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
清朝为了以较少的八旗兵丁有效控制全国，采取了“居重驭轻”，重点配置的政策。北京是统治的中心，也是八旗驻扎的主要地点，以后为了镇戍地方，将一部分旗兵陆续派往全国各地驻防，于是形成“禁旅”与“驻防”的区别。
禁旅八旗，又称京旗，分左右翼驻扎北京城内。左翼四旗，镶黄旗在城东北，驻安定门内，依次而南为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右翼四旗，正黄旗在城西北，驻德胜门内，依次而南为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城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京旗各佐领在行政上归本旗都统管辖，但在军事系统上，又按照兵种，将前锋、护军、马甲、步甲独立编营。其中，骁骑（马甲）营、护军营、步军（步甲）营均按旗分设，前锋营按左右翼分设。护军营与前锋营平时警卫宫禁，皇帝外出时扈从行营，是八旗兵的精锐。以后陆续增设虎枪营（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火器营（1691年，康熙三十年）、健锐营（1749年，乾隆十四年）、善扑营、神机营为特殊兵种。
清代禁旅八旗的兵额是保密的。顺治年间约有8万，乾隆年间为10万余人，清末增至12万余人。禁旅八旗以满洲八旗为主，遇有战事，派出作战，战毕撤归京师，为清朝基本的军事力量。
八旗驻防制度开始于顺治朝，发展于康、雍两朝，迄乾隆朝始告形成。顺治年间，各地驻防仅15000余人，康熙、雍正年间渐增至90000余人，清中叶达10万余人。从此，驻防八旗兵额大体与京旗持平，这种状况一直延至清末。
康熙至乾隆年间，八旗在东北的驻防地由15处增至44处，在各省驻防地由9处增至20处，乾隆年间在新疆新设8处。其中，配备在京畿和东北的兵力，约占驻防八旗总数的一半，而东北的驻防八旗又占畿辅地区以外驻防八旗的半数以上。东北并未配备绿旗汉兵，说明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自己的“发祥地”。相比之下，内地各省八旗驻防，一省不过1—3处。其中又以长江以北较多，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处未设驻防。内地军事戍守的任务，主要由60余万绿旗汉兵担任，八旗驻防起监视作用。八旗兵丁屯驻在全国70余处重要城镇和水陆冲要，根据需要各设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只设城守尉、防守尉为其统领，他们成为清朝控制全国的重要力量。
清世宗胤禛说过：“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驻防各地的兵丁，最初是从京旗各佐领派拨的，并由这些来自不同旗、佐的兵丁，在驻防地组成新的佐领。但他们的户籍，仍隶属原旗原佐领。所以在清初一段时间里，驻防旗人仍把北京作为他们的故乡。随着驻防制度的固定化，驻防旗人的户籍虽然仍隶属原旗都统衙门，与本佐领的关系却逐步削弱，并在驻防当地形成新的旗人群体。
八旗驻防制度的实施，使满族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分散在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瑷珲、西迄伊犁，最集中的地方则是北京城内外和畿辅。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确立起八旗常备兵制。
入关前满洲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实行的原是兵农合一的体制。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对兵丁拣选、兵种、俸饷逐一规定，形成一套完备的军事制度。
规定兵丁拣选之法。八旗的基层单位佐领是按人丁编设的，清代佐领丁额屡有变化。努尔哈齐定每牛录（佐领）壮丁300人，皇太极时改为200人，入关初沿用此制。康熙时满洲佐领总数增加，但每佐领的标准丁额却缩减为100人，乾、嘉年间又改为150人。其实，这些都只是官方字西上的规定，具体到每个佐领，由于在人员构成、隶属关系上存在种种差异（佐领有公中佐领、勋旧佐领、世袭佐领等差别），壮丁数额相差是很悬殊的。作为一个壮丁（俗称“汉子”）的标准未成定制，有时以身高1.6米为合格，有时以一定年龄为标准（如15岁、16岁、18岁等），但八旗壮丁每3年编审1次的制度则被严格遵守，合格者编入丁册。
从佐领壮丁中产生组成八旗军队的甲兵（俗称“披甲”）。拣选甲兵俱验以骑射，合格者入选，至60岁而免。没有被选充“披甲”的则称“余丁”。在统治阶级特别需要时，余丁也要服兵役。
各佐领兵丁名额都有明文。据康熙《大清会典》卷八一载：京旗满洲、蒙古佐领，设前锋2名，亲军2名，护军17名，拨什库（领催）6名，马兵（马甲，又称骁骑）40名，步兵拨什库（步军领催）2名，步兵（步甲，又称步军）18名，铁匠2名，共89名；汉军佐领，设拨什库4名，马兵30名，步兵拨什库2名，步兵12名，共48名。以后，各佐领兵额与所设兵种又有所调整。
建立兵饷制度。康熙朝定制：前锋、护军、领催，月饷4两，马兵3两，年饷米46斛（23石）；步兵领催月饷2两，步兵1两5钱，年饷米22斛（11石），出兵时另有行粮。这种待遇到乾隆年间基本保持了稳定。相比之下，驻防兵丁待遇低于京旗，马兵月饷2两，米2斗5升（合岁支米12.5斗），与绿旗马兵的饷米相差无几。兵额与兵饷大体确定以后，额兵成为吃粮当差的职业军人，未当兵的闲散余丁，则是无差无饷的旗下平民。当兵食粮成为满族人的主要职业，经济上形成对统治者严重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