寝、皇太子园寝，因为系皇室人员，《大清会典》卷九十六中有明文记载，现录于下。

凡守卫陵寝，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孝贤皇后陵寝，各总管所属均骁骑八十人，景陵皇贵妃园寝、妃园寝、泰陵妃园寝、胜水峪妃园寝、端慧皇太子园寝各防御所属均骁骑四十人。

所谓骁骑，应该是指马兵，也可能是概称，因为怡贤亲王园寝马步兵合说，未知马兵具体数量，但对比妃园寝的设置，应该说守备人员有增无减。

六、怡贤亲王园寝修建的相关背景分析

1.清世宗之性格

清世宗雍正帝之性格，前辈学者多有论述，笔者非治清史，不敢随便评析。但就笔者翻揽与墓葬相关的史料，稍有旁逸，可推断一二，作为园寝修造逾制的背景。

其一，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爱走极端。

所谓“爱而欲之生，很而欲之死”。对他信任之能员干吏，即使有错，也往往百般回护优容，拉偏架之举时时有之。且给予对方夸张的信任和评价，无论是对年羹尧令人感觉“颇见辱之”的厚宠，还是对鄂尔泰的所谓“朕之自信，有时尚不及信鄂尔泰之深”，还是对允祥的“成周公之事业”、“宇宙之全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对他仇视憎恨或轻贱鄙夷之人，往往语存刻薄，其所用形容词和所描述之事件，经常过于夸张，根本令人难以相信。这固然与其行文风格有关，或者出于舆论上的考虑，但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行为方式，看待人物事件，相当程度上透过了有色虑镜的，那有时候做出些在外人看来极为不妥的事情，也可以理解。

其二，不遵成宪。

清世宗之所以被称为改革家，就在于他不屑众怒，敢于变更成宪，并贯彻到底的性子，再加上眼光异常精准，遂成就一番事业。世宗虽然每每宣扬效法祖考，但却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清代的财政体系，他在位期间，微员骤升督抚，因人设事，违背成宪之处何止一例。很难想象这种人会是个在礼法层面完全遵照《会典》和惯例行事之人。就丧葬方面来说，他行为逾矩，就不只一次。典型的，如雍正三年底敦肃皇贵妃年氏丧，在年羹尧大案最高潮的时候，他仍然在贵妃年氏病重时加封其为皇贵妃，并超越规制大办了丧事，这在当时的舆论条件下，本身就是件不甚明智的事情。[xxviii]而年氏子福惠雍正六年早殇，以亲王礼葬。《大清会典》卷九十：凡皇子初殇，皆备小式朱棺，袝葬于荣亲王园寝，惟开墓穴平葬，不封不树。康熙朝早殇皇子甚多，从未有逾制的，皆遵从惯例办理。福惠之丧，是顺治朝董鄂氏之子荣亲王之后，第一个大办的早夭皇子丧礼。[xxix]

如果就实物探察来看，清西陵附近的田文镜墓就是个典型的逾制例子。田文镜，正蓝旗汉军人，雍正朝三大“模范抚臣”之一，雍正十年死于河南任所，田文镜没有儿子，清世宗派人在易州城西南柳林庄村西为其修建了田公墓，这是西陵少有的几座陪葬墓之一。据《清西陵探源》记载[xxx]，当时建有宫门三间、享殿五间，均为青砖青瓦，坟冢一丈余，宫门外石狮一对，两通龟趺石碑。两道石碑现存。按制，一品官员墓视镇国将军，门一间，享堂三间，石碑一通。[xxxi]田公墓显然逾制。

清世宗对“礼”与“情”的关系，似乎也与通常的理解不甚相同。就此，他曾有如下论述：

十三日庚戌内阁奉……朕生平读先圣之书，尊皇考之论，不敢因情废礼，亦不能以礼遏情，惟本于心之公，发于心之诚，孚于众论之同，合于三代之直，此先王之所谓缘人情而制礼，情之所当尽即为礼之所必不可缺者也……[xxxii]

