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恒枢，生于1917年7月22日，卒于1979年10月28日。他是在北京东单北极阁第二座怡亲王府出生的。他在那里渡过了童年，并且和金寄水一起读私塾十载，后来举家搬到了东四北小街怡亲王的第三座府邸。
我读初中的时候，只在他那件黑色礼服前襟内侧，发现过用绛红色丝线刺绣的“爱新觉罗•恒枢”字样。这件礼服是他在“满洲国”结婚时，溥仪出钱定做的。此外，我再没看见或听见他在任何场合使用过“爱新觉罗”姓氏。“爱新觉罗”大部分人改姓“金”了，如：金载涛、金载枢、俭慎之（溥俭）、金友之（溥仁）、金寄水等等。所以，他的学名叫金恒枢了，家人和族亲称呼他——恒枢。在与族外人的交往中，恒枢有意回避“爱新觉罗”姓氏，以尽量少人们关于“皇族”的联想。1945年他在《北平商业日报》当记者时，名片上印的是他的“号”——金伯英。1948年他与李明、岳子、张幸桥等人创建“北京民艺话剧团”时，为勉励自己克服各种困难，更名为——金克。金克之名，用至辞世。
第一章 末代皇帝的“御学生”
恒枢去“满洲国”给溥仪当“御学生”时，年仅十五岁。
爱新觉罗•毓嵣在《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一书第三十六页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九三二年八月，溥修从天津静圆派溥仪的原侍从福隆阿到北平找我们，并规定日期到前门车站集合。我们乘火车到塘沽，改轮船经大连，再换火车抵长春，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一行人有：马元通、毓英、晏光、庄王府溥绍之子毓惒 、怡亲王后代恒枢、载谰之子溥俭，加上我共有二十多人。”——这就是恒枢赴长春当“御学生”的具体时间和经过。
关于溥仪为什么培养“御学生”、“御学生”来自何方、“御学生”的生活情况怎样等诸多问题，溥仪《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毓嶦回忆录》等书已有详尽披露。笔者不另。
长期来，我一直困惑：先后共有“几批”皇室王孙远赴东北作了“御学生”？我相信，应当有个存档“大名单”。仅就以上《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的引文，“我们一行”而言，确切的数字是“共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作者在内，有名有姓的仅七人。那么，其余十多个呢？在许许多多有关回忆性文章中没能找见，包括《我的前半生》这样“权威”的纪实性文字，都用了“小固”、“小瑞”、“小秀”的化名。他们为什么不被提及，或者他们为什么不自己站出来也“回忆回忆”？起初我不明白，后来豁然了：凡涉及具体人的地方比较谨慎是对的。因为，你拿不准人家究竟愿不愿意“露脸”、吃不准人家同意不同意你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尤其“查祖宗三代”时期，你怎么知道不给人家惹祸、不影响他本人及其子女前途？愿意说的，能说的，早说了！
历史从来都是具体的。“御学生”恒枢有三件事值得一表 ——
一 “御学生”的结婚礼服
一九四零年秋，二十三岁的恒枢与十九岁的白淑慧经双方父母同意、溥仪“恩准”，在长春举行婚礼。其花消都是由“皇上”给报销的。
《爱新觉罗•毓嶦回忆录》第十九页和第二十页写道：“有的到了结婚的年龄，溥仪就叫北京的宗室给做媒找对象，还是找满族的人——旗人……结婚之后新媳妇自然要来到长春，陆续建立起小家庭，在离伪皇宫不远的地方找房子……学生的家庭生活费也都由溥仪供给，按宫廷语言叫‘皇上的恩典’。为了培养一批心腹奴才，花这点钱还是值得的”。“学生都有家了，有媳妇的每周可以回两次家”。
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从长春到天津再回北京，多次迁居，几经展转，恒枢一直把那件绣了名字的礼服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会提醒下，“御学生”的经历，确实给他的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少麻烦。说他只是“保留结婚纪念物”，失之绝对；说他纯粹“思念皇上，妄图复辟”，未免牵强。客观地讲，触摸到这件礼服，就触摸到了一段历史和亲历的生活。“结婚纪念”应占思维主导，但同时闪现几格“皇上身影”，也在所难免。要知道，人与物、情与景总是不能全然分开的。
