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关于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事件的几个问题by邓锐龄

此文录入自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总第64期)

因为注释比较难以编辑，所以分成两贴发出，请读的时候注意一下。

关于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事件的几个问题

邓锐龄

[作者简介] 邓锐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101)

[摘要] 雍正初年雍正帝所云“西藏事总未妥协”,反映了他对西藏局势的忧虑。雍正四年清政府颁给康济鼐的印信,目的是“以重其事权”,但因康济鼐被杀,此印遂失去意义。阿尔布巴等是有意选择圣旨未到、二大臣未来之时,杀死了康济鼐。颇罗鼐奏折抵京时间,要晚于阿尔布巴等人的奏折约一个半月。《清世宗实录》中所记时间,不是奏折抵京的时间。

[关键词] 雍正;西藏;阿尔布巴事件

[中图分类号] K28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3)04-0042-04

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1727年8月5日),西藏拉萨发生噶伦康济鼐被同僚阿尔布巴等人谋杀事件,于此,汉文史料《清实录》、藏文史料《颇罗鼐传》皆有记述。然而前者为编年体,于一事始末,未能详叙,且于皇帝因应之谋虑,臣工执行之效果方面,有若干隐讳不书之处;后者备记事件经过,时日清楚,但前后史实多不记年月。近读新刊的档案材料,反复对比,始知在此一事件发生前后还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雍正帝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727年1月3日)在岳钟琪奏折上朱批,针对藏中阿尔布巴与隆布鼐等结党,康济鼐孤立,噶伦间不睦事态云:“朕想西藏之事,只觉不甚妥协”①。及至五年(1728)八月谕怡亲王云:“西藏事情从前料理,甚不妥协处,朕曾屡谕。”②约九十月间又在鄂尔泰奏折上批示云:“前一闻康济鼐被害之信,西藏事总未妥协”。③“妥协”,当时用语,意即稳当、稳妥。“未妥协”也即中央之决定及执行未能做到好处。按:雍正元年(1723)、二年,帝及二、三枢密重臣仅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密议西藏问题,出于防备准噶尔部再次袭藏的需要,帝意惟有重用康济鼐,令之继续领兵巡防藏北要隘,以故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二年(1721—1724),康济鼐经常巡边在外,很少有时间来拉萨。④雍正三年(1725)春,年羹尧以恃功骄恣,开始受到皇帝的谴责,四月初二日(1725年5月13日),濒解职时,犹顺从帝意,建议令康济鼐于拉萨、阿里两处行走,如去阿里,拉萨政务由阿尔布巴为首办理,得到批准。⑤自此以后,中央及地方各省要员都卷入揭发年羹尧罪状、重新审察年羹尧的政治措施之政潮,直到十一月中,年被械系至京,所以这一含糊两可的决定也许长期延搁未能下达,即使下达,更可能促成阿尔布巴等人巩固其领导全藏的地位,加之同年七月二十九日(1725年9月5日)周瑛、常保奉命自西藏撤军⑥,自兹以后将及一年,没有一员中央派遣的大臣和官兵在藏,此正是康济鼐与阿尔布巴在无人劝谕监督之下,争夺最高统治权力达到炽热的阶段。在此年中,康济鼐曾一度上奏,请求免去噶伦职务,此似是负气之举,⑦也应是感到众噶伦各行其是,难于指挥之故。其挚友噶伦颇罗鼐也向达赖喇嘛呈请辞职。直到十一月初一日(1725年12月5日)中央才同意继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的建议,明确西藏事务由“康济鼐总理,阿尔布巴协理,颁给敕谕,晓谕藏人,尽令遵奉二人约束”,并令鄂齐、班第赍旨拉萨传知。⑧鄂齐、班第因沿途有商议并履勘川藏划界等任务,迟至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726年7月21日)始抵拉萨,在藏时间不长,所传“总理”、“协理”之旨意,似未能为西藏上层所理解,众噶伦共同执政,佯尊康济鼐,实则已经各据一方,政出多门,积习难改。⑨且康济鼐、阿尔布巴双方也未尽满意,他们或欲实行以往的第巴制,⑩或欲由达赖喇嘛兼世俗政务,⑾这些认识又与中央历来的方针相抵触。⑿故鄂齐发现噶伦间严重不和,稍加劝解,即返报中央。此一形势颇使皇帝忧虑,认为处理西藏事务总未能妥善。

