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失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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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像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同年选翰林院庶吉士，1672年授翰林院编修，1686年任掌院学士，1694年提督顺天学政，1698年授直隶巡抚，1703年任礼部尚书，1705年升文渊阁大学士，名声显赫一时。他曾陷入官场之争，虽为官时有升降，但他能投康熙皇帝之所好，致力于学术研究，凡《周易》、音韵及朱子之学，皆有所好，曾奉旨编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提倡朱学，甚为得力。清初学术门户之争颇烈，如何在朱、王学说之间作出选择，以迎合时势之需，争论相当激烈。李光地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之下，实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赏识，以至于康熙有“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之叹。
1687年春，李光地疏乞终养，请假一年，临走前，康熙特意召见李光地，谈论历算，特别是关于西方天文学，这是康熙和李光地讨论西洋科学的首次记载：
（上）又问：“历法日月交蚀、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错，其原安在？”奏曰：“历法不能不差，……即今历极精，然稍久亦当必差，所以要随时修正。”上曰：“古人七政各为度数，所以难于推算。今西洋人打几个团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缩，这是他一点好处。”……上又问：“西洋历法果好么？”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几处明白晓畅，自汉以来历家所未发者。看来西洋人学甚荒唐，而谭历却精实切当，此乃本朝历数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祸乱，功德巍巍，臣不敢赞。即制度文为有两事，足跨前古。”上问：“何事？”奏曰：“历法其一也。又满州十二字头尽合古韵，得天地之元声，亦从来所未及。”
李光地为政之余，除研习朱子外，还对历算颇有爱好，与康熙的问对很有关系。1689年，梅文鼎到达北京，不久李光地就把他聘入馆中，以梅文鼎为师，网罗爱好历算的学生，形成了清初研究历算的集体，为康熙时代蒙养斋开馆、《律历渊源》的编纂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为什么对天文历算抱以如此大的热情，个中缘由，值得深思。让我们先考察李光地和梅文鼎在1689年前后的一些活动。
1670年李光地考中进士，后经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当时任掌院学士） 的推荐，得到重用。1686年，李光地升任掌院学士，这是通向大学士的重要职位。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五月，李光地却受到康熙批评，被调为通政使司通政使，实权有所下降。为弄清李光地降职之经过，有必要回顾在此前后康熙和李光地的一些活动。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李光地的调职，与1689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康熙二十八年，李光地扈从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观星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李光地曾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在观星台的活动：
己巳年（1689年），上南巡。……予随驾至南京，果见孝感（按：即熊赐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与语至黄昏始出。上问孝感：“李某学问何如？”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说，总是一味欺诈。”上曰：“闻得他晓得天文历法。”曰：“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不认得。”孝感才出，上便卒然上观星台。……既登，予与京江（按：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予云：“你识得星？”予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剿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甚么星？”答以参星。上云：“汝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底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即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在中国古代，老人星的出现，被视为“仁寿之征”，故李光地奏称“老人星见，天下太平”，想借此讨好康熙，而事实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老人星即船底α Car，亮度为-0.86等，也可说是负一等星，据推算，1689年其赤纬为-52。33'57'', 因南京的地理纬度为32。， 故当时老人星出地平最高为5。26' 03 ''，可以见到老人星；而北京的地理纬度约为40。，故老人星始终位于北京的地平线之下，不能观测到。上述对话中康熙说在闽广（即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见到，这反映他的天文常识仍不够深入。
李光地故居
上述这段君臣对话表示康熙对李光地已抱有戒心，康熙想从他人口中探听李光地的为人，而熊赐履当时正因母丧在南京守制，故向熊氏打听。熊赐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师，而竟在康熙皇帝面前中伤李光地，说明师徒之间已交恶极深。李光地和熊赐履之间的恩怨，《榕村语录续集》亦有记载，称：“孝感（按：指熊赐履）气概亦笼罩人，似不可遽窥其底里，后频造求见，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学），及见时又不说及学问，及问所疑，又不答所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熊赐履的不满。从中还可看出熊赐履和徐乾学关系非常密切。而徐乾学因向李光地递交陈梦雷的绝交书，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俩人也可能为此积怨。
康熙南巡时，适逢“天主堂远西天学士”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G. Gabiani, 1623-1694）在南京。洪若翰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作为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被派遣到中国，来华前即以擅长观测享誉法国，1688年2月到达北京后，曾受到康熙之接见，对洪若翰的成就，康熙已有所耳闻。在南京时，毕嘉和洪若翰还向康熙进献“方物、测量仪器”。
此次南巡，康熙所到之处，屡次召见传教士。据《熙朝定案》记载，康熙在到观星台观测星象之前，已经派侍卫赵昌向洪若翰、毕嘉打听能否在南京见到老人星，他们就有关天文问题作了解答。《熙朝定案》云：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由丹阳陆路至江宁。……廿七日，……侍卫赵又奉旨来堂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等语，毕、洪一一讲述。侍卫赵即飞马复旨矣。毕、洪因匆遽回答，恐难以详悉，至晚戌初时分，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另具一册，于二十八日早送入行宫。
以上记载说明，康熙对“老人星”确切位置所知不多，故有询于洪若翰等人。《圣祖实录》也提及康熙观测老人星之事，以及和李光地的问对，而只字未提洪若翰。更有甚者，据实录所记，康熙懂得“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完全颠倒了前因后果。《圣祖实录》云：
（二月）乙丑（二十七日）上幸观星台。……上又披小星图，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也？
康熙在谈论老人星以外，还和大臣谈到了其他天文现象，如“荧惑退舍”、“五星联珠”，以及觜、参在天空位置的先后问题。清初历法改革，耶稣会士改变了传统的觜、参先后问题，但这个问题遭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康熙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说明它仍然困扰着当时的许多学者。
康熙君临观星台，与李光地等人的问对，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康熙又借此对汉人进行批评。因此，观星台的君臣之对，康熙已有准备，不过是逢场作戏，并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康熙的这种性格，还有多种表现，在此暂不论列。显而易见，李光地等汉族大臣的答复难以使康熙满意，而李光地绘声绘色记录这次问对，可见他所受到的心理打击，绝非寻常。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认为：“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后，许多大臣都争向康熙献赋，以表祝贺，而李光地因没有进献，故康熙大为不满，于是将李光地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对李光地来说，打击亦复不小。
1676年，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1688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王之间，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朱学。
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当熊赐履在南京时，曾与毕嘉密切来往。1692年，康熙授意顾八代，发布了容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宽容诏”（edict of toleration），熊赐履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此诏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很大的保护作用，这也促使了一些文人（包括李光地）对西学的兴趣。（文/韩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