所谓因情制礼，显然与传统上认为的“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xxxiii]的观点，很不相同。《管子》有：礼以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xxxiv]管子虽然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心术》篇的这一部分，主要论述的还是儒家对道德的观点，以此衬托下文作者对“法”的必要性的阐释。可以说，这段话还是相当精辟的概括了作为帝国秩序官方舆论的儒家，对“礼”的一向态度。礼是用来“节情”的，出于“理”，而非依情制礼。

“礼”，或者说关于“礼”的制度，虽然不像行政法规那样直接作用于国家机器，但其本质，其实仍然是帝国秩序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体现。清世宗不但在行政层面不遵成宪，对“礼”，也有如此超越常规的别样见解，那么，在某些礼制方面有所逾越，也就是理固宜然了。

2.事件背景——曾张投书案和清西陵的选定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以下所提时间皆为农历），怡贤亲王允祥之丧，《清史稿》记载：上悲恸，辍朝三日……素服一月……建祠、配享、复名……但实际上，事情的过程，远没有如此简单。

雍正七年末，清世宗生病，到八年五月怡贤亲王丧，病情陡然加重。六月，世宗曾召数位重臣宣布遗诏，可见当时情形之严重。雍正十三年，世宗暴卒，其时官方公布的遗诏，其实就是嗣皇帝根据八年遗诏所作的修改版。如周汝昌等学者解释，所谓哀痛过甚，是世宗示悌于兄弟，然而雍正八年年中之准备遗物，是近年学者翻阅清宫琐档才得窥细节，当时除了内监，似乎并无太多人了解详情，示悌之说，显然说服力不是很强。[xxxv]

如果只是“出于衷情”，断不至于如此夸张，世宗之“哀痛过甚”和当时的朝局，特别是舆论形势密切相关。

雍正六年11月，曾静张熙投书案爆发，两个湖南书生，竟然投书策反大将军岳钟琪，大肆宣扬华夷之辨，并编排出（真假不论）“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猜疑、好谀”等十条罪状，而世宗好辩，此事未能秘密处置，反而宣扬得天下皆知，舆论一下子陷于被动，不得不靠发动臣下报祥瑞来缓解舆论[xxxvi]。实际上，整个曾张逆案的处理，其主体部分，一直持续到八年。七年下半年，世宗在东陵附近所选定的“万年吉地”九凤朝阳山，在工料都已经运到的情况下，于穴中挖出沙子，在古人看来，墓地乃福地，祖考不佑，才是这类事件的根源。出于舆论上的考虑，怡亲王不得不于七年底在身体非常差的情况下外出堪陵，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定下了天平峪，也就是后来的泰陵，由于违背了子随父葬的惯例，世宗于七年十二月初二又下谕九卿为自己迁离祖坟找理由。可以说，七到八年的一系列事件，从更换陵址到怡亲王之丧，都与曾静张熙案所带来的舆论被动直接相关。在怡亲王死后的几个月，八年六月初一日食，六月十五月食，八月十九日京师6.5级大地震，之后延续了一个多月的余震，皇帝被迫下罪己诏……这对相信天人感应的古人来说，可以说是哀事连连[xxxvii]。而这个时候，皇帝本身的身体情况也极为不好，世宗从七年底长的一场大病，一直持续到九年下半年才算基本痊愈。[xxxviii]允祥是雍正前期清世宗的主要行政助手，除了经理国库、内库外，他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承担了大量的行政责任。所谓“约略计之，掌职大而且繁者有九”[xxxix]，“代朕处理之处不可悉数”[xl]。在舆论和行政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下，世宗对允祥身后之事的格外经心，就有很强的自怜意味在其中，或者说，由于他处于至高位置，无法对自己“施恩”，就通过对主要政治助手的“保护”，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减轻心理压力。