二、《清实录》雍正四年十二月甲申(1727年1月18日)条下记颁给“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康济鼐印”,不具此事首尾。按:以鄂齐奏疏及《颇罗鼐传》合观,知鄂齐返京前后就藏中形势提出若干建议,其中就有颁赐康济鼐印信以重其事权一项,⒀帝允后即将此印交给西藏来使崔尺达巴(tshul-khrims-thar-pa)和两名奉命入藏排难解纷的大臣马喇、僧格携去。⒁马喇、僧格行至中途,康济鼐已经被杀,故此印如在五年八月初一日(1727年9月15日)携至拉萨,已失去意义。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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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二)(以下简称《汇编》)[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74页。

②同上,第380页至381页,原谕无年月,今考定在雍正五年八月。

③同上,第394页。

④怡亲王允祥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奏折中引康济鼐上奏自述,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以下简称《全译》(下)[Z],安徽:黄山书社,1998年,第1254—1255页。又,汤池安译:《颇罗鼐传》[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

⑤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帝据岳钟琪奏,责问年羹尧为何仅以银万两赈济青海来归部落,是知于诸务未尝用心,此为帝索瘢求疵

之始。三月三日,年羹尧、鄂赖合奏请撤回驻藏官兵,并请令康济鼐驻扎西藏(按:此指拉萨),均见《清世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影印本。四月初二日,年羹尧、鄂赖奉旨再议康济鼐两地行走,并云阿尔布巴“为人尚可”,具折请旨,见《全译》(上),第1100页。四月十二日,调年羹尧补杭州将军。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Z],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册,第628页,松潘总兵周瑛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奏。又方周瑛、常保撤离拉萨之际,达赖喇嘛曾向常保提出,请朝廷派大臣一员前来,见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中追述,见《全译》(下)第1510页。此事值得深思。

⑦允祥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奏,见《全译》(下)第1254—1255页。鄂齐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奏,见《全译》(下)第1394页。《颇罗鼐传》汤译本,第256—257页。

⑧《清世宗实录》,雍正三年十一月乙未条。

⑨鄂齐等抵藏日期,据岳钟琪部下参将王刚(陪同鄂齐、班第入藏)的报告见《汇编》(二),第373页—374页。伯戴克(L.Petch)著,ChinaandTibetintheEarly18thCentury,p.105误作阴历七月。鄂齐在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的奏折(《全译》下第1393—1395页)叙述藏中政局较《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正月丁已条议政大臣奏中转引者更为详细。

⑩达赖喇嘛的父亲索诺木达尔札(bsod-names-dar-rgyas)在西藏与青海蒙古双方贵族姻戚网中的地位,见拙著:《年羹尧在雍正王朝初期(1723—1725)的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J],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他与隆布鼐、阿尔布巴关系密切,其干预藏中政务,早在雍正二年即为年羹尧察觉,曾上奏建议调他来京未准。鄂齐入藏再次表面上以己意劝他来京入觐,他称病恳辞。皇帝、岳钟琪皆认为此人“不好”。鄂尔泰更指出他是杀康济鼐的主谋。阿尔布巴等当然支持达赖家族掌政。

⑾马腊、僧格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密奏见《全译》下第387至391页,据达赖喇嘛口称:“去岁康济鼐要照旧谍巴(第巴)之例,求放他为谍巴,向阿尔布巴等说,再三来求。我说,从前蒙皇上谕旨,土伯特曾经放过汗并谍巴,毫无益处。若不启奏圣主,我不便擅放他为谍巴。”

⑿年羹尧在雍正元年正月二日密奏,曾倾向于在西藏设置一名由中央任免的第巴,其后又建议皇上谕令达赖喇嘛“照五世达赖办事”,皆没得到皇帝同意。

⒀鄂齐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奏折,《全译》下,第1393—1395页。

⒁《颇罗鼐传》,汤译本第278至279页,康济鼐已知崔尺达巴将带来“总理西藏事务印”(bod-khri-sgor-bcu-gsum-gyi-bya-ba-la-gtso-bor-dbang-bavi-tham-ga)。