一九六零年深秋的一天，恒枢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用刮脸刀片将礼服上的六个绣字全部刮掉，然后带着我到前门外珠市口委托收购部把它换了八元钱。
这件衣服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股强烈的樟脑味儿。恒枢每年都会很在意地把它高挂在屋里通风的地方，晾晾潮气、再换放一些卫生球。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它的文物价值！然而，恒枢没长后眼，象他的前辈一样不能免俗。设想，倘若能将自己的结婚礼服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然后，捐赠给博物馆做展品收藏，那应该是一件深受欢迎的善事。
二 同天举行的两个婚礼
我母亲白淑慧和我大姨母白淑静是同一天在长春举行结婚仪式的，我母亲上午，我大姨母下午。和毓嶦长辈说得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母亲不是满族旗人，而是蒙古族旗镶白旗人。自“后金”建立政权以来，一直有“满蒙一家”的说法做法，满蒙通婚的习俗可上溯几百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包括我那二伯父金熙年（金寄水胞弟），也娶了一位蒙古族妻子。
我家曾长期保存着他们结婚的大照片。两张婚照几乎完全相同：主婚人、证婚人、拉纱男孩女孩，以及他们的姿势、位置、穿着都完全一样，显然是按一套固定程式走下来的。男穿礼服女穿婚纱，已经够西化、够时髦了！听我外祖母讲，那时侯老辈人不大认可夫妻合影，须另有一张有长辈参加、并充当主婚人、证婚人的照片，才不被外人笑话。照片中间自然是站着新郎新娘。其它四个人分别是：男方主婚人载枢先生，带一副白框眼镜、西装革履、一脸严肃；女方主婚人白沛霖先生，长袍马褂、两撇胡子、手执拐杖，挺身站立；最后是拉纱的两个小孩子——其中的一个是我的四姨母白淑庄。
另一位新郎——金养田，某亲王后人，瘦高个、大眼睛、高颧骨，“护军军官”。每当我父亲他们几人谈起当时引人注目的“护军事件”时，我这位大姨父总是比比划划、情绪高涨。金养田回北京后两次更改姓名，先是叫齐养田，后叫耆养田。我大姨母一九四八年冬去世，留下了二女一子。耆养田再婚后，一直住在北新桥，他退休时的身份是北京第一机床厂高级技师。
两姐妹选择同一天结婚，令人疑窦丛生！按照“老理儿”，初婚安排上午，二婚才安排在下午。若分别选择两天上午，岂不宽宽裕裕，令大家都满意？殊不知，这其中有着深层次的难言之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东北的政局非常复杂！各种势力处于胶着状态：日伪军阀、土匪帮会、国民党、共产党等都在积极活动。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抗战热情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为维护它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断在强化着血腥统治。“满洲国”风雨飘摇，四面楚歌，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各方敏感的神经。兵荒马乱的年月，难以拿捏的政治风云之，众目睽睽之下去“满洲国”，既不安全，又会着惹许多烦恼：不仅有被国人骂为“勾结汉奸卖国”的危险，更害怕遭到日本入的要挟和暗算。两个“御学生”若在北京举行婚礼，有违“满洲国”规制，太不给皇上面子。另一方面，竟毕同宗同族，况且“吃着皇粮”、“沐浴皇恩”。因此，在长春结婚比较稳妥！