事实上，从前文的论述可知，清世宗有“习惯性逾制”的倾向，允祥对其早有警惕，深恐身后之事逾越规制，遗祸子孙，所谓“吞土受陵”，就是对这种潜在可能性的激烈反抗。

十九日（雍正八年五月十九日）丙戌内阁奉上谕：“怡亲王为朕办理大小诸事务无不用心周到，而与营度将来吉地一事甚为竭力殚心。……其所度吉壤……相近山水回还形势连络之处，又有中吉次吉之地。朕以王经营吉地实为首功，欲以中吉者赐之。王惊悚色变，奏曰：‘此等吉地非壤必有大福者乃足当之，若臣冒昧得此，不惟不能蒙福子孙，必罹祸殃。’惶惧固辞，尚有不便明谕激切之辞。朕鉴其诚心，遂暂寝其事。已而在六十里外涞水县境内得一平善之地，曰：‘此庶几臣下可用。’奏请赐给。朕比时迟回未曾降旨，王于病中令侍郎刘胜芳恳切转奏，朕不得以允其所请。……即日，遣护卫前往起土。阅数日，护卫呈看土色，王取一块捧而吞之。盖王知朕眷王之深，唯恐茔域未定，将来仍以前所欲赐之地赐之也，其用心之谦谨周密至于如此。王仙逝后，朕询问王府管事之人，知王病中将身后之事一一指示，特画亲王坟茔图一幅，与其福金及诸子曰：‘我身后茔地之制悉照会典所载亲王之礼行，毋得稍有逾越。如有稍过，则汝等违我之治命矣，即非我之妻子也。’昨王府之人以图进呈朕览，仅有门三间、享堂五间，此国家经常之制……昔颜子死，门人厚葬之，子曰‘非我也，夫二三人也。’在夫子，深知颜子之心，故以未从其志为憾，而先王缘人情以制礼，则厚葬之。岂非情之所难已。即为礼之所可行者欤，今如何使朕心之辗转不忍者得以大慰，而揣度王心亦受之而安，且揆之于礼适为合宜允协？着大学士九卿等悉心详酌定议具奏，特谕。[xli]

前代虽有大臣陪葬之制，但在君臣关系日益凝固化、极端化的清代，连端慧皇太子园寝也必须建在东陵风水墙之外，臣子在皇陵附近修墓，无疑更是大不敬，是绝对不被允许的逾矩行为。[xlii]允祥通过“不便明谕激切之辞”和“吞土”这种看似激烈逾矩的方式，回绝了皇帝的提议，避免了更深层次上的“逾矩”，也就回避了更深层次的危机。不过就园寝规制，尽管死者留下了“如有稍过，则汝等违我之治命矣，即非我之妻子也”这种重话，但皇帝仍然以“恐非朕所得私，亦非王所可让者”为由否定了。这一时期，皇帝对怡贤亲王园寝的经营，和他对曾张逆案的“出奇料理”，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非标准化”明君清世宗在种种压力下的另类宣泄。