⒂马腊等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奏,见《汇编》(二),第387页。又,鄂齐建议中还有将隆布奈、札尔鼐以噶伦原衔解任,“则阿尔布巴无人协助,自然势孤,无作乱之人矣”。(《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正月丁已条)马喇等到西藏后,即向达赖喇嘛宣布圣旨免去隆布奈、札尔鼐二人噶伦职务,见马喇等十月二十九日奏,《全译》(下),第1523—1524页,但此二人正在与颇罗鼐作战,故也无效果。伯戴克(L.petech)书第113页疑皇帝似未批准鄂齐之此建议,盖未注意《清世宗实录》中“均应如所请”一句。

三、阿尔布巴等杀死康济鼐的理由具载于其奏折,此折附在马喇、僧格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1727年10月14日)上奏之后①,然而先此马喇、僧格在拉萨口头上质问阿尔布巴为什么不将康济鼐罪状上奏皇帝,听候裁判而急于下手,阿尔布巴答以“路途遥远”②。八月十九日(1727年10月3日)岳钟琪在成都面询达赖喇嘛使者阿旺罗卜藏(?ngag-dbang-blo-bzang),回答也是“先得到大人进藏信,过后数日才杀(康济鼐)的”
   ③。这以前八月十五日(1727年9月29日)达赖喇嘛使人苍里(?mtshan-legs)到西宁,向驻西宁办事大臣达鼐报告康济鼐罪状,泄露了事件发生前,拉萨众人已知道二大臣即将莅藏。④而《颇罗鼐传》谓,康济鼐使者崔尺达巴在归途上先写信给康济鼐,通知朝廷厚加荣宠,将有两位大臣携印敕来藏颁予,阿尔布巴等闻知,乘圣旨未到、二大臣未来之时,聚众杀死康济鼐。⑤敌对双方在此一点上说法一致。依理,阿尔布巴本可候二大臣前来处置。可见“路途遥远”乃一遁词。

四、关于康济鼐死讯到达北京的时间,据档案得知,最早由青海西宁达鼐听自拉萨逃来的一名康济鼐手下人口述后,在雍正五年八月初四日(1727年9月18日)具折上奏, ⑥估计大约10天后,雍正帝才知道拉萨发生了事变,他立即决定乘此机会派军进藏迁移达赖喇嘛入内地(青海西宁),颁旨后,又犹豫翻悔,怕一出兵,众噶伦畏惧,携达赖喇嘛逃入准噶尔,大军徒得一空藏。继之,应在八月下旬(10月4日至14日)从青海达鼐处又送上达赖喇嘛使者苍里所携来的达赖喇嘛的奏折,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给达鼐的咨文,缕陈他们处死康济鼐的理由,皇帝感觉到达赖喇嘛措词温和恭顺,阿尔布巴并无叛逆的举动,所以九月七日(1727年10月21日)颁旨各省停止备兵。且答复达赖喇嘛不拟遣军入藏。⑦但《清实录》却在雍正五年七月癸酉(十九日,1727年9月4日)记颇罗鼐奏报康济鼐被害消息。据《颇罗鼐传》,此时(羊年七月十七日)颇罗鼐正在后藏萨噶誓师起兵,其所上奏书满文译本末尾正作七月十七日。⑧可见《实录》所记时日大致依颇罗鼐折尾署记的时日,不是其报告到达北京的时间。这一条记载易使人误认颇罗鼐先行报告于中央,如伯戴克说颇罗鼐的报告“非常迅速地在七月癸酉递到京师御前,其时距康济鼐的被谋杀还不到一个月”。⑨实则当时颇罗鼐处于劣势,交通阻断,其使者十人间关北上,在九月二十九日(1727年11月12日)抵达西宁,到十月初三日(1727年11月15日)达鼐才把他这一方的申诉包括书面奏折、呈文及口信记录等上报朝廷,等到这些材料到京,应在十月中旬(1727年11月22日到12月2日),已晚于达赖喇嘛、阿尔布巴的约一个月又半了。⑩皇帝既知颇罗鼐未被擒害,且策妄阿喇布坦暴卒,准噶尔无暇无力派军入藏,才又改变主意,第二次谕令各省备兵,并召岳钟琪十月二十五日(1727年12月7日)来京密议, ⑾决定在雍正六年(1728年)春出兵入藏。以上四个问题即(1)雍正帝所云西藏之事“甚不妥协”的意义;(2)清廷颁赐康济鼐总理藏事印信的缘起与结果;(3)阿尔布巴等选定杀害康济鼐的时机;(4)阿尔布巴与颇罗鼐双方奏折抵京的先后及清廷之反应,虽然具体且琐细,却都是阿尔布巴事件的因果链条上的环节。从大量有关的原始档案入手,研索对比,逐一理清,其结果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大段历史过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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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尔布巴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奏折,《全译》(下),第1509—1510页。