“老王爷”知难而退，装病不想去；另一位新郎的父亲“有事”，“实在不能去”。总而言之，男方的两位父亲都没能亲赴长春参加儿子的婚礼。至于王府女眷，向来没有抛头露面的规矩，即使当时社会已掀起过妇女解放运动，也远没眷顾到昔日“福晋们”头上。所以，两位新郎的额娘也不曾出席婚庆。但脸面还是必须顾及的！怎么办？所幸女方父亲白沛霖先生城府极深，办法奇多，他出面解决了一个个难题：他为两个新郎共同请了一位高辈份宗亲——载枢先生。载枢先生充当了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三位一体”的角色。如此这般，不仅暗合“姐儿俩嫁哥儿俩”双喜临门的喻意，也使家长人数成了一比一对等。载枢在北京当局任职，具体任什么职？时隔太久，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是当时族内族外都叫得响的人物。他能代表“老王爷”来长春，想必应当有相当的威望和社会地位。而白沛霖先生是清末“武状元”，民国前期，曾任“国大代表”、“国会议员”、“蒙藏院院长”等职。如此这般，总算“门当户对”稳住了大局。而到了长春更有新难题需要解决：皇上接见去不去？日本人要来允不允？记者涌来见不见？新闻曝光怎么办？……权衡利弊的结果就是有了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原则：低调来去，速办速归！
和可能出现的“危险”相比，上午下午结婚都是小事，两个婚礼安排在同一天举行不足为奇。而载枢和白沛霖两位“政要”，“公务缠身”来去匆匆，显然都是借口。
三 “护军事件”中的壮士和瑞福先生
和瑞福，旗人。具体什么旗？祖上哪个府？什么时候赴长春？怎样回北京的？当时我是小孩子，从来没问过。从姓氏看，离“爱新觉罗”较远。我能描绘的形象是：小圆脸、大眼睛、个子不高、稍微有点公鸭嗓。大大咧咧中，透着几分豪爽和干练。拉一手好京胡，茶余饭后经常是“架腿”“抄家伙”，朝我父亲一努嘴：“《叫关》，还是《射戟》” ？接着两个人一拉一唱，兴致勃勃地各得其所了。他和我父亲究竟谁年龄大，不知道。反正父亲的这些朋友，差不多都让我们晚辈叫伯父。
看得出来，他们从小在北京生活，却不一定认识，是“东北生活”把他们密切联系起来。而“护军事件”这个经常的话题，尤其使之津津乐道。
关于“护军”，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三百五十二页写道，“所谓护军，是我自己出钱养的队伍，它不同于归‘军政部’建制的‘禁卫军’。我当初建立它，不但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跟我当初送溥杰他们去日本学陆军的动机一样，想借此培养自己的军事骨干，为建立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做准备。我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全部都是按照军官标准训练的。负责管理护军的佟济煦早就告诉过我，关东军对这支队伍是不喜欢的”。
“护军事件”是指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即“七七事变”九天前，一部分护军到公园游玩，日本便衣军人有预谋地进行挑衅活动。就总体结局而言，当然是日本军方最终占了上风。但就全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环节来看却不尽然：关东军宪兵虽然逮捕了中方的事件参与者，但是和日本便衣交手过程中，护军并没吃亏。日本人放狼狗过来，我父亲和其他几个护军弟兄与之周旋险些被咬。但终因护军人多势众，使出辗转腾挪功夫，将日本狼狗合围聚歼，暴踢致死，腾出了更多的人手，继续与日本便衣军人打作一团。和瑞福趁乱抄起日方野餐用的大瓷碗，对准一个便衣的脑袋狠砸下去，那个人被“开了瓢”，哇哇乱叫，抱头鼠窜！从此，大家都知道护军里有个“敢把日本人开瓢”的和瑞福。尤其是日本人在中国称王称霸的年月，和瑞福的壮举，更显得英姿飒爽！
“和壮士”就是因为“殴打皇军”而被辞退的。回到北京后，曾在民国当局任崇文门火车站站长。一九五九年，北京民艺话剧团演出《清宫外史》时，和瑞福曾作为民乐队特约二胡伴奏员之一随团先在北京、后赴天津。后来他以“蹬三轮车”为业终其一生。他结婚不晚，却始终没有后代，一直居住在前门外鲜鱼口豆腐巷内的一间小平房，直到故去。
溥杰夫人嵯峨浩在北京友谊医院病故前，和瑞福的妻子曾与我母亲一起去探望过。
恒枢从“御学生”转入“护军”，被提升为“军士”，属“兵头将尾”的班长，相当于预备军官。因为“护军”人不多，编制有预留名额，排长实际管理的兵员数目还不及班长多。
一九四一年十月，恒枢的长女启辉出生。是年年底，恒枢请假回到了北京。没想到政局多变，就此结束了九年的“侍君”生活，无缘陪“皇上”去大栗子沟和苏联去过战俘生活。