3.制度和文化背景——对于逾礼行为，臣下监督机制的失效化

    唐代，门下掌封驳之权；宋代，宰辅多起于谏院。程朱理学对君臣之道的强调，并没有导致宋代君权的恶性膨胀，因为一套逻辑自恰的文化体系，内部自有其制约极端化走向的机制。比如，中原地区的舆论代表儒家在强调“臣事君以忠”的同时，总不忘捎一句“君使臣以礼”[xliii]。而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尽管主奴观念横行，但元帝懒于料理庶务，臣子名虽卑，权却重。明朝是汉文化传统的“君臣思想”和草原民族传统的“主奴观念”合流的朝代，皇权，无论是在制度化层面，还是在伦理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当然，皇帝在行政机器内的权力，其强化总是相当有限的，因为气球在增大体积的同时，不免要面对密度下降、权力空泛化的事实，皇帝不是行政机器，他的阅历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得到了太多的权力，当他无法承担时，自然会以种种有名或无名的方式，将其分享给臣下。君主真正增强的，恰恰是傲视制度，破坏既定秩序的权力。实际在明代，台谏合一已经使得进谏成了一件不但不受特别保护反而容易招致祸端的差事，然而，由于汉族士大夫固有的对“道统”独立于“势统”的坚持，皇帝在肆意行事方面尤其是与礼制相关的时候，仍然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典型的，如明神宗欲换太子而不成。明世宗固然通过异常血腥的手段，获得了大礼议的胜利，然而，当他想让对他有救命之恩的继后孝烈方皇后升袝太庙的时候，仍然受到了重重阻碍，以至最终告寝。（明制，一帝配一后，继后、本生皆不得袝，祀之别殿）[xliv]到了清代，进谏似乎成了一件“归恶名于上”的“沽名钓誉”之事，激烈的进谏，不但可能使进谏者在肉体上遭到消灭，更在主流舆论上得不到太多支持。制度层面失去支持之后，心理层面也失去了优势。这比明代那种激烈冲突之后的对立与妥协，显然又有所“进步”。所谓九卿会议，更多的时候，成了帮皇帝的违背礼制行为寻找“典坟依据”的活字典。清代的等级性制度尽管有所加强，但皇帝破坏等级性秩序的能力，似乎也在同步提高。本文所述之园寝逾制，不过借此一例，管中窥豹。

七、墓葬制度与帝国秩序

死亡是件过于令人畏惧的事情，也因此，人们总是用异常严谨肃静的态度对待死亡。

在重视思辨的西方，产生了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理解和超越死亡为核心的基督教，在重视社会现实和人文伦理的华夏文明，丧与葬，则始终是儒家体系中与道德核心紧密相连的重要部分。

在人类学的传统理论中，丧葬的本质，是人类通过既定时间内的“举丧”和既定空间内的“墓葬”，将死亡限制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以逃避必然到来的死亡带给活人的恐惧感，获得心理上的解脱。也就是说，在另一个层面上讲，丧葬和衣、食、住、行一样，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只是后者的意义在物质层面，前者的意义在精神层面。

然而，如果说丧葬对人类的意义，仅仅在于摆脱心理压力这样简单，那就过于看低人类利用现有社会现象巩固社会结构的能力了。丧葬打从其产生的相当早期，就超越了单纯实用的范畴，成为了当时社会秩序的某种映射，比如红山文化密布山头的大型石冢群，比如仰韶文化的二次葬、子随母葬，比如等级君主制下的棺椁层数和鼎簋搭配。如果单就礼乐重器的组合来看，既然随葬有所谓“馐鼎”来供墓主人享用美食，那只能盛放白炖的列鼎，其实用价值，就已经远远小于其象征性的符号价值。

在帝国时代，舆服和墓葬，与薪酬-津贴（法定收入）、职位（法定权力）、班位（法定声望）一起，构成了调节等级秩序的重要政治资源。比如玉衣的种类，比如墓葬的室数，比如墓上建筑的设置和组合。墓葬的确是为死人而建，但它仍然为活人的世界承担着象征的支撑功能，是帝国秩序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提一下中国古代的“礼”，以及“礼制”。新文化秉承“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对传统等级制在生活层面的种种表征，未免诸多不满。然而，启蒙理性所笼罩的文明，仅仅是文明存在的一种形态，在前工业社会，“平等”并不具有在工业社会的那种道德上和社会结构上的优越地位。因为前工业社会并不是建立在数量庞大的简单单位彼此协调分工的“有机团结”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小而全”的家的秩序在各个层面上扩展放大的基础上的，这种“机械团结”，在符号暴力领域，必然比现代社会有更多的诉求，因为社会成员并不是被彼此的依赖有效的编织在一起的，他们需要各个层面不断强化的文化灌输，来明了秩序，塑造集体意识。比如三纲，比如修、齐、治、平的顺序，比如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亲疏等级。再比如，墓葬等级。