②马喇、僧格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密奏,见《全译》(下),第1507页,又见《汇编》(二),第388—389页。

③岳钟琪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奏折,见《汇编》(二),第384—386页。

④《颇罗鼐传》第525页,汤译本,第263页。参见注①。

⑤达鼐雍正五年八月十六日奏,见《全译》,(下),第1503—1504页。

⑥达鼐雍正五年八月初四日奏云,此逃亡者于六月二十三日夜闻康济鼐被杀讯,次日自纳克产地方(今西藏申札县北)逃出,八月初三日至西宁。

⑦怡亲王等于雍正五年八月奉上谕,谓“若只西藏目生事端,朕意亦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方久远之计。当发兵之时,别立名色,出其不意,将达赖喇嘛移至西宁,则西藏可永远无事矣”。见《汇编》(二),第380页。同年九月十五日岳钟琪奏折后朱批云:“达鼐一奏闻此事,朕甚密而未露,只与怡王、张廷玉、公鄂齐、富宁安密商。……次二日夜间,梦寐中似有使然,忽然得一主意:取藏,料彼未敢抗拒;若挟达赖喇嘛躲离藏地,或投谆噶儿,若取一空藏,则又甚难措置矣。一得此主见,则取藏务更当慎,不如暂安西藏人心,只得再看光景,所以又改谕,止出兵。谕达赖喇(嘛)之敕谕甚属妥协,译出汉文发来与卿看。此事朕意总尚未定,俟卿到京当面通盘筹画。三四月内总难用兵,便遣兵,亦不为迟……”见《汇编》(二),第393页。又,同年十一月十一日鄂尔泰折引十月中领到朱谕,谓“大概西藏为首数人皆是一气,大兵一进,彼若挟达赖喇嘛往谆噶儿,徒取空藏,取守难施。喇嘛一入策妄之手,则甚烦难矣。……所以又有止兵、不须备之旨。(按:《实录》载此旨于九月庚申条下)……而达赖喇嘛相继又有奏到,其辞甚恭顺,所以立意且不用讨罪矣。”见《汇编》(二),第394页。

⑧《颇罗鼐传》第562页,原文作木羊年,应是火羊年。汤译本已指出,见汉译本第282页。颇罗鼐的奏书汉译全文见《汇编》(二),第381—382页。

⑨His report……reached Peking in an amazingly short time , and was laid before the emperor on Kuei—yu/Ⅶ=Sep.4th,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k’an-c’en-nas’s murder. Petech书第118页。

⑩《全译》(下),第1520—1521页。据此奏折知颇罗鼐一方的使臣约在七月十九日离开后藏,九月二十九日至西宁,途中用了70天。又,据《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甲戍(二十四日)条,帝云:“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按:此处之西边应指宁夏言,如是,则自西宁速递奏折到北京,也应需时9—10天。但自拉萨驿递文书经四川抵京,最急需35天,这可以据道光二十一年(1841)驻藏大臣孟保拜发奏疏时间及他接到廷谕时间估算出来。所以,马喇、僧格在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发出的达赖喇嘛、阿尔布巴的报告,到达北京应在十月五日左右,必然较达鼐在八月十六日上奏所附他们的奏折抵京为迟。无论如何,阿尔布巴一方的控诉必在颇罗鼐一方的申诉之前递到朝廷。

⑾见台湾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9辑,第453—474页,岳钟琪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奏折。雍正五年十一月一日(1727年12月13日)派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禄带兵取途青海进藏(《清世宗实录》)。次年三月二十八日(1728年5月6日),查郎阿、迈禄、岳钟琪在西安奏上遵旨会拟到藏后将皇帝两次谕旨(先谕不用兵,上页注⑨)不同之处,向藏人解释开导的说词,皇帝批示云:“是当之极,此方合朕意矣。查郎阿到藏后,可照此议宣谕可也。”见同书第10辑,第162—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