在这里，任何一个享受秩序的人，都有义务遵从这种秩序，没有人能跳出秩序之外，即使是最高权力者，也不能例外。要想改变秩序，就必须改变制度，而改变制度，又必须遵从政治发展与利益斗争的种种内在逻辑，否则，制度内的特例，除非是类似“三独坐”那样反映行政发展隐含前景的少数，其他的，都未免与“无度”、“越礼”挂上钩，在舆论上，或者史书上，留下不甚美的一笔。宋代的“祖宗之法”，其相当的部分，就是代表行政秩序的臣子，通过隐曲的方式，制约皇权越轨的一种尝试。而明代血腥残酷的“大礼议”，尽管其中某些部分在今人看来颇为“不值”，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财政和法律的改革。即使到了文字狱异常残酷，万马齐谙的清代，皇帝的逾制逾礼行为，仍然有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制约，那就是嗣皇帝的秋后算账。[xlv]

这也是为什么在古代中国，“振作有为”，总不如“从心所欲不逾矩”[xlvi]更受推崇。至于这种长时间的稳定秩序所积累下来的思想最终会给近代的中国带来多少无奈，这就并不是帝国秩序下的统治者、知识分子和民众有可能预料得到的了。

关于那个"绿瓦黄剪边"的传说一直让偶比较HC中,如果这样,还真是副皇帝的说逾制的多.比较怀疑真实性.

看来某四还真是花了不少银子.

那个华表,以前有介绍说是大龙小龙相互缠绕的,偶还想是不是象征龙子龙孙保佑大清基业来着.就没认真看是双龙的.如果是双龙,可能真如乐乐所言,某四和十三手足情深,齐心协力守护祖宗基业.只是小四看了心里能愉快吗?!

如果刻成一大堆大大小小的龙,小四也在里面了.唉,某四光顾自己心里顺畅,弘晈弘晓就惨了.

从十三园寝带来的瓦砾碎片还在我床底下放着呢，汗，准备去泰陵的时候连着土一起带给某的，但是一直也没有去。关于涞水怡亲王园寝的资料，张勇哥哥手里是最全的了，下次碰到他找他蹭点过来。他是为怡亲王园寝专门做评估的工程师。不过我是建筑白痴，和这位哥哥同行，他给我讲了很多建筑上的知识，可我都不明白的说。泪！

我脑子不好，而且QQ又不太好使，魔力记得提醒我问张勇哥哥要啊。

不过明清的建筑底下有台基，不太能看得出来屋顶的等级（如果没有可以根据散水看），我其实很希望去一趟，因为建筑规模只有看了基址才知道（还可以和西陵的其他东西对比对比），不过那个地方比较诡异，没有车的话会不会比较麻烦~~~~~~~另外，关于是两个焚帛亭还是一个我也弄不清楚，按基址看应该是两个规模一样的南北排列，但其中有一个可能是所谓“祭器亭”，另外，看咱们坛子上那个（清怡贤亲王园寝概况 录入by铁帽子王）说大殿后面还有建筑，可是其他的书都没说，也得去看看有没有基址，如果没有的话，很可能是一个焚帛亭，一个祭器亭，如果有的话，那后面的那个可能是祭器亭，前面的就是两个焚帛亭，还有，不知道地宫能不能进，因为可以对比着看地宫修建的规模和质量（质量比较重要，室数不太可能增加的说）。

其实建筑越不越制，不光瓦的颜色能看出来，屋顶的种类也很重要，可惜现在啥都没了，根本没法分析~~~~~~`而且，妃园寝的话，只有正殿是绿琉璃瓦，其他附属建筑，比如说朝房（妃园寝叫厢房）什么的，应该是筒瓦，亲王园寝应该差不多，如果十三的坟的各级建筑都能用绿琉璃瓦的话，那也是逾制，可惜咱们共产党的军队也不知道保护文物~~~~~~真是的，不过当时也没办法，活人毕竟比死人重要~~~~~

我写了这个东西以后，越来越觉得四四当年不用国库和内库的银子，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方便逾制，按制，亲王造坟给银五千两，造碑给三千两，一共才八千两，哪里够用啊！（当然其他人估计也不够用，如果想达到制度标准，自己家里肯定还得贴）昌西陵如此简陋，规模也小（看规制，看照片，估计未必比十三的这个坟大，我估计很可能还小），还花了四十多万两，十三的坟保守估计也得这个数（何况以四四挑剔的审美，恐怕还不止）。如果动用国库显然很不合适，不如就用潜邸的银子，用了多少，没人知道，也没人管得着，最合适不过。

另外关于那四个棺材，我觉得可能是兆佳他们的，但也拿不太准。西周以后的墓葬讲究夫妻敌体，夫妻应该并排葬，而且墓葬规模相似，像小四乾和孝仪的棺材，就差不多大（不是说除了孝仪都成了乱七八糟的骨头就都塞进小四乾的棺材里了，我看照片，那两个棺材差不多大，孝仪的棺材至少有小四乾的棺材七分之六这么大，光绪和隆裕的棺材好像一样大，当然，隆裕是民国葬的，但至少说明皇室的传统），而十三的那个坟里，不是说十三的棺材在中间，四周四个小棺材吗？很怪啊~~~~~如果说葬的是侧室，就算他三个侧妃全死在他前面，那也凑不够四个，随便什么妾庶往里放是很不讲礼貌的~~~~~~~总之搞不清~~~~~~~~

引用

不是说十三的棺材在中间，四周四个小棺材吗？

后来张勇哥哥又问了，不是这样的，地宫里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还有其他的棺材故作移阵。说是在十三的地宫附近，还有四个地宫，不过那个早也被人填平了。什么时候大家再去最好带着录音笔什么的，而且还得找懂得当地方言的，那里面有些老人家的话，我就听不懂，得用人翻译，汗～

桐桐姐姐，问几个问题：

1.宝顶周围月台上的栏杆，到底是什么柱头，是龙/凤柱头还是其他的柱头（比如狮子、莲花、石榴etc）？

2.享殿基址是长方形的，还是两个不同大小的长方形拼起来的？

3.咱们论坛上的那个铁帽子王的概述，说大殿后面有南北房各三间，有什么依据吗？姐姐去的时候看见大殿台基后面有建筑基址吗？

4.姐姐，宝顶被炸开了吗？那就是往下看能看到地宫了，如果地宫里面没有井，那就说明那个所谓悬棺是假的喽？我怀疑是因为附近水资源过于丰富，后世子孙发现地宫进水，为了防止棺材飘来飘去，而加的铁索

5.据有一个游记说，现存望柱一对，在平桥和偻佝桥之间，姐姐有看到吗？那个东西也逾制。帝陵有一对望柱，后陵没有望柱。

补充几点：

1.坟院（帝后陵叫宝城，其实是一个东西），周百丈，符合规定。亲王周百丈，郡王八十丈。

2.关于抱厦。小七的坟殿五间前有抱厦三间，估计十三的坟没有。十三的祠堂据说前有抱厦，不知道谁见过。

3.查了一篇东东，里面说小七的园寝花了一百多万两，但他那个因为有天子亲祭，配了行宫，可能那上面花钱多。

几点疑问：

按理说皇家的东西应该用黄顶，以前看过一些什么庙，整个庙都是黑瓦的，只有一个御制碑亭是黄顶的，但是，按理说亲郡王的碑文，名义上都是皇帝写的，但绝大多数都是绿琉璃顶，我见过记载的只有光绪爸爸是黄顶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没有注意……默，回来去问张勇哥哥。

另，都没有地宫了，只是一个大坑而已。地下建筑什么都没有了，所谓的悬棺是当地村民说的。

还有什么是望柱和抱厦呢，我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呢。我只知道那个一对望天吼被偷了，后来被追了回来，现在放在当地的村子，由村民看护呢。

汗，我都说了我是建筑白痴的说，我去QQ留言问问张勇哥哥好了。

地宫里的石头也不放过，难道都被拆光了？天啊！

只能推测石头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